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在研究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以及中共政權如何看待網際網路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與對其政權的衝擊，並探討中共以〈國家能力〉的向度研究中共以國家意志對網際網路進行干預的能力。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以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概況為起點，係以中國大陸學者王紹光與胡鞍鋼之中共〈國家能力〉四個指標的探討角度切入，以國家系絡及社會系絡交互分析。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發展之概況，主要在探討中共發展網際網路的緣起與過程，透過網路特性形成網民參與社會及新聞活動的現象，並探討中共在發展網際網路的過程中，基於政治因素與意識型態所形成的管制。 　　第三章，中共如何看待網際網路的發展與影響。分析中共高層對發展網際網路與管制網際網路的相互矛盾態度，長期而言，中共發展網際網路的布局，可以從法規的限制措施與中文化網域的推動看出端倪，最後聚焦在網際網路對中共統治衝擊的可能性分析。 　　第四章，中共管控網際網路之對策。主要針對中共在網際網路法規內容的分析與探討，及討論中共管制網際網路的執行面問題，執行機構職權的重疊與互相牽制，尤其在中共十六大召開期間，管制網際網路相關的議題，尤其突顯。 　　第五章，中共管制網際網路之成效與得失。從網際網路技術觀點切入，探討中共如何管控網際網路，以遂行其政治目的。反向思考，促成中共監控網路的始作俑者是國際資本家的技術支援與配合研發，因此，商業利益的結合亦加速中共掌控管制網路的先進技術與資源；但在中共嚴密把關下，仍有為數不少的團體與異議人士為中國網路積極尋找突破口，協助中國網民突圍封鎖，最後則是討論中共管制網路是否達其目的與成效得失。 　　第六章，結論分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兩部分。整合歸納前述章節內容，除求深化中共意識型態之政策取向分析，亦窮究網路技術面之操作原委，俾利後續相關領域之研究工作者參考。

當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期間，社會上普遍認為政府的管制是不正確的，整個社會瀰漫著自由化的思維，在金融體系方面也逐步解除金融壓抑轉向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但是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由於突然之間缺乏有效的監理，整個台灣金融體制開始發生一連串的金融問題，如彰化四信、國票案、地下金融、非法吸金等事件。再加上隨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造成了「本土型金融風暴」。這些事件造成了台灣國內一堆企業受到傷害而倒地不起，而這些倒地的企業，很多都是透過特殊的「政商關係」從銀行中獲得了高額貸款，然後再將這些錢拿去操作財務槓桿。但在發生如上述的金融事件後，這些企業或私人財務操作失靈導致破產，而這樣的操作失敗連帶的也就衝擊到銀行，致使銀行產生了一大筆的呆帳，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很大問題。 而金管會正是為了改革金融體系弊端所成立的國家機關，金管會被賦予「獨立機關」的職能，但是卻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喪失了其獨立自主性及能力。本文藉由探討金管會成立以來的諸多政策制訂與執行的面向，透過Breton的七種政府模式以及Najam的策略互動觀點來分析金管會的自主性與能力為何呈現一種低落的狀態。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不僅代表兩岸關係發展之微妙，亦凸顯出在台灣政經轉型過程中，一貫的國家介入經濟行為的難題，進而反映國家產業政策與兩岸政策的矛盾與衝突。基本上，政府產業政策的決策邏輯被侷限在一國之經濟發展，係藉由大量產能的產出及創造鉅量的國民生產總額的思考模式，因此政府鼓勵產業發展的途徑即為鼓勵企業進行大量的製造，進而導致台灣企業本身對於研發的企圖心相對缺乏，在如此政策邏輯的左右下，當微利時代的來臨時，反而促成企業為求成本的控制與降低，加速赴大陸進行投資。其中，資訊電子產業受限於自身發展的技術層次，因此多以硬體製造、或為歐美日電子大廠代工為主，較少專研在技術研發或品牌創新，此種以接單為主的製造業傾向，加上以電子產業低階產品為主要的生產項目，同樣受到台灣本土勞力成本逐漸增加、台幣升值以及投資環境轉變的影響下，也在短時間內步上了傳統產業赴大陸投資的腳步，逐步開展並加大幅度地進入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加之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對台商刻意的招商動作，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無法承受台灣經濟體的生產模式，也強化產業外移的槓桿效應。 因此，本文所著重的兩個分析層面分別為台灣的產業政策與兩岸經貿政策，透過前者可以理解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介入的程度，在台灣以出口製造導向的經濟型態上，國家無疑扮演的是一種“推手”的角色；而對於後者的評述則可突顯國家對於產業向外發展的“拉力”。分析的視點則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並藉由國家的產業政策作為國家能力的展現，來理解不同性質的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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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政治發展研究中，呈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所造成的「認同危機」被認為是政治體系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然而，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許多殖民地相繼成立新興民族國家，認同危機已經不只是面對發展主義模式中的傳統╱現代的掙扎問題，而是更進一步地擴展到殖民關係對國家認同構成的影響，當時代進入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中，認同危機更進一步擴展到文化侵略的後殖民問題。台灣處在多重殖民的歷史中，認同問題在八０年代解嚴以後成為一新興的社會思潮，過去「中國人」鐵板一塊的國家認同之板塊逐漸轉變為「台灣人」以及其他分歧的認同，本文嘗試用新國家主義研究途徑，以國家能力的轉變作為解釋國家認同變遷的切入點，希望能提供另一扇研究與解釋台灣認同問題的窗口。本論文擬透過歷史研究、資料蒐集與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問題探討，章節架構分為下述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介紹國家能力影響國家認同的學說與指標；第二部分計畫從國際因素、財政經濟因素與制度調控因素作為探討台灣國家能力之指標，說明國家能力指標如何影響台灣國家認同；第三部分為說明台灣的國家能力在國家認同變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預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學術上將西方的理論嘗試用來解釋台灣的情勢外，還希望能提供台灣的社會、國家與企業一個重新看待台灣國家認同變遷的新情勢與其原因。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Identity Crisis”, a struggl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thought on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hould be solved. However, the trend of national-state establishment after W.W.