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利用2007年台灣經濟新報（TEJ）之廠商數據為研究母體，並從中選取了傳統產業的塑膠工業、紡織纖維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電機機械產業、電子工業等四產業為研究樣本，以最小平方法與分量迴歸分析廠商之資本、勞動人數、無形資產、研發經費、研發外溢效果與地區別對於產值的影響。 （一）最小平方法分析 本研究所探討之四產業之生產要素對產值的影響，其估計值皆正，這表示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皆使產值增加。除了紡織纖維產業的無形資產的估計值不顯著外，其他產業之變數皆顯著。 四產業之地區別虛擬變數為不顯著之負值，表示無足夠證據可說明廠商產值會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分量回歸分析 四產業之資本與無形資產之估計值走勢為遞增，表示廠商的資本與無形資產投入將隨著廠商規模越大，對產值增加的貢獻越大。 各產業之廠商規模勞動人數對產值的影響情形不一。 研發經費在對產值的邊際影響，在傳統產業廠商中的影響是先升後降；但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對產值之估計值走勢則是逐漸下降。 而由四產業之研發外溢效果對產值的影響，可發現分量迴歸估計值走勢遞減，表示小規模廠商其受到外溢效果的影響較大，這結論也說明小廠商為什麼常常會出現在大廠商附近。 利用地區別之虛擬變數，傳統產業在各分量下之廠商產值仍不受區域別影響；但高科技產業在廠商規模大時，其產值在北部會較中南部高。

本論文共一冊，約九萬字，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及目的，研究觀念架構、研究假設及研究限制。 第二章為有關研究發展與行銷互動關係之文獻探討。 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說明研究步驟、問卷設計、抽樣設計及分析技術。 第四章為實證分析（一），探討研究發展與行銷互動角色扮演之程度，研究發展與行 銷之互動程度在組織行為及態度上的衡量，研究發展與行銷之互動高低在部門觀點上 的衡量。 第五為實證分析（二），探討提高研究發展與行銷互動程度的可行作法，研究發展的 行銷之互動程度高底與新產品成功的關係，並嚐試提出研究發展與行銷之互動模式。 第六章為本論文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產品研究發展過程中成本控制的方法，內容共分為七章，共一冊。 第一章 緒論，敘述本論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所受的限制。 第二章 研究發展之概述，首先敘述各國政府及民間對研究發展之重視，以研究發展 支出之成長情形來說明，並附以圖表；再次討論研究發展之定義、分類，以利於成本 控制之實行。 第三章 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本章討論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其理論基礎 ，並指出現行處理方法，而後簡要說明研究發展支出之會計制度及運用之會計科目， 並敘述研究發展支出成本資料的報告方式、種類及其績效的評估。 第四、五、六章 為本論文的重心，即在討論產品研究發展成本控制之方法。第四章 先敘述產品研究發展成本控制之重要性及所適用的組織型態，而後討論如何以預算來 達成成本控制之目標；第五章，先介紹網狀圖技術，如計劃評核術，計劃評核術成本 ，要徑線……等技術，而後討論如何用在產品研究發展成本控制上。第六章討論標準 成本如何應用在產品研究發展成本控制上，並兼述標準之建立。 第七章 總結。

產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而技術能力更是產業成長的關鍵。因此欲取得產品技術競爭優勢，研究發展扮演重要之角色。研究與發展支出之會計處理一直頗受爭議，因此研究發展支出應費用化或是在有效用之年限內以資本化加以攤銷，或是有其他更適切的會計處理方式，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本研究是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將產業分為電子業與非電子業，探討下列三個問題，包括1、台灣上市公司研究發展費用率與經營績效之當期效果；2、進而探討電子業與非電子業是否有遞延效果以及其遞延效果是在第幾年產生；3、最後探討研究發展之會計原則規定對於這二類產業之影響。 本研究採取複迴歸統計方式，樣本取自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六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公司，並在損益表中之製造費用項下或是營業費用項下，列有研究發展費用者。探討研究發展支出與三項經營績效指標之關係，經相關分析之後，實證結果分述如下。 一、電子業 (一) 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營收成長率呈顯著負相關之當期效果，同時具有顯著正相關之遞延效果，為一年 的時間落差。 (二) 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資產報酬率呈顯著負相關之當期效果，同時具有顯著正相關之遞延效果，為五年 的時間落差。 (三) 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稅後淨值報酬率呈顯著負相關之當期效果，同時具有顯著正相關之遞延效果，為 五年的時間落差。 二、非電子業 (一) 非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營收成長率不具有顯著之當期效果，同時亦不具有顯著遞延效果。 (二) 非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資產報酬率呈顯著正相關之當期效果，但不具有顯著之遞延效果。 (三) 非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稅後淨值報酬率呈顯著正相關之當期效果，但不具有顯著之遞延效果。 三、結論 由研究結果可知，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有一定程度之效益存在，同時具有遞延效果。非電子業之研究發展支出對於企業績效之效益影響時間較短，且多在當期產生其效果。依據本研究結果支持電子業之上市公司之研究發展支出採取資本化會計處理。

