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發展與內部主要政策路線之爭，有三個重要的階段。 從一九二○年陳獨秀組黨到一九三○年李立三當權為所謂左傾機會與盲動主義時期。是第一階段。從一九三一年瞿秋白、李立三被批判犯錯誤，受莫斯科嚴厲批責，而改派王明等回國，領導中共中央，執行第三國際一切決議，為所謂主明路線時期，是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會議，以迄延安七次大會中批判了王明的的左右傾的機會主義路線，到毛澤東正式當權為第三階段。這三個階段，以反王明路線關係中共的歷史與毛澤東之崛起奪權，最為有關，也和共產黨內歷史清算斗爭問題，息息相關。 當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聯合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在這篇社論中，引用了林彪在中共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報告說：「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的機會主義路線，戰勝了張國壽的分裂紅軍的路線，戰勝了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聯盟，經過長期斗爭，又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我們黨正是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特別是在戰勝了對黨危害最大的陳獨秀、王明、少奇這三個叛徒集團的斗爭中，革固、發展、壯大起來的……」（註一） 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下面幾個反毛的人： 一、陳獨秀；二、瞿秋白；三、李立三；四、王明；五、張國壽；六、彭德懷；七、高崗；八、饒漱石；九、劉少奇。 五十年來中共內部權力的傾軋、斗爭、屢出不窮、「紀念中國共產常五十週年」一文，著重於斗爭的歷史過程，並用以說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但是，在這篇文章內，對於所毛的內部敵人，儘量縮減，只舉出陳獨秀、王明、劉少奇等三人。 在上述九人名單中，其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高崗等四人已死，張國壽久已離中共，饒漱石多所前傳聞被下放到縣級要構勞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也無由知。九個人中，已有六個人等於和中共現狀完全無關了。剩下來的三人為：王明、彭德懷、劉少奇。 這篇文章對上列九個反毛者，批判最烈，用字最多，為對王明及劉少奇。責罵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文章中差一點沒說劉少奇是國民黨員，但行文措詞，把劉少奇說成站在國民黨一邊的。（註二）批判王明，用了冗長的篇幅，指出：「……特別是黨內統治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危害極大，教訓極深。」（註三）最後說：「判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隱藏黨內幾十年終於被揭露出來，王明終於逃到外國當了『百分之百』的漢奸特務，就是例子。」（註四）於是，九個反毛者，實際上被痛貶者；只有二人。劉少奇和王明，劉生死不明，王明現在在蘇聯。 由上觀之，我們可得一個概念，毛澤東儘量在縮小打擊面，把一切反毛者大部集中到已死或已毫無作用的人身上，而主力僅集中於這兩個人。時至今日，毛澤東還如此地「重視」王明，還如此地「窮追窮打」，幾乎認定為「永久的敵人」，到底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以留俄學生為主體，限首的國際派到底幹了那些「禍國殃民」、「出賣民族」的勾當？中共當時據地為亂之祥情又是如何？這一連串的疑問，引發了筆者探討的興趣，撰定本文的動機在此。 從政治學及歷史的演變來看，任何黨派及其政治線，都不可能一天便形成，一天就掌握了領導機關，也不可能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即行結束，必有其一定的形成發展和沒落過程。王明路線（亦即國際路線）之形成，就遠溯至莫斯科之東主大學及孫逸仙大學的設立，因為中共初期領導者之不尊重國際代表，反共黨國際，莫斯科只得派遺其一手訓練培養的「子弟兵」，返國「奪權」。由於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缺乏歷史淵源，經驗不足，無法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力派」「服氣」，因而在江西蘇區發展開了一連串的權利斗爭。而國民政府的五次圍剿，迫使中共突圍流竄。毛澤東伺機在遵義會議時翻身，開始打擊國際派，此時國際派也因派內爭權奪利而分裂，但國際派經過一段時間的掌權，自也培養了一批勢力，加上共產國際的撐腰，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運動展開之後，才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打擊國際派，到了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了四口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而國際派一聲不響，噤若寒蟬，才完全被打垮。