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內容為 分析台灣整體產業及製造業技術研發投入及成果指標 並對當前政府的產業政策及提供的財政 金融獎勵 補助加以說明首先在研 發投入方面 可分為投入經費及人力加以說明 相較於其他國家 由於我國 投入之研發經費及人力較低 因此技術成果指標亦落後其他國家甚多就製 造業各行業分析其研發投入及產出成果 發現我國當前的產業發展並非整 體產業的技術升級 而僅是犧牲傳統產業 培植高科技產業的產業結構轉型 這亦可從製造業各業的技術成果指標看出端倪再分析臺灣當前的產業政策 過去政府的產業政策偏重於財政 金融的獎勵補助 然成效不彰 因此現階 段的產業政策已改為改善國內研發環境及提供研發補助並重的方式

就我國而言，國家早期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違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且以著強硬的手段介入產業發展的過程，使紡織產業能取得競爭優勢，進而蓬勃發展。但在二十一世紀中，全球化的呼聲貫徹雲霄。全球化下我國整體經濟環境有了很大的轉變。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掌握產業政策，執行其政策工具呢？ 本文對論及國家角色的兩個重要理論：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論作一說明，並藉由討論國家介入產業發展之理論，說明國家介入產業政策之理由與必要性。國家一旦選擇介入產業發展，就必須動用特定政策工具以達成政策目的，因此本文對政策工具之分類多所著墨，以瞭解國家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國家在紡織產業政策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其使用之政策工具為何？又全球化對產業政策產生何種影響與衝擊？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台灣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又為何？國家已制定哪些政策與工具以因應之，國家未來應該如何修正紡織產業政策以因應全球化趨勢的挑戰？ 本研究採用歷史結構分析途徑，政治經濟學途徑，並採用文獻分析方法。針對台灣五十多年來的紡織產業政策作一說明，將之分為五個時期，並嘗試釐清每個時期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本研究所得之結論為： 1.台灣的紡織產業政策由萌芽期逐漸邁入轉型期。 2.紡織產業不同階段所著重之政策工具不盡相同。 3.我國國家早期所扮演的干預角色，有助紡織業發展。 4.全球化使台灣紡織業出現各國競爭、供需失調、區域貿易保護與加入世貿之問題。 5.以SWOT分析說明紡織產業政策應加強之處：鼓勵行銷、電子化與兩岸分工。 6.全球化下政策工具轉為健全產業環境，國家角色轉為輔導產業發展。

隨著資訊科技的革新，電子書成為出版業的新寵兒，因為它具有許多紙本書所沒有的優勢，並且能提供更多元的內容呈現。蓬勃發展的區域大都有市場廣大、數位內容豐富，以及政府支持等特性，歐美地區發展已接近成熟，亞洲各國則迅速追趕中。 反觀臺灣，台灣目前的出版業者只是把電子書視為紙本書的數位化版本，忽略了電子書的潛在發展性，而大部份的消費者還是習慣進行紙本閱讀，在電子與紙本的內容相同的情況下，還是以選擇閱讀紙本書籍為主。更可惜的是，政府與民間雖努力推動，但在政策上尚未制定完善，對數位出版概念之缺乏，使得台灣的電子書產業無法蓬勃發展，整體市場躊躇不前。 本研究瞭解電子書產業之相關政策、市場發展趨勢、數位出版流程改造面向對於數位出版產業的影響後，其研究目的包括「產業發展狀況分析」、「數位出版改造模式與傳統出版業應對方式為何」、「我國電子書政策的調整與建議」。 在研究架構中，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專家訪談兩種方法進行，第一階段先利用文件分析法進行，針對電子書定義與介紹、相關政策與獎補助辦法、產業及數位出版製作流程改造進行分析，以統整各種相關政策與獎補助辦法之狀況、蒐集產業發展趨勢為何以及分析數位出版製作流程改造為何。第二階段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了解目前政策與獎補助辦法對業者產生的效益為何、市場發展趨勢對業者投入產業的影響為何、進行出版流程改造對業者的困難及影響為何，以及透過電子書平台業者了解目前電子書市場狀況。 結論與未來建議中，將電子書產業納入數位內容產業做說明，以四大構面做分析。產業組織政策，了解到政策的推行對於產業的影響，希望透過政策的制定，能建置更好的發展環境；產業結構政策，依市場問題、定價問題、數位化成本、出版社優勢及技術標準劃分，提出分析與建議；產業技術政策，對電子書及數位出版流程分析，出版社當前最應建立的是數位化之概念，並擁有數位出版編輯之能力以及數位發行企劃之能力；最後為產業區域佈局政策，本研究提出傳統出版業面對電子書數位出版時可能面臨之困難。 最後，對於未來電子書數位出版的發展，分別在「政策法規」、「出版流程與數位授權」、「人才與觀念培養」、「培養閱讀人口」、「推動重點」這五方面提供建議，提供後續研究者、對數位出版方面有意願投入或開發的業者與政府單位做為參考。

