本論文主要選擇寫作於1946年至1978年正面描寫中共土地改革運動，且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導方針的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由於土改小說數量眾多，因此本論文將以長篇土改小說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尤其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風驟雨》兩部公認為土改小說扛鼎之作的作品，並參酌具有代表意義的短篇小說和少數溢出意識形態之外的異質性作品做為對比，一方面可比較出不同作家之間的審美差異，另一方面藉由這些異質文本及其寫作者的遭遇，看出文學話語如何在不斷改造與批判的過程中逐漸純潔化，直到合乎黨的要求。 第一章導論。說明主要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主要說明中共土改運動的文學、政治背景，藉由重新建構土改時期的時代環境，以便於和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文本分析互相對照。 第三章進入實際上的小說文本分析。以文本細讀的方式歸結出土改小說幾個重要的主題。首先探討土改小說中政治動員的功能，也就是號召農民「翻身」對於中國傳統鄉村倫理的衝擊。其次，聚焦於「階級」。最後一節則探討土改小說反封建的主題書寫。 第四章主要針對土改小說的人物形象進行探討。土改小說有著相當鮮明的政策指導色彩，在塑造人物上便是以階級理論為依據，以階級成分為標準來決定人物的品性的優劣和思想覺悟的高低，這樣的描寫手法表現在人物塑造上便是二元對立與類型化的特徵。本章將以土改小說中的地主、知識分子、農村幹部、農村群眾等人物形象為代表分別討論之。 第五章試圖歸納出中共土改小說主要的敘事特徵。中共土改小說既是特定的歷史時期，受到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影響之下的產物，其文本有著大致相仿的敘事脈絡，大抵可以歸納出鮮明的意識形態、線性的敘事時間與進化史觀，以及中共土改小說對於暴力情節的敘事策略等，並一一探討之。 第六章歸結上述各章的論述，總結全文，並指出中共土改小說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寫作原則，因此政治宣傳與教化的氣味濃厚，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實踐品，有著人物類型化、敘事單純化和歷史平面化的特徵。

經過了一個世紀。 成立於1987年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在台灣廣告中被看作一個異數。在廣告創意獎與業務量上，都有傲人的成績。過去，對於意識形態廣告的研究或則將之視為洪水猛獸，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或則以片面的廣告效果來看待，並未解答，究竟意識形態廣告是甚麼？包含了哪些元素？ 在此研究中，我選擇了四則中興百貨廣告與四則司迪麥口香糖的廣告，以分鏡表式的方式，進行文本分析。結果發現意識形態廣告具有幾個特質：（一）又繁複、又單純。意識形態廣告的複雜處在於各種執行要素的精緻，呈現豐富的視覺結果；但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廣告也奉行了最單純的廣告概念：一次把一件事講清楚，選定了一個概念，便以各種方式窮盡之。（二）又思考、又感覺。一般認為，意識形態廣告採用的是「感覺策略」，通篇無涉產品品質的描述；然而，邊緣執行面的諸多元素卻又包圍了中央，在最後以文字總結，提出的簡短的話語中，包藏著使人會進一步思索的概念。（三）又閃避、又直接。意識形態廣告通常在結尾處，才出現文案旁白為影片定調，之前好看的影像堆疊，產生了空隙，讓人們有解讀的空間，但也漸漸鋪陳一個通道。（四）又快、又慢。意識形態廣告藉由短秒數、與相對長秒數的鏡頭交換；穩定的攝影機位置、緩慢誇張的舞台劇肢體效果、適時的溶接矇騙鏡頭的轉變，合成了一種又快、又慢的韻律，把重複的片段畫面加以組合，增加了訊息的密度、但延緩了壓迫感。 當產品所要強調的特質並不具體，或具體的特質不適合推銷產品時，找到一個態度、議題類型、來替代產品，在廣告中與消費者對話，拿視覺、聽覺等執行元素來吸引消費者的注意，進一步吸引其思考、參與廣告運作，是「意識形態廣告」模式可以奏效的一個起點。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起點 第二節 有一家廣告公司叫做意識形態廣告公司 第三節 「意識形態廣告」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意識形態廣告相關文獻回顧 第二節 廣告創意策略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訪談 第二節 文本分析法 第四章 影片分析 第五章 分析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廣告內容 第二節 廣告形式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限制 第二節 回答研究問題 第三節 風格恐懼 第四節 研究建議 參考書目

