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歷經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政權中，領導人的政治─戰略和經濟─戰略取向，均會影響其外交政策。 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的最大區別，就是將重點由「繼續革命」 轉向「現代化」，這造成重點置於第三世界國家交往的「小國外交」，轉變到與經濟實力堅強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大國外交」的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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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作為達成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自古即然。中共政權自成立以來，為了安全利益的確保,經濟利益的獲得，聲望的提高，勢力範圍的擴張，就積極地使用了這項「施小惠，以收買人心」的工具。 因為二十餘年來，中共外交政策的原則，不外是與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團結，和平共處，和支援解放斗爭。所以對外援助，最初也是從接鄰的北韓、北越筆共產政權開始，加強共產國家的圍結，執行反美反帝的外交路線；隨後為了贏得國際承認，在和平共處的偽善面目下，進行滲透顛覆，支援各地的所謂民族解放戰爭，援外就成了「代替或支持革命的工具」。尤其當中蘇共黨間衝突公開惡化之後，中共自知非美、蘇超級強國的對手，但卻為了逞意氣之勇，於是又搬出了分化、矛盾、對立統一的慣用技倆，以第三世界領導者自居，企圖「利用予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揚言聯合中小、反對超大，執行「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策略，援助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弱小國家，也就成了最佳運用的工具。故而若將中共外交政策的演變，和援助活動的發展相互對照來看，可知兩者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後者常常是前者的反映和具體實踐，所以欲瞭解中共對外關係的態勢和動向，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是非常可行的途徑。 況且中人政權雙是一個極端對閉的鐵幕，一切消息與資料的獲得，殊非易事。決策者甚至時常故作姿態，企圖矇蔽混淆外界視聽，政治學上的許多研究途徑往往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在此若從援外來透視中共的外交，就不失為一種很可嘗試的方法。因為研究者可以從援外協定的訂來推測中共外交的發展，自款項實際給付的情形來判斷中共外交重視的焦點。而資料的獲得，除了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外，受援國的新聞發佈尤具參考比較的價值。於是這也就涉及到了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欲瞭解每一特定事件的背景，原因，發展過程，結果和影響，歷史研究法和系統法是必須要使用的，可以在運串的長期演變中，分析其縱的過程。而解釋個別現象時，系統功能分析和比較法又是深入研判必備的工具。故本論文乃以這些方法為準據，配合國際政治的理論，以統計數字圖表來印證，企圖對中共援外工作，從時間上作長期的觀察，空間上作周延的探討。進而了解中共對外叛亂的動向。不過在撰寫期間，有感於各種分佈資料的不同，與中共援外承諾和實際給付的差異，所以統計數字上的出入在所難免，這不但不是筆者的能力所能更正，即西方著名學者，亦只得採用概略的估計和判斷。尤其在中共的援助中，物資成分居多，軍援武器價款換算不易，就更增加了上述的困難。 關於論文內容方面，全文約八萬餘字，在章節的安排上除前言外，共分為五章十四節。第一章首先對一些基本概念加以探討，說明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涵義和性質，達到政策目標時，援外這項工具的運用，援助國的意圖，和援外型式等，並對影響中人外交政策，隨之涉及援外計劃的諸因素作一闡釋。第二章先從中共援外的歷史淵源談起，以及身處在演變的國際環境中，援外的需求背景。第三章分四個區域將中共援外的承諾和實際工作加以分析，並兼論蘇聯和中共在受援國間援外的激烈斗爭。第四章則提出數個假設評估中共對外援助的特性，使中共援外的實質無可遁形地呈現出來；同時，也對中共援外的基本困難，尤其在與蘇聯作競爭時先天不足之處，客觀地予以說明。至於結論部份，實重於未來的展望，筆者不敢說有所預測，只欲對中共援外和外交政策未來的動向，作一探討。 筆者對於中共研究雖然極感興趣，但是只在起步階段，所幸於本論文研究及撰寫過程中，承蒙杭師立武博士，悉心指導，確定了思考方向，建立了論文架構，特此致謝，感激最深！