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中共藉由「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社會主流趨勢與脈動，以驟升的綜合國力崛起於國際舞台，且自詡為「一超多強」國際格局中的一極 ，尤在國家利益主導下，發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十五大」政治報告即強調，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正面臨「大國關係深刻調」，遂運用元首出訪、經貿交流等外交作為，與美、英、法、德、俄、日及歐盟等主要大國或國家集團，建立傳統外交以外之各種友好關係，再舉辦政治 、經濟等具全球性議題的活動，表示對國際社會善盡義務，藉以型塑為體系中負責任大國之形象，另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更將「大國外交 」列為對外關係的首要主張。 中共遂行「大國外交」期間，結合韜光養晦姿態逐步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從事經濟建設，倡議「新安全觀」，主張「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三者 」，以期與主要大國建構平等、協作、互信、互利的夥伴關係，以創造其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 目前與中共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家計有廿二國，世界主要大國中與俄羅斯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最為密切；與英國、法國、歐盟，係以經濟利益為著眼，在二○○四年進而由全面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另與德國則成為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與日本基於歷史因素、區域安全及經濟利益，仍維持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與美國在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後，雙方因「九一一事件」後，各自主張反霸與反恐，以建構單極體系或多極體系，而形成圍堵與遏制之對峙狀態。 中共一向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執行方針上，現行的「大國外交」已由冷戰後初期的外交策略性手段，演變為後後冷戰時代的主要目的，起而代之與各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則成為外交策略的工具，並衍生為營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多極化體系的布局，惟對本區域及台海安全，形成另類形式的圍堵。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並認為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與平衡。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仍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1997年中共在面對當前國際形勢所提出的「大國外交」即是追求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處於空前規模的調整與磨合時期，「大國關係」將是國際形勢發展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新的國際格局形成將主要取決於大國力量的消長、演變和確定何為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本文為瞭解江澤民時期之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與歐盟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大國外交」發展的背景歷程、內涵定位、中歐間政策及對美、俄、日、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中歐經貿關係持續成長，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空前地深入而多元，中國對各大國的貿易關係都替各國帶來龐大的經貿利益，從而中國本身也獲得相當大的外交成果。未來中共仍將充分利用與各大國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關係，並妥慎處理與各大國的矛盾與衝突，仍將是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至為關鍵的重要外交任務。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積極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變革，更逐步引導中國形成大國外交的基本架構；而北京奧運則使奧林匹克精神在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並以「新北京，新奧運」為口號，以「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為主題，北京讓世界親身體驗到一個全新的中國正在形成。 而本文試圖探討北京奧運的舉辦對中國大國外交的影響，並探討以下各個觀點：中國向世界傳達了這個新興經濟大國希望和平、和諧的訊息；大國政要雲集北京，中國「奧運外交」以及中國「後奧運外交」的轉捩點；中國藉由奧運圓夢，徹底改觀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藉由奧運與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對外政策未來必將更加開放，北京奧運的落幕為中國大國崛起的象徵意義。 因此本文企求能透過探討北京奧運結束後是否能帶給中國與世界更同渴望的理想結果，並評析各國對中國舉辦奧運之後觀點的改變與否，故在決定論文題目的同時，選擇了研究在舉辦北京奧運之後對中國與大國外交上所帶來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國際恐怖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因此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1996年之後，中共官方及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更全面的闡述中共在廿一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OC）的緣起，其前身原為上海五國，最初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中共就過去中蘇兩國間所遺留之邊界、軍事互信及邊界裁軍等議題所舉行的談判，而因1996年五國元首齊聚於中國上海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以促進五個鄰國的邊境合作，故有「上海五國」之稱，後因每年均舉辦會晤，遂形成一種論壇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孕育指針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以此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安全觀；其內涵是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一新型國際體系；其核心是結伴而不結盟，是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特徵是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因此我們可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政經合作組織。 安全觀的形成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當國際形勢產生變化，中共新的安全觀形成，理論上即應有相對應的外交或軍事政策作為配套，從1996年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中，不難察覺受到新安全觀思維的深刻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及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組織活動，在眾多的亞太多邊外交活動中，本文以多邊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為例，用新安全觀理念中政治、軍事、經濟三個安全面向作為依據，檢驗中共新安全觀理念是否由概念發展到了實踐的層次，是否合理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目的。

