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書舫上正式誕生。當初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個當時由十二個大多數為激進愛國青年所發起的幼稚組織，竟會在日後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掀起空前未有的軒然大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更料不到，它竟一步步地變質，最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殘暴、極權、專制、黑暗的赤色政權，造成近代中國的最大悲劇。本論文即在探討這個組織誕生時的時代背景及其前因後果，嘗試從這搖撼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中，尋找出某些歷史的教訓，以做為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鏡鑑。 本論文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認為：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乃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民族難題與危機而產生的；但是由於歷史認識錯誤以及赤色以帝國主義的介入，它一開始就走上歧路，在不可能的客觀歷史事實與條件下，勉強地發動共產革命，終不免於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全篇共分為三章十六節，再加上一個結論。第一章「時代背景」，描述近代中國一運串變革與革命所畜鬥追求的中心目標，以及民初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徵與梗概。作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中心環結，乃在打倒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重建一個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民初中國政治的特徵是武力主義的盛行；而當時的經濟在列強經濟力與政治力的宰制下，呈岌岌可危的現象，幼稚的民族工業無法發展，整個農村經濟瀕於破產邊緣；當時的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的過渡階段，舊的社會結構開始產生急速的蛻變。第二章「五四運動與新青年的覺醒」，描述五四運動，這個當試對中國文化與思想從事根本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學生愛國事件作了明確的區分，並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對新文化運動的萌芽、內容、及影響，與五四學生愛國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了精簡而明晰的敘述；在對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中，作者認為：五四運動有它的貢獻，它重新喚醒了國人自義和團事變後幾已趨於消滅的民族主義情緒，它使國人擺脫傳統文化的死硬樊籠，使他們有勇氣重新檢討自已的文化，從事根本的變革，當試使中國從千年來歷史循環危機的命運中跳脫出來；但由於他們忽略了文化的延續性與根本變革的漸進性，無視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可貴的優點，貿然地走入虛無主義式的全盤否定的態度，導致社會的解體，在思想的一片真空中，給予殘暴的共產生義以乘虛而入的機會。第三章「新青年的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共的建立」，描述五四運動後一部份新青年， 如何逐漸走入共產主義，最後建立共產黨的幾個里程碑。在本章中，作者認為：當初一部份新青年之趨向於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並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強烈影響，但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克思主義，尤其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深刻的了解，對這些學說仍抱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的幻想，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中，第三國際的代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可以說，中共實際上只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螾蛉子而已。