而關中教授提供筆者實質的意見與資料，並對觀念的啟迪助益甚多，實令筆者莫齒難忘。鐘健先生為本論文改正出許多缺點，否則無法以現在的面貌出現，使筆者獲益不淺，銘感在心。 另外必須強調的，在此兩年，東亞研究所曹所長伯一，對筆者在學習和生活兩方面，多次愷切指點，諄諄教誨，關懷備至，在此謹申謝忱！而郭華倫教授、譚溯澄教授、張京育教授，對筆者學識的啟發和教導，幫助尤多，是筆者衷心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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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共輸出貿易居首位的地區，也是中共海外投資最重要的地區，以四百方哩面積的彈丸之地，供應中共外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成為中共不可而失的「金鵝」。 本文第一章說明香港的經濟概況，香港經濟發展是亞洲地區一個頗為特出的例子，它的成功是本身地位所使然，並且由於香港經濟繁榮，它的生活水準提高，工商業發達，使香港能夠每年吸收數十億美元的進口物資，也正因為香港有這樣龐大的消費能力，中共才能夠對香港作有力的輸出。因此本章作為港匪貿易發展的背景說明。 第二章是說明中共香港的關係。香港是中國的原有領土，但百多年來處於殖民地地位；按照共黨反殖民主義，反帝國產主義的原則，中共無論如何是應該收回的。可是目前中共對香港殖民地的態度是友善是敵意？以及見解如何？是我們所關心的。至於中共何以不收回香港，其原因安在，主要是香港每年為中共提供的利益太大了，使中共違悖了它的政治立場，而遷就現實利益。 第三章說明中共外貿政策及外貿機構。中共外貿基本政策如何？其變化情形和外貿對象的更換，從向蘇俄的一面倒到向西方國家的接近，都將予以介紹。並且敘述中共對香港的貿易策略，中共使用什麼方式來賺香港人的荷包，以及中共外貿權構的組織、作用如何，都予以說明。 第四章說明商品結構。我們常有一觀念，就是香港人吃的用的穿的都是大陸貨，但實際中共供應香港的商品種類有那些，真實狀況如何，則不甚瞭解。本文將主要的商品予以列表說明，使我們知道香港消費多少大陸貨，以及這些商品在香港進口中的地位如何。此外敘述中共經由香港轉口輸出的概況，其轉口輸出對象是那些地區，商品是那些，都有介紹。 最後是結論。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農復會顧問李師登輝悉心指導，使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受益菲淺，並且時時關注，鼓勵有加。此外，海工會委員吳師春熙，給予作者有關香港僑情、經濟概況等方面詳細的指示，並且提供許多實貴資料。以及國研所高師向杲、央銀張師維亞二位給予作者提供其珍藏收輯的有關資料，使作者多處蒙益。在此一一拜謝。 作者才疏學淺，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惟期諸位師長不吝指教，並望海涵。

當前錯經綜複的國際局勢，儘管姑息逆流餘燼未熄，但自由與奴役，民主與集權「針鋒相對」的態勢，始終是壁壘分明的。雖然蘇俄與中共之間，已由意識形態的「文斗」，走向劍拔弩張的「武斗」，但是這兩個共產政權對於赤化全世界，意圖「埋葬資本主義世界」的終極目標，依然是殊途同歸。 東南亞在目前的低氣壓，可以說正處於徬徨、煩躁、浮動和不安之中，此一地區遠在高棉和越南未瀹陷前,就不瀰漫著強烈的「中立主義」，這實不過是使人暫時迷惘麻醉，慢慢走向死邙陷阱的魔咒而已。過去在尼赫魯與蘇卡的身上也屢驗不爽，故會經一度消沉。不料自一九七一年以後又被馬來西亞拉薩克總理從垃圾桶□檢出，再度加以提倡。殊不知過去尼、蘇的慘痛教訓與共黨的善於利用「中立主義」，竟一昧地進而他一面親共一面反共的兩面政策，如此，只有使這一地區的國家與人民對共黨感到惶恐而已。 從地理上看，由泰國、馬來西亞、星加坡、印尼、菲律賓等五國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猶如在南中國海面擺開的長虹。馬毛建交後，毛共惡勢力已由拉薩克引入此長虹之核心。東南亞國協之間，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為菲南回教徒而引起的齟齬，印尼與星加坡對馬國與毛共「建交」後情勢發展之猜疑與關懷，馬國對泰國南部回教徒分離運動之態度，均為東南亞國協當前所令人關注的問題，且將影響及該國協之合成力與結合體。 自棉共和越共及最近這寮共奪取政權後，中共之勢力已延伸到中南半島的邊緣，俄共鑑於毛共勢力之擴張，勢必影響其在東南亞之活動，為圍堵毛共，及從南北控制毛共，俄共在此地區，已表示大感興趣，因此，俄共自必更加緊介入此一地區的活動。如此，則拉薩克所大聲疾呼的東南亞中立化，不僅不能獲得美、俄、毛的保證，且將使此一原來安定的地區，成為美、俄、毛積極介入，尤其是俄、毛爭持的焦點。 拉薩克與毛共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為斷絕毛共對馬共的支持，使馬共問題成為馬國之內政問題，以便一舉消滅它；但要知道，同一種族在兩個不同地區建立兩個性質相同的共產黨，它們的關係豈止是血緣關係而已，毛共更不會因此放棄去持其兄弟黨，而毛共與馬國建交祇是一時之權謀，拉薩克之想法乃是一廂情願的。