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及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的影響，使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舉凡中國國內政治以及對外政策皆受到世界的關注。尤其在於文化與外交的關係越來越受到各界的關注，文化外交日益躍升為各國外交舞台的重要地位。而文化外交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高度的「和平性」。當前中國外交最顯著的特點是不斷強調和輸出一種和平導向的發展策略，並以積極的「文化」作為外交的手段，以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有助於宣傳中國和平發展的主張和凸顯本身的國際和平形象，進而能藉此逐漸消除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因此中國在海外辦孔子學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這種懷疑，多建立一些溝通和了解，並使國外對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感興趣，有利於人們了解中國和全球化的發展。 本文將嘗試從「軟權力」的角度來分析和探討當代中國與泰國關係。透過泰國的「孔子學院」與中泰教育合作的實況，作為中國運用「軟權力」的外交政策之例子，以上的探討希望更瞭解中國與泰國建交以來的外交關係和未來展望，此為在值得關注和探討的話題。

軟權力是指一個國家透過該國具有吸引他國的特色的文化、政治的價值觀、外交政策的正當性、有道德的說服力來形塑、感動、模仿，甚至同化他國的一種能力；文化軟權力是指通過該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魅力來潛移默化他國的一種無形力量。文化軟權力是軟權力中的組成部份之一，作為軟權力中的文化因素對於當前硬權力持續發展的中國來說，是極需重視的一個課題。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至今，經濟實力不斷大幅成長。然而，冷戰後的國際社會卻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使得中國備覺壓力而感於中國的崛起需要一種相對於軍事與經濟這樣的硬權力的不具有威脅意味的軟性權力，來化解中國威脅論的負面說法。因此，以悠久且優良的傳統文化來建立一個屬於中國特有的軟性權力，並建立崛起中的正面形象，是中國當前的重要國家戰略之一。 本篇論文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獻分析法，以及應用奈伊的軟權力理論，分析文化軟權力在國力中的角色，並闡釋中國對文化軟權力的形塑過程，以及在冷戰後，中國的前、後兩位領導人如何運用中國的軟權力優勢—傳統文化，於其內、外政策思維中。 關鍵字：軟權力、文化軟權力、冷戰後時代、中國威脅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積極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變革，更逐步引導中國形成大國外交的基本架構；而北京奧運則使奧林匹克精神在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並以「新北京，新奧運」為口號，以「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為主題，北京讓世界親身體驗到一個全新的中國正在形成。 而本文試圖探討北京奧運的舉辦對中國大國外交的影響，並探討以下各個觀點：中國向世界傳達了這個新興經濟大國希望和平、和諧的訊息；大國政要雲集北京，中國「奧運外交」以及中國「後奧運外交」的轉捩點；中國藉由奧運圓夢，徹底改觀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藉由奧運與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對外政策未來必將更加開放，北京奧運的落幕為中國大國崛起的象徵意義。 因此本文企求能透過探討北京奧運結束後是否能帶給中國與世界更同渴望的理想結果，並評析各國對中國舉辦奧運之後觀點的改變與否，故在決定論文題目的同時，選擇了研究在舉辦北京奧運之後對中國與大國外交上所帶來的影響。

本文以公眾外交為主要理論，並輔以個案分析。本文選擇日本作為公眾外交政策的研究主體，除了使用新公眾外交作為研究途徑外，筆者希望探討不同日本公眾外交政策背後的政治和經濟邏輯。分析政策背後的政經邏輯方可接著探究，不同政經目的要如何運用公眾外交工具來包裝。 研究的時間為安倍政府時期所行的公眾外交政策，為了不受網路資料和文本所限，筆者前往日本，分別採訪了國際交流基金、日台文化協會、日本外務省、科學交流協會以及日本慶應大學不同領域的專家。藉由他們的角度，筆者得以從更多元的角度來理解日本的公眾外交政策，而這是網路資料所無法得知的，同時，筆者也取得受訪者對不同政策的想法和評價，讓論文內容更加豐富。透過理論和訪談個案的分析，筆者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第一、本文公眾外交個案中的所包裝的政經目的分別為何；第二、日本政府是如何以公眾外交來包裝其政經目的的。筆者經分析歸納訪談資料後，將日本公眾外交政策分為經濟型、政治型和綜合型。並近一步分析不同類型的政策目的會以什麼樣的公眾外交工具來執行以期達到效果。