冷戰結束後，因應蘇聯及東歐等共產政權相繼垮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的塑造下，更顯得搖搖欲墜。但由於其經濟開放的成果，造就了讓世界各國驚嘆與擔心的「中國崛起(China Rising)」，也使得中共成為共產主義最後的根據地，更確立了由文人主導下的中共政治體制。假如毛澤東使中共站起來，那鄧小平則是使中共富起來的人。中共建國初始即由槍桿子建政權，直到鄧小平扶植江澤民後，才開始確立文人領軍（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形勢，一直到現在胡錦濤全面掌握軍權，其「以經領軍」的大方針政策指導，讓中共人民解放軍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現代化變革」努力不悔。 今年（2007年）適逢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想想從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的農民，打著赤膊，揮舞著大刀、土槍，以革命的游擊戰法東奔西竄，一直到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解放軍換穿充滿時尚感的新式軍服，並不斷與世界各國舉行軍事演習，確實讓人感受到其期望成為國際現代化勁旅的強烈企圖心。這等動力是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不得不佩服中共文人領導階層在爭奪領導權的用心、細心與耐心。 自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完畢後，奠定了胡錦濤權力鞏固的基礎，未來將由胡錦濤等9人所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帶領著中共，對未來國內外的經濟改革、軍事現代化、爭取亞洲區域霸權、甚至是如何在世界中扮演一個大國角色等議題努力前進。但不可諱言的，如何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下，去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並以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朝向小康社會的這個主要目標是仍舊不會變；也因如此，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精兵政策，持續邁向科技建軍、質量強軍，則是維護目標的安全法則。 今日的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體制下，已演進成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體、文人領軍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這期間沒有經歷流血的轉變過程。未來其根本體制是否會因經濟持續發展而產生動搖，或因在產生執政續任者的慣性過程中，讓中共軍文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這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課題，而或許這也是中共執政者與學者們極不願去碰觸的議題。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處之國際環境發生很大變化，1996年中國大陸官方及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國大陸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更全面闡述中國大陸在21世紀之安全觀念與政策主張。 安全觀之形成與外交政策之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之認知，中國大陸從1996年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其外交政策中，可察覺到受新安全觀思維之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與世界性之國際組織活動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檢視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由理念發展到實踐層次，是否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新安全觀、大國外交、國家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

冷戰結束之後，蘇聯及東歐的共黨政體跨台，中共成為全球最大的共黨國家，不僅需要有個和平的環境，更必須確保和國際社會的友好互動，以避免因為經濟衰退而帶來「和平演變」。後冷戰時期，企圖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和平與友好的國際環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因此，中共推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其戰略重點：第一是維持並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第二是保持良好的睦鄰關係。也就是與周邊國家和各大國間保持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 中共在外交上是要使其能夠持續經濟發展，進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能融入國際社會，一方面強調扮演國際社會合作者的角色，強調與大國和平互動，另一方面強調中共是愛好和平的角色，以安撫周邊國家，顯示中共的崛起將與周邊國家維持和平互動，三方面宣示中共追求國際社會大國的地位與形象，期盼在國際社會扮演與自己國力相吻合的角色。然而，胡錦濤執政以來，雖然是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因應國際形勢的變遷而作出調整與變化，提出建設「和諧世界」新思維及採「元首外交」、「經濟外交」、「能源外交」等多元方式及「多邊外交」策略，著重於「推動大國外交」、「推動睦鄰友好政策」、「拓展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等政策理念與作為的基礎上，追求融合自主，進而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並妥為因應「中國持續崛起的爭議」、「美日對中國的制約」及「台海問題的挑戰」等困境與限制，以獲致一個穩定與友好的國際環境。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長和外交策略的逐漸成熟，中共必將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塑造力。中共也將對目前和未來國際格局的形成和變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言，是一個日趨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對美外交為中共對外政策之主軸，其重要性實不言可喻，深具研究價值。 研究中共對美外交政策，可以發現在政策演變的過程中，其對美政策取向與內涵係因應內外環境的轉變及美中的互動關係而逐漸形成。因此，經由中共美外交政策的系統研究，可進一步掌握其政策思維與運作內涵，正確分析影響其外交政策的要素，以瞭解其發展與演變之脈絡。 基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一、闡明中共外交形成的因素，無論是在宏觀層面，諸如國內外環境因素導致中共外交理論與原則的改變、決策過程機制以及參與程度與範圍之變化；配合微觀層次決策者所起的作用，以檢視中共外交政策內涵，以瞭解其發展與演變。 二、經由中共與美國互動情形，分由政治、經濟、軍事、涉台外交等層面分析雙方關係內涵，以論證中共對美外交政策之發展與特質。 三、由於雙邊關係日趨密切，合作範圍與領域日增，因此經由雙邊互動模式之探討，以展望雙邊關係未來的可能發展。 四、「台灣問題」在雙邊關係的重要性日增，美中關係有可能因為「台灣問題」而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格外值得探討。 經由上述議題之探討，本文歸納了影響美中關係的可能因素，並對政策的持續面與演變面加以探討，最後並提出美中關係未來發展之看法，作為本文之總結。 / China, as a rising power, is a factor with growing impact that affec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 order. Being at the core of its foreign policy, China’s US polic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worth a close look. By exam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the US, we can find that China shapes the orientation and content of its US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in US-China interactions. Therefore, by studying China’s US policy systematically,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its policy reasoning and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analyze correctly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hence obtain a clear view of the context of its policy forming. Therefore, the purposes of the article are: 1.To elucidate influences up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macroscopic aspects such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that caused China’s adjustment in the theory and principles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variations in policy-making mechanism and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along with microscopic aspects such as the impact from policy makers. This is to look into the content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order to acquire a clear picture of its development. 