本文就敘述從馬共建黨開始到每一階段與中共之關係，以便說明中共與馬共關係遠非拉薩克一紙「聯合公報」所能取代的，這是本文寫作的目的。 本文中所提到的馬共，祇限於得由陳平領導的馬共中央指揮的西馬，至於東馬的砂撈越共黨則因其建黨、來源、體制均與陳平領導的馬共不同，所以本文將不包括東馬的砂共。再就本文提要，簡述如下： 第一章「馬共成立的背景與成長的經緯」，從馬共於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建黨開始到它組織「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馬來亞民族抗日同盟」從事抗日戰爭為止，就其組織、與中共初期關係及反英、反日帝國主義予以分節。 第二章「全面武裝叛亂」，敘述抗日戰爭勝利後，馬共一度取得合法政黨地位，但於英國重返馬來亞後，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馬共再度轉入地下活動，到了六月二十日馬共以絕的心情放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以六千人之眾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展開為期十二年用暴力奪取政權的斗爭。 第三章「華玲談判與森林游擊戰」，自譚普勒實施「新村教育」和「一分槍桿，三分教育」政策後，結實地給馬共來個迎頭痛擊，使得馬共潰不成軍地進入森林，祇得改以和談方式來取得暫時的喘息機會，再加上中共全力的支援，使得本已成為釜底游魚的馬共，得以死灰復燃。 第四章「足可堪憂的馬共」，馬共配合毛共的顛覆策略，透過華巫兩族在野黨兩面利用，造成馬國社會問題的嚴重，也迫使拉薩克幻想藉與毛共建交，來斷絕毛共對馬共的支援，希圖一舉消滅馬共。馬毛建交後，確實使馬共陳營發生分裂，但這是毛共鐵棒與胡蘿葡策略的運，欲藉馬共之分裂造成「武裝斗爭」和「議會斗爭」雙管齊下的時機，希圖推翻拉薩克政府，建立共產政權。由此可知，馬共的分裂，並不是馬國政府之福。 本文撰寫之初，筆者深感資料之缺乏，更苦於難獲第一手資料，所以在寫作過程中，謹以小心求證的態度下筆，力求事實的充分證明。 由於碩士論文本身祇是作為未來專題研究的指標，筆者願在這一篇論文中以一個「學徒」的身份從事這項新的賞試。 筆者願在此向國際關係研究所杭主任致最大的謝忱；從論文題目的撰定到總結，杭老師均給予筆者詳盡的指示和無微不至的照顧，使身為學徒的筆者，有如沐春風之感；因此，本論文如有任何不合理之處，應由筆者負全責的。 在論文寫作期間，筆者會數度請教羅石圃老師和陳森文老師，並蒙熱心提供資料，指點迷津，獲益良多，特此向二位恩師申謝。此外，東亞所師長們的督促，學長們的協助，國際關係研究所、調杳局的提供「啟蒙」寶貴資料，筆者在此一併申謝。最後要向錫卿第致謝，因為他給了筆者精神的耐力和鼓勵。 筆者資質愚鈍，尚需多方面嚴格的磨鍊，在初次撰寫論文中，錯誤及疏漏之處勢難避免， 尚祈 師長們及先進批評改正，俾使這一學徒能有改進的機會。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出兵侵佔捷克，在世界上引起諸多指責，尤其在東歐共黨國家，對蘇不但不滿而且極為恐懼。中共乃激烈批評蘇聯為大國沙文主義，任意宰割小國。一九六九年三月並乘勢挑起珍寶島的武裝衝突，以加深世人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侵略弱國的印象。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搶先在世共大會前召開了「九大」。同時，中共為應付蘇聯的威脅，於「九大」後並空前地邀請了尼克森訪問北平。因此，中共為利用和適應「九大」前後的世界局勢變化，而開始改變其對外策略。本文雖定名為：「九大」以後中共之對外策略，但對「九大」前的國際局勢仍略有分析，以便揭穿中共「九大」後「笑臉外交」和「兩手策略」之陰謀。 本文共分五章，茲將各章簡介如下： 第一章「中共對外策略之理論」。從毛澤東「矛盾」的觀點分析，由於中共認為世界上充滿著矛盾，有矛盾必有斗爭，所以在中共眼□，世界上永無寧日。本章著重在從矛盾的觀點上分析其在國際上如何看國際關係，如何運用國際矛盾，如何綜合內外矛盾制定其對外政策。 第二章「對蘇之策略」。首先分析共產主義運動中，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遇時民族主義必勝，以及中共在共產集團如何利用共產國家的愛國民族主義分化共產集團，打擊蘇聯領導。其次分析中共從理論上如何指責蘇聯已不再是「馬列主義」，在國際局勢轉變中如何利用美蘇矛盾聯美制俄。 第三章「對美之策略」。首先分析中共對美「又聯合又斗爭」之策略；如何在自由世界利用各愛國的民族主義分化美國盟邦；如何把人民與政府分開，進行對美的顛覆滲透。 第四章「對第一中間地帶之策略」。首先敘述二次大戰後新興國家之民族主義，以及中共如何利用民族主義反對超級大國。在非洲它利用其落後貧窮和仇視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反美蘇；在拉美利用拉美國家與美國的利害衝突，煽動反美的民族主義；在東南亞利用仇日民族主義反日本軍國主義，進而反美；在中東利用阿拉伯仇以色列之民族主義反美又反蘇；在南亞次大陸運用民族自決為其失敗找下臺藉口。 第五章「對第二中間地帶之策略」。