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人員考績議題向來為學術界、實務界所重視，現行公務人員不服考績結果之救濟，實務上均認為因考績評定具有「高度屬人性」，依「判斷餘地」之法理，原則上尊重機關長官考評之判斷，致考績再申訴案件審議結果偏重於程序，少有實質上之細膩審查。 本研究以公務人員不服考績結果提起再申訴案件為主題，類型化分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做出「撤銷」原考績評定及申訴函復之原因，從中探討我國考績制度在執行面的可能產生之不合法、瑕疵或其他違失，藉此觀察考績再申訴案件審議過程之採行角度，並透過此二研究面向的對話，檢討我國公務人員不服考績案件之救濟制度。 本研究發現保訓會辦理公務人員考績再申訴案件，審議過程多從形式合法性角度進行審查，少由實質合法性角度予以審究，即使實施陳述意見、派員調查，但此與考績審議結果是否撤銷，現階段未有明顯關聯，因此，陳述意見與派員調查擴大實施仍有必要性。換言之，考績評定過程與其救濟程序仍有檢討空間。 因此，本研究建議「需強化實質合法性審查」、「應擴大實施言詞陳述意見及派員調查」、「公開考績再申訴審議為撤銷決定案件之後續辦理情形」，以完善考績救濟程序，並兼顧實益。

冷戰結束之後，Francis Fukuyama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一篇文章，名為「歷史會有終結嗎？」。所謂「歷史的終結」，Fukuyama指的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事實上，在西方，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正在終結。而西方不同國家中，與經濟發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處水平和存在問題有關的意識形態衝突，仍將繼續存在。就是說，全球出現所謂「意識形態的空場」，而Fukuyama提出了 「意識形態終結論」，但這種「空場」很快的就被多極化的政治勢力所填充，成為多元文化思潮競逐的場域。「族別意識」和「區域意識」的空前覺醒和加速擴散，各民族國家越來越重視和守護「本民族的族別屬性」，捍衛自己的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 這個時候，Samuel P. Huntington也指出「文明衝突論」：在諸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和各政府不再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目標的歷史客體，而是與西方一起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和形構者。因此，以「民族特色」為口號的「第三世界批評」成為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合法化依據與必然策略，一方面張揚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抹平趨勢的最好藉口；另一方面由文化民族主義帶來的自給自足或尋找自我現代化路徑的口號成為加入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富吸引力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是說，隨著冷戰的突然結束，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這直接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使國際關係學者們重新思考世界事務中「文化」和「認同」的理論地位。 因此而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化時代，「文化」何去何從？更具體的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單一同質的「全球文化」不存在，「地方文化」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完全被侵蝕、或消滅，反倒呈現跨國文化與地方文化互相交流的情況。因此，歷史、文化與政經環境的「差異」便成了在「全球／本土連續」中必須要考量的課題。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裡，「本土」與「全球」的真實風貌如何？真是處於壁壘分明的態勢中嗎？我們不免要問：在可預期的未來，西方世界對其社會理路所進行的內在性轉化，是不是締造整體人類新文明的唯一（或至少最重要）動力？面臨著此一可能來臨的歷史轉捩點，非西方地區的「文化」到底可以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 在上面所述及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何去何從？就是說，中國從七○年代末以來的對外開放，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國際經濟接軌，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行列當中，而七、八○年代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之所以快速發展，中共要中國對外開放，就必須進一步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中共在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物質的同時，也要面對西方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這是所謂的西方和平演變。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文化與中共如何面對這樣的趨勢？「中國主體」／「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還有一個問題意識：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更不斷地強調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然而，在中共歷經了領導人的更迭、政策的變動乃至於東歐共黨國家與前蘇聯的瓦解衝擊之後，「社會主義」作為中共現今仍然堅持的官方意識形態，其內容究竟是何指？是否已經產生了變化？而我們要如何來瞭解這些變化的意義？ 基於上述之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指在透過對文化霸權、全球化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之說明，探討文化／意識形態／文化霸權和中共意識形態的關係，以及了解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文化思潮和社會意識形態之社會脈絡，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內涵、歷史演變，用以檢視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落入何種文化霸權的宰制或影響，進而從中分析中共意識形態、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間的深層關係，而指出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其中，「中國特色」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如果更進一步的釐清本論文所要論證其問題的目的，則會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中共意識形態面臨的困境，也是我想思考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說，「中國」／「中共」如何面對一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或者「文化霸權」？；第二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共意識形態屬性如何轉變？其與文化霸權又有何關係？