本文主要是討論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在民進黨政府之下的表現。在民進黨政府執政的八年內，部分民眾認為民進黨表現的不夠好，不符合民眾對新政府的期待。在過去國民黨政府時代，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為，被學者歸納為發展型國家模式。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變遷，全球化時代來臨，對於東亞國家來說，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模式必須做一轉變，讓國家發展更彈性、更多元，才使得發展能更順利，如同Linda Weiss所言之治理式互賴，透過正式與非正式制度之連結，國家運用其政策制訂的過程及網絡，與社會上之行動者互動，兼採社會意見，規劃出發展路徑，以達到政策之目的。從民進黨政府時期所執行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來看，政府在協助奈米技術產業發展方面做得不錯，包括建立起產業界與國家的溝通管道、奈米商品上市、奈米技術相關推廣教育等等相關政策。而成功的原因，其推論可能是奈米技術產業與其他產業不同，政府無法複製過去台灣及國外的發展經驗，便在許多政策制定過程中，與企業討論，制定符合企業需求的政策，讓企業決定發展軌道，政府給予資源支持。因此，在產業發展上，民進黨政府和過去台灣發展的歷程不同，已漸漸脫離發展型國家理論之下對國家作為的設定，逐漸轉向國家與社會密切互動的模式，為治理式互賴理論所討論的情形。

本文旨在透過經濟決策過程的分析，探討台灣國家機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並從而歸 結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因。 過去，有關的研究都以單一型態的理論來分析台灣的政商關係，本文則提出部門化政 商關係的概念，點出台灣在不同產業門，以及不同規模的企業部門中，有不同政商關 係的型態，使台灣政商關係呈現部門化、多面向的特色。 本文把經濟決策過程中政商關係型態分為四種。本文認為，基本上，台灣的政商關係 呈現出官僚主導且關係疏離的官僚威權主義型態。不過在國民黨國機構一手統合控制 、一手吸納的統治手法之下，大企業部門、中小企業部門、以及少數國家機關重點培 植產業部門，分別呈現出恩庇式、自由放任式、以及民主統合式不同的決策型態和政 商關係。透過對兩項代表不同型態的產業－汽車工業與資訊電子產業政策決策過種的 實證分析，證實了部門化政商關係概念是成立的。 這種特殊的部門化政商關係，正好與部分經濟學者在解釋台灣經濟發展時所運用的「 二元化巿場結構」概念不謀而合，證明了部門化政商關係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力。 本文認為近年台灣政經轉型，國家機關應放棄一手統合、一手吸納的技倆，邁向一個 類似民主統合主義，以合作為基礎的政商關係。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不僅代表兩岸關係發展之微妙，亦凸顯出在台灣政經轉型過程中，一貫的國家介入經濟行為的難題，進而反映國家產業政策與兩岸政策的矛盾與衝突。基本上，政府產業政策的決策邏輯被侷限在一國之經濟發展，係藉由大量產能的產出及創造鉅量的國民生產總額的思考模式，因此政府鼓勵產業發展的途徑即為鼓勵企業進行大量的製造，進而導致台灣企業本身對於研發的企圖心相對缺乏，在如此政策邏輯的左右下，當微利時代的來臨時，反而促成企業為求成本的控制與降低，加速赴大陸進行投資。其中，資訊電子產業受限於自身發展的技術層次，因此多以硬體製造、或為歐美日電子大廠代工為主，較少專研在技術研發或品牌創新，此種以接單為主的製造業傾向，加上以電子產業低階產品為主要的生產項目，同樣受到台灣本土勞力成本逐漸增加、台幣升值以及投資環境轉變的影響下，也在短時間內步上了傳統產業赴大陸投資的腳步，逐步開展並加大幅度地進入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加之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對台商刻意的招商動作，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無法承受台灣經濟體的生產模式，也強化產業外移的槓桿效應。 因此，本文所著重的兩個分析層面分別為台灣的產業政策與兩岸經貿政策，透過前者可以理解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介入的程度，在台灣以出口製造導向的經濟型態上，國家無疑扮演的是一種“推手”的角色；而對於後者的評述則可突顯國家對於產業向外發展的“拉力”。分析的視點則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並藉由國家的產業政策作為國家能力的展現，來理解不同性質的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

