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研究在分析1994年至2004年之間不同省籍民眾國家認同的持續與變遷。國家認同是這幾年來受到相當多關注的議題，對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看法。而「省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人群分類方式，省籍區分的產生是因為台灣獨特的歷史背景所造成，並延續至今。所以本研究期望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並且分析在這十年之間國家認同的變遷。 本研究發現：一、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外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中國，本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台灣。隨著兩岸情勢與國內政局的變化，認同中國的比例逐年下降，認同台灣與雙重認同的比例逐年上升。二、進一步控制政治世代之後，不同政治世代的民眾，其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年輕的世代比年長的世代更傾向雙重認同；而較年長世代的外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中國，較年長世代的本省籍民眾則傾向認同台灣。三、政治態度方面，統獨立場與政黨認同皆會影響民眾的國家認同，但是仍有省籍差異。四、居住地區的影響則是，外省籍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中國人，外省籍人口比例愈低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台灣人。 所以台灣國家認同分歧所形成的爭議，應該會隨著年輕世代的加入而減少，而且族群的接觸也有助於雙方的同化，所以長遠來看，本研究對台灣國家認同未來的變遷是抱持樂觀的態度，不同省籍之間的差異會漸漸消失。

近現代國家以教育作為塑造國族認同的手段之一，為普世常見的情況，台灣的近代教育體制肇始於日治時期，由國家所主導的國民教育也始於這個階段，戰後台灣由中華民國接收後展開另一階段的教育體制，雖然在教育制度上有所差異，但兩者都是由國家機器強力掌控教育。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首要目標在於去日本化、行中國化，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透過教育來實施，戰後台灣在黨國體制的威權統治下，教育的特色包含黨化教育、軍國民教育以及民族精神教育，也就是學校教育的功能不只是傳遞知識與社會文化，更與國家機器的統治結合，用以塑造民族意識、凝聚對國家機器統治正當性的認同。 基於強人威權體制統治之下，教育政策和教科書制度皆由政府掌控，使台灣戒嚴時期的國中小教科書維持一貫的中國化教育，自五０到八０年代數十年之間的教科書是「既未換湯、也未換藥」，並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結構性的改變，國族建構在教育內容中亦占有一定的份量，這情況要到九０年代後期開始進行教育改革後，台灣的國族教育內容才逐漸轉變。本論文的目的在探究戰後台灣國民教育的教育內容中國家權力介入之痕跡，因此嘗試以涵蓋整個戒嚴時期國中小之國語文和社會類科教科書以及課程標準為分析對象，針對教科書內容進行量的與質的分析，佐以課程理論、教育權理論、課程社會學之研究視角切入探討以及批判戒嚴時期教科書內容及其分析之結果，除了釐清戒嚴時期台灣教科書中有關國族建構內容產生的時空背景及其歷史脈絡，亦嘗試呈現戒嚴時期實際的國族認同教育內容和其背後代表的意義。

本文試圖找出台灣民眾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如何看待雙方「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台灣民眾的背景條件、政黨傾向以及身分認同等對兩岸的「政治」與「經濟」態度又可能有哪些影響；而本文研究問題意識在於觀察台灣民眾的人口學背景這些事實條件、內在的心理因素與政治經濟態度對自我國家認同有無影響，以期有助於釐清兩岸複雜的交往脈絡，並期望本文所呈現的研究結果，能在當前兩岸關係如此曲折的道路上有「截彎取直」之效，換言之，透過本文研究發現或許能將複雜的兩岸來往脈絡加以簡化，找出哪些是影響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的內容將分為五個章節。在本文的章節安排中，在本章先敘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意識與目的後，第二章為文獻回顧，首先，對於何謂「認同」做出解釋以及「國家認同」的產生，接著對可能影響國家認同的因素進行理論的整理與爬梳，以及回顧兩岸關係發展至今的一些理論文獻，而主要理論基礎則是整合理論，再依序陳述整合理論中的「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聯邦主義」三種派別。第三章則將前兩章的研究問題意識以及兩岸關係文獻、整合理論等基礎形成一個整合性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建立起變項建構與測量。第四章進行資料的量化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分析，並說明本文研究發現。第五章整理歸納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以及提出研究限制檢討改進，提出未來可能繼續研究探討的方向以供參考。

從過去到現在所累積的兩岸關係研究相當多，大致上將它區分為兩方面：一個是從國家政府的角度來研究兩岸關係，另一個是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也就是從「統獨問題」的角度來切入。而本研究主要想從「人民選擇」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江宜樺（1998）認為「統獨問題」與「國家認同」有所差異，「統獨問題」是「國家選擇」的問題，更明確一點來說是「一個人要用什麼方式來決定他的國家認同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嘗試研究台灣民眾對於統獨立場的「選擇」。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將會在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的選擇，尤其是在面臨中國大陸欲以「經濟」手段來和平促統，同時也不放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究竟台灣民眾的統獨偏向如何？其次，將「經濟」、「戰爭」與作為血緣、情感歸依的「省籍」因素一同放入模型中比較，本研究嘗試想提出作為理性影響因素的「經濟」、「戰爭」因素在民眾的統獨抉擇中也相當的重要。