Ⅱ has made “Identity Crisis” not only a problem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confusion over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process of omnipresent influence exercising by the preoccupied-country on the colony, in a larger sense. Moreover, when globalization proceeds, “Identity Crisis” is spread again into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indicated by culture-invasi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multi-colonial, so the identity issue has become a new social thought after the martial law was declared ended in 1980s’. The Chinese identity, which was thought a monolithic bloc in the past, now switches into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others.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use the neo-statism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identity in Taiwan in a hope to provide another window to the studies on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This dissertation, which aims to analyze the identity problem in Taiwan by history review, data collection and statistics,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and indexes of state capacity influencing national identity. The second is to use three indexes,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factors of system-control, to show how state capacity influences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The last part is to elaborat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capacity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identity transition.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hopes to apply western theories to Taiwan’s situation, but also hopes to provide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a view on developments and reasons of the chang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本論文強調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 並從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 分析臺灣地區國家與勞工之間關係 運用該新國家主義的兩個概念 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 以之比較臺灣地區不同勞工政策在自主性及能力之高低演變本論文參考諾丁傑的國家自主性類型觀點 並約化為兩個重點 一國家偏好如何強化進而取代社會導向 導向公共政策 二當前述兩者偏好不一致時 國家如何轉化社會偏好?透過國家與勞工團體對事業單位關場歇業政策及引進外勞政策兩項勞工政策偏好做論證以取得國家自主性程度評估 並進而與國家能力做關連性比較 是否國家自主性高低與國家能力強弱有必然關係 而最主要不同於以往研究論點 在不能忽略國家中心論者的論點亦即必須觀察國家在政策上的自主性 以及其執行政策的能力 避免僅以社會中心論的單面向研究途徑 而獲致對研究議題更正確及深刻的了解

中國自2000年以來，確立發展文化產業的國家戰略，而政策的推動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相較於以往中國將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統治工具，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具有經濟、文化和社會服務等綜合屬性。因此，本文以北京798藝術區為個案焦點，闡述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出台與落實，並以新國家主義理論中「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探討國家角色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為與作用。 在北京798藝術區個案中，本文梳理出中國文化產業園區市場化的趨勢，及文化產業園區政府與企業集團的合作管理模式。本文認為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除因全球文化產業風潮催生，也受到國家、企業集團與藝術家各自的意志選擇、能力展現、利益取向和三者互動所影響。 本文透過個案分析，進行對新國家主義的再詮釋，發現國家自主性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受制於國際、社會及藝術家壓力，國家能力的實現是利益權衡下的妥協。本文亦認為國家內部存在相異的利益取向，透過政府不同層次的互動，型塑著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發展。 / Since 2000,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is policy promotion. In the past, culture had been used by China as a tool for the governance with ideology. In comparis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reflect a comprehensive feature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Thu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798 Art Zone to elabo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xplore the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role the country has been play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Capacity”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Neo-Statism Theory.