最後一部分是「結論：歷史的評價」，在這全篇論文的總結中，作者提出如下的觀點：近代中國有三個主要的民族難題，第一、如何打破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力的壓迫與經濟力的剝削，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發達的工業生產社會，第二、如何擺脫舊文化的死硬樊籠，經由健全、穩定的方式，吸收西文化的優點，建立科學的、適合現時代的文化，第三、如何擺脫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傳統，建立根深於社會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觀念；中國初期的共產主義者，為了解決上述的第一個民族難題，同時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竟貿然地拋棄民主政治，走向共產革命之路，由於客觀環境與條件的限制，注定了其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而對民主政治的否定，使國人無法從中世紀式的對人之思想與精神的束縛與壓迫中解放出來，打破專制政治黑暗、沉重的桎梏。作者深信：為了解決我們民族近代的歷史難題，我們必須在一個統一、有效、開明的政府的領導之下，團結一致，經由教育與文化的方式，踏實地、一點一滴點，從社會的根本基礎上，對我們的文化從事穩健的、漸進的根本變革，吸收別人的優點，保持自己的長處，建立一個嶄新的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文化；並默默蓄積力量，發展外交，利用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一步步的重建我們的民族經濟；又須建立民主政治的深厚基礎，以之為反共大業的基本精神武器，打倒空前殘暴專制的毛共政權。 面對一個如此高度敏感的問題，作者為使個人主觀的情感與立場不影響到選材、敘述、與立論的客觀，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將全篇論文嚴格地區分為事實的陳述與論點的發揮兩部分；在事實的陳述部分，作者根據確實的史料，以絕對冷靜、客觀的態度，將其以井然有序、簡潔明晰的結構組織起來，擺在讀者面前，畫量不夾雜任何個人的好惡與觀點；在論點的發揮部份，作者以其個人的學養、價值標準、與基本信念，對上述事實發表個人的感想與評論。本篇論文採用歷史研究法，即以大量歷史材料為基礎，尋找出這段史實的發展脈絡及各階段的主要特征，考察其日後的歷史發展，經由歷史的□溯，找出當初的造因，最後根據個人的學養成認識，得出某種結論。 本篇論文的大部分資料採自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館與社會資料中心。該兩處的豐富藏書，尤其是其存有的原始資料，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 本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恩師沈雲龍教授殷切指導與鼓勵，並承所主任曹伯一教授殷殷教誨，又蒙同窗好友張一桂、周春風、 張蓬生等同學的全力提供資料和相互切磋，在此一併感謝 。當然本篇論文所有的文字與觀點的責任，由作者一人負擔。

這一篇論文，筆者著手寫它開始的時間可以說甚早，但是卻一直拖延到幾乎整整一年後才完成，並且其內容與字數均有極不令人滿意處，這除了責怪筆者求學態度之欠紮實與資質之愚魯外，似乎不能有更好的託辭。筆者在此謹問所有關心這篇論文的師長、同學、友好致衷心的歉意，並深願以後有機會得能補過。 在此，筆者所樂於陳述的是關於這篇論文中所刻意提出的若觀念的問題，由於筆者畢業於政大歷史系，從而進入東亞研究所攻讀。就個人而言，他乃是希望能在這段時間中補足其歷史學習中自民國十五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知識上的空白。應該感謝的是東亞研究所確實滿足了這項要求。筆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過程中，發現這段歷史所具有的幾點特色，那就是中國之進入近代世界乃是在一種不平等與暴力屈辱下達成的，就世界史觀點看這個現象，就可以知道中國的企求進步或所謂現代化，其與若干歐洲國家之最大差異乃是在各自的目的上。嚴格地說，中國的目的由於客觀與主觀條件之影響，始終無法具較長期的考慮之性質；更嚴格地說，中國的企求現代化是陷入了方法論的難局中，他不免地使用了相當多的求一時之濟的手段而適足妨礙了他的真正目的。雖然歷史的步伐匆匆地由清季通過了民國初後而至於今，而且其間歷史的外觀面貌亦多有改變，但以身為一名歷史的學習者，筆者竟然以為前述難局的陰魂仍然在作出祟。中國的問題環繞在目的與手段的難能諧調上。 中共之得能坐大以至於竊奪了對中國人民的控制權何嘗不然？筆者甚至認為中共這顆惡果之能夠在中國的樹上長出，就是前述那種不良精神所造成。近代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源自求國家的富強上，富強是一個早經指出的遠程目標，隨後吾人所能看到的都是追逐該項目標之各種方法的運用，這些構成了民國史的主要格架，同時，對有效手段的狂熱追求，只造成了擔負追求富強直接責任的革命者們道德的敗壞，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狂潮，幾乎很難有一具體補救的方法可以扼止它，尤其在當代中國，但是歷史學習者的良知卻不能不使筆者指出此一事實——正如在此論文之第一章第一節中所云——因為這是一必要的求自知過程，可能有助於中國較合理的前途之追求工作。 