王明本人則於一九五七年才藉治病為由，逃往莫斯科。國際派之瓦解，是在「七大」之後，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本文探討之標的偏重於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國際派之全盛時期。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首先敘述王明路線的形成背景；其背景遠溯自一九二○年以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設立了東方大學及孫逸仙大學，以製造東方各國共產革命的幹部。 國際派以一群留俄學生，無任何政治參與的歷鍊，也無任何權力斗爭的經驗，只是把從書本上學來的那一些理論，要派上實際政治的用場，雖曾得至米夫為其監護人，也獲得史大林之支持，但還經過與李立三「冒險盲動主義」者，瞿秋白「調和主義」者等的一番斗爭，使得其破產、屈服。後來，趁機排斥了與其併肩作戰的何陣雄實力派以及孟獨秀取消派，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擴大的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共中央核心權力機構——政治局。 第二章王王明路線的內容；共分四節，第一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之指示；中共是共產國際一手卵翼而成的「螟蛉子」，在其「六大」黨章中標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因此「對於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都應無條件地執行」。（駐五）共產國際實質上是蘇俄一手導演、控制的，而自一九三○年起，俄國進入了以史大林為中心的極權政治時代。因此史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就成為該時期中共行動的指揮棒，本節敘述史大林的此一指示，並陳述奠定國際派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領導地位的根本文件——王明的「為中共更加佈爾什維克化而斗爭」。 第二節談到「中共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夏，破壞國民革命為國民黨所清除後，即四出暴動，通過所謂土地革命，裹脅農民，建立紅軍，竊據地盤，設立偽蘇維埃政權，復組織偽中央臨時政府，自非中國人民所能接受，而必須予以削平。因此，國軍在此一時期，發動了圍剿五次。中共面臨此一攻勢，乃只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在戰爭中求發展。軍事斗爭支撐著這一政權，反圍剿戰爭則是軍事斗爭的重心與目標。 第三節說明「白區」各地共黨機關之破獲；中共中央長期設於上海，因武漢的分共，中共將整個組織轉入地下，指揮暴動，國民黨為應付此一形勢，乃設組織部調查科，專事對付中共之地下工作，自一九三○至一九三四年，除「蘇區」外，中共各地組織幾乎破壞無遺，迫使將其黨中央遷入江西蘇區。 第四節說明中央蘇區建立的過程，其中敘述了史大林派與反對派之間，關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建立蘇維埃與否的論爭。以及，中共「六大」所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此一議案，乃是嗣後十餘年中共蘇維埃運動之行動依據及指針。 第三章紅軍與蘇區，此亦為王明路線之內容；說明紅軍武力之擴充及其沒落。第二節蘇區的黨務活動和政策；在這段時間裹，蘇區重要的黨務活動者有三：其一，成立蘇區中央局；其二，黨中央的遷入蘇區；其三，已開了六屆五中全會。蘇區中央局的成立，乃是為「加強管理各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各蘇維埃區域內黨的工作」。（註六）實質上則是國際派對毛澤東著手控制，也因此在其成立後的第一號通告中明白指出取消毛澤東的總前委職務，並將「全國各蘇區及紅軍中黨部」直接置於蘇區中央局指導之下。（註七）。五中全會召開時，正是國際派權勢達到顛峰狀態。五中全會對於中共中央人事的安排，也澈底為國際派所把持，毛澤東不只被排斥於政治局之外（註八），還清算了毛澤東的「游擊主義」、「退卻逃跑」、「三國誌式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也根據其在查田運動上兩面派的錯誤，給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第三節說明第一次全蘇大會；在一九三○年前後，中共建立幾個省級的蘇維埃組織，為了有全國統一的更高組織，乃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於瑞金召開「一蘇大會」，會中通過了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紅軍問題及經濟政策等議案，也選出了毛澤東為「中執會」及「人委會」之主席，就表面看，似乎是集行政大權於一身，但就中共內部而言，向以黨權至上，軍權次之，行政部門僅為執行機構。