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發展作為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中主要領域中之一項 / None

欣興低功率處理器市場發展策略之研究 / Printed circuit board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electronics systems as it is widely used in a variety of modern electronic end-products including mobile phones, PCs, TFT-LCD TVs,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automobiles. Although the respective industry revenue contracted by nearly 20% in 2001 as a result of “Tech Bubble”, its revenue soon resumed to grow 5% and 22% in 2003 and 2004 respectively. In 2008, the PCB market value has grown from US$33.1 billion in 2003 to an estimated worth of US$48 billion, in line with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electronic market which had increased from US$893 billion to US$1,389 billion. Unimicr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was founded in 1990 and publicly listed on Taiwan OTC in 1998. As of Mar, 31st, 2009, its consolidated net worth stood at TWD 28.5bn (USD876mn). Market capitalization amounted to TWD21.3bn (USD0.65bn), based on a closing price of TWD43.6 per share as of Mar, 31st, 2009. In terms of total sales amount, Unimicron is the largest PCB producer in Taiwan. On a global basis, it ranks No.2 next to Ibiden (Japan). In terms of product, Unimicron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handset PCB in Taiwan, followed by Compeq. The company has successively increased its global market share of handset PCB from 9% in 2003 to 20% in 2007, and 25% in 2008 through aggressive expansion and technology upgrade. With Unmicron’s current technology advantages and leading position in High Density Interconnects and Chip Scale Package as well as Phoenix Precision Technology’s strong knowledge in Flip Chip, it is expected that new Unimicron could without a doubt penetrate into PC and Smartphone segments through the consumer ultra-low voltage (CULV) platform.

綠島觀光永續發展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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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政治與行政學者開始鼓吹以比較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因而產生了比較公共行政（或稱為比較行政）這一新的學科。比較行政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行政制度與行政行為，並且更特別注意行政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在這一研究取向（orientation of research）中，個案研究成了不可缺少的一環，因為這是獲得比較資料的唯一來源。 泰國是東南亞各國中，在十九世紀遭受西方勢力入侵時，唯一倖免於「難」而仍保持其獨立的國家。這一項不平凡的事實顯示，泰國在面對這種力量的衝擊時，必然曾經有過重大的變革，使國家獲得一種有效的回應能力（responsive capability）。這項變革就是政府行政的大改革。改革的結果，使泰國君主專制下的傳統官僚治體變成了一個現代的行政制度。然而這個現代的行政制度，在一九三二年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後，卻沒有什麼大的發展。