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產業為我國兩兆雙星產業之一，而相較於經由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扶植的半導體產業，TFT-LCD產業在發展初期似乎不受青睞，完全是由產業界自力更生，時至今日，竟與日本、韓國形成三強鼎立的態勢。台灣的TFT-LCD產業究竟是如何發展，而創造出這驚人的成績？政府相關部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如何以政策工具推動產業研發，其影響為何？本研究分別從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工具性與實效性等三層次，輔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加以論述之。 在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層次上，本研究認為「修正理論」符合台灣真實現況。台灣身為工業後進國家，若單純以市場機制的運作與競爭，必將不敵先進國家。而且先進國家對其特定產業亦不會採取放任態度，台灣當然可以在WTO強調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的架構下，由政府提供相關誘因，促進產業發展，以提昇我國家競爭力。 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工具性層次上，本研究以「財政政策工具」、「人力政策工具」與「環境政策工具」三面向，探討對於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影響。其內容分別為：「財政政策工具」包含『租稅減免』與『金融補助』；「人力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育』、『人才訓練』、『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制度』與『人才延攬』，以及「環境政策工具」則是『科學園區』等項目。 就政府協助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實效性層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財政政策工具」方面，租稅減免措施成效顯著，雖存在著租稅不公平的隱憂，但若引進「最低應納稅額」概念，應可促進租稅公平原則的落實；而金融補助措施，則對於TFT-LCD產業幫助不大，但若TFT-LCD產業廠商以銀行聯貸募集資金，基於國際慣例與風險控管之考量，政府在放寬銀行法對單一企業的授信限制時，仍須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人力政策工具」方面，人才培育制度能量不足、人才訓練目標衝突、國防役員額過少與人才延攬措施誘因甚微等，政府尤應注意。在「環境政策工具」方面，TFT-LCD產業在苦無足夠土地可以蓋廠的現實情況下，捨棄個別地區所生成的群聚效應，轉為放眼整個台灣地區，企圖改以台灣全島為TFT-LCD產業聚落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努力提供相關資源下，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相信將會是無可限量的。 最後，雖然政府過去在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只扮演了間接輔助的角色，但面對先進國家的進步與其他後進國家的追趕，政府仍可由「促進產業研究發展」、「進行全球佈局」、「提高上游產業自製比率」、「放寬赴陸設廠限制」四大方面著手，努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從戒嚴到解嚴後，我國政治朝向民主化，勞資當事人雙方間之爭議從民國八十五年有2,659件，至民國九十一年則為12,393件，參加爭議之人數更達到97,520人，顯而易見爭議次數並無減少、反而是呈現出增加之狀態。 從憲法之角度來觀察勞動三權之存在，推論出國家應該具體立法以保護勞動者之權利，而在現行制度下國家對於勞資關係間亦扮演著極重要之角色，基於「勞資自治」之精神，所以國家在立法時更應該提供勞資當事人雙方在爭議時有合適之解決機制，也就是仲裁制度之存在目的，促使勞資當事人雙方處於平等地位，以落實保護勞動者之權利，並且利用比較法之優點以觀察世界各國對於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之規定，從中去發覺、分析我國現行制度之優劣，以提供未來修法之方向，最後希望能藉由本文為勞資當事人雙方有所貢獻。 我國勞資關係的未來如何呢？應從「勞資自治」的理念出發，由勞資當事人雙方共同協商勞動條件以簽訂團體協約，凡是有關勞資當事人雙方因團體協約所產生之爭議，均應透過「協約自治」之精神，再次促使勞資當事人雙方達到「和諧義務」為最高依歸。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的生產方法會使現存的生產資料和方式變成廢物，失去價值，資本家會不斷的革新生產方式，為了就是要比別人獲得更多剩餘價值和利潤。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由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反映的就是資本競爭的本質。在福特主義時期男性才是最主要的勞動力，許多工作福利和勞動保護政策，確保了男性的就業安全，大多數的女性卻無法像男性一樣可以獲得同樣程度的福利和保護，兩性工作上的不平等隨處可見。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到了七０年代已顯露出疲態，呈現出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管制和僵化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因此大力鼓吹彈性化，以恢復市場機制。然而，事實上彈性化的運用下卻導致社會發展更為低劣，目的只是在降低薪資和勞動保護，只是一味的要求去管制而已，勞動力彈性化的結果其實是「勞動力更商品化」，社會的剝削更為嚴重，而當中原本就便宜、臨時、彈性和順服的女性勞動力，成為最受青睞的勞動力，不過，卻使女性勞動處於更差的處境。 彈性化策略中的部分工時呈現高度女性化，雖然造成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女性勞動地位獲得提升，本文企圖分析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為何？