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在中國歷史上，領袖人物的思想與觀念，往往影響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發生旋乾轉坤的作用。咸豐同治年間，文祥是領導中國的外交與新政之主要人物。他正處於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中西文化思想衝突的洪流之中，頗能引起振衰起敝與中流砥的作用。在保守因循的舊社會中，努力維新，發奮圖強，以一身緊天下安危，為國家開拓新機運。使清廷的命脈廷續達半世紀之久。 文祥是總理衙門的創始人。他無異為實際上的首相，統治著大清帝國達十餘年。他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也就是「以實力為後盾，以和解為富強兵的緩衝。」對外人「稍示含容，急圖自強。」他的手段是「執約論理」，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不論對外政策與制度的建立及中國對外關係的正常化，都有劃時代的影響。去對貢而求平等，主忠信而示羈麼，打破重旗輕漢的觀念，改變國人傲慢的態度而培養容忍的風範。促成中國對外關係史上一極重大的轉變。 本論文第一、二章述文詳所處的時代背景及世生平以尋求產生其操守及觀念的原由。第三、四章討論其在英法聯軍交涉中及英法北京條約談判中的地位及主張。第五章縱述其對美俄交涉的看法。第六章共對中俄勘界的承諾與俄人野心的認識。第七章首議創立總署及同文館，以求證其對洋務及自強運動的認識。第八章說明台灣生番事件，日本擾台，文祥重視海防。總之，本論文的主題在討論文祥在晚清的新政與外交中的地位，換言之，他對於當時中外關係上及自強運動中有什麼貢獻？有何領導作用和超人的見識？ 本論文研究之初，因鑒於清末外交的失敗，人人扼腕，文祥和輯邦交，削平內亂，影響深處。頗思進一步研究，乃就教於吾師李教授毓澍，梁教授嘉彬，朱教授建民，咸謂此一題目頗值得研究，惟直接資料甚少，不容易寫成。筆者乃不怕苦，不畏難。找尋有關資料頗有海底撈針之感，偶有一得，即蛩然而喜。今能寫成如釋重負。惟因筆者才疏學淺，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懇祈方家不吝教正。本論文承業師李教授毓澍啟發與指示良多謹此一併致謝。

美國國防部於1999年2月26日提交美國國會，以2005年為期限之「台灣海峽安全情勢」評估報告中指出，2005年之後兩岸戰力或將開始產生失衡現象； 故本文主要論及中共不斷強化武器裝備，包括技術引進新型主力戰機－SU-27、30、35等相關採購、裝備研發，並驗證其空軍戰略思維轉變及現代化政策等；時間則以1992年冷戰結束後，中共獲得SU-27戰機為空軍部隊進行換裝， 提升其空軍戰力為起點，向後則以2005年為端點。至於對東北亞區域安全或對台灣安全之影響則為後續研究空軍作戰與國軍建軍政策之範圍。

本文旨在探討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以中共、尼加拉瓜兩個案為例說明卡特政府人權外交政策的運用並據以評估其實施成效。第二章說明卡特政府人權外交政策的形成背景，以羅斯諾的外交政策五因素分析得知，人權外交政策的形成因素眾多，包括冷戰聯盟的瓦解、民意、國會的人權立法及卡特個人對人權的看法等。第三章以中共、尼加拉瓜為例說明卡特政府人權外交政策的實施。章內分兩節，分別論述中共、尼國的人權問題及卡特政府對兩國的人權政策並探討影響人權政策的因素，分析何種原因造成卡特政府對中共的人權問題避而不談卻對尼國的人權問題採取取消軍經援助的政策。第四章承接第三章，根據兩個案評估卡特政府人權外交政策的實施成效。由於卡特政府對人權的看法與他國有異，加上執行政策的工具運用不當、行政部門內的意見衝突及以國家利益來衡量所造成的雙重標準，使得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未能達到原先的目標。第五章結論，從卡特政府的經驗使我們了解推行人權外交政策的困難所在，雖然短期未見成效，但長期觀之，漸有進展。對人權的關懷是美國的立國精神之一，人權因素仍會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中國的逐漸崛起，已引起世界大國的關注，也因為中共的外交思維期待世界朝向多極化發展，加上中共為延續其經濟發展，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以及爭取各項天然資源；因此，中共除改善與大國關係外，亦積極加強和區域國家的關係。與此同時，印尼自蘇哈托總統（Suharto）下台後，政治大幅革新，尤其在2000年大選後的新政府改變自1960年代以來的反共立場，懼怕中共政權而採取的謹慎保守政策，積極提升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本篇論文即是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促使印尼對中共外交政策轉變之因果關係進行研究，並瞭解印尼近年來加強與中共之外交關係，對中共擴大其區域影響力具推動作用，且在亞洲能夠抗衡歐、美勢力的發展，甚至對國際格局產生一定之影響。 由於華人在印尼社會中掌握大部分的經濟實力，對印尼國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貢獻，特別是印尼在與中共進行密切交往的同時，亦不可忽略印尼華人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也因為印尼華人大多數均喜好民主自由，故傳統上與台灣維持良好友誼關係，加上過去台灣的「南向政策」，使得台商赴印尼投資者相較於大陸為多；因此，印尼與中共加強關係，勢將會對兩岸關係以及台灣的對外經貿發展產生間接性的影響。 此外，雖然中共標榜「睦鄰外交」政策，並將與東協國家在2010年成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惟因大陸的外貿產品與東協國家，尤其是印尼在輕工業輸出品方面，例如紡織、鞋類等具有同樣質性，故經貿問題的協商將是該兩國主要的衝突點。不過印尼與中共彼此間在外交領域，則需要相互合作，一方面中共藉加強與印尼的關係，再透過東協組織擴大其對區域的影響力，可在亞洲對美國形成抗衡；另一方面，印尼也將尋求中共的政治支持，讓印尼能躋身於大國之林，至少是區域大國。