在這篇論文中，中共是被判有罪的，但是並非出於狹義的仇恨，而是通過歷史責任的考核，因此顯然地，如果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由中國人所組成團體，這個責任便自然地落到每一中國人，尤其中國的生代肩上。筆者堅信中國自中共竊取了政權後，就走到了一條必須審慎目求檢討並重新起步的路口，吾人的責任是同前走去。歷史所可能帶來的最大功用是使□起的人們能夠較理智地避免前人所犯的錯誤，全民族的前途方是吾人的唯一前途。 這篇論文經過，曹主任伯一老師在章節與內容的結構上的細心指導與批改，筆者在此謹致最高的謝忱，應該慚愧的是筆者除了學識之淺陋外，並常犯主觀主義的錯失，所以要向曹主任表示由衷的歉意。另外，筆者也要感謝東亞所的前兩位主任吳師俊才，郭師華倫，以及鄭師學稼，在他們的教誨下，不只是筆者個人，而是全體東亞的的同學，在求學與生活上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與滿足，筆者的靈魂經常在感激的衝動下而從自我的軀體中奔出而擁抱他們。筆者也要感謝王健民，他是筆者從事中共問題研究的啟蒙者。筆者也要感謝國際關係研究所匪情組召集人朱文琳先生，筆者在組實習的近一年時間中，他與組中諸前輩先生與學長們直接、間接地幫助了筆者對中共問題各方面，尤其是動態情況地了解。筆者不方，但是及願繼續這方面的努力，希望將來能有稍稍成就以為誠敬的報謝。 最後，謹以這篇論文獻給苦難但偉大的中國以及我的父母親。

民國五十七年冬天，作者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閱覽室，看到了一大批中共出版的報紙和雜誌；它們的內容都脫離不了「毛澤東思想」這五個字。因此使作者有了很多的感觸；大陸人民整日聽到、看到這五個字，人們的心中將做何以應？中共強制推銷「毛澤東思想」的果如何？人們將有何作用？於是作者決定對這一個問題做一探討。但是，經過約半年時間，作者對這一個問題仍舊無法得到一點滿意的結果。檢討原因：可能由於作者本身對於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乃至於哲學等基本知識的缺乏；也可能原始資料的不夠以及對資料未能妥為利用；主觀和客觀的因素，使作者暫時停止了對這一問題的摸索。 就在這個時候，由於所接觸的資料，發現了問題的關鍵，即毛澤東思想在七大被正式提出之後，並非如同今日一樣，是個熱門的口號。它有時候升，有時候降。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個人的權力斗爭相結合一致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是他權力斗爭的符號。因此作者，便對毛澤東思想在這三次黨大會中所居的地位做了探討。 本文共分六章二十三節。 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毛澤東要搞思想的緣由和他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目的。第二章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幾個問題；諸如毛澤東思想根源、範圍、主要內容和特點做一簡單的說明和探討。第三章為七次大會中的毛澤東思想，說明了毛澤東為了提出他的思想所做的準備工作，如整風運動和纂改黨史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和高級幹部的附合之聲，於是毛澤東思想正式被中共所確立。第四章為八次大會中的毛澤東思想，由於國內外局勢的變化，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思想上所發生的爭執，以及史達林的死亡，這些事件使毛澤東在的黨內權力，受了打擊，因此他的思想便暫時退卻。第五章為九次大會中的毛澤東思想，敘述自八大之後，毛澤東因為在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上，遭遇到了挫折，劉少奇的掌權，這些均使毛澤東感到有所不安，因此為了奪回喪失的權力，便結合林彪，在軍中立下基礎，最後以變化大革命為藉口，進行了激烈的奪權大斗爭，到了一九六九年，奪權工作蹔告一段落，毛澤東便召開了九大會議。劉少奇已被斗誇，毛澤東和林彪結成一個集團，掌握了權力。因此毛澤東思想再一次被肯定。毛澤東思想再一次被規定於黨章之中，以及林彪和七大時的劉少奇一樣，在政治報告裡，解說了所謂毛澤東思想。第六章為結論，敘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林推行毛澤東思想的方法，以及流行的情形。毛澤東思想在毛共有計劃的推行下，已經過份的被渲染，許多因毛澤東思想所產生的神話都出來了。大陸人民在毛共多方面的感染下，所發生的一些反應，也簡單地做了說明。最後做了一個歷史的回顧，即從這三次大會中的毛澤東思想驗證未來；毛澤東的希望可能是會落空的；當毛澤東的權力喪失時，毛澤東思想也將自然而然的隨之而消失。未來的接班人不論是林彪或其他人再也不能用強迫的方式，把毛澤東思想強加在中國大陸人民的身上。因為中國人民是無法接受反傳統，強調暴力哲學的毛澤東思想的。 本文撰寫期間，得力於陶師希聖之悉心指導，在某些作者無法解決的難題上，提出了重要的意見，沒有他的諄諄指導，本文是無法寫成的。在撰寫初期，本所主任俊才教授提供了許多實貴的意見，衷心銘感，謹此誌謝。又國際關係研究所圖書的朋友們，在借用資料方面，給予作者極大之方便，在此一併誌謝。作者才學有限，又係初次從事長篇論文寫作工作，錯陋之處，在所難免，祈望諸位師長，先進不吝匡正。