本研究更進一步的提出些問題：中共已經是否由「文化霸權」為中心來建立其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是一個具有文化霸權屬性的呢？如果說「是」的話，他們理論內涵是甚麼呢？因此，在此探討文化霸權與中共意識形態之關係，而進一步的分析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內涵及其性質為何？；第三是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第四是「中國特色」不僅將是中共對內各項政策作為的辯護基礎，同時也將是以抗拒國際體系外來文明價值對其政權挑戰與威脅的重要精神資源。也就是，中共以「中國特色」作為形塑並延續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性手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即為嘗試解釋在中共政權的續存過程中，「中國特色」與中共「政權合法性」有何密切的關係？「中國主體」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過程中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 壹、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如何面對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八○年代與九○年代的中國文化思想，並不是兩個完全斷裂的年代，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而又複雜的譜系關聯。八○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則多傾向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轉向擁抱西方文化。到九○年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化，進入了全面擁抱全球化或與世界「全面接軌」的時代。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同步的，但是，在九○年代，知識界、文化界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西化、反西方主義思潮，或者稱為新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果說八○年代是「西學」擴張的時代，那麼到了九○年代則是「國學」復興的時代。 九○年代的中國也有後殖民狀態，就是說，九○年代的中國社會帶有後殖民主義語境的「反西方的文化霸權」，也是由官方 / 精英知識份子 / 民眾一起建立「另一種文化霸權」。在九○年代，中國是以一種「既抗拒又接受」的方式來看待西方的文化。更進一步說，九○年代的中國語境，一方面在批評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普遍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時候，訴之於西方後學的「反本質主義」；另一方面又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族性／身份觀念與華夏中心主義情結，試圖尋回一種本真而絕對的中國身份，即是「中華性」。也就是說，這種在九○年代的後殖民主義批評，悖論式地持有另一種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念與族裔觀念，把中國的民族文化與所謂的「本土經驗」實體化、絕對化，試圖尋回一種本真的、絕對的、不變的「中華性」，並把它與「西方現代性」對舉，構成一種新的二元對立。 在九○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爭論中，後殖民主義帶有一種「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語境。後殖民主義的重點，是由「反文化霸權」轉變為以之為論述工具去在全球化的論述格局中「為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的殖民現代性被運用為「自我東方主義」的文化邏輯，形塑出一種將「自身」本質化、將「他者」他者化的。八○、九○年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的完成並非僅僅是「官方意識形態」策略使然，更重要的是，一次由菁英知識份子所參與的成功的「話語實踐」，一次有民眾由衷參與的「另一種文化霸權」的建立。 貳、中共如何面對西方的文化霸權／全球化？ 在當代中國，中共批判西方文化霸權的時候，也就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容易落入由中國在文化的差異性上去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本質主義，就是說，他們強調由自身「本土性」去批判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標準。他們在批判時，所用的仍是區隔「你」、「我」或是「我」、「他」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且是更加「嚴格」的區分出來。在根本上將「中國」與「西方」區隔開來，將「我者」與「他者」的地位做了明確的界定。更具體的說，中共在面對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就是通過以「民族主義」為訴求來抗拒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帶來的和平演變，強調中國相對於西方的獨立自主性，並由此建構出一套屬於中國人民的集體認同和主體意識。這一直是中共在形塑「自我東方化」、「自我中國化」時的重要工具，藉由強力區隔西方／非西方或東方的分野，更加確立了中國內部的凝聚力量。 參、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核心有所轉變。 九○年的中國就形成一種「官方」與「民間」都有所反應／認知的情勢，使得中國在九○年代不管是社會思潮的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都呈現出一種「中國主體」的意涵。這與過去的「社會主義主體」是不同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在鄧小平時代開始由「社會主義核心」向「中國主體核心」過渡，而這種情形在九○年代更是明顯。換言之，九○年代的中國社會是由「親西方」向「反西方」轉換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的「純粹」與「實踐」面向結構位置的徹底改變，而會引起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意識到自身的被後殖民化而導致「中國主體意識」的覺醒。也就是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意識形態。而這正是一種意識形態由「西方中心」向「東方／中國中心」過渡的表現。「中國主體」取代馬列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最核心，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建構不必／不能再以馬列主義來當作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它必須回歸到中國主體上來作建構，「三個代表」就是最佳代表。之所以會發展成一種在全球化／本土化的矛盾中重新建構以中國主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不只是標誌江澤民自身意識形態主體的建構完成，其實更大的意義也正是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主體的建構完成。 肆、中共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何關係？ 對中國的政治來說，中共意識形態上轉變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內容上，而是在其轉化方式上。