自1991年政府實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來，政府為了刺激廠商增加研發投入，期間不斷的提供誘因，諸如調降申請投資抵減請門檻以及提高抵減比率，本文以1991年至2003年做為研究期間，研究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每一時期政府的政策對廠商研究發展投入與績效的影響。本文分別對一般產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非電子業與電子業做實証研究，結果發現，在申請投資抵減門檻調降為200萬元時，對一般產業、輕工業與非電子業有顯著的影響，與1991-1995年申請門檻為300萬元時相比，一般產業、輕工業、非電子業研發投入分別增加了1.96%、6.55%以及1.38%。但當門檻再往下調降甚至是取消門檻時，對一般產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非電子業與電子業皆無顯著的影響。績效方面，當期的研發投入對當期的研發績效有著負向的影響，但前一期的研發投入對廠商當期的研發績效卻有正向影響，這個結論對一般產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非電子業皆相同。對電子業而言，前一期的研發投入雖對當期研發績效影響不顯著，但與當期研發投入一樣，對研發績效同樣是負向的影響，這很有可能是電子業本身研發投入之遞延效果比較高所導致。

台灣的企業在受到巴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廉價勞力及廣大市場的競爭優勢衝擊下，台灣的企業必需更加重視研究發展，在產品或是製程上持續創新，以維持市場上的競爭力，研究發展的成功將帶動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繁榮。本文建立股價、獲利率及研究發密集度之模型，藉由台灣上市製造業公司的經營資料及股票市場價格，運用三階段聯立迴歸方法，對上述實證模型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1)研究發展對於企業績效及股價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顯示研究發展有助於企業的發展。(2)研究發展經費多由內部資金支應，政府可以讓企業對研究發展用之設備提列加速折舊，以充實企業的內部資金。(3) 公司規模對研究發展密集度有顯著負向影響，因此政府應致力促進市場公平競爭，以維持市場機能。

本文透過追蹤資料 (panel data)模型，被解釋變數以平均廠商生產力當作衡量指標，利用台灣經濟研究院於2001-2003年對250家生物科技廠商追蹤調查報告，來實證群聚及研究發展 (R＆D)投入對台灣生物科技產業是否為該產業帶來生產力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之研究；藉此可探討群聚與研究發展對台灣生物科技產業產生之外溢效果，同時並可比較分析歐美日對生物科技產業推展之政策，本研究結果進一步在政府擬訂生物科技產業政策上或能提供些許參考。 生物科技產業依其產業範疇分成醫藥品、醫療器材、特用化學品與食品、農業生物技術、環保及生物技術服務業等5項次產業。本文建立追蹤資料模型的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s) 和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s)群聚及研究發展外溢效果之實證模型，然後開始進行參數估計及假設檢定，並加以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一、生技產業不存在固定效果，存在的是隨機效果，表示隨機干擾項 與投入變數 不具相關性。二、群聚與研究發展對國內生物技術產業所引發的外溢效果確屬存在，惟群聚外溢效果對生產力影響不顯著，但研究發展外溢效果對生產力卻具正面影響而且顯著。三、生技產業隨機效果模型與移動平均動態調整Da Silva模型估計結果一致。四、研究發展投入存在有不穩定現象，可見研究發展投入並不是對所有生技產業均有正面貢獻，諸如：特化與食品、農業生技及環保生技服務業有利於自行從事研發活動；而醫藥品業及醫療器材業則可能以與其他生技廠商或研究機構建立策略聯盟關係，如合作研發、研發活動外包 (outsourcing)及購併方式取得技術較有利。五、研究發展外溢效果最高的是特化與食品，其次是環保生技服務業，最低的則是醫療器材業；群聚外溢效果最高的是醫藥品業，其次是醫療器材業，最低的是特化與食品。六、若加以控制產業內研究發展資本存量變數，則研究發展投入與產業間研究發展資本存量對廠商生產力影響，具顯著外溢效果，且該等變數估計結果顯示其對廠商生產力的影響更大。 關鍵字：外溢效果、群聚、研究發展 / This empirical study examin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biotech industry clusters and R&D in Taiwan between 2001 and 2003. A sample of 250 biotechnology firms in Taiwan is used for the analysis.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s classified into pharmaceutical, medical devices, specialty chemical and foo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xed effects and random effects panel data model of clustering and R&D, this study employs several estimation methods and tests some useful hypothes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aiwan does exhibit random effects, but no fixed effects. This implies that regressors a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effect. In addition, clustering and R&D variation can affect productivity of Taiwan’s biotechnology firms. The R&D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of biotechnology firms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however clustering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a result similar to that between the Fuller-Battese estimation and the moving average Da Silva estimation. R&D investment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of biotechnology firms is not stable in Taiwan. The specialty chemical and foo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dustries, for example, exhibit positive results from independent R&D. The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s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could benefit from building strategic R&D alliances with firms or institutes for abroad as well as through R&D outsourcing and 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he specialty chemical and food industry has the highest R&D spillover effect,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last is the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In terms of spillover effect from clustering,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enefits most followed, in descending order by the medical devices industry, and the specialty chemical and food industry.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 estimator of R&D and between industries R&D are also much larger with Fuller-Battese estimation when the control for inter-industry R&D variable is excluded. Keywords: spillover effect, clusters, R&D