1990年代臺灣社會出現「中國人」與「臺灣人」認同的分歧，然而「中國人」認同如何形成？「中國人」所認同的國家──「中國」是何面貌？認同之形成，應有其建構過程。由於多數人均包覆於建構認同的要素──「國民教育」中，故本文以國民教育社會科教科書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形塑的國家形象，藉以理解「中國認同」之形成。 分析社會科教科書可知，其為學習者形塑一個存續於東亞大陸的永恆國度，源自於黃帝建國，歷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傳承，與秦、漢、唐、宋、元、明、清的帝國更迭，以至孫文創建的中華民國；活躍於永恆國度裡的人民，乃是具有世界性貢獻的中華民族。中國疆域源起於黃河流域，在大一統帝國統治下逐步擴張，學習者身處的臺灣，亦為中國固有之疆域。中華民國的領土廣闊、地形氣候多變、天然資源豐富、產業多元、人口眾多。其國民應愛國、守法、守分、服從、履行義務、為國犧牲、充實自我以建設國家；公民乃擁有參政權，以參與選舉為要。中華民國憲法揭櫫中華民國為民主國家，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依據憲法組織的中央政府，採取五權分立制度；地方政府由各級政府、議會組成；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皆定期改選，體現民主制度。 此國家形象不僅建構中國認同，且壓抑臺灣認同。進一步探究課文內容，發現教科書既難以引導學習者拼湊中國的樣貌；也無法讓學習者瞭解其安身立命之所──臺灣。其所以如此，部分或起因於教科書企圖鞏固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的正當性。「重新認識臺灣，再次審視中國」，對於經歷戒嚴時期國民教育的人民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課題。

本論文各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前言。敘述本論文寫作的動機，研究的架構與重點。 第二章：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分別敘述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地形、資源及新加坡之 由古代以迄近代自治獨立的歷史過程。 第三章：國家認同與政治權威的問題。計分兩節。第一節多元種族社會的國家認同。 分別探討多元種族社會之成立及其早期的發展；認同觀念的轉變；認同感的建立。第 二節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探討政治穩定的獲致；權威的本質；權威的承續。本章主要 偏重於政治文化層面之討論。 第四章：政治參與、行政能力及經濟發展的問題。本章則落實於制度與績效層面之探 討。亦分兩節。第一節行政能力政治參與。討論文官的動員；政府的地方基層組織， 諸如人民協會，公民諮詢委員會及居民委員會；行政角色與政治角色的不平衡。第二 節則就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問題為探討。 第五章：穩定與變遷。乃本文之結論，除總結前述各章節，並提出對新加坡未來前途 之看法。