歷史上，中土兩國人民之間雖有著淵源流長的歷史交往和深厚的傳統友誼，雖說有如此淵源但從未簽訂過任何的正式通使條約，也沒有任何的直接外交接觸。直到1925年10月17日，凱末爾總統領導下的土耳其共和國主動謀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且讓當時土耳其駐比利時代辦聯絡中國北洋政府駐比利時公使王景岐，表示土耳其政府有意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簽訂通商條約。眼看在此時中國北洋政府、土耳其兩國將要簽訂友好通商條約，但由於中國北洋政府擔心，土耳其會利用突厥血緣關係對新疆地區的穆斯林產生影響，再加上不久後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故使得商談簽訂友好關係的工作遂告中斷。 中國北洋政府與土耳其兩國中斷簽訂條約以後，直到1928年9月，在僑民的建言下，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與土耳其政府正式展開討論有關通商條約與友好條約的相關事宜。而本篇論文也選擇從這個時間點切入，研究中、土兩國關係經過先前的簽定失敗，而又再一次簽訂時，新疆地區的問題是否仍有疙瘩？。除此之外，本論文也探討有關中華民國與土耳其的外交使節的派遣經過、兩國使節對彼此在他國所受之待遇與其他種種事件的報告整理與中華民國、土耳其兩國之間主要交流之項目（例如：宗教、經濟、貿易、教育…等等。）與兩國對於在二戰期間的態度與看法，本論文整體內容將以中華民國與土耳其，國史館史料為材料背景以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法編寫而成，借由兩國外交史料上的觀點以達到平衡觀點的效果，讓整篇論文研究可更接近史實。

由於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數千年來一直自詡為「天朝之邦」的中國，從來未曾發展出一套以「國際社會的存在」為前提，和以「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對外互動模式與外交制度。因此自一八四○年代「不平等條約體系」開始加諸於清廷之後，中國在對外關係上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變。一九一九年歐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高聲疾呼「民族自決」理念，這帶給了長久以來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的中國無窮之希望；然而此一希望隨即因為巴黎和會未能帶給中國公平之待遇與具體的成果，而轉為失望與憤怒。在此同時，一種以革命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並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目的之外交政策，也逐漸地在反對北方軍閥的國民黨內發展出來，並成為一九二○年代國民政府成立以降，歷經北伐乃至完成初步統一之後，中國最重要的外交思想主流。 伍朝樞一向被視為此一「革命外交」政策的先驅者與設計者。身為清末民初政治家伍廷芳的獨子，伍朝樞踏入政壇為時甚早，並且曾在二○年代的黨、政、外交界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份量與地位。本論文主要應用中、英文及部份日文等三種文字資料，包括民國初年之中外報章雜誌，出版於台灣、大陸、美國、日本之官方檔案、史料與著作，以及少部份英、德之官方檔案，來對這位革命外交家一生的外交與政治事業，作一探折與研究，盼能進而對民國初期之中國內政外交，有更加客觀的認識與瞭解。 本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李恩涵先生。在撰寫本文期間，有許多機會與恩涵吾師暢談於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大樓寬敞的研究室內，每每令我如沐春風，受益良多。恩涵吾師不斷鼓勵我，要大膽地去研究前人所未曾研究過的東西，並且要求我「青出於藍，更勝於藍」，雖令我深感惶恐，卻也驅策我全力以赴，不敢怠慢。呂芳上老師與趙國材老師在論文口試時的不吝賜教與鼓勵期許，也令我深為感激。而李登科所長在求學期間所給予我的照顧，金神保教授在課堂上帶給我的思想啟發，中興大學歷史系唐啟華老師在研究態度與經驗上的許多寶貴意見，以及林恩真、張家綸、黃韋仁、張謙彥等諸位「同門師兄姊弟」的相互激勵與扶攜，皆是本論文順利完成所不可或缺的，在此皆致上我最真誠的感激與謝意。 最後，謹以本論文獻給提供了我一個安定與舒適環境，使我能夠專心無罣礙來進行寫作的父親、母親與家人。若非他（她）們的包容與支持，本論文的完成，恐將遙遙無期。