泰國這種不尋常的行政發展歷史程與事實，正好提供了比較行政研究的寶貴資料。 基於上述的理由，本論文擬以生態研究法，來探討泰國行政演變的兩大問題：為何且如何一個傳統的官僚治體在面對挑戰時，能夠從事變革而成為現代的行政制度？而為何這個現代的制度又未能繼續獲得良好的發展？ 全文共分六章，約十三萬言： 第一章 緒論：先陳述研究的動機與目旨。從比較行政研究的的觀點，說明個案研究的價值與貢獻；並進而解釋泰國行政發展之研究的主旨。其次闡明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行政生態研究法。所謂行政生態研究法，簡單地說，就是採取生態學的觀點來研究行政與其環境的相互關係。生態研究法對發展中國家行政的研究，助益甚大。最後，將泰國的概況做一簡介，以幫助對本文之主題的瞭解。 第二章 傳統泰國的行政：本章敘述傳統泰國的行政，這是以後泰國行政發展的基礎。傳統泰國的行政制度與社會制度幾乎不分。其特徵在於以一套精緻的層級制度，使社會上的兩種成員－－統治才與被統治者一一結合在一起。國王及其下治理人民的少數官吏為統治者。他們形成一個以國王為首的官僚治體（burreaucracy）。其餘為平民與奴隸，他們是以農為生的被統治者。兩者的關係很鬆懈。小乘佛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信仰，它賦予個人生存的意義，也維持了社會的安定。官僚治體與一般人民，基本上，是分離的。其組織並不複雜。在理論上，雖然國王具有絕對的專制權力，但是，官僚治體卻是仍具有高度的獨立性。然而，官僚治體的功能卻很有限。其工作只是替國王治理人民與收稅，並維持自身的存在。總之，傳統泰國的行政制度，主要乃是以社會制度基礎，履行維持社會安定的有限功能而已。 第三章 泰國行政現代化的開展：從十九世紀開始，泰國遭遇了西方勢力的入侵，國家的生存面臨嚴重挑戰。本章即敘述，泰國在回應這種挑戰戰時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官僚治體的變革。首先，敘述西方勢力對泰國的衝擊及泰國行政現代化的奠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泰國國王對西方勢力之「侵襲」所具有的正確認識。由於這種認識，國家乃能在他們的領導下，邁向現代化的途徑。其次，論述泰國在朱拉隆功國王領導下，所實行的一連串重大的行政變革。其中第一階段主要是從事於行政現代化所需的「基本建設」，這也是國家發展的基礎。第二階段才真正是行政的大改革，包括政府結構的重組與發展。內政部的建立與發展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為它負起了創建一個全國地方行政體系的重責大任，這是維持國家領土完整的必要手段。此外，內政部與其他的功能發展也有極密切的關係，因而促成了國家官僚治體的產生。如果用現代行政學的術語說，內政部的建立乃是一項「制度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的過程。總之，十九世紀中葉，泰國在面對西方勢力的衝擊時，由於行政的變革與發展，不但打贏了一場漂亮的「防衛戰」，保持了國家的生存與獨立，同時還使國家更邁向現代化。 第四章 君主立憲政體下的泰國行政：一九三二年的革命推翻了持續近六百年的君主專制政體而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泰國的行政也因而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本章即在探討泰國的行政制度在君主立憲政體下的「所做所為」。首先，略自十九世紀建立現代行政制度以來，其所歷經的發展，並藉之比較革命前後之行政實況的異同。最後，從官僚治體與國家發展之關係的觀點，檢討現代泰國的行政，期能對它的未來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 第五章 影響泰國行政發展之生態因素的分析：本章乃是依據前述生態研究法，對影響泰國行政發展的生態環境，做更詳細的分析。首先，陳述行政生態因素的涵義。接著再分別從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因素，分析這些因素與行政的關係。最後，論述環境與官僚治體的溝通，以明環境對行政的反饋（feedback）能力。 第六章 結論：首先敘述行政發展的涵義，以作為評估泰國行政發展的基礎。其次回顧泰國行政發展的歷程，以求獲得一個泰國行政發展的綜合印象。最後，以這個印象為基礎，就行政發展的現化涵義，瞻望泰國未來的行政發展方向。 依據本論文的研究，泰國的行政發展，表現了兩面基本的特徵：第一是深受傳統制度的影響；其次為具有接受外來制度以改革原來制度的能力，但是這種變革全賴政治領袖的倡導。這兩項特徵造成了以下的結果：行政行為無法配合現代的行政結構，以致完善的結構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這種現象妨礙了國家發展之目標的達成。所以，泰國的行政制度是否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端賴其能否改變它的『行為本質』，使現代的行政結構發揮應用的功能。 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江師炳倫悉心指導、詳加校正；雷師飛龍賜借資料並時予督促，以及所主任傳師宗懋關懷鼓勵，師恩難忘，謹在此敬致最深的謝意。 另外，旅居泰國曼谷的孫維忠（韋中）先生、泰國國立發展行政研究所的Phalibul changrien博士，以及本所泰國留學生基拉沙學長等提供實貴的資料；尤其是孫先生還生泰國，不辭煩勞地替我搜集資料，此種恩情更使我終生難忘。如果沒有他這麼熱心的協助，本文恐難如明完成。對於這些異國的友人，我也要在些表示由衷的謝意。 最後，要向勗勉有加的變親以及曾經對本文的完成，提供過極多協助的呂美珠小姐、家兄以及舍妹，表達內心的感激之情。 雖然，在撰寫時曾經謹慎下筆，以避免錯誤的發生，然而人力總有不足之時，所以尚祈師長同學於發現錯誤時不吝指正。至於本文後面所附的「英文索引」乃是一項新的嘗試，希望它能有助於本論文的閱讀。