首先在歐洲利用歐洲「統合」的歐洲民族主義，排斥美蘇在歐洲勢力；在加拿大和日本利用彼欲擺脫美國之民族主義反美；在紐澳仍然希望刺激紐澳民族主義並鼓勵彼擺脫美國之外交影響力。 貫穿本文的重要觀點是，中共無論對西方世界或共產集團，以及第一、二中間地帶的策略，均著重在對民族主義之利用。不過，中共在國際上雖然因其對外策略之轉變而獲得一些收穫，但亦因而有對其不利的一面。中共在國際社會接觸越多，越暴露它的猙獰面目，益使世人認清其真面目。中共的「笑臉」雖可暫時矇騙世人，但終將為世人所揭穿。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因情況與其他同學不同，必須盡速撰成返回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所以在一年級時便著手選擇論文之題目。當時第三屆學長游海龍，曾建議本文題目，並說此題目很有價值，但也很難寫，曾有多人想寫而未敢寫，尤其要想在兩年短短的時間；又修學分，又寫論文，實在不容易寫好。我因為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時曾研究過一點中共與東南亞關係，深感對整個中共的對外關係瞭解不足，如果能藉本文之寫作，廣泛瞭解中共之外交，為今後返回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預作一舖路工作，當然助益不少。況且吳師叔心亦曾對我們說，寫論文主要是為將來終生的研究工作舖路，要想憑一論文把一種學問做好是不可能的。我亦曾以本文題目請教朱師文琳，亦謂本題目很好，但不是一個好寫的題目，不過可以試試，增加一些見識。因此，我就本著一面學習，一面為今後研究工作舖路的心情，大膽決定寫這個大題目。寫不好自是意料中事。 在擬就論文提綱，著手找資料時，便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曾數度氣餒而想放棄，改寫其他題目。因為關於本文的專著，除尹師慶耀和姚師孟軒寫過有關專文外，其他別無專書可資參考，唯一方法只有從報章雜誌中蒐集，去年暑假，單只一九六九年一年的「人民日報」的卡片就寫了一萬餘張，而有用者不過一、二十張。中共從「九大」到「十大」，時間雖不算長，但是要從堆積如山的報紙堆中找到一些可用的資料，實在是一件費時而不討好的事情。經過一年的奮斗，總算把它草成。但是無論在內容結構、文字措詞、資料運用和立論上的漏洞頗多，我簡直沒有勇氣提出。可是由於我與其他同學情形不同，不便延長求學時間，好在是以此論文作為一種學習和舖路的工作，以此自我安慰，始硬著頭皮大膽提出。 本文在撰寫期間，深得朱師文琳的大力指導，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杭公立武的鼓勵，吳師叔心、郭師華倫、曹師伯一、尹師慶耀、張師鎮邦、姚師孟軒的教誨和實貴意見，值此論文草成之際，謹申最高謝忱。學生張虎才疏識淺，疏漏錯訛之處必然不少，尚祈各位師長與前輩不吝賜教指正，俾日後有所改進，是所至盼。

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發展與內部主要政策路線之爭，有三個重要的階段。 從一九二○年陳獨秀組黨到一九三○年李立三當權為所謂左傾機會與盲動主義時期。是第一階段。從一九三一年瞿秋白、李立三被批判犯錯誤，受莫斯科嚴厲批責，而改派王明等回國，領導中共中央，執行第三國際一切決議，為所謂主明路線時期，是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會議，以迄延安七次大會中批判了王明的的左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到毛澤東正式當權為第三階段。這三個階段，以反王明路線關係中共的歷史與毛澤東之崛起奪權，最為有關，也和共產黨內歷史清算斗爭問題，息息相關。 當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聯合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在這篇社論中，引用了林彪在中共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報告說：「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壽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斗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斗爭中，革固、發展、壯大起來的……」（註一）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下面幾個反毛的人： 一、陳獨秀；二、瞿秋白；三、李立三；四、王明；五、張國壽；六、彭德懷；七、高崗；八、饒漱石；九、劉少奇。 五十年來中共內部權力的傾軋、斗爭、屢出不窮、「紀念中國共產常五十週年」一文，著重於斗爭的歷史過程，並用以說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但是，在這篇文章內，對於所毛的內部敵人，儘量縮減，只舉出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等三人。 