加上大會係在中共中央之策劃下進行的，鄂豫皖蘇區未派代表出席等等，更是證明了當時中共黨內，國際派與毛澤東之間、鄂豫皖蘇區之間，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第四節第二次全蘇大會；此次大會對於這段時期的中共政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共之有中央級政權，始自「一蘇」，但當時一切草創，顯得雜亂。及「二蘇」，其所通過之「憲法」、「組織法」，都比較成熟。在會上，從表面看，毛澤東和國際派在政策上，觀點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實際上，該時正是二者斗爭最尖銳化之時。「二蘇」結束後，人委會主席改由國際派的張聞天出任，毛澤東只剩「中執會主席」頭銜而已。因此，毛澤東到了延安之後大肆抨擊稱這一時期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顛峰時期」（註九） 第四章王明路線與毛澤東，自從四中全會之後，國際派挾持共產國際以自重，取得了黨中央實權，而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集團，則賴實力起家，這兩派就成為此一時期斗爭的主角，四中全會後的每一黨內活動皆顯露出兩派斗爭的痕跡。至於「游擊主義」之爭，「富農路線」之爭，乃爭議之重點，「羅明路線」斗爭，則尤為此一時期派系斗爭之最具體事例。 第五章王明路線的清算；關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以來，中共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有過多次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劉少奇第一個懷疑總路線的正確性，曾要盚以檢討。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河口會議，張國壽認為江西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單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錯誤的結果。一九三七所五月，蘇區黨代表大會，劉少奇再度批評過去黨在「白區」工作的錯誤路線。所有這些批評和檢討，都被毛澤東和國際派加以否定。等到六中全會，毛澤東同樣認為反五次圍剿所犯的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 六屆六中全會當時，毛澤東所還不敢判定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中央的總路線為錯誤路線，而且以江西蘇區時期的工作成績來維護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共產國際一直認定六屆四中全會為中國黨佈爾塞維克化的開始，而其規定的路線則炒國際路線，四中全會及其中央亦以執行國際路線為標榜；如果批判此為錯誤路線，無異是「兒子打老子」，當時以「兒子黨」自居的毛澤東，自然不敢觸怒「老子黨」了。第二、由共產國際所支持的國際派幹部，在中共黨內仍然佔有重要的力量，而且這批以王明、秦邦憲、張聞天為首的國際派，就是藉四中全會和共產黨國際的支持起家的，毛澤東如果貿然和國際派對立，無異自陷孤立。 但是，等到毛澤東的地位日益穩固，他的態度也就跟著變了。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在延安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其目的，在打倒當時黨內勁敵的國際派，王明、秦邦憲之流，以及一切異己，以建立其個人迷信之地位。又在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路線。本節針對此一竄改史實，歪曲歷史的醜行，加以客觀的評議。」 毛澤東眼看「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琡上的一致」（註一○）時機業已成熟，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一片阿誤聲中召開「七大」，正式確立了其個人崇拜與獨裁地位。毛曾經說過至此，「國際派在中共黨內已經不復發生作用了」。（註一一） 最後一章是結論，乃撰寫本文後的認識和感想，分四點加以論述。 本文撰寫期間，恆感資料的置乏，承陳師建中悉心指導，從大綱的擬定，資料的搜集乃至全文之完成，得益頗多；吳師叔心在筆者決定論文題目時，給予提供方向，並時加督促；郭師華倫時予鼓勵，釋疑解惑，多方指導；陳師綏民提供寶貴的意見，並予初稿詳盡的修正；朱師文琳當筆者在國際關係研究所見習時，給予時間的方便，耳提面命訓勉有加，國際關係研究所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提供資料，使筆者受惠良多。惟銘鐘才疏學淺，又係初次嘗試論文寫作，難免有疏誤之處，尚祈師長先進，不吝賜教，有改正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