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書舫上正式誕生。當初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個當時由十二個大多數為激進愛國青年所發起的幼稚組織，竟會在日後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掀起空前未有的軒然大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更料不到，它竟一步步地變質，最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殘暴、極權、專制、黑暗的赤色政權，造成近代中國的最大悲劇。本論文即在探討這個組織誕生時的時代背景及其前因後果，嘗試從這搖撼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中，尋找出某些歷史的教訓，以做為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鏡鑑。 本論文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認為：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乃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民族難題與危機而產生的；但是由於歷史認識錯誤以及赤色以帝國主義的介入，它一開始就走上歧路，在不可能的客觀歷史事實與條件下，勉強地發動共產革命，終不免於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全篇共分為三章十六節，再加上一個結論。第一章「時代背景」，描述近代中國一運串變革與革命所畜鬥追求的中心目標，以及民初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徵與梗概。作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中心環結，乃在打倒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重建一個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民初中國政治的特徵是武力主義的盛行；而當時的經濟在列強經濟力與政治力的宰制下，呈岌岌可危的現象，幼稚的民族工業無法發展，整個農村經濟瀕於破產邊緣；當時的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的過渡階段，舊的社會結構開始產生急速的蛻變。第二章「五四運動與新青年的覺醒」，描述五四運動，這個當試對中國文化與思想從事根本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學生愛國事件作了明確的區分，並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對新文化運動的萌芽、內容、及影響，與五四學生愛國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了精簡而明晰的敘述；在對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中，作者認為：五四運動有它的貢獻，它重新喚醒了國人自義和團事變後幾已趨於消滅的民族主義情緒，它使國人擺脫傳統文化的死硬樊籠，使他們有勇氣重新檢討自已的文化，從事根本的變革，當試使中國從千年來歷史循環危機的命運中跳脫出來；但由於他們忽略了文化的延續性與根本變革的漸進性，無視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可貴的優點，貿然地走入虛無主義式的全盤否定的態度，導致社會的解體，在思想的一片真空中，給予殘暴的共產生義以乘虛而入的機會。第三章「新青年的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共的建立」，描述五四運動後一部份新青年， 如何逐漸走入共產主義，最後建立共產黨的幾個里程碑。在本章中，作者認為：當初一部份新青年之趨向於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並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強烈影響，但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克思主義，尤其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深刻的了解，對這些學說仍抱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的幻想，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中，第三國際的代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可以說，中共實際上只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螾蛉子而已。最後一部分是「結論：歷史的評價」，在這全篇論文的總結中，作者提出如下的觀點：近代中國有三個主要的民族難題，第一、如何打破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力的壓迫與經濟力的剝削，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發達的工業生產社會，第二、如何擺脫舊文化的死硬樊籠，經由健全、穩定的方式，吸收西文化的優點，建立科學的、適合現時代的文化，第三、如何擺脫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傳統，建立根深於社會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觀念；中國初期的共產主義者，為了解決上述的第一個民族難題，同時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竟貿然地拋棄民主政治，走向共產革命之路，由於客觀環境與條件的限制，注定了其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而對民主政治的否定，使國人無法從中世紀式的對人之思想與精神的束縛與壓迫中解放出來，打破專制政治黑暗、沉重的桎梏。作者深信：為了解決我們民族近代的歷史難題，我們必須在一個統一、有效、開明的政府的領導之下，團結一致，經由教育與文化的方式，踏實地、一點一滴點，從社會的根本基礎上，對我們的文化從事穩健的、漸進的根本變革，吸收別人的優點，保持自己的長處，建立一個嶄新的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文化；並默默蓄積力量，發展外交，利用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一步步的重建我們的民族經濟；又須建立民主政治的深厚基礎，以之為反共大業的基本精神武器，打倒空前殘暴專制的毛共政權。 面對一個如此高度敏感的問題，作者為使個人主觀的情感與立場不影響到選材、敘述、與立論的客觀，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將全篇論文嚴格地區分為事實的陳述與論點的發揮兩部分；在事實的陳述部分，作者根據確實的史料，以絕對冷靜、客觀的態度，將其以井然有序、簡潔明晰的結構組織起來，擺在讀者面前，畫量不夾雜任何個人的好惡與觀點；在論點的發揮部份，作者以其個人的學養、價值標準、與基本信念，對上述事實發表個人的感想與評論。本篇論文採用歷史研究法，即以大量歷史材料為基礎，尋找出這段史實的發展脈絡及各階段的主要特征，考察其日後的歷史發展，經由歷史的□溯，找出當初的造因，最後根據個人的學養成認識，得出某種結論。 本篇論文的大部分資料採自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館與社會資料中心。該兩處的豐富藏書，尤其是其存有的原始資料，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 本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恩師沈雲龍教授殷切指導與鼓勵，並承所主任曹伯一教授殷殷教誨，又蒙同窗好友張一桂、周春風、 張蓬生等同學的全力提供資料和相互切磋，在此一併感謝 。當然本篇論文所有的文字與觀點的責任，由作者一人負擔。