要瞭解部分工時對婦女真正的影響前，先要瞭解父權制度下婦女的處境。在父權制度下的核心家庭意識型態中，賦予男人為主要家計負擔者的角色，而女性卻永遠處於附屬、次等的地位，家庭被歸為女性的天職，當家庭和工作產生衝突時，女性必須自行解決，所以，女性的時間配置是呈現不自主或有限度的，部分工時是婦女在這種有限度的時間配置下的折衷策略。這樣的策略是否真的可以做為促進婦女的勞動政策？而所謂的促進，包含「量」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更要有「質」的提升，本文是以質量並進的標準來檢視部分工時。部分工時對勞工而言，幾乎等同於低薪、低福利、低階工作、無升遷機會，因此對婦女而言，部分工時相當矛盾，正面創造了婦女的僱用機會，但是負面卻造成勞動處境更低劣。所以不能單從部分工時會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來看，更要考慮到質的提升，從質來看，部分工時不是做為促進婦女就業的解決之道。進一步而言，部分工時還可能做為鞏固婦女在父權制度下的附屬地位之幫凶，不但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分工，而且其次級性還鞏固婦女的經濟依賴。 一般認為有家務負擔的婦女從事部分工時是出於自願，然而，此一說法會窄化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瞭解，只是簡單的將婦女遭受到的問題化約到個人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造成這種現象背後的結構因素，事實上是父權和資本的交互運作下而造成部分工時婦女的自願性。在父權制度下，以愛為名的照顧工作，使得婦女從事部分工時表面上看來是自願的，事實上卻在家庭需求的限制下而定義的，因此可說，愛的勞動迫使婦女選擇部分工時。在勞動市場上的許多結構限制，使得婦女就業還是要面對重重的障礙和考驗，加上國家的照顧政策使私化的，婦女被迫在低薪和市場托育成本之間衡量，而理性選擇部分工時，然而卻犧牲掉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工作發展。國家的托育政策不完善，僅僅用部分工時來解決婦女就業困境，會更強化了父權文化的性別分工，而國家可以繼續維持其對家庭的不干預、私化的照顧政策，促成婦女表面上「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因此，部分工時可說是父權、資本、國家「三贏」的致命武器，但是對婦女而言卻是全盤皆輸，永無翻身的機會。

本論文採取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相關研究文獻，以台灣的經建會與南韓的經濟企劃院為例，探討身處全球化浪潮下，台韓兩國國家角色轉變之過程。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本論文以台韓兩國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歷經威權體制轉型時期、亞洲金融危機發生階段與危機結束後，政府中制定與推動經濟政策者，即台灣的經建會與南韓的經濟企畫院，對於經濟政策之作為，分析兩國國家角色的轉變、原因及所產生的影響。 自90年代開始全球化的影響力遽增，台韓兩國歷經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使國家角色由過去威權體制時期的政府領導且高度介入的地位，因自由市場體制所致而失去領導能力之模式，至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兩國政府為因應危機引發經濟成長減緩等問題，使國家角色領導能力更為減弱，至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2000年，台灣面臨首次政黨輪替以及南韓經濟開始復甦的情況下，兩國國家角色對於經濟政策的領導能力，再次產生轉變，台灣的情況因朝野對立而引發政治失序，使經濟政策窒礙難行，國家角色主導經濟發展程度更為減弱，南韓則由於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影響，財閥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方向，使政府退位為管理者的角色。 /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tate rol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an attempt to shed a light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role. Focusing o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tate role in South Korean and Taiwan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mbarked up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tate role upon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o-economic development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t is argued that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South Korea’s and Taiwan’s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re similar. However, different politico-economic institutions impact upo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hence the state role. It is nonetheless observed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role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hould superv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weather the global financial storm.