2.Via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o analyze the China-US relation from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nd Taiwan affairs. This is to find out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S policy. 3.With link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growing stronger and scope and fields of collaboration increasing, to anticipate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studying patterns of bilateral interactions. 4.With the “Taiwan Issue” being of growing impact upo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China-US relations can be serious challenged by the issue, and is therefore worth a close investigation. By exploring the above issues, the article catalogues possible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China-US relations, observes the potential continuity and alteration of the policy, and finally concludes with a prospect of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一、本論文針對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夥伴關係發展的現況予以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具體言之是「中國以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邁入二十一世紀，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的關係。而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種類區分、現況為何？中國想藉「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實際的成效以及面臨的侷限與挑戰」。論文研究途徑嘗試從「新現實主義」角度，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思考冷戰後中國如何在國家利益前提下產生外交政策的轉變與運用，並遂行國家外交戰略的制定，如何在國際上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布局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大國外交關係以及分析「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面臨的侷限與挑戰。 二、後冷戰時代的開展，國際情勢中不確定的因素增加，惟國際社會主角仍是具有實力的大國。鄧小平首先確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使中國對其國家利益的內涵以及各項利益的優先順序產生反思作用，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安全利益重心從生存安全轉向以「經濟安全」。中國認為兩極格局已經被大國構建的國際新秩序和世界新格局取代，中國對世界格局尚未建構完成的看法，驅使其在國際提倡多極化的概念，謀求建立國際體系地位和影響力。藉由大國外交，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並從而透過「夥伴關係」的推展，建構外在的和平環境，維護國家利益及促進國家的發展，追求自身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壯大。 三、中國的確是想成為大國的，中國欲成為大國，有影響力的大國，國際格局中的一極，首先就必須讓自己有實力。因此，中國選擇建立安全的國內與國際環境，全力發展經濟儲備實力，實力完備後自然能夠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以及獲取應有的大國地位。中國具有龐大的需求市場與價廉的勞工，在此條件下中國因勢利導將其戰略夥伴外交關係區分多種層次與類別，結合經濟活動與外交關係的推展，形成有相輔相成與互補作用的環節。可以說經貿關係的發展，為戰略夥伴關係提供了基礎與活力。戰略夥伴關係親密發展，則對經貿關係提供了保障。至於在國家領土完整上，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推展發揮相當的力量，其中又以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最為關注。中國國台辦的資料中即指出，「夥伴關係」對抑制台灣當局的務實外交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須要致力於推動大國外交，藉由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外交手法，提升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與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由其夥伴國家數量的增加顯示夥伴關係是持續在擴展的，而夥伴關係的提升與深化，表示其他大國重視與中國所建立的關係形式與內容，對國際的影響力確實隨著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擴展漸漸在增加。 四、中國國力的強大稱之為區域的強權國家已無疑問，在未來有可能成為美國新對手的國家似乎就是中國了，反之中國未來發展最可能的對手亦為美國。中國從國家根本戰略利益出發，在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建立過程中逐步構築有利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避免受制於美國所建構的結構力量。前後與三十個國家建立了夥伴關係，除了擴大交往範圍外，亦不斷深化現有的夥伴關係實質內容。其涵蓋範圍可說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其中又以經貿的承諾或同時簽定的經貿協議最具實質性。然除了歐盟、拉丁美洲等國家，中國與周邊其他國家在以往都存在大小不同的衝突，甚至曾經發生過戰爭。中國推展各種夥伴關係的關鍵確係植基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因此，必須存有共同利益才能維繫雙方關係的持續，否則雙方關係就將會面臨侷限與挑戰。 五、中國推展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戰略利益，就是希望透過經濟與外交的兩手策略，一面利用戰略夥伴關係外交手段為經濟發展服務與確保戰略能源的來源，同時又藉由國內市場及經濟實力不斷的提高，增加外交的籌碼維護其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同樣的，其他國家亦必然是在有利於其國家利益條件下才會選擇與中國發展關係。因此歸結中國與其戰略夥伴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建立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唯有雙方的「共同利益」大於甚至遠大於彼此間現存的矛盾與分歧，則「求同存異」的模式方可能奏效。可是欲維持共同利益的持續存在，先決條件就是中國必須繼續保持其經濟的發展優勢，不論是在國內市場需求或是人力市場的供需，都能提供他國相當的利益。可是中國的發展與需求，到一定限度後自然會達到飽和，則各國所能獲利的機會自然降低，當各國對預期的利益無法獲得回饋與滿足時，求同存異的現實狀況－矛盾與歧異－將會再度高於共同利益。屆時即使求同存異可能還能夠繼續維持，可是難保不會發生擦槍走火的情形，雙方基於共同利益建立的互信基礎就會立刻面臨考驗。 關鍵字：新現實主義 戰略夥伴外交關係 夥伴關係 大國外交 中俄戰略協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