本文主張辨明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與作為社會理論的兩種馬克思主義，以便尋繹出以馬 克思主義為分析方法進行法律研究的可能性。本論文各章論旨如下： 第一章：係就馬克思一生與法律有關的思想事業作一總覽； 第二章：嘗試整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典範。筆者將之歸類為四個次級範疇，分別為1 作為馬克思主觀社會關懷起點的人學與異化論；2 基於其人本主義而用以從事客觀社 會觀察的歷史唯物主義；3 對於批判對象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4 作為消除資本主義 異化現象手段的階級鬥爭； 第三章：係以「財產關係式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一述句，於闡述柯亨、柯林斯、史 東三氏的理論過程當中，試圖澄清法律的本質，以驗證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法律現象的 分析與解釋功能； 第四章：探討資本主義的法權形式如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實踐之中型成的問題。 筆者則將切點放置在商品交換的行為，並分析馬克思的法價值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 法價值之內化到人們的法律意識之中，主要乃依靠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社會化功能； 第五張：本章探討以法律改革作為階級鬥爭目標的可行性。法律鬥爭之所以可能，是 因為法律本質上即具有相對獨立性，統治階級內部宗派間的利益衝突也為階級鬥爭創 造了有利的形勢。本章乃接著介紹英國勞動法制、法國第二共和憲政法制、與德國一 八四八革命法律鬥爭的經驗。最後則批判無產階級專正之理想政體巴黎公社置缺乏實 行民主的可行性； 第六章：最後本文則藉由探討馬克思主義最受爭議的法律消亡問題，比較自由主義的 社會契約論，重新肯定法律對於人權維護的重要性。

民族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一大難題。面對20世紀以來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標舉著「工人無祖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彷彿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因統獨爭議而幾近撕裂的台灣社會即為一例。在台灣，民族認同問題似乎早已取代階級問題，每每成為社會衝突的一大原因。因此，馬克思主義究竟如何看待民族問題？即成為本篇論文所欲探討的主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並非如想像般處於對立的兩極。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認為階級衝突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將面臨的社會矛盾，但他們並不否認民族問題的重要。對他們而言，民族主義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可能有其進步性，此時任何的社會主義者都應支持這種民族運動。但多數的民族主義往往是反動的，社會主義者與這些運動不僅要保持距離，更應該批判之。至於進步與否，需要社會主義者依具體的社會條件進行分析，這並沒有一定的公式可以套用。唯有對民族問題進行了正確的理解，社會主義者才能與民眾站在一起。藉由馬克思、列寧與鮑爾等人對民族問題的分析，可以發現，他們的確指出了一些存在於台灣社會的問題。 對台灣的無產階級而言，只有認清所有民族的無產階級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才能團結無產階級一起奮鬥；從「無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才有可能化解「民族問題」並將其轉化成階級間的衝突，而後者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正矛盾。台灣的「統一」或「獨立」不應成為絕對的目標，它們都應放在「階級衝突」下來思考。唯有跳脫「民族主義」的立場，以「無產階級階級」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民族問題才能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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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討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政府在推動社會平等所做的努力過程和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經過人民革命成立的國家，自古以來，在所有發生政治革命的歷史中，追求平等永遠都是醞釀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革命成功後，新政府也必然將推動平等權視為最優先的施政之一。但是每個經由革命建立的國家對推動平等權所採的方式各有不同，結果也有差異。專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形如何，是本文在各式各樣討論平等問題文章中的不同點。 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藍圖施政的，因此本文主要是利用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觀點來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平等權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將人類社會的結構區分成下層結構和上層結構，概括而言，經濟制度領域屬於下層結構，政治法律制度領域屬於上層結構，依其平等理論，一個平等社會不僅只是在政治法律面的建設上，更必須在經濟制度層面上達成「生產資料公有，最後消滅階級」的目標。 綜觀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的歷史，可以因領導人的主要政策差異而分成毛澤東執政時期和鄧小平以後的改革開放時期，由這兩個時期的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政府從建國至今在推動社會平等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達成效果以及對平等權的觀點和推動方式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經由這一段歷史經過的探討，觀察出社會主義平等權理論如何在中國大陸被實際運用、面對實際情況的修正，以及預測未來中國大陸在一方面持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引進資本主義的各種制度，一方面又要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下，應如何履行當年對中國人民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平等社會的承諾。

