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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藉著「福特訪問北平」這一事件，來觀察十家海外中文報紙處理新聞之差異。 全文共分五章，茲分別說明如左： 第一章諸論。敘述研究動機和目的、「福特訪問北平」事件和當前海外中文報紙的簡介，以作為擬定假設的基礎。第二章研究方法。說明研究假設、研究步驟、以及研究過程中的標準與原則。第三章「福特訪問北平」的刊登篇幅統計和分析。第四章「福特訪問北平」新聞標題和體裁種類的統計及分析。第五章結論。包括假設的證明、檢討和建議。 本文承蒙戚師敬堯的細心指導，使能如期完成，在此深致謝意。徐師佳士給予許多觀念上的啟發，使作者獲益良多。同窗如好友翁台生、湯克遠、謝瀛春、應幼琪、胡志強諸君，在本文撰寫期間，多方賜予協助，特此一併致謝。 最後，要謝謝爸爸給我的鼓勵和幫助，希望這本論文，不會讓他太失望。

本論文既名「六十年代初期台灣報紙醫事廣告問題研究」，目的即在暴露與記實六十年代初醫事廣告現象。首先為本文立論有所根據起見，以「醫事廣告的社會責任」揭序，說易醫事廣告應持守的本份。 認清本分，再對照事實現狀並證實現況的不良，緊跟著追論問題的歸責，最後提出建議，結束。 本文第二章是揭露事實真象的重點。第一節以台灣省五家日晚報為對象，就其六十一年報紙抽樣，測量醫事廣告的量以及其不良者所佔的篇幅比例。這其中遇著的問題是測定不良的標準是什麼。為求周全細密，除了參照英、日、美國的標準以及本國的有關規定外，再參照報紙醫事廣告中慣用的不良詞句，作成具體而不籠統的衡量標準為測量依據。第二節是分類。列析醫事廣告的類別。一般讀者的印象中，只覺廣告的林林總總，往往對「醫事廣告的種類」未有清楚的概念。譬如一般人所稱的性病廣告，其實意思往往包括性病廣告和性機能廣告，這兩種廣告大致上可以這樣分說：前類大半是於治性病的西醫醫院診所所刊登，而後類又多半是吹說能以清宮卸醫的妙方治腎虧、性弱等毛病的中醫診所所刊登。為此，本節特別把五花八門的醫事廣告作了三種分類，盼望能讓人更清楚的看到醫事廣告林中的類別。第四節以親身調查所得的結果證實一般所稱廣告的虛偽性。雖然這節需要花費很多的體力和金錢往來於台灣南北路途上，才能求得對證，但能以事實證明廣告中的的確有虛偽，協助本論文站腳，這也是值得的。 第三章分四節，分別由衛生機關、醫師公會、報社以及新聞自律團體的立場出發，找出他們管制不良醫事廣告的辦法，行政命令以及準則、決議。再以辦法、行政命令收到的實際果效以及準則、決議下的事實反應對照，找出所以行之不成的漏洞。最後第四章試提補救的辦法。 第四章分三節提出補救的辦法。第一節先引證先進國家根本沒有醫事廣告的前例，表達個人樂在嚴法下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想法，等於同醫界先進言。第二節建議新聞自律團體，最好擁有主動檢查與實際制裁的權力。因為即使醫事廣告日後在政府的大力壓制下凈化了，報紙若以後再出問題，新聞自律團體沒有實權，問題還是不可能藉自律解決。這對報紙說來是縱容，對自律機構說來會是再一次的嘲笑。第三節草擬「醫事廣告審查準則」，並其罰則，提供衛生官署參考。盼望本文除了暴露更深入更具體的醫事廣告不良事實之外，能就研究所得，針對漏洞，提供解決辦法。