本文從中國所處「外環境」與「內環境」去了解中國建構軟權力政策動機與中國當前文化外交的運作模式與施行狀況並發現，中國在1978年走向經濟改革開放後，對內政權合法性遭質疑，對外則有中國威脅論當道；以馬列主義為思想主體的意識型態開始動搖，歐美挾著豐沛經濟實力，向中國大舉輸出資本文化產品，推動文化軟權力的確是中國不得不然，也是必走的道路。 本文同時發現，北京雖然想重塑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形象，但中國國內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問題，執政當局卻仍無法克服。甚至，中國一方面要構築正面、開放的國家形象，一方面卻仍持續緊縮國內網際網路言論、打壓禁書，可以說，中共是「軟權力建設的主導者，同時也是破壞者」。 中國在推展文化外交忽略最重要的一點：文化外交的內在本質是「推銷真相」(sell the truth)，，中國用文化軟權力來包裝國家形象，但卻忽略了中國品牌背後的「國家信譽」，雖然中國頻頻強調和諧和平，國際社會猶有疑慮，無法百分之百認同中國，中國對內對外的作為出現嚴重落差。中國愈強調要施行文化軟權力，愈凸顯出中國文化軟權力的侷限，中國走向看似光明的大國崛起道路，卻隱隱浮現陰影。

自1990年代初期Joseph S. Nye提出「軟權力」的概念後，隨之促成相關應用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尤其是在中國，「軟權力」遵循著其的發展脈絡逐漸被轉化與重構成為「文化軟實力」一詞，並服膺於國家的發展戰略與目標。同時間，世界遺產公約自1972年通過以來，至今已累積超過40年的發展歷程，其著眼於對世界各種具備「突出普遍性價值」的遺產類型之強調，以呼籲世界各國及全人類共同予以保護，被視為是當今國際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一項國際制度。 本研究即是由以上兩方面歸納出欲探討之問題——了解中國參與世界遺產公約是否可被視為中國「文化軟實力」？以此，本研究的內容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首先，闡釋中國「文化軟實力」概念的發展意涵；其次，說明世界遺產公約的緣起內涵；再次，則是陳述中國參與世界遺產公約的內容成果；最後統合以上，連結文化軟實力與世界遺產，為本文問題意識提出明確解釋。本研究企圖經由上述四個部份的論述鋪陳，進一步增添並豐富無論是中國「文化軟實力」本身，抑或世界遺產公約的相關研究成果。

文化外交是近年來國際關係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各國皆對外輸出軟權力來增加該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與軍事能力大幅成長，因此近年來便開始加強對外文化輸出的工作，運用文化外交的力量以達到國家政策的目標。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對胡錦濤主政時期的文化外交政策做一全面性的認識，論文首先探討文化外交的理論淵源，進而建構出文化外交的意涵；其次從總體的角度來研究胡錦濤政府文化外交政策，包括其產生原因以及訴求，並對執行此政策的各相關機構與指導方針做分析。另外在具體實踐方面，論文從孔子學院及2008年北京奧運來探討中國文化外交政策的成效，最後針對這兩項實踐以及總體文化外交政策做深入的評估。 研究發現中國的文化外交政策之興起有其內、外在環境的影響，而執行的結果雖然有達到一定的成效，但受限於部份因素的制約，使得中國的文化外交政策仍有許多待改進之處。 / Cultural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output their soft power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ts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had a large growth. Therefore, China started to strengthen the policy of cultural output, using the power of cultural diplomacy to achieve its national goal.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the cultural diplomacy during Hu Jintao’s administr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search, we discuss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n to describe it’s meaning. Secondly, we analyze this policy,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from the overall viewpoint, and also study on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documents related to this policy. In addition, we take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Beijing Olympic Games for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result of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At last, this research has the analysis on these two practices and the policy.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is influenced by the inner and outer environments. Although this policy has its result, it is still restricted by some factors. It means there are still many places of this policy need to be improved.