在西方的政治發展研究中，呈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所造成的「認同危機」被認為是政治體系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然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殖民地相繼成立新興民族國家，認同危機已經不只是面對發展主義模式中的傳統╱現代的掙扎問題，而是更進一步地擴展到殖民關係對國家認同構成的影響，當時代進入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認同危機更進一步擴展到文化侵略的後殖民問題。台灣處在多重殖民的歷史中，認同問題在八０年代解嚴以後成為一新興的社會思潮，過去「中國人」鐵板一塊的國家認同之板塊逐漸轉變為「台灣人」以及其他分歧的認同，本文嘗試用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以國家能力的轉變作為解釋國家認同變遷的切入點，希望能提供另一扇研究與解釋台灣認同問題的窗口。本論文擬透過歷史研究、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問題探討，章節架構分為下述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介紹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的學說與指標；第二部分計畫從國際因素、財政經濟因素與制度調控因素作為探討台灣國家能力之指標，說明國家能力指標如何影響台灣國家認同；第三部分為說明台灣的國家能力在國家認同變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預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學術上將西方的理論嘗試用來解釋台灣的情勢外，還希望能提供台灣的社會、國家與企業一個重新看待台灣國家認同變遷的新情勢與其原因。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Identity Crisis”, a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thought on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hould be solved. However, the trend of national-state establishment after W.W.Ⅱ has made “Identity Crisis” not only a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confusion over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process of omnipresent influence exercising by the preoccupied-country on the colony, in a larger sense. Moreover, when globalization proceeds, “Identity Crisis” is spread again into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indicated by culture-invasi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multi-colonial, so the identity issue has become a new social thought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ended in 1980s’. The Chinese identity, which was thought a monolithic bloc in the past, now switches into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others.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use the neo-statism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identity in Taiwan in a hope to provide another window to the studies on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This dissertation, which aims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by history review, data collection and statistics,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and indexes of state capacity influenc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second is to use three indexes,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factors of system-control, to show how state capacity influenc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The last part is to elaborat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capacity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identity transition.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hopes to apply western theories to Taiwan’s situation, but also hopes to provide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a view on developments and reasons of the chang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政治傾向的研究長期以來一直為學界所重視，民眾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認同，都是政治學界重要的研究的課題，然而學界普遍重視的是民眾政治傾向的趨勢、在大環境下轉變或持續的因素等等，卻鮮少討論政治傾向在婚姻的脈絡下轉變的可能性。本研究探討婚姻與政治傾向的關聯性，主要關心兩大問題：第一、政治傾向是否為擇偶的考量因素之一？第二、婚姻能否造成政治傾向的轉變？各種政治傾向中，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以及政黨認同，三種政治傾向的轉變性與轉變的相關因素？再者，誰是影響者與被影響者，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如何在政治傾向上展現？ 研究方法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運用夫妻配對研究，探求婚姻中兩性政治傾向轉變的可能性及其過程。 研究結果發現，可用同心圓模型描繪三種政治傾向在婚姻中的轉變性：在各種政治傾向中，個人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相對較不易產生變動，不論夫或是妻的族群與國家認同，乃是取決於個人省籍背景以及外在政治經濟因素，而較不受到婚姻內部關係的影響；相對地，政黨認同則依夫妻影響力不同而在婚姻中產生變化，男方對女方產生實質影響。兩性在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政治資訊的差距，以及主導性特質，是先生影響力的來源，透過日常生活的累積性影響與選舉前的動員，發揮其影響力；妻子則缺乏影響動機與影響力，在減少衝突成本與維持認同的效益之權衡之下，政黨認同隨著先生而轉變。透過不同對配偶在不同政治傾向上的比較，可以看到夫妻權力關係的運作方向與方式。

對中國大陸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在面對中國大陸以政治、經濟與武力威脅，並不時主張對台擁有主權的台灣而言，實在很難脫離「顯學」的地位；也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威脅一直存在著，兩岸關係與台灣的生存就不得不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對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以兩岸關係作為研究結果的呈現，就成為學者所熱中的項目之一。當前，兩岸關係的研究已到汗牛充棟的地步，但對兩岸關係理論的建立卻明顯不足，這個不足對於已有的兩岸關係研究成果，常構成諸多不周延之處，經常被學者提及。 現有兩岸關係的研究，雖有外交史途徑(the diplomatic history approach)、分裂國家途徑(the divided nation approach)、理性選擇途徑(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菁英衝突途徑(the elite conflict approach)及不對稱政治過程途徑(the asymmetrical political approach)等五大類，但卻沒有任何一類將台灣國家認同分作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三個環節加以討論，並依此討論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途徑者，但明顯的卻是台灣的國家認同內涵變化，對於兩岸關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本論文在假設中共對台「併吞」態度長期不變的情況下，集中探討台灣民眾由兩蔣時代經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時代的國家認同轉變，及其對兩岸的影響，並意圖建構以台灣國家認同變遷作為自變相，以兩岸關係作為應變相的兩岸關係研究途徑（approach），甚至進一步建立國家認同變遷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理論，至少也應補充現有兩岸關係的各類理論，讓各家理論或研究途徑在解釋、描繪與預測兩岸關係過程中，多加考慮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的主流意向，使得兩岸關係的相關理論或途徑因而更加周延與完備。 「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含意眾說紛紜，國內學者江宜樺教授主張國家認同應該以「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三個主要層面來討論，只有三個層面的綜合表現，才得以稱為完整的國家認同內涵，本文就是借用此三個環節，進行國家認同的討論，本文中更指：「族群認同」是以認同中國人或認同台灣人為討論主軸，「文化認同」則指台灣經由本土化的推動後，台灣人民對於台灣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區隔，「制度認同」是在討論台灣人民認同中華民國政治體制運作，或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運作的區別；由兩蔣時期、李登輝時期及陳水扁時期，台灣在此三個環節中的整體表現，構結出當時特有的國家認同表現，從中以縱向比較的方式，討論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情形，並就當時的國家認同情形與當時的兩岸關係作相對應的探討，以建立自兩蔣以降台灣國家認同變遷與兩岸關係變化的因果關係，再從因果關係的確立中，推論出現階段及往後兩岸關係，在台灣領導人有意引導國家認同變遷方向，及中共僵硬的對台政策相互衝撞下，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方向，提供在此領域的研究者另一種值得深思的面向與空間，讓兩岸關係的理論建構更加完備。 / Researches of Mainland China and relative inquires can hardly be separated from the position of “Explicit Learning” in Taiwan, while facing political, economical as well as military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constant declaration of its sovereign right on Taiwan. Due to the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ain remain unchang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existence of Taiwan can’t help but tightly link together. Thus, present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concern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popular research topics for scholars. At present, numerous researche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yet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ory is somehow obviously inadequate. Such insufficiency often results in a variety of negligence to the outcome of exist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searches and it is frequently brought up by scholars. Although present research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categorized into five approaches; the diplomatic history approach, the divided nation approach,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he elite conflict approach and the asymmetrical political approach. Nevertheless, there is none to categorize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into three key aspects which are systematic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nor is it discussed accordingly to include it as an approach of research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However, it is clearly that the connotation change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has decisive influence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 result,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hina’s attitude of swallowing up Taiwan by military force remains unchanged in the long run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discu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lteration of the Taiwan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era of Chiang Kai-Sheik and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via the era of Lee Teng-Hui to the era of Chen Shui-Bian , and its influence o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t also means to build a research approach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is dissertation by setting the change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t further establishes a theory of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alternat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at least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assorted theorie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allows scholars to take the main-stream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aiwan People into deeper consideration while they are in the process of explaining, describing and predic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hence, it makes the related theories or approache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sounder and more complete. The mean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rather confusing. Professor Chiang Yi-Hua thinks that national identity ought to be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systematic identity. Without a combined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aspects complete national identity connotation can’t be existed. This research uses these three aspects to make discussions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search it clearly points out “national identity” is discussed mainly on identifying the Chinese or identifying Taiwan people and “cultural identity” means the identity division of the Taiwan people towards Taiwan culture 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fter the movement of localization. “Systematic identity” is to discuss the identity difference of the Taiwan peopl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per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s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aspects, from the era of Chiang, Kai-Sheik and Chiang Ching-Kuo, via the era of Lee Teng-Hui to the era of Chen Shui-Bian, created a specific national identity performance during those periods. Vertical comparison was applied to discuss the change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Mutual discussions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are also completed to launch cause-result connection between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hang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since the two Chiang era, afterwards, present and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re inferred from the certainty of cause-result connection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impacts of Taiwan leader who intends to induce the alternation dire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Mainland China’s stiff Taiwan policy. It is to present another thinking path and space to researchers who are involved in this field and allow the theory struc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ter equipped.