TFT-LCD產業為我國兩兆雙星產業之一，而相較於經由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扶植的半導體產業，TFT-LCD產業在發展初期似乎不受青睞，完全是由產業界自力更生，時至今日，竟與日本、韓國形成三強鼎立的態勢。台灣的TFT-LCD產業究竟是如何發展，而創造出這驚人的成績？政府相關部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如何以政策工具推動產業研發，其影響為何？本研究分別從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工具性與實效性等三層次，輔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加以論述之。 在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層次上，本研究認為「修正理論」符合台灣真實現況。台灣身為工業後進國家，若單純以市場機制的運作與競爭，必將不敵先進國家。而且先進國家對其特定產業亦不會採取放任態度，台灣當然可以在WTO強調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的架構下，由政府提供相關誘因，促進產業發展，以提昇我國家競爭力。 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工具性層次上，本研究以「財政政策工具」、「人力政策工具」與「環境政策工具」三面向，探討對於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影響。其內容分別為：「財政政策工具」包含『租稅減免』與『金融補助』；「人力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育』、『人才訓練』、『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制度』與『人才延攬』，以及「環境政策工具」則是『科學園區』等項目。 就政府協助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實效性層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財政政策工具」方面，租稅減免措施成效顯著，雖存在著租稅不公平的隱憂，但若引進「最低應納稅額」概念，應可促進租稅公平原則的落實；而金融補助措施，則對於TFT-LCD產業幫助不大，但若TFT-LCD產業廠商以銀行聯貸募集資金，基於國際慣例與風險控管之考量，政府在放寬銀行法對單一企業的授信限制時，仍須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人力政策工具」方面，人才培育制度能量不足、人才訓練目標衝突、國防役員額過少與人才延攬措施誘因甚微等，政府尤應注意。在「環境政策工具」方面，TFT-LCD產業在苦無足夠土地可以蓋廠的現實情況下，捨棄個別地區所生成的群聚效應，轉為放眼整個台灣地區，企圖改以台灣全島為TFT-LCD產業聚落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努力提供相關資源下，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相信將會是無可限量的。 最後，雖然政府過去在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只扮演了間接輔助的角色，但面對先進國家的進步與其他後進國家的追趕，政府仍可由「促進產業研究發展」、「進行全球佈局」、「提高上游產業自製比率」、「放寬赴陸設廠限制」四大方面著手，努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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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產銷規模世界第一，其市場後續發展依舊看好，然中國大陸汽車市場發展仍不離國家宏觀調控與地方政府政策效果影響。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汽車產業作為觀察對象，剖析產業內國有集團與外資合資模式的特殊現象，希冀找出國有合資集團於市場運作的最佳發展抉擇。本研究根據路徑依賴視角，關注國有合資集團面對的國家產業政策、中央－地方關係、行政管理體制差異與企業人事。另一方面根據市場競爭視角，關注國有合資集團於市場之投放產品戰略、內部技術合作關係以及企業組織型態之趨同。 本研究發現中國汽車產業內國有合資集團面對之制度環境、產業政策、人事調度等非市場因素仍被改革開放以來的路徑依賴所致的「制度慣性」牽絆，而「一手托兩家」合資模式即是國有企業－外資－政府三方博奕有限理性之下的最佳抉擇。

本文的研究假設，認為政府在指導投資、研發和貿易的決策，這種計畫性的指導經濟行為，對於扶植某種產業發展可能有影響力量。而政府的引導結果，又受到制度性安排以及創新政策效能的影響。在Wade針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所做的研究中提出了「管制市場理論」，認為東亞新興國家經濟的亮眼表現，便是因為在政府引導下進行高度生產性投資、集中開發關鍵產業所致。經由回顧台灣、南韓資訊服務業的發展歷程，可得知於一九九○年代時兩國間的發展狀況差異仍不大（無論是政府提出的推動政策、措施、產業發展面對的困境，還是產業的發展狀況）。但到了近兩、三年來的資料顯示，台灣資訊服務業的規模至少已落後南韓達三倍以上。兩國的發展狀況真正開始出現大幅差異，始自於一九九九年後。在前文對台灣與南韓產業政策進行在政策評比時，已發現兩國政府都有將資訊服務業列入重點發展產業，同時兩國政府所採用的政策工具項目也多雷同。不過仔細深究後，卻發現南韓的產業扶植政策在選擇與跨產業整合性上較佳，也更重視並鼓勵廠商進行全球性的外銷活動。而台灣政府雖然在政策內容中有提到對外銷的重視，可是卻未對於國內廠商缺乏外銷意願的狀況提出實際的改善措施。另外，在環境面評比與產業界面評比部分，南韓也都優於台灣。這一方面除了證明直接相關的產業扶植政策對產業發展有所影響外，塑造有利於產業發展環境的政策，其對於產業扶植成功與否的影響力亦很大。資訊化與寬頻網路的佈建過程，需要受到由上而下、由政府主導推動才可能於短時間內擴大普及。另外，對照過去南韓政府扶植財團、近來扶植新創企業，與台灣政府任由業界自行發展、競爭，成為中、小型企業林立的狀況，也證明企業結構的確會受到政府相關政策影響。既然兩國政府同樣將資訊服務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將資源集中投入扶植發展，為一種指導、計畫型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都有推動資訊化建設、鼓勵新興企業投入該產業。那麼，之所以會產生差距，就在於發展過程中政府在集中與引導的力量上有所差異。換言之，台灣、南韓雖然都採用集中式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政府對該產業的態度與其扮演角色，會造成產業推動結果產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