無

本論文以中共目前進行中之市場化經濟改革為背景，希望透過中共十多年來的經濟改革對中共及其政權所產生的影響及中共的因應趨勢，來探索中共及其政權本質的變與不變因素，以期能理解中共政權本質特徵。中共自1979年以來，積極推行各種經濟改革措施，並獲得了明顯的成效，但經改的深入進行，除了造成通貨膨脹、生產過熱等經濟負面現象之外，經濟改革亦衝擊到中共黨政體制及其傳統意識型態，導致中共黨中央派系間衝突深化、基層黨組織的鬆散，以及黨、政幹部的貪污腐敗現象。 但中共卻尚未放棄以一黨專政為重點的本質特性。因此，中共的經改走向及其所導致的政治變動，使筆者認為必須對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之經改政策重新評估，以求得深入的了解。 本論文共二○八頁約十四萬字，包括緒論與結論在內共分為六章。 茲就論文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說明中共黨、政、經濟體制的形成與運作。中共政經體制的形成主要是依據馬列主義理論，並深具斯大林模式的特質。其政經體制運作顯示一黨獨裁、政經一體化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之特徵，成為形成中共及其政權本質特性的主要因素。此外，敘述中共推動經改的幾種原因。 二、探討自1978年至1984年期間之中共農村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及其對中共帶來的影響。在此時階段，以「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為主的中共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隨著中國大陸農民自下而上式的改革要求，已發生明顯變化，到了1984年人民公社終於解體，「政社分開」、重建鄉政府已告基本結束。但是，從此時起，經濟改革已開始衝擊到傳統意識型態、黨中共及其基層組織，以及中共官僚體系。 三、說明自1984年至1992年期間中共城市經濟改革之主要措施及其對黨的角色之影響。城市經濟改革之具體措施直接牽涉到中共一黨專政和共幹的既得利益，從而中央保守派和地方黨員對經改的抵抗也比較強，呈現激烈的派系衝突和黨幹貪污腐敗現象，以致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出現嚴重的危機。 四、試圖透過中共對經濟改革的適應和衝突的過程，探討中共及其政權的本質及其政經運作。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自1978年以來，在每個階段提出基本方針與理論來提示改革的方向，並為持續改革的步伐提供理論辯護，但中共的經改一直囿於傳統意識型態及一黨專政的制約，顯露出適應和不適應並存的現象。中共自1992年以來推行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雖在實際運作上發生了不少問題，但市場經濟本身勢必衝擊中共的專政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從而中共正式宣布和採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中共對經改適應之明顯象徵。 五、自1978年以來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共不顧對傳統意識型態的違背及修正，改革了在經濟方面制約經濟發展的許多因素，但實踐證明中共經改的障礙主要來自政治因素，尤其專政體制、社會主義體制亦成為經濟改革的制約因素。然而中共的改革從未改變過其專政體制和社會主義本質，這就是中共的不變因素。反之，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的失敗使得中共體認，為保持其社會主義體制及一黨專政體制必須改革現行的經濟制度，以期能首先提高社會生產力，這就是中共非改變不可的因素，也是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原因。但筆者認為市場化經濟改革必須提高人民的政治、社會意識，而這種情勢將迫使中共政權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作出不同程度的讓步，在政治體制上進行緩慢的改革，使政治逐漸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逐漸向民主化、自由化、現代化的社會發展。