醫藥廣告是不宜向一般大眾做廣告的，因為醫師所出售的是一種專業知識與技術服務；而藥品最大的主顧是醫院與醫師，即使患者自行購買藥物，照理亦應透過醫師開具處方。任何醫藥的新發明與新發現，其專業書刊亦必詳加介紹，無須大做廣告以為宣傳。 我國醫藥發達昌明盡人皆知，而不良醫藥廣告充斥傳播媒介亦眾所週知，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上的一種怪現象。因之，乃引起對本問題鑽研之興趣。本文之研究乃就學術立場，以新聞學的觀點，將台北市五大日報的不良醫藥廣告實況，作有系統之敘述，並就民國五十九年之現狀作一深入的分析，藉以發掘發生的原因，進而提出補救辦法，俾供從事是項工作者之參考。 本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敘述研究範圍及不良醫藥廣告的意義；第二章參酌日本的分類法，配合台北報紙現狀，將不良醫藥廣告區分成五大類，分別佐以剪報說明；第三章參考英國及日本之法令、報社、廣告公會、醫藥公會等四方面管制不良醫藥廣告的方法；第四章研究我國管制不良醫藥廣告方法的利弊得失；第五章從中英日三國的管制方法，找出以大眾為對象的醫藥廣告最低標準；第六章根據六年來的統計資料說明台北市五大日報總廣告量、醫藥廣告量、不良醫藥廣告量之間的關係；第七章以民國五十九年「中國時報」為例，說明不良醫藥廣告的內容、來源、特性、表現方法，第八章提出發生的原因與補救的辦法，作為本文的結論。 在研究過程中，因本國有關此一問題的專書論者不多，而實際資料的蒐集亦頗不易，幸在呂師曉光的懇切指導下，得以順利研究，並承徐師佳士指示方向並提供書目，立法院吳基福委員、內政部衛生司（今改為行政院衛生署）、台北市醫師公會、立法院圖書館、中華日報資料組、中國時報資料室等提供原始資料，李師士毅、石師永貴提供建議，銘感之情無可言喻，謹此一併深致謝意。 筆者學識淺陋，初次涉獵研究，其中容有舛誤缺失，實為意中之事，尤盼師長，不吝匡正，則幸甚焉！