在上述九人名單中，其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高崗等四人已死，張國壽久已離中共，饒漱石多所前傳聞被下放到縣級要構勞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也無由知。九個人中，已有六個人等於和中共現狀完全無關了。剩下來的三人為：王明、彭德懷、劉少奇。 這篇文章對上列九個反毛者，批判最烈，用字最多，為對王明及劉少奇。責罵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文章中差一點沒說劉少奇是國民黨員，但行文措詞，把劉少奇說成站在國民黨一邊的。（註二）批判王明，用了冗長的篇幅，指出：「……特別是黨內統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危害極大，教訓極深。」（註三）最後說：「判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隱藏黨內幾十年終於被揭露出來，王明終於逃到外國當了『百分之百』的漢奸特務，就是例子。」（註四）於是，九個反毛者，實際上被痛貶者；只有二人。劉少奇和王明，劉生死不明，王明現在在蘇聯。 由上觀之，我們可得一個概念，毛澤東儘量在縮小打擊面，把一切反毛者大部集中到已死或已毫無作用的人身上，而主力僅集中於這兩個人。時至今日，毛澤東還如此地「重視」王明，還如此地「窮追窮打」，幾乎認定為「永久的敵人」，到底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以留俄學生為主體，限首的國際派到底幹了那些「禍國殃民」、「出賣民族」的勾當？中共當時據地為亂之祥情又是如何？這一連串的疑問，引發了筆者探討的興趣，撰定本文的動機在此。 從政治學及歷史的演變來看，任何黨派及其政治線，都不可能一天便形成，一天就掌握了領導機關，也不可能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即行結束，必有其一定的形成發展和沒落過程。王明路線（亦即國際路線）之形成，就遠溯至莫斯科之東主大學及孫逸仙大學的設立，因為中共初期領導者之不尊重國際代表，反共黨國際，莫斯科只得派遺其一手訓練培養的「子弟兵」，返國「奪權」。由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缺乏歷史淵源，經驗不足，無法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力派」「服氣」，因而在江西蘇區發展開了一連串的權利斗爭。而國民政府的五次圍剿，迫使中共突圍流竄。毛澤東伺機在遵義會議時翻身，開始打擊國際派，此時國際派也因派內爭權奪利而分裂，但國際派經過一段時間的掌權，自也培養了一批勢力，加上共產國際的撐腰，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展開之後，才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打擊國際派，到了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了四口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而國際派一聲不響，噤若寒蟬，才完全被打垮。王明本人則於一九五七年才藉治病為由，逃往莫斯科。國際派之瓦解，是在「七大」之後，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本文探討之標的偏重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國際派之全盛時期。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敘述王明路線的形成背景；其背景遠溯自一九二○年以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設立了東方大學及孫逸仙大學，以製造東方各國共產革命的幹部。 國際派以一群留俄學生，無任何政治參與的歷鍊，也無任何權力斗爭的經驗，只是把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些理論，要派上實際政治的用場，雖曾得至米夫為其監護人，也獲得史大林之支持，但還經過與李立三「冒險盲動主義」者，瞿秋白「調和主義」者等的一番斗爭，使得其破產、屈服。後來，趁機排斥了與其併肩作戰的何陣雄實力派以及孟獨秀取消派，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擴大的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共中央核心權力機構——政治局。 第二章王王明路線的內容；共分四節，第一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之指示；中共是共產國際一手卵翼而成的「螟蛉子」，在其「六大」黨章中標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因此「對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都應無條件地執行」。