本文以意識形態途徑，研究中共建國後毛澤東探索後革命時期理論與實踐 統一的過程。第一章導論，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章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 年中共內政外交情勢與毛澤東之態度；第三章論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 底一五計畫及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初期實踐經驗，置重點於工業化 產生的問題，農業合作化的超速完成，以及毛澤東在這些實踐經驗中的地 位及其反省；第四章論一九五六年以後蘇共二十大及波蘭、匈牙利事件如 何促使中共公開反省蘇聯模式，即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係」的過程及其 意義，並由此導出中共為另尋發展模式，必須借重本國 識精英，因此才 有由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寬鬆政策；但由於知識精英出發 點與毛澤東不同，終使雙百失控，導致反右鬥爭，使毛澤東帶領中共走向 極「左」思潮。綜觀建國後至一九五七年，中共及毛澤東所面對的客觀情 境，實為後革命時期的必然發展，包括城鄉分離、工農剪刀差危機、知識 精英與群眾對立等；毛澤東通過個人認知結構（本文以民族主義、民粹主 義、實踐性格及矛盾世界觀概括），企圖找出能指導後革命時期的理論， 但由於後革命時期客觀情境之本質，及毛本人認知框架之限制，終使毛走 上以革命手段企圖達成後革命任務的極「左」思潮。

本文源自近年來台灣討論各種「性」產業的相關討論，及主流社會、大眾傳播媒體對性工作者的各種評價性言論而來，啟發了筆者想探討，究竟對台灣社會而言，「性」是怎麼樣的一件事，台灣社會對於「性」的評價是否因為行為者的身分地位而有所差異。本研究係以馬克思對於意識形態的描述及評論，來探究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下，「性」究竟以何種面貌被看待，尤其在什麼勞動力及商品都可以被販賣的今天，獨獨「性」不可被販賣的理由是什麼？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可以合法地允許勞動力剝削，從生產線上的工人到服務業裡的店員、服務生，甚至是24小時的幫傭、看護，不管遭遇剝削的情形多嚴重，充其量只是雇主因此受罰，或給予勞工們適當的賠償，絕不會因為「剝削」而成為禁止該職業或商品的理由，然而，反對性交易或性工作者，便係以此做為反對的理由。但從上述各種職業的現況看來，剝削似乎不是禁止性交易的主要理由，因此，「性」究竟有什麼樣的個殊性，使得性交易被禁止，被認為是一種剝削呢？本文即以此問題意識出發，企圖透過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詮釋，找出該問題的蛛絲馬跡，以釐清性交易被禁止的真正原因。 本研究在第一章先較詳盡地介紹筆者的問題發想、問題意識，並說明何以用馬克思在意識形態上所講述的觀點討論性交易這個議題，並闡釋從何種角度連結性交易與馬克斯意識形態理論的關係，並說明本研究主要研究的範圍，係聚焦在台灣過去對於性交易的評斷與論述上。此外，本文係以馬克思對於意識形態的闡述與思考，來看待性交易的問題，檢視究竟前開論述是否符合馬克思所述的意識形態要件。第二章則提到意識形態一詞的起源及發展歷史，探討意識形態最早是如何被使用，及哲學家們在提到意識形態時，對其評價為何？接著再闡述馬克思係在何種脈絡下提到意識形態，並爬梳了解馬克思識如何建構意識形態在他學說中的地位與批判，又是如何看待意識形態在各種社會議題和思想討論上的地位。 第三章則回到台灣對於性交易的論述，因現況下台灣的性交易仍是非法，雖有合法化的討論，但主流論述多半反對之，因此筆者先回顧國內外反對性交易的理由，接著爬梳從台灣廢娼以來，針對不應該使性交易合法的理由又係那些，並初步分析這些理由背後代表著的究係是何種考量，藉此回歸思考到性或性工作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論述背後，究竟代表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本文第四章便順著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脈絡，從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去看待台灣在談論性交易時，是否對性有種特別的、神聖的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台灣的性工作者又是被何種角度看待，而在這樣的觀點下，是否存在著如馬克思所說的「拜物」特徵，使性被神秘化了。因此，在徹底剖析性被神秘化、神聖化的內涵後，要如何用唯物的觀點看待性，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 最後，本研究仍是希望性交易或其他相類的性工作，能以抽離意識形態後的態度來討論，即回歸雇傭勞動及一般服務業的角度觀之，從社會及經濟層面的唯物觀點來思考所有的勞動關係，在這個意義下，性工作及性交易也就能正常地看待它，最起碼以一般勞務工作的角度看待。誠然，不管非法或合法化底下，性工作或性交易都會有其問題存在，但去除掉性的神秘面紗後，性交易或其他性工作所產生的問題，就可以用一般正常的管制措施去規範它，如此一來性工作者的權益亦將得到保障，而非僅係用單純用意識形態的神秘面紗來反對性交易，使性工作者在現行娼嫖皆罰的制度下，只能更躲藏於黑暗之中，然而檯面下的問題卻始終層出不窮。