本文旨在研究出口對台灣經濟之影響，共分六章，玆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 台灣地小人多、資源貧乏，最近十餘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出口也迅速成長，二者究有何種關係？出口對台灣經濟發展有何貢獻？出口迅速成長之原因何在？台灣經濟對出口依賴程度近來已達40%以上，出口是否值得再加鼓勵？本文之作即旨在試圖對這些問題提供答案。 第二章出口與經濟成長理論 為了廣泛了解出口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本文提出五個出口與經濟成長有關之理論，即重商主義貿易理論、貿易悲觀理論、出口輔助經濟成長理論、出口領導經濟成長理論、國內有剩餘出口理論，加以評介。 第三章台灣出口結構之變動 一、台灣出口成長可分為二個階段，1961年以前為出口輔助經濟成長階段，在這一階段，出口正如其他許多因素，促進台灣經濟發展；1961年以後為出口領導經濟成長階段，在這一階段，出口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即由出口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特別在1966年以後更加明顯。 二、出口結構：台灣早期出口以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為主。1961年以後工業品出口才佔總出口40%以上，迄1966年工業品出口比重增為50%，1972年此項比重復增至82.9%。就製造品出口結構而言，1961年以前食品製造業之出口在製造業出口中所佔之比重最高，之後逐漸下降。代之而起的是紡織業與電器工業，1972年紡織與針織、服飾品業之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為三分之一強。電器工業所佔比重也逐漸增加，迨1972年該業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已增至六分之一。 三、出口地區之變動 台灣早期出口以日本為主要外銷市場。1967年以後，美國成為我國主要外銷市場。由於我國出口主要依賴美、日市場，因此，出口地區集中係數高達40%以上。我國對日本出口依賴雖然逐漸減少。但是日本仍然為我國初級品出口的主要外銷市場，特別是豬肉、香蕉、鳳梨等產品對日出口佔各該項產品出口值的比重高達90%以上，顯示對日本市場嚴重依賴。我國對美國出口依賴度逐漸增加，特別是最近幾年皆佔我國總出口40%。我國對美出口以製造品為主，其中主要對美出口品為電器類、紡織品、金屬製品、夾板、塑膠製品等，這些產品輸美皆佔各該產品出口總值50%以上。由於我國出口對美國依賴太大，因此，美國經濟變動，對我國經濟影響甚大，這種集中少數國家出口之貿易型態。本身並不太健全。另外，美國從我國進口的比重雖然逐漸增加，直到1972年才僅佔其總進口值2.33%。美國從我國進口產品中佔該國進口比重較大的產品為木製品、衣著類、靴鞋、電器機械等，但皆未超過各該項產品總進口值的20%。香港、加拿大、西德、星加坡、泰國、韓國、越南等是台灣次要外銷市場。 第四章出口對台灣經濟之貢獻 一、出口對國民所得直接效果：出口的附加價值為GNP的一部份，前者的增加隱含後者的增加，台灣主要製造業出口品附加價值約佔這些產品國內生產的四分之一。大致上而言，農產品附加價值較高，製造業中以水泥業、玻璃及其製品、味精、木竹籐製品之附加價值較高。 二、出口的波及效果指國內各業對出口引起的直間接向後聯鎖效果所創造的產值與國民所得。1964年出口值為18,738,485千元，由出口所創造出來的產值為30,866,583千元（包括出口本身價值）；1966年出口值為28,361,140千元，由出口所創造出來的產值為47,944,659千元（包括出口本身價值）；1969年出口值為54,545,817千元，由出口所創造出來的產值為94,026,200千元（包括出口本身價值）。換言之，出口一元透過國內關聯產業之波及效果，促使國內生產增加，在1964年為1.6472元，1966年為1.6905元，1969年增為1.7328元。出口波及效果直間接引起產值的增加佔國內產值的比重，在1964年為16.77%，1966年為21.26%，1969年為26.24%，顯示出口波及效果對國內生產的貢獻逐漸增大。 三、由於出口逐漸增加，因此，出口賺取之外匯逐漸成為進口外匯主要來源，而我國進口結構，以農工原料與資本設備為主（約佔90%），由於原料、機器設備的進口、提高國內生產能力、且增加就業機會。 四、出口對增加就業效果可分為短期效果與長期效果二種，短期效果又可分j直接效果、k聯鎖效果、l乘數效果、m外匯效果。由於出口增加因而直間接促使就業的增加。出口就業效果對總就業之貢獻1961年為10.85%，1964年為12.89%，1966年為16.98%，1969年不包括乘數效果為19.56%，包括乘數效果為23.40%。 第五章台灣出口政策對出口之影響 一、政府從1951年開始實施外銷退稅，最初僅限於小數特殊產品，退稅項目亦僅限於進口關稅，後來逐漸擴大，各種產品出口，皆可享受退稅，退稅項目亦逐漸增加，現在退稅項目，除關稅外，還包括港口捐、貨物稅，屠宰稅。歷年來退稅金額逐漸增加，1973年度高達164億元。外銷退稅佔全國賦稅收入比重，1973年度達27.62%，表示全國賦稅收入有四分之一被用於鼓勵出口，這個數字應屬偏低，因未包括租稅減免。外銷退稅佔總出口比重，1970年佔17.53%，換言之，平均出口一元，政府就要貼補0.1753元，事實上，政府的貼補還不止於此，還有其他稅損減免未包括在內。 