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關注「手機使用」與「青少女日常生活脈絡」交互作用之下，編織出的文化意義，企圖理解手機這項媒體科技，如何嵌入青少女受制的文化結構裡，甚至成為無形的武器，被青少女挪用來與成人所建立的結構抗衡。 本研究首先探索青少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挪用、與棄用手機的方式，並收集青少女手機內外的各種文本，進一步探究這些實踐與文本背後的動機與對青少女的意義，以找尋青少女在成人制定的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再以Lefebvre與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理論，探討青少女藉由手機使用，展現出的能動性與抵抗結構的意涵。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取向，使用深度訪談法，並現場記錄蒐集青少女手機實踐的相關實物文本，最後輔以受訪者的一週手機使用日誌，將此三類資料交互分析論證。 研究發現，手機一方面型塑青少女日常生活在結構中循環的秩序與過程，另一方面卻也成為青少女與結構相抗衡、擾動秩序的資源。青少女藉由手機的集體使用，在分享與認同中形成與結構抗衡的基礎，並發展出在限制中游擊的戰術。此外，青少女也經由手機的使用，自行定義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與場景，突破預先被結構設定的意義，讓詮釋、定義生活的權力，下放至青少女手中。 / Based on the theories about “everyday life” suggested by Lefebvre and de Certeau, this study aims at explicating how teenage girls appropriate mobile phone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Rather than disrupting the norms, teenage girls establish the full-time intimate community with their peer group by mobile practice to form a concealed, local “tactic” to undermine the adult-controlled structures that govern their lives. For teenage gir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phones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are not inherent in the device, but are determin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power relations in everyday life.

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非正式管道佔優勢的情況已有多年，近年來有線電視合法、日本影視產品開放，更使日本影視產品唾手可得。本論文擺脫傳統探討影視產品流通的自由流通典範、與媒介／文化帝國主義典範，將問題核心置放於台灣內部，以歷史為軸，研究影響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因素，描述並分析過去五十年來，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流通情況，在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本論文尤其注意台灣的「國家機器」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對於商業力量利用新科技媒體來散佈日本的商業影視產品，亦特別置語。本論文依主要流通之日本影視產品，及主要流通管道之不同，將戰後日本影視產品在台灣的歷史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戰後至台日斷交前，主要特徵為去日本化、反共與發行映演業的利益爭奪；第二期為台日斷交後至有線電視合法前，主要特徵為國家自主性的消退與日片雙元結構的浮現；第三期為有線電視合法後至一九九六年六月，主要特徵為財團興起、國家鬆手與去除日片管制。本論文提出的結論為過去五十年來國家機器扮演的角色隨時間而轉變；不同時期國家機器對日本影視產品的內容檢查規範也發生變化；國家機器過去的管制對台灣目前的日本影視產品市場發生影響。最後本論文並提出限於時間未能處理的面向。

1995年網際網路正式成為台灣社會的消費產品，以往則是侷限於學術領域的非營利使用；1996年以後，科技官僚與通訊和資訊業者履稱網際網路已成為「全民運動」。本研究的主題即分析網際網路作為一項新事物，諸種政治與經濟力量如何塑造其於台灣社會的發展過程。首先探討發展現況，指出網際網路因循傳播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現象，而且國家機器、通訊和資訊業資本連袂將公眾變賣為消費者。其次爬梳網際網路在台灣的變遷歷程，由於1970年代國家機器訂定資訊工業為策略工業，鋪造未來發展網際網路所需要的技術條件，以及國家機器主導科技政策協助經濟發展的局面；時至1996年，網際網路被國家機器扶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II）的主軸，用以謀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這期間國家機器不斷製造的高科技意識型態，經由重視通訊和資訊業廣告預算的傳播媒體再生產與銷售「全民運動」的假象與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