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本論文主要探討中共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對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爭論和 其所呈現的特色與影響,進而評估其發展趨勢.論文內容共分五章十一 節, 約十萬字,茲簡述內容如下:中共自推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就一直存 在領導階層對經改速度和幅度上的認知差距,因而他們就分離為互相對抗 的不同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改革派主張市場化的激進的改革取向.他們 認為中共目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以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之進行,才能挽 救中共政局和經濟的危機.而保守派雖然理解目前中共面臨的問題和經濟 改革開放政策推行的必要性.但其改革開放政策囿於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 因而其對改革開放的範圍和速度仍局限一定的範圍內,因而他們較強調四 項基本原則的堅持,以及改革與調整並行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改革派與保 守派由於這些基本觀點的差異和權力因素的考慮,以爭論政策和意識形態 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便成為口實,最終並進而爭奪對中共的主導權.對這些爭 論與鬥爭，有人認為是權力鬥爭,有人說為政策爭論或路線鬥爭.筆者在本 論文中主要論證與分析,以政策分歧和經改成效,以及社會形勢為出發點, 以自己權力的維持和擴大為核心,以意識形態解釋權和合法性的爭奪為主 要手段或工具的派系鬥爭.這種鬥爭可以說是改革派與保守派圍繞改革開 放政策不斷爭論或鬥爭所呈現的主要特徵.中共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 不斷的派系鬥爭,首先給中共帶來了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在改革與調整,放與 收之間搖擺不定,其意識形態在左與右之間反覆循環,其領導階層的人事變 動大起大落,其第二代指定接班人皆成為他們鬥爭的主要對象而下臺.這些 結果或影響頗為深遠,其中包括: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停滯不前,意識形態 危機和非意識形態化,以及中央組織結構的不穩定和權力繼承危機等.

俄國後現代主義雖接受大部分西方後現代主義的特質，然俄國後現代主義卻擁有異於西方後現代主義本質上的特點，包括俄國歷史發展由社會主義過渡到民主政體的獨特性，社會價值､意識形態實質上的危機，先前神話與意識形態的膨脹導致「真實」的消逝，以及蘇聯烏托邦的瓦解所帶來的「歷史終結」。所選四篇彼列文的短篇小說表現出特定的相似點:諷刺手法，「真實」的問題，文本互涉手法，對知識論的不信任，去意識形態化，哲學思維方法。本論文嘗試將當代受歡迎之彼列文的短篇小說中所蘊含的後現代特點系統化，並依據這些特點具體分析《透明世界》《維拉•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隱士與六指》《妮卡》這四篇短篇小說。彼列文以去神話化､去意識形態化､去象徵化､去隱喻化､悖論､雙關語､矛盾修辭法等文藝手法具體表達「諷刺敘述模式」。本文列舉並評論在短篇小說中文本互涉之引喻､玄秘情節，聖經､神話､社會的象徵意義，同時也分析研究文本片段之修辭､語言對比差異。