基於Peter Evans在Embedded Autonomy一書中所提出的「鑲嵌式的自主性」概念，本文試圖透過臺灣奈米科技政策的形成，討論臺灣的國家角色。 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選取在臺灣傳統產業藉由發展奈米科技技術的升級過程當中，最爲關鍵的行爲者作爲研究變數，即奈米國家型計劃及其相關的執行政府部門—經濟部—及工研院奈米中心、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工研院化工所成立的奈米促進會及產業界，特別是個別公司的研發部專家。 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將是本文研究重點。本文將「國家」定義為涉及奈米政策的立法行政部門，也就是立法院以及奈米國家型計劃辦公室所屬部門與機構，包括經濟部及工研院。本文所提的「社會」主要是個別公司。延續Weiss對Evans的批評，本文特別強調國家與社會對國家奈米政策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奈米科技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不能忽略社會的因素。 本文對Evans的四個國家角色提出補充。筆者發現對於臺灣既有的本土產業而言，在開發新產品時所需運用的奈米科技上，國家扮演著Evans研究架構中未提出的另一種國家角色。我主張，就奈米科技的應用而言，需以另外一種新的角色來解釋「國家」。這個在Evans原來的分析架構外的第五種國家角色，我稱之爲「再生催化者角色」（Revitalizing Catalyst）。 本章將會深入分析國家相關部門/機構在制定與執行奈米政策時的實際運作，以及相關部門，例如經濟部、經濟部技術處及最主要的制度性行爲者─工研院所扮演的角色。本章旨在以政策方向形成的過程來説明國家與奈米科技政策的制度性行爲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對奈米科技政策形成的陳述，可凸顯制度性行爲者在規劃當中的角色。透過此敍述，便能很清楚地瞭解本研究何以將工研院視爲國家的一部分。而且，本章所介紹的奈米國家型科技計劃的歷史背景與規劃過程將作爲第四章中個案分析的基礎。 本文將工研院視爲「國家」。筆者將透過工研院化工所與合作案例的互動來驗證國家對於產業具體的影響，並配合前文的論述，陳述國家俱體的角色。本研究針對奈米計劃中國家與產業界的互動方式歸納出三種互動模式：一，引導者；二，搭橋者；三，媒介者。依據這三種互動方式，筆者將它們總結為一種新的國家角色──即「再生催化者」的國家角色。 筆者透過長春石化公司、中國制釉集團及其它公司與工所的計劃案例，可證明國家扮演了催化劑的角色，並且有助於傳統產業的再生，因此，本文選擇「再生催化者」來描述這樣的國家角色。本研究對將來的政治經濟研究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啓示：也就是在跨產業結合的普遍趨勢下，促進「產業再生」的新國家角色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近年來，國際體系已從冷戰期間的兩元化趨向為現今的多元化發展，國際關係中國家角色的定位亦已由消極地孤立、不結盟朝向結盟、區域整合與全球化的目標邁進，並積極地參與國際政治與經濟組織，以因應全球競爭白熱化的趨勢。有鑑於此，全球性及區域性的經貿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盛行，為當今國際經濟與金融新秩序之整合，注入一股欣欣向榮的氣象。 　　巴拉圭向為堅決反共的國家，在東西冷戰結束後邁向民主政治，並於國際上力求擺脫從前孤立形象，重返國際舞台，在其所參與之許多國際組織中，尤以當今第三大經貿集團─南錐共同市場，對其國家發展影響至深且鉅。巴拉圭在南錐共同市場四個創始會員國中雖屈居弱勢，但其如何能在南錐強鄰間運用外交政策─折衝、斡旋，並以四兩撥千金方式，強化本身競爭利基，積極謀求開創新的國家角色，實為巴拉圭未來在南錐共同市場發展所需面臨的挑戰與深思的課題。再者，當整合階段若仍處於較低階的國家層次時，遇國家利益與區域利益相衝突，各會員國往往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在南錐共同市場的整合過程中與各會員國間互動關係、定位、「區域角色」的扮演、以至於如何達成高層次的區域調和，循序漸進地朝向經濟整合程序邁進，著實對巴拉圭與其他會員國的政治與經濟皆產生莫大之衝擊，巴拉圭政府如何在國家利益與區域利益中取得平衡點並採取有效的因應策略，亦是其國家發展中需面對的另一重大考驗。 　　本論文共分為七章。第壹章緒論，第貳章闡述國際關係中角色理論之基本概念、層次分析及類別，強調在詭譎多變的國際關係中，國家仍一貫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第參章從歷史發展軌跡中探討巴拉圭的國家角色及其外交政策取向之演變，尤其對巴拉圭與巴西及阿根廷之雙邊與三邊互動關係，做一全盤性的概述，以便增進對巴拉圭所處之整體情勢有所了解。第肆章主要針對巴拉圭加入南錐共同市場之政治與經濟動機，和不同面向之內、外在環境時空背景作剖析，第伍章說明南錐共同市場靜態面的基本制度、原則、組織架構與功能介紹及動態面的整合運作模式；以析論南錐共同市場區域內整合深化程度與區域外廣化之關係。第陸章探討巴拉圭在南錐共同市場之角色定位，藉由其發表之「南錐共同市場政策白皮書」檢視其外交政策，並對其在南錐共同市場之未來運作趨勢與影響作深入研究，第陸章結論，就巴拉圭之國家角色和區域角色之互動機制作一總結，旨在對巴拉圭加入南錐共同市場之前景與挑戰賦予嶄新的期許，期能透過政治對話、經濟同盟，創造競爭優勢。第柒章為結論。