第一章 緒論（代論文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國際社會，出現了幾個偏重經濟性質的名詞，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三等；這就是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以及待開發國家，後兩者又被混合為「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國家」，以與前一類國家相對稱。劃分的標準一般係根據赫根士教授（B. Higgins）的解釋：「一國的每人平均真實國民所得尚不及美國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即尚不足五百美元—則可列入落後國家」。依此，我國與一九六二年前的日本，均列為赫氏眼中的「落後國家」。 儘管這種劃分，並不為國際社會所公認，聯合國對此一詞彙含義的演繹便大感困擾；儘管英美經濟學者推崇落後國家精神生活的一面，例如英國牛津大學鮑爾教授（Peter T. Bauer）明確指出：「落後僅指經濟與技術的低下與落後，並不含其他。某些落後國家如中國與印度均具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與文化。」：儘管不為當事國人民所接受，但，基於此一名詞代表的意義以及國民所得業被經濟學者作為衡量一國經濟成長的指標，所有被列為開發級的國家，為了爭取「晉級」，與乎確切改善人民的衣、食、住、行及育樂等生活條件，躋人已開發國家之林，莫不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 所謂國家現代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一個從傳統社會推進到生活與思想與時俱進的階段，或謂促使一國真實國民所得增加臻於足以維持現代生活的成長過程。現代化是超時序的，由於起步有先後，世界各國遂處於不同的成長階段。美國經濟學者羅斯陶（W. W. Rostow）將各國朝現代化目標前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分為以下五個：一、傳統社會，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三、正在起飛階段，四、邁向成熟階段，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 無庸諱言，由於我國從事經濟發展，特別是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工作，遲緩了許多年代，雖然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四年經建計劃，但民國四十九年時，尹仲容先生尚認為「台灣經濟已大致渡過了過渡階段，也就是說，起飛的準備已經粗告完成，但還沒有起飛」，到了今天，如果依照羅期陶開出的「起飛」條件來審度，台灣的經濟發展情況纔算勉強地進入了此一階段。 和其他開發中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敗，繫於政府的努力與人民之有無經濟化意願和經濟化努力，特別是前者，它往往是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化的關鍵與必要條件。魯易士教授（Arthur W. Lewis）把經濟化的努力，與知識及資本的增加，列為促進經濟成長的三大主因。 人民的經濟化意願可被解釋為：人民對經濟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經濟活動是指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一項努力：此項努力為經濟發展必需，因此，人民經濟化意願亦可解釋為：人民對增加生產，或者減少成本的活動是否熱衷或重視的一種意向。這種活動表現在擔當風險、發明、實驗、創新、專業化、分工等等方面，一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也就分別擔當這些角色。如果這些活動不存在，或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未受到鼓勵，都將影響發展的步伐。職是之故，開發中國家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激勵，是不遺餘力的，總希望全國之內人人自動投身於國家現代化工作，而激發人民經濟化意願過程中，各種方式的教育與觀念的灌輸，又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具有說服力，能對新問題創造意見，有時候並能改變意見的大眾傳播媒介，遂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和運用，期藉傳播產生的效果，來增進人民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認識，引發人民同心協力，參與現代化的運動。 至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近代經濟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它居於領導、策劃的樞紐地位。完全的「自由放任」時代已經過去。從歷史上觀察，即使最崇尚「自由」的英、美兩國政府，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亦不例外。凱因斯（J. M. Keynes）甚且主張經濟進步的國家，其政府擔當相當程度企業職能等角色；魯易士則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應擔當社會基本投資及「人的投資」，創造有利的「社會氣候」，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加速農工發展，訂定人口政策，有效運用外援及國際貸款，以及釐訂長期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期能使人民經濟化意願得到充分表現的機會，益加堅定全國上下對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決心。 就大眾傳播媒介的理論言，人民經濟化意願實際上即是人類易變個性（Mobile Personality）的更張或強化（Empathy），而大眾傳播媒介本身則是此一性格的「擴充者」（The mobility multiplier）。大眾傳播學者倫奈爾（Dr. Daniel Lerner）曾就其研究心得，提出主張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發展中承擔了『大擴充者』的任務，並成為空前不可計量地加速和廣泛推廣所需知識和態度的工具」。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民經濟化意願的鼓勵與強化，究竟作了些什麼貢獻？它是否能夠配合灌輸發展中所亟需的工商業經營建設知識，尤其是一些啟發性的觀念，又它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表現，是否已盡了督促和提供決策的責任？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因此，研究分析台灣報紙廣義的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乃為本論文的中心意旨。 選擇報紙作為研究的對象，考慮到傳播媒介在台灣的普及性與報導評論深度。依據統計，台灣每千人有六十份報紙，一百架收音機，以及十臺電視機；收音機數量雖然多於報紙，但從報導內容看，報紙的無所不容性，實大於前者，同時，許多有關經濟事態的消息與論見，均以不合電臺與電視節目性質而被剔除。此外，儘管印刷媒介在傳播通路中，閱聽人參預程度不及前兩者遠甚，然它在國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威望較高等優點。卻凌駕其上。所幸，傳播通路效果及其影響性，並非本論文之鵠的，以報紙普及性與報導深度率先其他媒介，作為選擇的標準，應無庸置疑。 本論文共分為八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闡述傳播媒介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及其協助社會轉變的道德與責任問題；第二章系說明報紙存在之價值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提出其為開發中國家協助經濟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第四章討論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即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了繁榮的工商企業，並成為報業發展的契機；第五章係運用一連串的統計或有關資料，分析台灣具有代表性報紙經濟新聞報導評論內容，並從比較及列舉的個案中，檢討台灣報業是否已經盡了「大擴充者」的責職，以及有那些不配合的地方；第六章進一步說明台灣經濟發展下，工商界為報業培植出來的另一果實—經濟性專業報紙的復甦和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第七章係就台灣報業經濟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缺點，指出今後加強改進的途徑；第八章為結論。 必須一提的是，本論文第五章所用報紙資料，係採抽樣方式，從台灣目前銷路較廣或經濟新聞較多的報紙中選作研究目標，例如四八—五七年各報論文比較，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新生報及聯合報為對象。 關於研究時間之所以從四十八年起，系由於根據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看法，認為台灣經濟在四十九年以前，祇能說是穩定與復舊階段，談不上起飛或發展，而四十八年則是新舊交替的一年，故仍予列入。

廿世紀自由的報業基於對社會公共利益負有責任的論點，特別重視對社會提供最佳的服務崇高的理想；因為報紙在本質上是一項公共事業，它的真正價值就是忠誠的為社會服務。 美國著名新聞學家晚近極力倡導的新聞事業社會責任論，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已對世界自由的報業發生鉅大的影響。社會責任論講求每一種自由都有一項相當的責任，所以認為報紙既享有憲法賦予特權地位，就應當對社會負起責任，履行報紙在現代社會中的任務。 新聞事業社會責任論要求報紙克盡社會責任，加強對社會之服務，已成現代新聞事業的主流。台北的廿九家報紙近年來隨著時代潮流的激盪，幾乎全部深受影響並且在實際行為中卓有表現。 台北報紙服膺新聞事業的社會責任論，反映於台北報紙民國五十年八月間發起的親聞自律運動。新聞自律針對要求台北各報在實際的行為中，自我約束，達成自由負責服務人類的目標。本文即在檢討台北報紙自倡行新聞運動至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間的社會服務成就。 台北報紙社會服務之研究由於搜集資料困難，未見前人有較為系統及完整的研究。本文目的在作一新的嘗試，希望引起台北報紙進一步重視社會服務的意義及更深一層的研究社會服務的有關問題。 本文在一般內容方面，簡略如下：第一章緒論，介紹報紙社會服務的重要性，第二章係申論報紙社會服務在理論與實際上的根據，第三章則廣泛檢討台北報紙的社會服務，第四章討論推展社會服務運動的技巧和應行注意事項，最後一章結論，則在指出報紙社會服務今後新方向。 本文構思及撰寫期間，承蒙指導教授曾師虛白先生的諄諄指導，無論在觀念之啟發與細節之安排上，均賜益良多，同時本文於收集資料時，復蒙李瞻教授、新生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姚朋先生惠予協助。謹此一併致最懇切的謝意。