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trend of market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park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groups and the of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798 Art Zone. This study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t only the wa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 free-will choices, performances of capability, and profit orientations of the country, enterprise group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es, this study re-interpreted the Neo-Statism and found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tate autonomy is restrained by the pressure from the world, the society, and artis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tate capability is a compromise of the profit trade-off. This study also believed that the different profit orientations in the country have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本文旨在討論地方黨政機構對當地社會組織的治理動機及治理行為，以「統合主義」結合「國家能力」作為理論工具，觀察中國現階段地方黨政機構與社會組織互動的實質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目前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大架構下，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在對經濟性中介組織進行治理時，其主要理性來自於「幹部責任制」 ，官員為確保自身政治前途，而會極力設法達到上級政府訂定的經濟指標──如「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因而會產生「增強治理能力」和「延伸治理邊界」兩種動機，對合乎其要求的社會組織進行選擇性的治理行動，即「組織改造」或「組織創造」。文本同時提出，在地方層級，「黨」與「政府」的角色有所分化，地方政府會基於「增強治理能力」的動機，選擇是否創造一個社會組織；而地方黨組織則會基於「延伸治理邊界」的動機，決定是否將已存在的社會組織納入管制範圍，其前者是經濟性的動機，而後者則是政治性的動機，二者分別決定了政府部門與黨組織的行動方式。至於受到選擇的社會組織，因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環境下，通常會與政府合作作為交換利益的方式，而雙方互動的方式則是以社會資本為媒介進行的組織資源移轉。

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社會關係為上對下威權統治關係，而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最突出的現象為社會自主性的提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為平行合作伙伴關係，經濟自由化促進政治民主化，表面上「民意」成為台灣政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支持台灣後威權時期民主政治發展之多元制度卻仍付之闕如，促使台灣發生類似民主民粹化現象。高漲的民意反噬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根基—多元化民主，政治一元化論述撕裂了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共識與互信，並造成國家認同問題，筆者認為，民主民粹化現象使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反而回到國家社會衝突對抗關係，多元與互補性認同是撫癒此種社會裂痕的主要關鍵。而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造成此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國家社會鑲嵌性不足，聯帶影響台灣整體國家能力。 後威權時期台灣所臨的困境主要在於如何以制度性安排重建國家社會鑲嵌性，社會需求、想法能循正常制度管道完全供輸至公部門，而公部門在制定重大政策時能同時整合私部門的需求與想法，但切忌以國家基礎建設能力為祭品，讓行政官僚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不僅社會鑲嵌性出現問題，也使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社會不穩定。 台灣正處於政經轉型階段，如何以正面適切的回應解決來自全球化的挑戰，是政府和民間社會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制度若無法成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屏障，則民主化不必然保證多元社會的出現。

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是台灣紡織業在外移與轉型的過程中，國家機關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在過去與現在不同的階段中國家的角色是否有所變化，研究範圍是台灣的上市紡織公司。而本文所指的外移是在國外擁有生產線；而轉型則包括了紡織業的轉業或轉投資，以及進行產業升級與提昇產品競爭力。 紡織業是國民政府遷台後，首先發展的重要產業，而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發展，除了大陸來台的紡織資本外，因為紡織業具有創匯快的特性，因此政府提供了保護與優惠的措施，加上美援的因素都使得台灣紡織業在1950年代之後得以發展，而這也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由國家機關帶短產業發展的實例。 但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紡織業面臨了各項生產成本的提高與工時減少，及資金不易取得等不利因素，國外的保護主義亦使得出口受到阻礙，使得台灣紡織業的獲利空間和競爭力逐漸遭到壓縮，面臨這樣的困境，台灣紡織業選擇的是將生產線外移或從事於轉業或轉投資，以及產業升級與提昇產品競爭力，藉以增加獲利空間。而本文所討論的重點即是在於面對台灣紡織業的困境、外移以及轉型的過程當中，國家機關所提出的輔導與協助措施，探究這些措施對於台灣紡織業的發展是否有所助益，以及給予正面的效果？在目前紡織業的發展上國家是否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發現：面臨紡織業發展上的困境，以及外移轉型的選擇，國家機關即使提供了若干的政策及計畫，可是成效卻是有限。本文認為，紡織業外移轉型的選擇與國家角色的式微是全球化趨勢的表徵，因為全球化使得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性減弱，無法如過去以強國家(Strong State)的型態保護與協助產業的成長；相較於廠商經過了國家機關過去的保護與協助以及資本積累的過程，可以運用比較利益尋求低廉的生產成本，或開拓市場等因素進行跨國的投資；進行轉業或轉投資也是廠商為尋求獲利而進行的自發性策略，並不需要國家機關的協助；在產業升級與提昇產品競爭力方面，雖然國家提供了諸多輔導與協助計畫和措施，亦有部分成效，但仍無法徹底改變台灣紡織業偏重製造但研發能力薄弱的生產結構。對照於過去台灣國家機關的角色，發現目前國家機關的角色在產業發展中有弱化的現象。 最後，本文將針對研究出的結果，提出研究發現及研究建議，認為在目前的國家機關不可能再扮演領導產業發展的角色，也無法扮演管制者的角色，而是作為輔導者與支持者的角色，提供產業發展良好的投資環境，協助方式上則是在不違反市場原則下，協助業者提升在市場上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