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o describe and obtain some stylized facts about Paraguay's insertion into MERCOSUR and clarify how this trading bloc enables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mong its members. The second is to analyze the likely economic policies that Paraguay, a small country, may develop in order to identify her own available options, bearing in mind her landlocked but geo-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The scope on Paraguay's vocation for the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as well as her pursuit to take due advantages of her abundant hydroelectric energy, and to become into a logistic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center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huge market of more than 200 millions consumers of MERCOSUR, also takes place in this paper. Since the creation of MERCOSUR, Paraguay had to face, frequently, outward difficulties in its efforts to remove non-tariff barriers imposed mainly by its two big neighbours - Brazil and Argentine, beside inward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d impasse. Her traditional open and informal market precises the due governmental and economical reforms, so her private sector may stands still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a consolidating and challenging custom union. The gradual decline of Paraguay's Eastern City - Ciudad del Este, as a prototype of the commerce of re-exportation shows a clear sign of alert to the whole subsisted economy system, that may not apply for the forthcoming trend of mayor competitiveness, since its incompatible pattern with the new scheme of integration, must find its own way to harmonize Paraguay's and MERCOSUR'S joint interests. That mean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eforms to be don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id and long term trade policies, the year 2006 - time when full-fledged liberalization under IMERCOSUR will become a reality, may appear much closer for Paraguay. At that time, there won't be any exception more for Paraguayan products in MERCOSUR, and it's a must, for the sake of Paraguay, that the domestic debate of reforms concludes into successful process with no more delay nor hesitation. In this respect there are grounds for certain optimism as we can notice in the maquila sector, since som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have shown its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the stagnant statu-quo, and to adapt the due framework to the needs of a better tomorrow. This work carefully documen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at gave life to MERCOSUR, also known as the Asuncion Treaty, in honor of the Paraguay's capital city where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cision took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