無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不同專業化程度的新聞從業員對工作環境的要求，具有哪些差 異？二、不同專業化程度的新聞從業員是否享有不同的自主權？三、影響專業化程度 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以國內十三家公民營報紙為抽樣對象，在七十六年底到七十七三月以郵寄問卷 進行測試，總計發出３８６份問卷，回收２６３份，其中有效樣本為２６１份，回收 率達６７．６％。大體而言，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本研究發現專業化程度愈高的人，對工作環境的滿意程度愈低；特別是在專業工 作層面上，專業化程度愈高者，愈不滿意。此外，由於對目前大環境的不滿意，因而 研究中亦發現，我國新聞從業員多傾向將新聞事業發展成一專業型態。 二、在自主權的高低方面，研究中顯示，專業化程度之高低無論在新聞室內或室外都 與擁有自主權的多寡無關。 三、在影響專業化程度的因素方面，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曾受過新聞傳播教育， 在新聞界服務年限較短的人，專業化程度較高 至於在年齡方面，則以３１∼４０歲的人專業程度較高。此外，在總社服務的人專業 化程度亦高於分社的新聞從業員；民營報社的新聞從業員專業化程度又較公營報社為 高。而性別、薪資所得則與專業化程度無關。

論文大綱：第一章，前言；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量的分 析；第五章，質的分析；第六章，結論。 長久以來新聞媒介在處理中共新聞時，一直配合政府的政策，扮演守望監督的角色， 也隨政策的鬆緊，對中共進行形象塑造，本研究即選擇報紙媒介進行內容分析，以了 解新聞媒介處理中共新聞的方式，及其所呈現的形象。 本研究即選擇民營報紙「聯合報」、黨營報紙「中央日報」及軍方報紙「青年日報」 作為研究對象。時間則從民國五十四年到民國七十四年，以民國六十四年為分界點， 前後各十年，每二個月抽取一份，二十年共一百二十份，三種報紙共三百六十份，因 此總樣本數為三百六十份。 根據分析的結果，在報導的項目上，以政治軍事的新聞居多，經濟新聞次之，至於其 他新聞，除了青年日報的社會新聞略多以外，多半只是點綴的性質。在報導的方式上 ，以新聞居多，其次是評論，特寫專欄等也不多見，至於漫畫圖片，也因三大張的版 面限制較少出現。在語意方面，正面的報導較少，多半是負面的報導，不過在早期時 ，以醜化中共為主，三報均呈負面的報導，中美斷交以後，開始討論兩岸關係的文章 ，除了青年日報因立場關係，仍以負面報導中共以外，中央及聯合兩報已有較多的中 立報導。 由於國內政治情勢漸漸由保守轉向開放，對中共的態度也從以往「漢賊不兩立」轉到 「講求實際」，因此聞媒介對中共的形象塑造，也從一昧醜化擺盪到以報導事實為主 ，所報導的中共形象也比較能掌握真實的狀況。

消息來源的研究是近年來傳播研究的新趨勢，因為透過對記者所依賴的消息來源的特 性分析，可以一窺媒介組織的運作，讓我們重新為新聞定義。同時，從社會學的角度 來看，消息來源本身的分析，也可 以了解社會權力的分配與展現。本研究基於這兩 個觀點，分析民國６６與民國７６兩年的中央日報與中國時報所引用的消息來源，有 何特性？如何被處理？ 本研究分五個章節，約五萬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問題陳述與研究目的。 第二章文獻探討：將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與消息來源處理方式等角度探討中外相 關研究。 第三章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並運用X2分析T 檢定F 檢定與因素分析等統 計。 第四章資料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將與電視消息來源的分析作一比較，並提出日後研究上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