（駐五）共產國際實質上是蘇俄一手導演、控制的，而自一九三○年起，俄國進入了以史大林為中心的極權政治時代。因此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就成為該時期中共行動的指揮棒，本節敘述史大林的此一指示，並陳述奠定國際派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領導地位的根本文件——王明的「為中共更加佈爾什維克化而斗爭」。 第二節談到「中共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夏，破壞國民革命為國民黨所清除後，即四出暴動，通過所謂土地革命，裹脅農民，建立紅軍，竊據地盤，設立偽蘇維埃政權，復組織偽中央臨時政府，自非中國人民所能接受，而必須予以削平。因此，國軍在此一時期，發動了圍剿五次。中共面臨此一攻勢，乃只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在戰爭中求發展。軍事斗爭支撐著這一政權，反圍剿戰爭則是軍事斗爭的重心與目標。 第三節說明「白區」各地共黨機關之破獲；中共中央長期設於上海，因武漢的分共，中共將整個組織轉入地下，指揮暴動，國民黨為應付此一形勢，乃設組織部調查科，專事對付中共之地下工作，自一九三○至一九三四年，除「蘇區」外，中共各地組織幾乎破壞無遺，迫使將其黨中央遷入江西蘇區。 第四節說明中央蘇區建立的過程，其中敘述了史大林派與反對派之間，關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建立蘇維埃與否的論爭。以及，中共「六大」所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此一議案，乃是嗣後十餘年中共蘇維埃運動之行動依據及指針。 第三章紅軍與蘇區，此亦為王明路線之內容；說明紅軍武力之擴充及其沒落。第二節蘇區的黨務活動和政策；在這段時間裹，蘇區重要的黨務活動者有三：其一，成立蘇區中央局；其二，黨中央的遷入蘇區；其三，已開了六屆五中全會。蘇區中央局的成立，乃是為「加強管理各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各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註六）實質上則是國際派對毛澤東著手控制，也因此在其成立後的第一號通告中明白指出取消毛澤東的總前委職務，並將「全國各蘇區及紅軍中黨部」直接置於蘇區中央局指導之下。（註七）。五中全會召開時，正是國際派權勢達到顛峰狀態。五中全會對於中共中央人事的安排，也澈底為國際派所把持，毛澤東不只被排斥於政治局之外（註八），還清算了毛澤東的「游擊主義」、「退卻逃跑」、「三國誌式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也根據其在查田運動上兩面派的錯誤，給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第三節說明第一次全蘇大會；在一九三○年前後，中共建立幾個省級的蘇維埃組織，為了有全國統一的更高組織，乃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於瑞金召開「一蘇大會」，會中通過了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紅軍問題及經濟政策等議案，也選出了毛澤東為「中執會」及「人委會」之主席，就表面看，似乎是集行政大權於一身，但就中共內部而言，向以黨權至上，軍權次之，行政部門僅為執行機構。加上大會係在中共中央之策劃下進行的，鄂豫皖蘇區未派代表出席等等，更是證明了當時中共黨內，國際派與毛澤東之間、鄂豫皖蘇區之間，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第四節第二次全蘇大會；此次大會對於這段時期的中共政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共之有中央級政權，始自「一蘇」，但當時一切草創，顯得雜亂。及「二蘇」，其所通過之「憲法」、「組織法」，都比較成熟。在會上，從表面看，毛澤東和國際派在政策上，觀點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實際上，該時正是二者斗爭最尖銳化之時。「二蘇」結束後，人委會主席改由國際派的張聞天出任，毛澤東只剩「中執會主席」頭銜而已。因此，毛澤東到了延安之後大肆抨擊稱這一時期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顛峰時期」（註九） 第四章王明路線與毛澤東，自從四中全會之後，國際派挾持共產國際以自重，取得了黨中央實權，而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集團，則賴實力起家，這兩派就成為此一時期斗爭的主角，四中全會後的每一黨內活動皆顯露出兩派斗爭的痕跡。至於「游擊主義」之爭，「富農路線」之爭，乃爭議之重點，「羅明路線」斗爭，則尤為此一時期派系斗爭之最具體事例。 