冷戰結束之後，蘇聯及東歐的共黨政體跨台，中共成為全球最大的共黨國家，不僅需要有個和平的環境，更必須確保和國際社會的友好互動，以避免因為經濟衰退而帶來「和平演變」。後冷戰時期，企圖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和平與友好的國際環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因此，中共推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其戰略重點：第一是維持並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第二是保持良好的睦鄰關係。也就是與周邊國家和各大國間保持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 中共在外交上是要使其能夠持續經濟發展，進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能融入國際社會，一方面強調扮演國際社會合作者的角色，強調與大國和平互動，另一方面強調中共是愛好和平的角色，以安撫周邊國家，顯示中共的崛起將與周邊國家維持和平互動，三方面宣示中共追求國際社會大國的地位與形象，期盼在國際社會扮演與自己國力相吻合的角色。然而，胡錦濤執政以來，雖然是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因應國際形勢的變遷而作出調整與變化，提出建設「和諧世界」新思維及採「元首外交」、「經濟外交」、「能源外交」等多元方式及「多邊外交」策略，著重於「推動大國外交」、「推動睦鄰友好政策」、「拓展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等政策理念與作為的基礎上，追求融合自主，進而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並妥為因應「中國持續崛起的爭議」、「美日對中國的制約」及「台海問題的挑戰」等困境與限制，以獲致一個穩定與友好的國際環境。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長和外交策略的逐漸成熟，中共必將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塑造力。中共也將對目前和未來國際格局的形成和變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國自古以來，有三項地緣政治環境的特點：「週邊國家數量眾多」、「週邊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幅員、國力等方面呈現出複雜多樣的特點」及「與不少大國為鄰」，基於以上三個地緣政治環境的特點，自古以來，睦鄰外交、穩定週邊、與大多數甚至所有鄰國實現和平友好便成為中國改善其地緣政治環境、維護安全利益的最佳選擇。而睦鄰外交要成功，就必須以雄厚的國家實力來支撐，所以中共目前所採行的睦鄰外交戰略是有前提、有條件的睦鄰外交；前提就是有雄厚實力支撐，條件就是鄰國有意願接受且對、中共睦鄰外交有所回應，絕非無條件付出的睦鄰外交。 而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會制約其政治行為，也就是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政策的取向。從這個理論上分析，距離近的國家相對於距離遠的國家來說對本國的影響會大得多。就中共的戰略全局看，中國大陸週邊地區潛在的危機及可能造成的影響，是中共安全和發展環境的直接威脅。因而爭取較好的週邊安全環境是其地緣戰略優先考慮的關鍵因素，這個關鍵因素至少包括：邊界的安寧和邊境地區的穩定；週邊地區的穩定及地緣經濟考慮等三個要素。所以中共睦鄰外交戰略在運用上區分為「營造和平週邊環境」及、「改善和調整與大國間關係」兩個部份。 因此，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北部及西北部主要透過「上海合作組織」與俄羅斯及其它中亞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在南部及東南部主要透過「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的合作機制增進與東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這兩個多邊組織是中共從單純的雙邊睦鄰外交關係發展至多邊睦鄰外交的成功典範。除了這兩個與週邊鄰國的多邊組織外，中共更透過各種雙邊合作性質的「夥伴關係」，以鞏固週邊地區的睦鄰友好關係。 關鍵字：睦鄰外交、中共外交、地緣政治、睦鄰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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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象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大眾傳播媒介對映象的形成、加強和改變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本研究之目的乃以「守門人理論」和「認知平衡原理」為理論架構來探討外交關係與報紙塑造他國映象之相關性。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以中央、聯合兩報為樣本總體，依中美外交關係劃分關係「較良好」與「較不良好」兩個階段，再就這兩階段抽取的報紙樣本中有關美國的內容從事分析，依既定的映象類目及強度等級歸類。 資料經統計分析後，印證本研究之三個假設： 1. 外交關係與報紙塑造他國映象之好壞具有相關性。 2. 報紙塑造他國良好映象的比率，在兩國外交關係較良好時期高過兩國外交關係不良好時期。 3. 報紙塑造他國壞映象的比率，在兩國關係較不良好時期高過兩國外交關係較良好時期。 此外，本研究尚有幾點重要發現： 1. 中央日報所塑造映象的贊同性指數在兩階段中的變動幅度大於聯合報，其原因可能有二：(1)不同的消息來源造成，(2)中央日報為執政黨之機關報，兩國外交關係之變化對其影響大於民營的聯合報。 2. 兩報對美國所塑造的映象有集中少數類目的現象，可能基於新聞價值觀念和映象一致性之作用。 3. 中美外交關係良好時期，兩報所塑造美國的主要映象是：與我國友好的，反共的，強大的，友善的，進步的，愛好和平的，有科學精神的，謹慎的，自由的，守信的，樂觀的，有效率的，愛好藝術的，民主的，有正義感的，坦率的，明智的。 中美外交關係較不良好時期，兩報所塑造美國的主要映象是：與我國友好的，反共的，逐漸衰退的，進步的，強大的，親共的，友善的，愛好和平的，姑息的，現實的，有科學精神的，善於外交的，愚蠢的，明智的，樂觀的，熱情的，謹慎的，勇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