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數千年來一直自詡為「天朝之邦」的中國，從來未曾發展出一套以「國際社會的存在」為前提，和以「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對外互動模式與外交制度。因此自一八四○年代「不平等條約體系」開始加諸於清廷之後，中國在對外關係上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變。一九一九年歐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高聲疾呼「民族自決」理念，這帶給了長久以來受到不平等條約束縛的中國無窮之希望；然而此一希望隨即因為巴黎和會未能帶給中國公平之待遇與具體的成果，而轉為失望與憤怒。在此同時，一種以革命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並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目的之外交政策，也逐漸地在反對北方軍閥的國民黨內發展出來，並成為一九二○年代國民政府成立以降，歷經北伐乃至完成初步統一之後，中國最重要的外交思想主流。 伍朝樞一向被視為此一「革命外交」政策的先驅者與設計者。身為清末民初政治家伍廷芳的獨子，伍朝樞踏入政壇為時甚早，並且曾在二○年代的黨、政、外交界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份量與地位。本論文主要應用中、英文及部份日文等三種文字資料，包括民國初年之中外報章雜誌，出版於台灣、大陸、美國、日本之官方檔案、史料與著作，以及少部份英、德之官方檔案，來對這位革命外交家一生的外交與政治事業，作一探折與研究，盼能進而對民國初期之中國內政外交，有更加客觀的認識與瞭解。 本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李恩涵先生。在撰寫本文期間，有許多機會與恩涵吾師暢談於他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大樓寬敞的研究室內，每每令我如沐春風，受益良多。恩涵吾師不斷鼓勵我，要大膽地去研究前人所未曾研究過的東西，並且要求我「青出於藍，更勝於藍」，雖令我深感惶恐，卻也驅策我全力以赴，不敢怠慢。呂芳上老師與趙國材老師在論文口試時的不吝賜教與鼓勵期許，也令我深為感激。而李登科所長在求學期間所給予我的照顧，金神保教授在課堂上帶給我的思想啟發，中興大學歷史系唐啟華老師在研究態度與經驗上的許多寶貴意見，以及林恩真、張家綸、黃韋仁、張謙彥等諸位「同門師兄姊弟」的相互激勵與扶攜，皆是本論文順利完成所不可或缺的，在此皆致上我最真誠的感激與謝意。 最後，謹以本論文獻給提供了我一個安定與舒適環境，使我能夠專心無罣礙來進行寫作的父親、母親與家人。若非他（她）們的包容與支持，本論文的完成，恐將遙遙無期。

本篇論文以將國民政府視為革命新政權之假設為論述基礎，試圖對北伐階段的歷史進行更清楚的分析。首先列入討論的是革命政權，或謂新政府的行為模式探討。其中包括：革命的意義及發生背景、革命政權決策的產出及新政府之外交取向，末了再以上述理論基礎為根據，闡明國民政府之革命政權本質。以後論述內容均以國民政府此一特質為分析要點。在第三章中將影響國民政府外交決策的外部因素做一分析，首先提到的是自辛亥革命以來的國內局勢及國民黨發展空間之背景，接著對談到國民黨與英、美、日三國的關係，進一步則對影響北伐時期國府甚鉅的聯俄容共政策有所說明，蘇聯對國民政府而言，有著根本內在的影響，而英、美、日三國則左右著廢除不平等條約談判。第四章則述及國府內部的決策考量，例如：排外運動之風起雲湧、南北對峙的時代背景及國民黨內分裂狀況對決策產出之影響。除此之外，執行政策者如陳友仁、伍朝樞及王正廷三人本身的考慮亦為決策重點。分別提及影響決策制定的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後，將提出幾件較為人注意的對外交涉個案，以佐證上述之分析，租界之收回、關稅自主及治外法權之撤廢是論述重點，不過基因於五卅慘案和南京事件分別亦帶有群眾外交之始末意義，因此也附帶一提。而在結論中將對所謂「革命外交」之意義重新審定，進而對整個外交成果做一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