第五章王明路線的清算；關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以來，中共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有過多次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劉少奇第一個懷疑總路線的正確性，曾要盚以檢討。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河口會議，張國壽認為江西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單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錯誤的結果。一九三七所五月，蘇區黨代表大會，劉少奇再度批評過去黨在「白區」工作的錯誤路線。所有這些批評和檢討，都被毛澤東和國際派加以否定。等到六中全會，毛澤東同樣認為反五次圍剿所犯的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 六屆六中全會當時，毛澤東所還不敢判定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中央的總路線為錯誤路線，而且以江西蘇區時期的工作成績來維護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共產國際一直認定六屆四中全會為中國黨佈爾塞維克化的開始，而其規定的路線則炒國際路線，四中全會及其中央亦以執行國際路線為標榜；如果批判此為錯誤路線，無異是「兒子打老子」，當時以「兒子黨」自居的毛澤東，自然不敢觸怒「老子黨」了。第二、由共產國際所支持的國際派幹部，在中共黨內仍然佔有重要的力量，而且這批以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為首的國際派，就是藉四中全會和共產黨國際的支持起家的，毛澤東如果貿然和國際派對立，無異自陷孤立。 但是，等到毛澤東的地位日益穩固，他的態度也就跟著變了。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在延安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其目的，在打倒當時黨內勁敵的國際派，王明、秦邦憲之流，以及一切異己，以建立其個人迷信之地位。又在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路線。本節針對此一竄改史實，歪曲歷史的醜行，加以客觀的評議。」 毛澤東眼看「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琡上的一致」（註一○）時機業已成熟，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一片阿誤聲中召開「七大」，正式確立了其個人崇拜與獨裁地位。毛曾經說過至此，「國際派在中共黨內已經不復發生作用了」。（註一一） 最後一章是結論，乃撰寫本文後的認識和感想，分四點加以論述。 本文撰寫期間，恆感資料的置乏，承陳師建中悉心指導，從大綱的擬定，資料的搜集乃至全文之完成，得益頗多；吳師叔心在筆者決定論文題目時，給予提供方向，並時加督促；郭師華倫時予鼓勵，釋疑解惑，多方指導；陳師綏民提供寶貴的意見，並予初稿詳盡的修正；朱師文琳當筆者在國際關係研究所見習時，給予時間的方便，耳提面命訓勉有加，國際關係研究所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提供資料，使筆者受惠良多。惟銘鐘才疏學淺，又係初次嘗試論文寫作，難免有疏誤之處，尚祈師長先進，不吝賜教，有改正機會。

余幼年生長在中國大陸，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在哈爾濱初次遇到「八路軍」與「老毛子」--蘇軍。不久，經北韓返南韓時，又在平壤再次碰到「老毛子」。還記得，那些到處搶□的蘇軍，就是當年在東北看到的胳膊上纋了十幾個手錶的那些「老毛子」。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不到三天漢城就瀹陷於敵人手中，在地窖裡餓著肚子掙扎了三個月，所幸仍能活著。這次沒有看到「老毛子」，但是「人民軍」穿得跟「老毛子」一樣，它們腦子裡所想的，當然也必定是一個模樣。北韓共軍雖然胳膊上沒有帶著許多手錶，可是胸前卻掛了好幾顆手榴彈。--這些的手榴彈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同胞。 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承蒙各位師長?教誨與指導，更澈底認清了共產黨的猙獰面目。惜時間恨短，二年又四個月的學業轉眼即將結束，未能繼續承蒙師恩，良屬可惜。來臺三年有餘，為了生活必須半工半讀，在學期間未能專心研究，誠屬慚愧之至，幸有東京大學衛藤瀋吉教授不阯收為門下，並予以該校入學許可，得以有機繼續深造，自感莫大快慰。 蒙吳師後才賜予本論文題目，實覺榮幸之至，惟在祿才疏學淺，智不如人，深恐有損吾師之榮於萬一。缺漏錯誤之處，尚乞嚴予指教。 本文之撰寫，承蒙郭師華倫悉心指導，朱師少先及指導教授金大使桂元釋疑解惑，際此論文草成之時，謹一一致謝。同時，張學長澤民、林學長理健、張學長虎熊昭同學、黃公弼同學曾予多方協助，並表謝意。