目前中共對於「三個代表」中所述及的「先進的文化代表」是否已建構起支撐其進行統治的「文化霸權」之實質內容，「三個代表」所具備的「與時俱進」的創意，是用了比「意識形態」更有力的「文化霸權」，它不是單單依靠「階級權力」強加於人，而是在社會中，從社會關係交織成的動態的權力中「有機地」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及接受私營企業主等新興階層的入黨等主張，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結構逐漸向社會的既得利益者靠攏。因此，「三個代表」重新定義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共由一個階級政黨，轉變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打破了中共的階級屬性。此後，中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屬性將大為降低，而成為一個包容所有菁英群體的「全民政黨」或「執政黨」。簡言之，「三個代表」的本質就是「文化霸權」的實踐。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製造「文化霸權」的核心社會過程之一。 伍、辯證統一性的中共意識形態 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向來具有其「兩面性」（dualities）的特質，就是指向來存在於中共意識形態裡所具有的爭論性特點，如理論／實際、純粹／實踐、「左」／「右」、市場／計畫、保守／改革等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解釋空間。而此種「兩面性」的特點即根源於其官方意識形態信仰體系內涵的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上呈現出來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辯證統一性」的發展，生產力現實與社會主義理想的辯證、社會多元思想與共產黨領導的意識形態之辯證、中國特色的本土意識與世界體系的全球意識的辯證。同時要面對的是政治範疇／經濟範疇、黨的思想／社會思想的辯證、東方思想主體／西方思想主體的辯證發展，換言之，是一種我者／他者、中國的／西方的、本土化／全球化的兼顧現實／理念間的辯證發展。簡言之，中國現在面臨的既有眾多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普遍性」問題，也有自身「獨特性」的問題。 在中共意識形態重建中，中共藉由「有中國特色」一詞重新強調中國主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而這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對西方中心價值／東方主義建構的抗拒，同時強調中國自身在國內社會、國際舞台上相對於西方的主體能動性。中共將「傳統文化」與「西方價值」一起中國化，一方面在堅持中國特性展現出自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並由此解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中共藉由這個中國化與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告訴中國人民，全球化不是西方人的專利，中國人也有權參與；全球化不該再是西方的全球化，而應該是中國的全球化。 當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所凸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其實是處於一個尚待發展而仍未完善的階段。然而，正是因為這樣，它同時具有兩項特質：一個是主體性的思維特質；另一個則是開放性的體系特質。而這兩者則是共同建構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在未來朝向「文化霸權」發展的可能路向，使其得以一方面運用「中國特色」來詮釋其「社會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其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來鞏固「中國特色」所需要的主體價值。如此一來，中共的合法性與權威，就可以在「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雙重論證與文化霸權路向的發展過程中，開始尋找鞏固政權的生機。更進一步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框架的確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它不僅要能解決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衰退危機，更要建構出主導未來發展的思維準據。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能維護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更要回應當今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化的優勢挑戰。也就是說，中共嘗試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維形式與中共政權統治的權威力量來建構一個具有特定規範指涉意涵的「新的文化霸權」論述體系。 最後，本論文認為，在整個世界朝向全球化的脈絡發展之時，中共追求經濟上的成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做的努力，也必須跟上世界潮流。隨著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意識形態的體系化之建構完成，伴隨著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出現，一個兼具有「主體」特質與開放意義的價值體系和實踐經驗，將從抵禦外來文化的消極應對方式轉向，而進一步積極地與世界其他不同的文明展開互動，並在一個相互滲透與相互規範的權力場域，進行跨國域的文化霸權競逐。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政策與實施，已經鞏固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合法性基礎。而達賴自從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以後，就對西藏「經濟」和「法制」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基本上已經沒有條件與當權的中共競爭。而在「傳統」權威的建立這部分，中共自一九六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後，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西藏傳統「政教合一」的制度，並粉碎了前者的社會經濟基礎－－農奴制度，在政治形式上實行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說，中共企圖以社會主義模式的「新傳統」，強力取代政教合一制的「舊傳統」。但中共欲在西藏建立「傳統」型正當性的目標，至多只完成了表面部分。而文革時期中共對西藏宗教的破壞，加上改革開放時期搖擺在「既聯合、又鬥爭」的宗教策略，所引起的反彈與不滿，反過來削弱了中共在「經濟」和「法制」上的正當性。就「卡里斯瑪」的合法性想看，十四世達賴喇嘛頂著「天上太陽月亮一地上達賴班禪」的宗教光環，雖然流亡到印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他在藏人的心目中，卻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卡理斯瑪」魅力，顯然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重建對西藏統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戰者。