不單僅祇是回溯威權時期國家機關、反對運動與主流報業的歷史，本文汲取各種相關文獻企圖開展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國家認同議題的研究同時具有理論與實踐上的目的，它反映了近年台灣政治最重要的轉化情況，值得學界投入更多的努力去探索。 　　與其他文本及論述分析方法相較，框架分析更能揭露深植於媒介正文中的意義，並提供社會主體機制間（如國家、反對運動...）權力關係的深層描述。媒介框架分析同時也加速了傳播研究與其他理論傳統（如建構論取向...）正持續進行中的整合趨勢。 　　這項初探研究鎖定過去四年(1988-1991)有關台獨議題的各種媒介框架之消長浮沈情形。本文嘗試提供這樣的建議：每種框架均包藏了駁雜不一的「框架論點」，而且並非所有的框架都如過去研究文獻所稱是「預先定義好」的。再者，媒介場域存在的框架競爭本身亦起落不定，各種社會力各有擅場。因此，媒介框架的流變與複雜特性，使我們有必要透過接合媒介框架與更寬廣的社會情境，作為詮釋問題的基礎，進而再思國家認同議題本身存在的機會與陷阱。最後本文也提出了若干暫時的結論。 / Rather than simply re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pposition, and dominant press in the authoritarian decades, I want instead to draw on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 to open up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nds, we necessarily explore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ssue reflect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Taiwan politics, and absolutely deserves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now. 　　Compared with other discourse and textual analysis methods, framing analysis is more capable of unfolding the deep-rooted meanings in media texts and offering a 'thick-description'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agencies, such as the state, opposition, etc. Media framing approach also has accelerated the ongoing conv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theoretical traditions. 　　In this preliminary inquiry, I concentrate on the ebb and flow of media frames that is on the 'independence' issue during past four years (1988-1991). I propose here that a frame has its variants of 'framing arguments,' and not every frame is so 'pre-defined' as some earlier researches suggest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many ups and downs in the framing contest. Therefore, its flexible and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force m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rticulating media frames with the larger social context, and reconsidering the possible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As one of media frame sponsors, the state remains a dominator within media discourses on the 'independence' issue, albeit opposition movement becomes main source of the dominant press. 2. Third party and reporters usually affiliate with the state, rather than political opposition. 3. However, media discourses around this issue gradually paves the way from the 'illegitimate' to the 'impossible,'signaling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identity politics. Especially, It's significant that Localism frame overpowers the long-standing Great China one in frame disputes. We are certain that ethnicity or nationality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has been radically re-constitu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