本研究旨在探究世貿展場中以showgirl為促銷策略的運作方式與細節，試圖解讀隱藏於showgirl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結構，從而對以性訴求為主要說服策略的商業與消費行為提出批判。 本文回顧歷年相關報導與研究發現，showgirl逐漸從過往單純的產品解說員變成訴求性感、分飾多角的3C展場焦點，乃隨廠商需求、消費習性與社會文化而變遷。而雖然性訴求策略仍難斷言其效果，訴求性感的showgirl活動仍被3C廠商普遍採用，並且呈現出刻板單一的性感女性形象。 為了深入剖析展場showgirl活動，本研究援用Saussure提出的毗鄰軸/系譜軸分析法，以及Barthes的意識形態分析，針對所收集之五個個案中十七個足以代表3C展場showgirl活動樣貌的事件，進行深入的解讀。研究發現，3C展場活動的敘事符號結構，重點其實就是以穿著暴露的showgirl來貫串整個敘事脈絡，一切的目的在以性感、性化、提供性想像的showgirl作為酬庸，換取男性消費者的駐足參與，從而將showgirl物化為感官消費的商品，以順利達成廠商的銷售目標。 據此，本研究對3C展場showgirl活動提出兩項批評：（一）廠商在缺乏仔細思考下挪用性訴求說服策略於3C展場，反而將真正重要的產品利益與消費者需求邊緣化；（二）以男性消費者為目標的性訴求策略，枉顧女性消費者權益，也枉顧不關注showgirl活動的男性消費者，並將所有男性視為同質性的群體，如此偏狹的性別認知及其所造成的消費者歧視，無論對兩性與社會，都是深刻的傷害。 /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and details of “showgirls as a marketing strategy” in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The goal is to interpret the ideology structure hidden behind the showgirl phenomena, and to criticize adopting “sex appeal” as a persuasion strategy of consumption. Relating news reports and researches point out that the role of showgirls alters from simple product narrator to eye-catching sexy babe in 3C mall, which results from the demand of suppliers, consumption habits and social culture. Though the effect of sex appeal has not been proved yet, sexy showgirl activities still prevail, while the showgirls are molded into the stereotype of sexy female image.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showgirl activities in World Trade Center, Saussure’s syntagm and paradigm and Barthes’ ideology analysis are applied to seventeen cases out of five core events that can sketch the showgirl incident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whole point of the 3C mall narrative structure is the half-naked showgirls, and the purpose is to present these sexy, sexual and sexually-imaginative showgirls as rewards for male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gaze. Showgirls are so objectified as products of sensuous consumption to achieve the sales-volume goal.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fers two criticisms regarding the showgirl activities in 3C malls: 1. the suppliers adopt sex appeal persuasion strategy without thorough considera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roduct benefits and consumer needs. 2. Aiming at the male consumers, the sex appeal strategy disregards the interactions of female consumers and also those male consumers who are not attracted by showgirls. Neglecting the variation of male consumers, such a narrow gender definition and the discrimination towards consumers does a serious damage to both sexes and the society.

基於福利國家源自於西方社會，及在該社會中歷經長期發展的經驗，臺灣過去在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時，往往欲借助於西方的「它山之石」。然而，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1970-80年代危機時期過後，福利國家開始面臨改革，但直至今天卻仍在嘗試與摸索中；再者，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非只有一種。換句話說，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存在著多樣性、不確定性甚至是爭議性。更重要的是，在諸多中西方社會條件的差異下，對我們而言，西方經驗還存在著不易親近的問題。這使得在借助西方經驗時，容易引發各種問題。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我們有必要發展自己的福利政治哲學，以作為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的指導方針。 藉由與西方福利意識形態的對話，本文將「福利國家」帶入了經國治術的問題設定中，改變了原先的意涵，使其從原先的「分配政治」轉化為「生命政治」；並同時賦予新的目標，使其從原先用以體現權利、平等正義等諸抽象理念，轉變為「增進一國人民的幸福、生命力量與活力」，也就是作為促進「國富民強」的策略。 在新目標的設定下，本文重新檢討西方福利意識形態與經國治術的限制；進而引入儒家政治哲學。藉由闡釋儒家德治觀念及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內涵，本文勾勒出儒家福利政治哲學，並同時建構出一套福利政治架構。最後，本文則進一步說明，雖然該福利政治架構源出於傳統，但在稍經調整後，同樣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以作為規劃社福總體政策的理論依據。

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非正式管道佔優勢的情況已有多年，近年來有線電視合法、日本影視產品開放，更使日本影視產品唾手可得。本論文擺脫傳統探討影視產品流通的自由流通典範、與媒介／文化帝國主義典範，將問題核心置放於台灣內部，以歷史為軸，研究影響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因素，描述並分析過去五十年來，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情況，在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本論文尤其注意台灣的「國家機器」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對於商業力量利用新科技媒體來散佈日本的商業影視產品，亦特別置語。本論文依主要流通之日本影視產品，及主要流通管道之不同，將戰後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歷史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戰後至台日斷交前，主要特徵為去日本化、反共與發行映演業的利益爭奪；第二期為台日斷交後至有線電視合法前，主要特徵為國家自主性的消退與日片雙元結構的浮現；第三期為有線電視合法後至一九九六年六月，主要特徵為財團興起、國家鬆手與去除日片管制。本論文提出的結論為過去五十年來國家機器扮演的角色隨時間而轉變；不同時期國家機器對日本影視產品的內容檢查規範也發生變化；國家機器過去的管制對台灣目前的日本影視產品市場發生影響。最後本論文並提出限於時間未能處理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