政治學中討論「權力」的著作是彼彼皆是，但是討論「支持」的文章卻為數有限，其 實，它們本是一種現象的兩面，前者乃由在位者的眼光觀察，後者是以人民的立場出 發。本文命名「政治合法性之分析」，主要是研究政治支持中的「定向支持」，不但 擷取了古往今來各家各派的意見，並在適當地點加註一些個人的看法。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古典的研究。敘述兩種早期的研究法，一為法律研究法，一為哲學研究法。 第三章政治合法性的涵義。先將政治合法性與「政治認同」和「統治權」二名詞作一 區分，再給它下一個界說。 第四章政治合法性的目標和種類。政治合法性有二目標，即統治典則和統治者；政治 合法性有三種類，即意理式、制度式、人物式。 第五章政治合法性的理論。介紹韋伯費里羅和伊士頓三位學者的理論。 第六章政治合法性的危機，政治現代化造成各地區政治合法性普遍的危機。 第七章結論。

在西方的政治發展研究中，呈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所造成的「認同危機」被認為是政治體系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然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殖民地相繼成立新興民族國家，認同危機已經不只是面對發展主義模式中的傳統╱現代的掙扎問題，而是更進一步地擴展到殖民關係對國家認同構成的影響，當時代進入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認同危機更進一步擴展到文化侵略的後殖民問題。台灣處在多重殖民的歷史中，認同問題在八０年代解嚴以後成為一新興的社會思潮，過去「中國人」鐵板一塊的國家認同之板塊逐漸轉變為「台灣人」以及其他分歧的認同，本文嘗試用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以國家能力的轉變作為解釋國家認同變遷的切入點，希望能提供另一扇研究與解釋台灣認同問題的窗口。本論文擬透過歷史研究、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問題探討，章節架構分為下述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介紹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的學說與指標；第二部分計畫從國際因素、財政經濟因素與制度調控因素作為探討台灣國家能力之指標，說明國家能力指標如何影響台灣國家認同；第三部分為說明台灣的國家能力在國家認同變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預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學術上將西方的理論嘗試用來解釋台灣的情勢外，還希望能提供台灣的社會、國家與企業一個重新看待台灣國家認同變遷的新情勢與其原因。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Identity Crisis”, a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thought on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hould be solved. However, the trend of national-state establishment after W.W.Ⅱ has made “Identity Crisis” not only a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confusion over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process of omnipresent influence exercising by the preoccupied-country on the colony, in a larger sense. Moreover, when globalization proceeds, “Identity Crisis” is spread again into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indicated by culture-invasi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multi-colonial, so the identity issue has become a new social thought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ended in 1980s’. The Chinese identity, which was thought a monolithic bloc in the past, now switches into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others.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use the neo-statism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identity in Taiwan in a hope to provide another window to the studies on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This dissertation, which aims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by history review, data collection and statistics,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and indexes of state capacity influenc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second is to use three indexes,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factors of system-control, to show how state capacity influenc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The last part is to elaborat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capacity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identity transition.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hopes to apply western theories to Taiwan’s situation, but also hopes to provide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a view on developments and reasons of the chang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公平而競爭的選舉，對於民主國家的重要性，其對於一個開放社會而言，任何僵化的意識型態皆是極權統治的象徵，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本章藉學者卡爾、巴柏之筆，首先點出一個多元化民主化的社會，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 　　第二章「理論與實際」則企圖利用立法程序的過程面和民主化理論的動態面為經緯，鋪陳我國選舉政策之變遷情形，為力求明確清晰，政策之本體係以選罷法諸條文之規定為代表，立法程序之變遷係反應以國會結構之調整，而時空環境之變化則以民主化理論中的不斷舉行之選舉為最佳的個案。 　　第三章「我國選舉政策合法化過程分析」，則詳細說明歷次選罷法之修正情形，主要分成在行政機關的部分和立法機關的階段，環環相扣，但兩機關對於政策之主導權限則互有消長之情形，而黨政關係自解嚴與開放黨禁之後，其對於公共政策之影響，也產生了相當程度之變化。 　　第四章「我國選舉政策重要內容分析」，其內容在於說明我國選舉政策之諸多規範要項，為求分析之便，部分選罷法條文之說明係採用各國制度比較之方式，或特別註引其是某一次重要修正時之產物，或是因為曾經產生重大爭議事件，以突顯政策內容之特殊性。 　　第五章「結論」。依研究之發現，可以論證我國選舉活動舉行之頻繁和我國政治發展之過程有相當密切之關係，而選舉政策之變遷，亦與時推移的對我國之民主發展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