二、獎勵投資條例中有關租稅減免，也多半與獎勵出口有關，如營業稅之減免限以外銷業務有關之廠商才能享受。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減免限於符合獎勵項目及標準之生產事業才能享受，而符合獎勵類目及標準之生產事業，其外銷比重必須達到一定標準。國外書立之各種憑證免納印花稅，外銷交易所開之發票，按金額千分之一課征（其他按千分之四課征），這些獎勵都是以外銷為對象。 三、保稅工廠之設置，使通關手續簡化，免除退稅繁雜作業，故無論海關或廠商皆感便利，因此，自1969年創設以來，保稅工廠迅速增加，出口也隨著迅速成長，1973年度保稅工廠出口已達214億元。 四、政府於1966年正式成立加工出口區，最初僅有高雄加工出口區，由於國內外廠商前往該區投資者極為踴躍，設廠容量於1967年已達飽和，政府為配合經濟發展需要，再先後增設楠梓加工出口區及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區出口逐年增加，1973年出口增至四億美元，佔總出口十分之一弱，目前凈出口值（出口減進口）約佔出口值的四分之一。 五、外銷貸款利率約為一般貸款利率之半，具有降低成本及便於資金融通之作用，特別是計劃型貸款，有助於出口商安心照針劃拓展外銷，而免於資金短缺之慮。然而，1974年1月底穩定金融方案公佈，取消計劃型外銷貸款及信用緊縮，對廠商資金融通甚為不利。 六、由於政府在租稅方面鼓勵出口，使得外銷利潤大部分皆較內銷為高，因而使得廠商安於現狀，而不願意投資於“投資金額較大，設廠期限較長，獲利金額較遲”之重化工業，結果租稅減免非但不具有轉移資源作用，反而有遲延轉變經濟結構。 第六章結論 綜合本文研究之結果與主要發現，提出一點建議如下： 一、由於出口迅速擴張，而使近年來出口佔GNP比重已高達40%以上。因此國內經濟很容易受到國際經濟變動的影響，為了緩和我國今後可能遭受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應該重視國內市場之開拓。 二、我國出口集中於少數國家，如果這些國家經濟變動對我國經濟影響甚大，為防患未然，宜更加積極鼓勵分散出口地區，政府似可考慮於修正獎勵類目及標準時，對外銷限制參照銷售地區之不同而訂定差別標準。或者對某些實際外銷地區，直接加以獎勵。 三、由於出口迅速增加，而促進就業增加，特別某些快速成長之工業，對於技術勞動需要增加迫切，導致結構性就業不足，促使工資上漲。解決之道為加強職業教育使與工業發展配合，積極推動職業訓練，使無一技之長者有工作能力。 四、自1971年開始出現貿易順差（1964年貿易順差是由於國際糖價大漲），其順差金額自1億餘美元增至1973年的6億餘美元，外匯累積增加，但因未能善加利用，故造成貨幣供給增多，助長物價上漲。如能對累積之外匯適當投資於進口資本財及加強公共設施，則一方面可促進經濟更進一步的發展，另方面可緩和對通貨膨脹的壓力。 五、1962年到1972年我國躉售物價較其他國家（除西德、日本外）穩定，促使出口迅速成長。自1973年下半年以來物價急速上漲，造成今年年初廠商報價過高，訂單急速減少，生產萎縮現象。今後為了促進出口，根本之道在於穩定國內物價，以確保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 六、政府鼓勵出口措施如外銷退稅、租稅減免等皆規定其達到一定標準者，不論任何行業皆可享受同樣獎勵措施；反之，未能達到標準者，則無法享受獎勵。結果外銷獲利較內銷為高，造成資源錯誤分派，足以延緩經濟結構轉變。針對此項缺點，政府似宣參照各業對國民經濟貢獻之大小，訂定不同的獎勵標準，對所欲鼓勵之重化工業、精密工業，獎勵條件應予特別放寬。 七、晚近許多先進國家紛紛設立輸出保險制度，藉以提高競爭能力，促進輸出。我國從1960年開始試辦輸出保險，由於保險基金缺乏，成效並不顯著。為了加強輸出保險，似可制訂法案送立法機關通過，經由國庫撥款，作為保險基金，以擴大實施輸出保險，減輕風險，俾利外銷業務之擴展。 八、由於我國缺乏大貿易商之銷售網，為了便於產品外銷，因而透過外國商社，很容易受其操縱，且損失鉅額佣金。為了健全我國對外貿易，減少外匯損失，政府應加速鼓勵設立大貿易商，建立本國產品銷售網。

台灣自從光復以來，由於有效的執行經濟建設計劃，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出隨之轉變，從落後的型態，變為繁榮。 在這種大環境的轉變之下，報業的發展，自然亦不例外。當然，影響報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似不僅只經濟一環，但從報業發展的歷史看來，如在政治民主、社會安定的狀況之下，經濟的發展是支持報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筆者選定研究這個題目，乃是希望能夠探討在台灣經濟飛躍成長的今日，經濟與報業有何密切的相關性。無可否認的，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對報業之影響」。這是一個範圍很大的題目，要討論所有有關於經濟與報業發展的因素，在有限的研究期限下，勢非容易。因此筆者乃選擇其中較重大的影響部份，來作為這篇論文的研究範圍。這個範圍包括台灣經濟發展對報紙發行、廣告的影響：和由於經濟的繁榮，使報紙日益重視經濟新聞的報導，以及由於經濟大環境的改變，支持了台灣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穌四部份。