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台灣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階級之間存在著流動的可能。然而，由文獻資料以及近期報導皆可發現，台灣的工人確實存在著階級流動障礙，這使得工人階級複製的現象產生。 階級複製不僅確保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更延續優勢階級的利益。在此過程中，意識形態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此，文化馬克思主義主張以「文化」作為分析的類別，以瞭解特定階級的常識與生活方式，並進而解構意識形態對特定階級的作用。本研究藉由文獻資料與個案訪談方法，探討工人家庭與學校教育所傳遞的意識形態在階級複製過程中的作用。 雖然，現今本研究無法發掘這些受訪的工人階級，具有後馬克思主義所提的真正解放特質的反抗。然而，即使如此，以葛蘭西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相信工人階級潛藏的工人意識，將可藉由知識份子的表達與行動而被激發成形。觀察近來台灣的社會運動，我們知道已有知識份子起而行動，進行改革了，而這正是台灣社會開始改變的基礎。 /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aiwan is an open society i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move among classes. However, according to both recent news reports and research literature, there are in fact substantial barriers against class mobility, which, in tur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working class reproduction. Class reproduction not only ensures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process, but als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nterest of the privileged classes. In this process, id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Regarding this, cultural Marxism proposes using “culture” as a category for analysi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sense and life style of specific classes and to further deconstruct the effect of ideology on those classes. In this study, we use both reference materials from the literature as well as case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deology transmitted through working class families and school education on the process of class reproduction. Even though our research cannot ascertain if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interviewed indeed possess the “authentic emancipatory promise” as proposed by the post-Marxists, we still could believe, in accordance to Gramsci’s point of view, the hidden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ers will be realized through stimulation by the expressions and ac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recent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we realize members of the intelligentsia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act to introduce reforms. This will sow the seed for the beginning of a wave of change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本論文其大要如下： 第一章：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下的馬克思主義 第一節：意識型態的發展與其功能性分析 第二節：從意識型態理論論馬克斯主義 第三節：從功能性分析論馬克斯主義的民主性質 本章中筆者闡述論文寫作之角度與基本觀點 第二章：馬克思主義對民主政治所持之態度 第一節：馬克思民主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馬克思對民主政治的詮釋 第三節：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方式─和平抑暴力？ 第四節：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兼論列寧與考茨基的爭執 第五節：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的民主性質 本章中筆者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的民主成份。 第三章：馬克思主義對民主政治的評價 第一節：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精神探討 第二節：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 第三節：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論 第四節：馬克思主義對其他民主制度的評價 本章中筆者闡述馬克思主義對民主制度的正反兩面態度。 第四章：馬克思主義與民主政治 第一節：民主政治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第二節：馬克思主意與民主政治 第三節：極權民主與馬克思主義 本章中筆者探討馬克思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性質之異同。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展望 第二節：超越馬克思主義 本章結論中筆者將馬克思主義置於今日的政治環境中探討其展望，最後筆者以胡克搏 士「超越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為本文之總結。

如題所示，本文旨在批判性地證明台灣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主張「競爭市場的機能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發地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率」的論證過程有瑕疵，該命題只是循環論證的結果。這是因為教科書假設所有行為者都追求效用或滿足感極大，且按機會成本決策。這表示行為者，能準確預見及評估自己所有能選擇的行為及因此最終所帶來的效用或滿足感之得失，並選擇可使其效用最大化行為。因此，整個社會所有行為者的效用加總，必定是最大的效用加總。這等於是將推理的結論直接隱含在推理的假設之中。另外，若考量存在過的以及未來可能有的各種人類社會形式，我們會發現主流經濟學沒有跳脫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形式，並沒有探討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之規律，及按此規律發展將來可能的社會形式。這種侷限在資本主義內部的論證結果，不具有客觀意義。

本文試圖以一個在五四時期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李達(1890－1966)──的角度，觀察他自五四運動以來至1930年代以前，正值中國共產革命開始接受蘇聯直接指導並展開一連串政治活動時，如何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並解答在這段時間中的不同政治議題，析理出其思想與現實政治議題互動的情況，以及其思想本身的連續性和變化。另一方面，本文將李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對於中國共產革命的看法，與當時中共官方的主流解釋作一對照，呈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革命過程中，被重新理解和運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基於李達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以政治革命掃除經濟障礙並發展生產力」成為李達思想不變的主軸；而李達思想在1919－1928年之間的轉變，從強調「階級自覺」，轉變為強調服從客觀歷史規律以制定革命目標――建立一個獨立、強大、能夠掌握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國家」帶領中國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基本上，李達在1919－1928年間的思想特色和轉變，不僅在不同議題上與中共官方主流說法呈現理論或策略方面不同程度的差異，並且在1920年代後期相當不同於中共官方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和理論傾向，呈現在「以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同樣政治立場中，理論理解和策略設定的不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