二次世界戰後，由美國為主所建立起的世界戰略平衡格局已無法滿足「中國崛起」現實環境，在新戰略框架尚未建構此時，各國、區域間相互衝撞、利益衝突及權力轉移等折衝戲碼不斷發生，特別是圍繞在中共四周的亞太區域；近期世界金融危機，給予中共成為全球經濟復甦原動力絕妙時機，不僅提升了中共國際地位、增加外交籌碼，同時也衝擊現有世界戰略格局、地緣政治結構及區域安全保障環境，讓中共輕易獲取順利發展國力與美抗衡之絕佳機遇期。 亞太地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大國政治角力展現舞台，特別在東亞地區內，中共、美國及日本等強權間一直存在著矛盾；然而隨著中共軍事、經濟快速崛起，日本將外交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事務後，美國也突然驚醒般的強調「重返亞洲」。而日本一直把中共視為在亞太地區爭取領導地位主要競爭對手，巧妙利用美日安保關係、臺灣問題等箝制中共；現階段日本與中共為東亞區域二大強權，東亞地區政治穩定、軍事平衡、經濟增長及科技提昇與否等，均與兩國有密切關係；近期雙方雖因政治、歷史及領土等因素關係發展巔波，但在經貿合作上，已形成相當程度競合作用及相互依存。 中共刻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對外以「和協外交」為主軸，但隨著經濟及軍事等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美國已重新思考，願意於亞太地區與中共分享權力，更進一步拉升中共國際地位；面對嶄新世界格局，日本外交選擇空間已無法任其僅考量美國事務而簡單下定論，日本過去經濟優勢不再，未來外交何去何從須認真反思與決定；在此複雜格局中，臺灣可以認真思考以日本發展為鑑，跳脫惟美國如是的政策格局，善用彈性及中性的地位發揮影響力，才可爭取最大國家利益。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全球化進程加速進行，國際政治關係和國際經濟關係都獲得了新的發展。世界範圍內的石油供應、需求、資本市場已形成多元化發展趨勢，顯示出世界能源格局已拉開了新一輪大調整的序幕。世界主要強國紛紛制定了本國的能源發展戰略。中共是石油的生產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和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之一，石油消費對外依存度超過了50％，能源安全形勢非常嚴峻。如何加強能源安全，有效化解油價風險，減輕油價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已經成為中共刻不容緩的課題。 中共石油戰略的核心在以走出去戰略來確保石油供應的穩定，走出去戰略的具體意涵，包括總體原則「謀發展、求互利、促多元」，開發市場的選擇是首重是週邊國家，東南亞與中亞地區，長遠發展須加強中東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並依不同地區設計資源開發的方式和布局，最後是保障石油的供給與運輸安全，其手段，開展海外投資合作、進行跨國收購兼併、參與產權和風險市場的競爭。 中共石油戰略的執行包括體制面及石油上、中、下游四大層面的具體作為，其內容包括訂定能源法規、建全石油體制發展；引進來戰略及研發採油技術，提高國內油田生產量，石油外交、參與國際多邊組織為平台，積極與國外合作勘探與開發，達成進口多元化與多樣化；運輸多元化方面，廣建國內鐵路網，達成北油南調、西油東運，與多國合作研擬替代通道的可行性，並積極擴建國內油輪的比例，在消費與再生能利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調整能源組成結構、運用研發再生能等。 中共雖以制定出完整的石油戰略框架，但仍需面對能源管理決策混亂，國內石油生產增長有限，海上開採易與鄰國產生領土糾紛，海上護油能力薄弱，戰備千億資金負擔沉重，再生能受成本、市場、政策制約，發展不易等制約；在國際上面臨大國國際競爭壓力、石油外交易生安全困境、多邊合作機制難以形成合作共識、麻六甲海峽替代通道短期難以實現及世界環保意識提高等挑戰。 最後中共石油戰略的推展，對現有體系產生影響，區分為中共部份，包括國家安全、經濟外交、建軍備戰方面；區域方面，包括亞太共同體推展、區域能源競合雙嬴與區域安全潛在衝突加劇；在國際社會方面，包括中共擔任起崛起大國角色、提升第三世界國際地位及引發國際能源價格高漲等影響。

中共政權自成立以來，便一直支持緬甸共產黨，企圖以武裝革命手段顛覆緬甸政府，因此在研究中共與緬甸關係時，常認為中共在緬甸進行革命輸出。不過，中共對外政策絕不僅限於意識型態的功能運作而已，其外交作為現實主義的成份要大於意識型態。中共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可由中共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擴大解釋和平共處五原則的適用範圍看出。這套原則原先是強調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不過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自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嚴重邊界衝突後，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蘇聯成為中共最主要的敵人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至此中共不僅要拉攏非共國家，同時也要維持與其他共黨國家之關係，以突破美蘇雙重包圍。擴大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適用範圍是理所當然的了。在此國際背景之下，中共與緬甸的關係是以外交考量為主，其他影響彼此關係之因素如經貿往來、緬共及華僑問題事實上也都以外交為主軸。中（共）緬雙方之所以如此重視彼此外交關係，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就緬甸而言，緬甸很早就已認為北方中國是緬甸最大威脅，為求生存，緬甸選擇中立主義。就中共而言，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上緬甸都具有特殊之地位，使中共不得不容忍緬甸之中立主義外交政策。因此，中共運用兩手策略，一面以利誘，一面施以壓力，促使緬甸維持其中立外交政策，進而將緬甸納入其勢力範圍。總而言之，中共與緬甸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四十年間，雙方之所以能維持和平關係，彼此相安無事，乃緬甸運用中立主義，及中共採取務實而理性的策略等因素，產生微妙的平衡的結果。