第一章 緒論（代論文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出現了幾個偏重經濟性質的名詞，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等；這就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待開發國家，後兩者又被混合為「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國家」，以與前一類國家相對稱。劃分的標準一般係根據赫根士教授（B. Higgins）的解釋：「一國的每人平均真實國民所得尚不及美國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即尚不足五百美元—則可列入落後國家」。依此，我國與一九六二年前的日本，均列為赫氏眼中的「落後國家」。 儘管這種劃分，並不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聯合國對此一詞彙含義的演繹便大感困擾；儘管英美經濟學者推崇落後國家精神生活的一面，例如英國牛津大學鮑爾教授（Peter T. Bauer）明確指出：「落後僅指經濟與技術的低下與落後，並不含其他。某些落後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均具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與文化。」：儘管不為當事國人民所接受，但，基於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以及國民所得業被經濟學者作為衡量一國經濟成長的指標，所有被列為開發級的國家，為了爭取「晉級」，與乎確切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及育樂等生活條件，躋人已開發國家之林，莫不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 所謂國家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一個從傳統社會推進到生活與思想與時俱進的階段，或謂促使一國真實國民所得增加臻於足以維持現代生活的成長過程。現代化是超時序的，由於起步有先後，世界各國遂處於不同的成長階段。美國經濟學者羅斯陶（W. W. Rostow）將各國朝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以下五個：一、傳統社會，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三、正在起飛階段，四、邁向成熟階段，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 無庸諱言，由於我國從事經濟發展，特別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作，遲緩了許多年代，雖然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四年經建計劃，但民國四十九年時，尹仲容先生尚認為「台灣經濟已大致渡過了過渡階段，也就是說，起飛的準備已經粗告完成，但還沒有起飛」，到了今天，如果依照羅期陶開出的「起飛」條件來審度，台灣的經濟發展情況纔算勉強地進入了此一階段。 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敗，繫於政府的努力與人民之有無經濟化意願和經濟化努力，特別是前者，它往往是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化的關鍵與必要條件。魯易士教授（Arthur W. Lewis）把經濟化的努力，與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 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必需，因此，人民經濟化意願亦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如果這些活動不存在，或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未受到鼓勵，都將影響發展的步伐。職是之故，開發中國家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激勵，是不遺餘力的，總希望全國之內人人自動投身於國家現代化工作，而激發人民經濟化意願過程中，各種方式的教育與觀念的灌輸，又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具有說服力，能對新問題創造意見，有時候並能改變意見的大眾傳播媒介，遂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和運用，期藉傳播產生的效果，來增進人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認識，引發人民同心協力，參與現代化的運動。 至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近代經濟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它居於領導、策劃的樞紐地位。完全的「自由放任」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觀察，即使最崇尚「自由」的英、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亦不例外。凱因斯（J. M. Keynes）甚且主張經濟進步的國家，其政府擔當相當程度企業職能等角色；魯易士則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應擔當社會基本投資及「人的投資」，創造有利的「社會氣候」，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加速農工發展，訂定人口政策，有效運用外援及國際貸款，以及釐訂長期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期能使人民經濟化意願得到充分表現的機會，益加堅定全國上下對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決心。