此論文僅能道其梗概，掛漏錯訛之處與文章之生□在所難免，尚祈各位師長與先進賜正。 韓戰爆發初期，侵犯大韓民國的北韓為了掩飾此一戰爭為「內戰」，而盡量叫囂「解放南韓」、「統一全韓」。 如謂韓戰是為蘇聯掀起的一種「代理戰爭」，這個藉口似不適合。因為共產黨人既然認為無產階級祖國是蘇聯，那麼，那裡還有把為自己祖國發動的戰爭視為代理戰爭之理？再者，如謂韓戰是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國際戰爭」，亦嫌牽強。因為他們之間既未「宣戰」，中共便把它的主力部隊，即第三、第四野戰軍，調到韓國戰場與聯軍交鋒，只得對外宣稱它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支援北韓。又謂因為雙方都不是交戰主體國，所以，美國沒有理由轟炸東北的補給基地，共方也沒有理由攻擊在日本的聯軍基地。 其實，矗戰是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所導演的國際革命的一環。北韓南犯，一方面得力於中共提供中共軍裡的韓人官兵給北韓，及蘇聯以大量軍火、裝備和訓練支援韓共；一方面又是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赤化世界藍圖進行的侵略戰爭。因此，我們必須要瞭解共產國際主義的侵略本性，所以本文第一章先敘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 要談韓戰期間的中韓共關係，不能不觀察其早期的勾結情況，因此在第二章的歷史背景裡分兩段敘述之。前段介紹自韓入共產組織的誕生至第二次大戰結束時的活動，及上海、東北、延安為中心的中韓共關係；後段簡述北韓政權成立前後與中共的關係。尤其在第二章裡特別注重「金日成」的行徑。因為韓共善於歪曲及捏造歷史，所以在除了共方宣傳文件外，缺乏正確資料的情況之下，極易導人誤解上當，因此不得不在此再作贅述。 中韓共均宜稱他們是「以鮮血凝結成的戰門友誼」。因此，第三章也分兩段，前段敘述韓共如何勾結與加強其密切關係；後段簡述中韓共關係之演變。 由於共產黨保持秘密主義，再加以，韓戰初期我方佔劣勢地位，未能搜集共方資料，以致後來聯軍進入北韓境內時，北韓早已隱藏證據，所以有關中韓共關係之原始資料頗為缺乏。因此，本文只能簡述概況，不能按照資料來分析與判斷。最後，第四章為簡單的結語。

近十餘年來中蘇共關係的變化，一直為開心時局的國內外人士所矚目，因其無論對我反共復國大業，或對整個世局大勢，均有莫大影響。 眾所週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帝國的螟蛉」。（註一）蘇共豢養螟蛉的基本目的，當在維護與擴張本身利益；而螟蛉的主要願望，則在早日奪取本國政權。二者基本目的不同，現實利害自難求得一致，故在中共成長的每一階段，無不與蘇共滋生矛盾。然而，當二者實力太過懸殊一方完全依賴另一方時，縱有亦無從外發。長期攝於斯大林淫威的中共，即在據有大陸之後的最初數年，對蘇仍逆來順受，精研「矛盾論」的毛澤東，明白時尚此無供他發展矛盾的條件。因此，中蘇共關係的轉變，實以斯大林之死為起點。 本文即以一九五三年開端，迄一九六○所莫斯科第二次國際共黨會議止。此時中蘇共關係已擴大到「國家」方面的惡化，分裂之勢已成，第二次莫斯科會議祇是多一番爭吵而已。 斯死後，蘇共領導中心立告萎頓，毛澤東的「聲音」遂對當時忙於爭奪權位的蘇共「接班人」有了作用，蘇援源源而來，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和平共存五原則」又蠱惑了了不少亞非恐共病者。這些形勢的推移，乃使中蘇共之間長期以來的「父子黨」關係，轉化為「兄弟黨」遂使矛盾有了發展的條件。 蘇共二十次大會赫所提出的三部份意見，日後雖均成為中蘇共之間的爭論問題，惟毛自始就公開表示異議的是「貶斯問題」。由此可見，中蘇共的矛盾，乃導發於毛為了維護其個人斯大林式的統治，其本質實為權力之爭。 如從理論範圍探討，赫毛之間「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目標並無不同，所爭者僅「埋葬」之方式，且雙方始終未忘「團結對敵」，一再強調「大敵當前」，相互依存的重要，此種「人民內部矛盾」當不可能轉化為「敵我矛盾」故當中蘇共裂痕未著時，一般學者多認為雙方反目的能極微。然而，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本註探討其中原委，獲致共產集團內部矛盾具不可調和性的結論，蓋深受絕對排他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長期□陶的共產黨人，看一切事物均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這就註定了共黨集團內部長期鬥爭的不可避免。 本文因引用中共資料甚多，故當提及蘇共及其他外國共產黨人時，概採中共譯名，以求統一。 本文撰寫期間，承葉師翔公在百忙中數度接見，賜予教益，又蒙張師鎮邦多方提撕，不僅自擬訂大綱，章節安排，至全文完成無不悉心指導，文成之後且為我費時逐字審閱，衷心至感。惟初學階段探討如此重大課題，掛漏訛誤，不夠深入，當為意料之中，尚祈各師長先進賜予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