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台灣地區有關中共政、經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加，但對大 陸整體稅制的探討卻較少；中共四十餘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皆有多次重大變革 ，其對租稅面的影響為何？租稅結構的演變又為何？在改革開放下其採行的稅制又 為何？深值研究。 由於中共改革開放前財政資料的缺乏，及大陸資料取得之不易，僅能就所蒐集到大 陸已出版的書籍予以整理分析。在統計資料方面，一方面由於中共所公布的資料有 限，另方面由於其多項名詞定義與一般國家不同，使得分析上有所限制，也無法作 國際間的比較；就中共本身而言，亦因其在一九五三年至十九八四年間對國營企業 採盈餘上繳方式，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起則改為課稅方式，使得財政收入結構或 租稅結構上之分析皆產生年度比較的難題。 本文研究發現中共租稅政策及租稅制度受政治及經濟面的影響很大，中共為達成經 濟政策目標會採取不同之租稅政策。在經濟恢復時期以支應財政支出為原則；第一 個五年計畫時期利用稅制來完成其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時期忽視稅收的功能，稅 制上實行簡化政策；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再度重視稅收，在原有稅制上採行若干措施 以調整經濟；文化大革命初期「稅收無用論」主張抬頭，並對已簡化的稅制再度簡 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再度重視稅收的功用，將原先簡化的稅制重新檢討，並對 涉外課稅訂定相關稅法。 就財政收入原則而言，由於中共近年來的財政赤字並非採行赤字財政政策而產生， 是以顯見其未達成財政收入原則；若分析其稅收彈性，無論就稅收的國民收入彈性 或稅收的社會產值彈性而言，近年來的彈性值皆小於一，表示其稅收成長幅度較社 會產值成長幅度為小。 就經濟發展原則而言，中共的租稅政策在原則上與其政、經政策配合；就租稅負擔 面而言，工業的負擔過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從稅收結構來看，消費稅 比重頗高；就租稅中性原則而言，由於其租稅主要是對產品生產階段課徵，以及部 分產品採毛額課稅方式，也違背租稅中性原則。 從公平原則而言，由於中共對租稅公平性定義與一般國家不同，所主張之稅收的社 會公平，是藉由租稅調節天賦和勞動貢獻以外的收益；採取差別對待的原則，對產 業或企業間不均等之利潤利用稅制使其相當。但由於其租稅收入以消費稅所占比重 量大，故其稅制深具累退性質而違反公平原則。 就稅務行政而言，由於其租稅隨政、經政策變化而改變，且未能依循「依法行政」 原則，故在課稅應具「確定性」有所違背；稅務行政成本方面並無數據可予以推估 ，但由於其稅制之繁複，亦見其稽徵成本及納稅成本之不低。 就整體觀之，中共目前之稅制過於繁複；稅負太偏重於消費稅，又未在最終消費階 段課徵；稅收彈性偏低；未依法行政皆為較顯著的缺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國際政治產生巨變。五○年代，中共與蘇聯結盟 共同對付美國。六○年代，中俄共分裂，北平分別敵視美國與蘇聯。七○年代，中共 與美國和解，共同對抗蘇聯。雖然，美蘇兩超強與中共構成的三角關係並不代表當今 國際政治的全部，但卻不能否定，美國．中（共）、蘇聯三角關係是影響當今國際政 治最重要的因素。基於此，希望透過本論文的研究，能對這個三角關係的發展做一番 歷史與科學的探視、分析，並以一九七九年中共進軍越南事件，做細部的觀察。 本論文共計七章： 第一章：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二章：三角關係理論簡介； 第三章：美國、蘇聯、中共三角關係模式（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第四章：中共的政策：進軍越南的認知與行動； 第五章：蘇聯的政策：對中共進軍越南的認知與反應； 第六章：美國的政策：對中共進軍越南的認知與反應； 第七章：結論 由於論文係「戰略」三角關係「初探」，故著眼三角戰略關係；研究之目的並非求得 三角關係的行為模式，以做為爾後預測該關係的準則，而是希望藉此能夠提供更廣泛 研究該三角關係的方向，使得吾人能更進一步認識到美國、蘇聯、中共之三角互動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