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理論言，人民經濟化意願實際上即是人類易變個性（Mobile Personality）的更張或強化（Empathy），而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則是此一性格的「擴充者」（The mobility multiplier）。大眾傳播學者倫奈爾（Dr. Daniel Lerner）曾就其研究心得，提出主張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發展中承擔了『大擴充者』的任務，並成為空前不可計量地加速和廣泛推廣所需知識和態度的工具」。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鼓勵與強化，究竟作了些什麼貢獻？它是否能夠配合灌輸發展中所亟需的工商業經營建設知識，尤其是一些啟發性的觀念，又它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表現，是否已盡了督促和提供決策的責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研究分析台灣報紙廣義的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乃為本論文的中心意旨。 選擇報紙作為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傳播媒介在台灣的普及性與報導評論深度。依據統計，台灣每千人有六十份報紙，一百架收音機，以及十臺電視機；收音機數量雖然多於報紙，但從報導內容看，報紙的無所不容性，實大於前者，同時，許多有關經濟事態的消息與論見，均以不合電臺與電視節目性質而被剔除。此外，儘管印刷媒介在傳播通路中，閱聽人參預程度不及前兩者遠甚，然它在國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威望較高等優點。卻凌駕其上。所幸，傳播通路效果及其影響性，並非本論文之鵠的，以報紙普及性與報導深度率先其他媒介，作為選擇的標準，應無庸置疑。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闡述傳播媒介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其協助社會轉變的道德與責任問題；第二章系說明報紙存在之價值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提出其為開發中國家協助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第四章討論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的工商企業，並成為報業發展的契機；第五章係運用一連串的統計或有關資料，分析台灣具有代表性報紙經濟新聞報導評論內容，並從比較及列舉的個案中，檢討台灣報業是否已經盡了「大擴充者」的責職，以及有那些不配合的地方；第六章進一步說明台灣經濟發展下，工商界為報業培植出來的另一果實—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甦和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第七章係就台灣報業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缺點，指出今後加強改進的途徑；第八章為結論。 必須一提的是，本論文第五章所用報紙資料，係採抽樣方式，從台灣目前銷路較廣或經濟新聞較多的報紙中選作研究目標，例如四八—五七年各報論文比較，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及聯合報為對象。 關於研究時間之所以從四十八年起，系由於根據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看法，認為台灣經濟在四十九年以前，祇能說是穩定與復舊階段，談不上起飛或發展，而四十八年則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故仍予列入。

本研究的定位在於探討原住民鄉鎮發展綱要計畫和實踐的問題。研究範圍選定於宜蘭縣大同鄉依據縣綜合發展計畫架構下的「大同鄉發展綱要計畫」執行成果進行研究。 在研究架構及步驟上，首先，研究者於第二章探討國土綜合發展規劃與原住民鄉鎮發展之相關課題。第三章對於「大同鄉發展綱要計畫」的研擬過程、地方參與及意見回饋做一概述並分析，再進一步探討鄉鎮基層建設及地方發展過程，必須面對預算編列及財源籌措之問題，提出解決策略。第四章，對於大同鄉人口分布、部落環境及部落變遷文獻資料做蒐集與分析，以進一步瞭解集團移住與各部落我群邊界的產生機制。第五章，對於大同鄉執行文化活動及營造文化地景的過程，提出參與觀察及調查、訪談的結果，蒐集資料予以整理分析。第六章，在探討大同鄉的三個分區環境發展中，選定「大同合作交流會」、「山地農業經營」及「生態旅遊」的運作案例，說明並分析在不同環境資源與經營方式下，他們是如何持續進行並影響區域產業環境的發展，以進一步開拓未來產業之發展。 本研究成果發現： 一、「大同鄉發展綱要計畫」勾勒出大同鄉未來的發展構想及發展趨勢 二、「拼圖式」地方建設模式解決財源不足的問題 三、生態性資源競爭中的族群邊界 四、文化活動中族群的「自我發聲」與「詮釋權」 五、文化地景的集體記憶與認同 六、區域性產業環境發展與策略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