近年來，不論是個體資料的實質薪資或是總體資料的受雇人員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我國勞工所拿到的報酬皆呈現下降或成長停滯趨勢。文獻上對於薪資成長停滯的討論包括探討勞動需求面變動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產業結構之調整、勞動供給面變動的教育政策失靈以及制度面的影響，探究其背後原因，其實都與投資決策息息相關。從總體統計資料可以得到投資與薪資之關聯，本研究進一步採用企業個體資料，為投資能夠提升勞動生產力以及薪資的論點提供個體理論基礎 (micro-foundation)。 本文研究方法除了採用常見的普通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與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 等估計方式外，為了處理內生性問題，也會進一步使用一般動差法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GMM) 來進行估計。本研究採用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2002到2014年的企業財報資料。被解釋變數有三，一為衡量勞動生產力的銷貨收入淨額，其次為薪資所得，最後為雇主所有為了雇用勞工而付出的成本，稱為勞動總所得。主要解釋變數為衡量實體投資的固定資產購置以及研究發展費用的投入，其他解釋變數則包括員工平均年資、員工平均年齡以及員工流動率。 實證結果發現，固定資產投資以及研究發展投資對於勞動生產力、薪資所得以及勞動總報酬三者都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對於薪資的影響程度約為對勞動生產力的三到五成，顯示薪資成長與勞動生產力成長間存在著落差，薪資並未能完全反映勞動生產力。而研究發展投資對於薪資及勞動生產力的影響同樣存在差距，但差距較小，研究發展投資所提升的勞動生產力幅度與薪資水準幅度大約相同。