冷戰結束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面向均有大幅度的成長，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引發既有強權與大國的疑慮和不安，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層出不窮。國家形象的好壞，影響一國的前途與發展，以胡錦濤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將國際形象定位在「負責任的泱泱大國」、「和平發展的後興大國」和「建構和諧世界的重要推手」三個面向著手努力。 然而，國際民調機構數據顯示，中國訴求的國家形象與國際社會眼中實際的中國形象，仍帶有認知上的差距。造成兩者形象認知不和諧的原因，包括黑心商品氾濫、新聞自由度低、不和諧的威權國家和國際傳播力度不足。中國期望的國際形象與實際國際觀感不符，面對此困境，中國在傳播媒體上制訂了「自建渠道走出去」、「借力使力走進去」和「先發制人」三大策略。在策略面下，本研究以極具代表性的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為例，探討中國在實質面上的傳播手段。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不僅加深了國家間的經濟關係，而且也推進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研究軟實力與文化外交的議題成為國際關係的重點。文化外交在中國對外政策的地位也提升，文化外交戰略必將成為中國整體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份。因此中國開始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在國外舉辦「中國年」、「漢語年」、「旅遊年」，成立孔子學院。中國設立孔子學院和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為了傳播漢語和中華文化。 目前學者關於中國對俄羅斯文化外交的研究較少著墨。因此，本論文試圖從文化外交角度來分析當代中國與俄羅斯關係，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中國文化外交內涵、目標與發展狀況，論文首先探討；其次探討中國對俄國的文化外交之具體實踐，包括政府層面交流和教育層面交往。最後研究中國文化外交在俄羅斯的成效以及中俄關係存在的問題。 研究發現雖然中國文化外交政策在俄羅斯有成效，但是中俄關係有還沒解決的問題：中國「威脅」、「擴張」的論調在俄羅斯仍然很有市場，中俄兩國之間深層互信還是不夠，而經貿合作水平遠低於兩國政治關係的高度。

軟權力等同一國之「吸引力」，Joseph S. Nye, Jr.解釋這種吸引力作為無形的概念，當雙方共用「共通價值」或責任義務，並使他方支持或願意為這些價值努力時，則謂軟權力發揮了作用。Nye更進一步談到，一國外交政策可透過合法性（legitimacy）與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來展現軟權力，合法性意指為制度，而道德權威為一國外交手段與風格予以人的觀感。本文以Nye提出的軟權力定義，並從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冷戰後中國對東協如何運用軟權力、其目的為何、細節性的實踐內涵、以及中國軟權力得到怎樣的回饋與效果。 事實上，中國對軟權力的定義受到冷戰時期與東協交往經驗影響，與Nye的定義有所出入。中國認為即使拉攏東協的手段多偏向物質性的貿易投資、金援等合作方式，但是「互利」既為中國與東協雙方皆提倡的「共通價值」，則今日東協的民調或官員呈現的好感，亦可謂中國對東協運用之軟權力發生了作用。尤其中國在冷戰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位領導人對東協積極提倡「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等政策，呈現了中國展現其軟權力以追求崛起目標的戰略意圖，並且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國際法與聯合聲明的簽訂、公共與公民外交、東亞金融風暴等東協政經危機應對上給予東協即時的支持與協助，令東協與中國於冷戰後呈現未曾的友好關係，中國對東協運用軟權力其努力與成果可見一般。 然而中國對東協這樣仍深度建立在物質往來的軟權力，其未來發展亦受到本文從Nye提出無形的軟權力觀點進行檢視。本文提出中國軟權力應摒棄軟權力全然建立在硬權力之上的謬思，加強與東協的理念對話，並進一步發展一套能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之政治價值或規範，以此中國對東協軟權力或中國整體的軟權力才有化停滯為前進的動力。 / Soft Power is an attractive power of one state. Joseph S. Nye, Jr. explains the attraction as an invisible concept which makes both sides enjoy the “shared value,” and push one party to go along with the other’s purpose, then, the soft power is functional. Moreover, soft power can perform through its benign foreign policies when they seen as legitimate and having moral authority. Legitimacy means the institutions, and moral authority indicates the impression stirred by the tactics or the styles of foreign policies. This study adopts Nye’s soft power hypothesis as a framework to research the way China operates its soft power toward ASEAN, and the ultimate goal and effects it hopes to reach. In fact, China’s soft power is affected by the experiences engaging with ASEAN during the Cold War. China manipulates its practical trades, functional aids, and investments, and it also uses the mutual benefits as a token to form the “shared value” with ASEAN, that time, the soft power works automatically. Still other relevant evidences present as announcement from China’s leaders toward ASEAN, membership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bedience to international laws, aids on public and civil diplomacy, and well-known help to 1997 East Asia financial storm, etc. All of these proper supports lead to ASEAN’s appreciation, and reflect china’s soft power has gained the harvest. Even though China’s soft power toward ASEAN makes its own sense by now, in the long run, China’s soft power may sap due to its deviation from Nye’s definition.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China should banish the fallacy which soft power completely roots in the foundation of hard power, and shoul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ASEAN, then should develop its universal political values confir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t last. Only in that approach can transform its soft power into a whole new tool, and can step forward to the next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