傳統中國的道統與「正統」思想，是統治者建構其政治正當性的有力理之一。而「憲政主義」則是當代全球化的政治合法性的根由。本文旨在以此兩項「典範性」的理論來檢視蔣中正政治思想的落點。 中國歷史自春秋時代以降，就不只是史實程事件的描述而已，而是一種價值判斷，其標準簡要而言，可歸納為：取天下以「正」－亦即「德治政治」及「統」天下於一，亦即追求政治的大一統兩大要旨。而當代憲政主義則強調法治主義（rule of law）、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以及權責分明與保障人權等為要旨，本文即以此理論內涵檢視蔣先生思想的特色。 蔣先生主政期間，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教育、訓練與社會運動來強化其「德治政治」的理想。對付北洋軍閥、中國共產黨以及日本帝國主義亦持「先德後力」的三民主義「新道統」理念以貫徹其「有道」伐「無道」的「正統」思想。其次，蔣先生在訓政階段、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大會制憲代表大會等等「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中如何堅持與妥協其憲政主義的理念。總之，正統與憲政主義的落實與否影響蔣先生革命與建國事業的興衰成敗至巨。 最後筆者提出五組後設理論（Metatheory）以說明正統與憲政主義的一些重要後設基礎所在。 正統 1.性善說 2.道德內在超越 3.集體主義 4.臣屬差序性(sub-ordination) 5.文化性的天下觀 憲政主義 1.性惡說 2.法治外在超越 3.個體主義 4.參與對等性(co-ordination) 5.政治性的國家觀 以此檢證蔣先生的政治思想，無疑的是偏向光譜上正統的一端。此亦說明了蔣先生轉化統治合法性為憲政主義的內在困境之因素。當然傳統儒生、地主、官僚一體系超穩定結構的式微等時代性因素，亦使蔣先生援引正統思想產生外在困境。五組後設理有其互斥的一面，但從深層結構加以審視，則又有相濡相攝的互補作用，蔣先生也注意到當中的差異性及關聯性，但未能有系統性的發揮，致使其統治合法性產生了轉化的困難。 蔣先生政治思想主要以「正統」論，做為解決其對內與對外的政治難題，亦以此證成與辯明（justify）其統治正當性之基礎，同時亦可說這理論所欲建構的大一統的「四維八德」的王道政治是其理想的政治藍圖。 / Chinese conventional orthodoxy of teachings or precepts and its ideas are the powerful of a Chinese ruler establishing his governing legitimacy. The constitutionalism is the basis of the governing legality globalized in the present ag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view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is two types of theories. Chinese history after the Epoch of Spring and Autumn was added a judgement of value as well as described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facts and events. The standard of the judgement is briefly classified to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of China with righteous course”, that is, Virtuocracy government, and “unifying the whole country”, that is, the pursui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olity. The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present age is a king of principle focusing on the rule of law,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the defini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etc.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ang Kai-Shek’s reign, he might strengthen his ideal benevolent government through education, train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ugh he faced the northern warlords, China Communist party and Japanese imperialis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had insisted on treating them with the courtesy before the use of force, a new idea of orthodoxy of teachings or precepts in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o carry out the orthodox idea of taking the country with righteous course stead of unrighteous course. Second, in the political tutelage stage, how Chiang Kai-Shek insisted or conceded to his constitutional ideas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ment”, an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olitical negotiation conference and national Assembl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 However, whether the orthodox ideology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m were realized or not had tremendously affected Chiang Kai-Shek’s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business. Finally, five meta theories are proposed for supportingthe importance of the meta fundamental of the orthodox ideology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 Orthodox Ideology 1.The the that men are born good 2.Intrinsic transcendence beyond morality 3.Collectivism 4.Sub-ordination 5.Cultural world view Constitutionalism 1.The theory that men are born evil 2.Extrinsic transcendence beyond law 3.Individualism 4.Co-ordination 5.Political nation view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thought