因應全球化,企業跨國交易日趨頻繁,降低企業租稅成本並提升投資資金成 為管理階層經營首要考量。因此,跨國租稅規劃議題乃成為企業不容忽視的議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投入研究發展的程度、於租稅天堂設立公司密集程度及關係 人交易移轉訂價偏離常規交易程度與公司營運績效的關聯性。 企業投入之研究發展支出可以作為費用及一定程度內適用政府提供之投資 租稅抵減達到稅盾效果;透過於境外低稅率或免稅國家成立公司,可能會透過控 股關係移轉所得達到降低稅負的效果 ; 透過關係人交易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國 家的公司以降低整體企業稅負。此三種租稅規劃策略對企業營運績效之影響乃本 研究重點。 本研究以 2010 年至 2014 年共計 1,636 筆台灣上市櫃電子業之資料,相關的 實證結果顯示如下: 一、研究發展投入程度與企業營運績效關聯性方面:研究發展與企業營運績效呈顯著正相關。 二、租稅天堂稠密程度與企業營運績效關聯性方面:租稅天堂稠密程度與企業營運績效呈負相關,但是關聯性並不顯著。 三、關係人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企業營運績效關聯性方面:關係人偏離常規移轉訂價與企業營運績效呈顯著正相關。 綜合此三種租稅規劃策略中以研究發展活動對企業營運績效最具顯著影響 力,因此,本研究推斷企業投入研究發展有助於提升企業長期的生產力、突破或 創新等,並進一步促進企業營運績效成長。 但將子公司設置於租稅天堂對企業營運績效則較不具影響力,認為是因為近 年來,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紛紛加強查緝與建立完善的租稅制度以防止企業透過 紙上公司規避稅負的政策關係,而且此一租稅規劃並無為關聯企業創造任何實質價值。因此,在全球打擊租稅規避風潮逐漸盛行下,企業於租稅天堂佈局子公司可能亦會使企業暴露額外的稅務風險。 企業透過關係人偏離常規交易對企業營運績效雖呈現正相關,但顯著性較研 究發展活動低,推斷為該租稅規劃策略目的僅以稅負極小化作為首要考量,未助於直接提升企業長期營運績效。 / I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corporations increas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year by year. Reducing tax costs and increasing capital investment are managements’ primary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ax planning becomes a noticeable iss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xtent of corporatio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nsity of setting affiliates in tax haven, transfer pricing among affiliates deviated from arm’s length principle with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an be expenses when filing tax return and applies for investment tax credit in certain degree to reduce corporate tax cost; through setting up offshore companies in low-tax or tax-free countries, holding companies may transfer or shift income to reduce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holding companies can transfer profits to low-tax countries to reduce the company's overall corporate tax burden. This study focus on how do these three kinds of tax planning strategies affect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 data of this study is from year 2010 to 2014 a total of 1,636 Taiwan-listed corporations in electronic industry. 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ults are shown below: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y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Second, the intensity of setting affiliates in tax haven and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y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but the correl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ird, transfer pricing among affiliates deviated from arm’s length principle with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y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se three comprehensive tax-planning strateg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fluence most significantly on the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lp corporations to improve long-term productivity of the enterprise, or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business operations performance growth. But set up affiliates in tax haven influencing less on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fer that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reinforce investigating and establish a sound tax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tax avoidance through the paper companies. Besides, the tax planning doesn’t create any real value to affiliates. As the trend of fighting against tax avoidance increasingly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setting up companies in tax haven may also make additional corporate tax risk exposure. Transfer pricing among affiliates deviated from arm’s length principle with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h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but relatively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e impa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fer that this strategy only takes tax minimization as primary consideration, and not directly help to enhance long-term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FT-LCD產業為我國兩兆雙星產業之一，而相較於經由政府長期以來大力扶植的半導體產業，TFT-LCD產業在發展初期似乎不受青睞，完全是由產業界自力更生，時至今日，竟與日本、韓國形成三強鼎立的態勢。台灣的TFT-LCD產業究竟是如何發展，而創造出這驚人的成績？政府相關部門又是扮演何種角色？政府如何以政策工具推動產業研發，其影響為何？本研究分別從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工具性與實效性等三層次，輔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加以論述之。 在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正當性層次上，本研究認為「修正理論」符合台灣真實現況。台灣身為工業後進國家，若單純以市場機制的運作與競爭，必將不敵先進國家。而且先進國家對其特定產業亦不會採取放任態度，台灣當然可以在WTO強調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的架構下，由政府提供相關誘因，促進產業發展，以提昇我國家競爭力。 政府協助產業研發活動之工具性層次上，本研究以「財政政策工具」、「人力政策工具」與「環境政策工具」三面向，探討對於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影響。其內容分別為：「財政政策工具」包含『租稅減免』與『金融補助』；「人力政策工具」包括『人才培育』、『人才訓練』、『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制度』與『人才延攬』，以及「環境政策工具」則是『科學園區』等項目。 就政府協助TFT-LCD產業研發活動之實效性層次言之，本研究認為在「財政政策工具」方面，租稅減免措施成效顯著，雖存在著租稅不公平的隱憂，但若引進「最低應納稅額」概念，應可促進租稅公平原則的落實；而金融補助措施，則對於TFT-LCD產業幫助不大，但若TFT-LCD產業廠商以銀行聯貸募集資金，基於國際慣例與風險控管之考量，政府在放寬銀行法對單一企業的授信限制時，仍須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人力政策工具」方面，人才培育制度能量不足、人才訓練目標衝突、國防役員額過少與人才延攬措施誘因甚微等，政府尤應注意。在「環境政策工具」方面，TFT-LCD產業在苦無足夠土地可以蓋廠的現實情況下，捨棄個別地區所生成的群聚效應，轉為放眼整個台灣地區，企圖改以台灣全島為TFT-LCD產業聚落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努力提供相關資源下，台灣TFT-LCD產業的發展相信將會是無可限量的。 最後，雖然政府過去在TFT-LCD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只扮演了間接輔助的角色，但面對先進國家的進步與其他後進國家的追趕，政府仍可由「促進產業研究發展」、「進行全球佈局」、「提高上游產業自製比率」、「放寬赴陸設廠限制」四大方面著手，努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