tends to the side of the orthodox ideas after verifying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thought by such five meta theories. The result has also indicated the factors of Chiang Kai-Shek’s intrinsic difficulty in transforming the governing legality to 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ang Kai-Shek’s social system with super steady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conventional Confucianists, landlords and bureaucrats. This five meta theories may have the section of repulsion among them, but when examining them deeply, you will find they also have a supplementary action among them. Although Chiang Kai-Shek had noticed such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ivity among them, he failed to find an useful method to transform the governing legality to constitutionalism successfully so that he got in into extreme difficulty.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thought is based on the orthodox theory that supported him to solve the tough problems in politics in internal or external. Depending on this, it has verified and justified the governing legitimacy, and further indicated that unifying and governing the whole country of China with the enlightened reign of righteousness including the four ethical principles and eight cardinal virtues is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ideal and hope.

另案監聽的證據能力在最高法院有兩派見解，一是基於另案扣押之法理，認為只要是合法監聽取得之資訊均有證據能力。另外一派見解則與德國實務、學說相同，係採列舉重罪、關聯性原則之標準認定有無證據能力。另案監聽之證據能力於我國法之發展與德國法類似，德國自1972年開始討論所謂「偶然發現」可否作為證據使用，直到1992年才終於立法規範。本論文之主軸乃介紹德國法上「偶然發現」之發展及其法理基礎，期能作為我國討論另案監聽證據能力時之參考依據。

本論文將研究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上任不到幾個月以來，並在中國共產黨不斷承諾要改善國家法治的情況下，中國為何在國家電視台上開始播出犯罪嫌疑人的電視認罪。這些電視認罪的播出引起了來自海外的廣泛譴責，從某種程度上在國內也受到了批評，因為電視認罪的播出被視為國家非法壓迫人的手段，並被認為是在重演當年毛澤東時代不公正的批判鬥爭行為。本論文是第一項對這種新侵權行為的系統研究，並試圖填補該研究領域的空白。本作者通過採訪在電視上曾經認罪過的人發現許多電視認罪是有“表演”色彩，往往犯罪嫌疑人被迫“背台詞”、穿著特定的服裝、在攝像頭面前“演戲”等。這表明國家在利用電視認罪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作者對90個2013年至2016年之間播出的電視認罪進行了分析並發現認罪者當局故意讓嫌疑人感到恥辱來強調他們有罪，使用嫌疑人認罪時所使用的話來牽連他人或貶低他人，以支持中共的這種行為並對於來自國外批評的聲音做出回應。本論文借用François Bourricaud （1987年）對合法性的概念作為一種活躍的合法化進程以表明中國新的電視認罪行為不只是簡單的進行壓迫的工具，而更多是一種強制性推動共產黨合法性的戲劇表演。 / This study asks why China started broadcasting confessions of suspect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in 2013, just months after the accession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desp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s) repeated promises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rule of law. The broadcasts have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oversea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home, for being illegal, another example of state repression, and resembling the unjust public struggle sessions of the Mao er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fill a gap in scholarship and provide the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this new and understudied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ose who had confessed on television revealed that many are “show” confessions, where the suspect is made to memorise “lines,” get in “costume,” and “act” in front of the camera,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produced” for a specific purpose. In addition, an analysis of 90 confessions aired between 2013 and 2016 revealed that deliberate efforts were made to shame the confessor, emphasize their guilt, and use the words of their confession to incriminate and denigrate others, promote support for the CCP and its actions and respond to outside criticism. Borrowing François Bourricaud’s (1987) concept of legitimacy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China’s new televised confessions can be seen as much more than simply another tool of repression, rather they are acts of forced theatre aimed at furthering CCP legiti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