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在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以前，日本對於加入東南亞區域整合的過程並不積極，但對日本而言，不論從安全或經濟角度來看，東南亞地區一直是日本非常重視的一塊。從日本對東南亞國家採行的外交政策，更可以看出每個時期日本外交思維的轉變，然而金融風暴以後，中國崛起的因素也勢必將為日本與東協國家的雙邊關係帶來巨大的影響。 第二章 福田主義下日本對東南亞國家之經貿外交政策 一、 東協是在冷戰思維下因應情勢所需成立的組織，其發展可以分為五個時期，而「等距離外交政策」更展現了出色的外交手腕。從政治面及經濟面，東協國家對日本的重要性更不在話下。 二、 觀察日本對東協國家外交政策的變化，依據不同時期可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又以「福田主義」為日本外交政策的轉捩點。 三、 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一開始起於戰後賠償問題，雙方貿易也因此再次展開。從戰後到八０年代，日本對東協國家的直接投資以及雙邊貿易額不斷上升，ODA更是逐年增加以保障資源來源及擴大海外市場，一九八０年後則加入「分擔責任」的概念。 第三章 金融危機後日本對東協國家之經貿外交政策 一、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為整個東亞地區帶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造成東協國家經濟重創，也暴露了東協國家長久以來在經濟、政治面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加深了東協國家內部的凝聚力，此外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和其他大國的互動，也改變了東協國家與外部國家的關係。 二、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給雙方的經貿關係帶來衝擊，但隨著東協國家景氣的復甦，貿易數量與規模也慢慢恢復至原來的水準。此外由於區域主義的發展，日本更展現了與東協國家積極洽簽FTA的決心。日本對東協國家的直接投資則上升緩慢，相較之下對於中國的直接投資則快速增加。 三、 金融危機中日本積極給予東協國家援助，並提出一連串的計畫，也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日本給予亞洲的ODA大不知道說幅增加，其中又以給予東協國家的比例最高。今後日本和東協各國將進行更深一層的經濟聯繫，強化區域合作，而日本對東亞的ODA戰略也將遵循這樣的方針。 第四章 日本與東協、東亞高峰會之關係 一、 日本與東協國家的對話機制，包括多邊國際組織與雙邊論壇，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東協—日本論壇」，另一個則是「東協區域論壇」。除此之外，日本也積極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和東協國家進行對話。 二、 中國投入區域合作的契機為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從此之後中國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快速發展，而東協長久以來和日本的關係緊密，因此被視為挑戰日本在東亞地區作為領導角色所建立的經濟秩序。 三、 東亞共同體的建構，儘管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但也象徵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形成，更成為日本、中國角逐東亞區域領導者的戰場，此外美國的態度也是關鍵性因素。 第五章 結論 中國的崛起確實給日本與東協帶來影響，但日本對東協國家的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這種影響力不論是將來在「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或「東亞共同體」的建構上，都能繼續發揮作用。

本論文擬印七十冊，凡七萬餘字，分為六章二十一節，主要從區域主義及區域合作與 整合的觀點論述東協（東南亞國家協會）十一年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合作與成長 。其中所遇到的難題及嘗試解決的途徑，以探討亞洲區域主義、區域合作能否與歐洲 的經驗並駕齊驅。 第一章論及戰後東南亞的局勢。第二章為東協誕生的背景，提及亞洲區域主義，國際 情勢的轉變及東協成立的直接因素和其宗旨。第三章述及東協區域政治合作，分別探 討中立化、軍盟及對外關係的態度。第四章東協內區域經濟合，戶探討其合內容與困 境第五章東協外區域經濟合作，探討其與日、美、歐洲共市，澳、紐及越南的經濟關 係。第六章東協的評估，是本論文的總結論，分別就內、外因素展望東協的發展，分 列悲、樂觀的看法且尋出他的發展策略。最後是結論，作為本論文的結束。

冷戰結束後，由於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發展及區域主義的興起，國家間經濟互賴關係增加，利益關係趨於複雜，經濟安全風險增大。東協挾著龐大的幅員與人口、豐富的資源、加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已成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區域性整合組織，為各國極力爭取合作與結盟的對象，也是中共週邊安全的重點地區之一。中共在國家自身利益的考量下，極力從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綜合國力建設，並尋求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合作環境，以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以經濟實力為手段來獲取政治及外交上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因之，中共對東協從經濟領域開始合作，隨著雙方經貿交流的增加，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合作也逐步展開，形成一種全面的合作關係，相互依賴的程度也逐漸加深，這種發展除了國際環境的促進之外，中共的長遠國家利益考量更是其中的關鍵。本研究主在分析中共對東協的經濟安全政策與作為，了解中共如何經由一個整合的地區經濟作為依托，在全球競爭中成為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共國家經濟安全作為也延伸至國家利益－生存、發展與增加國際地位等政治、外交方面。

冷戰的終結對於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局勢和政治、經濟、安全環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美、日、俄、印度與中共等大國勢力在東南亞的互動與交織影響，東協除積極實行大國平衡戰略，以達成大國間相互制約與權力平衡，確維東南亞地區穩定安全，並藉此提升東協在區域政治影響力與安全之地位。 中共與東協間的經貿關係隨著1980年代後彼此政治關係解凍，經濟與貿易之合作發展亦隨之突飛猛進。雙方藉由區域經濟合作與經濟全球化潮流，並藉由各種的經貿優惠安排來獲致區域經濟發展空間。在冷戰後中共與東協經貿關係日益密切，與經濟互賴程度漸增觀之，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穩定與影響力不可小覷。 而中共為拓展其影響力，除向周邊國家釋放善意，積極與東協互動，圖能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與邁向大國地位。積極運用東協區域論壇來促進對話合作、維護地區和平，並發展新安全觀以擺脫冷戰思維，促進該區域合作互利與和平發展。 就歷史言，領土爭議一直是中共與鄰國衝突隱憂，然而中共分別在1995年和2002年制定了南海行為準則和宣言，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舉措，除了是藉此方式迴避主權問題，其在主權與領土問題之態度是難以妥協的。雖目前中共軍事能力凸顯渠具備大國之實力。而以亞太各國的軍備水準現狀衡量，中共當前國防現代化是以嚇阻為主，其目的除嚇阻鄰近諸國對南中國海染指意圖，並維持南中國海已成中共領域現狀。然就亞洲觀點來看，中共國防武力之現代發展與壯大，對東協各國之疑懼與區域安全維持仍不容忽視。朝向多極體系發展過程，促使該區域政治、經濟與安全情勢日益重要。 中共之所以與東協積極開展廣泛合作，其思維仍是由國家整體戰略與國家利益出發。藉與東協的各項合作與關係發展，謀求國家生存與領土完整，進而拓展並維護其經濟利益。此外，在中共積極作為下，與東協多項合作仍須透過其各成員國之協調而進行，凸顯出國家仍是雙邊互動的主角，也驗證了現實主義所強，即使國際社會中有國際組織的存在，國家仍舊是主要行為者。在理論上，中共與東協在促進合作互利時，較能契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念，但若以中共對東協的政策目標言，則屬以國家利益、權力結構及平衡等現實主義考量來推動政策。 / It has been a deep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politic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not only puts strategy of balance into practice to reach mutual condition and the power of balance between big powers but makes sure the regional 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uts ASEAN to be 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regi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ecurity. Along with the thaw of politic and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 cooperation of economy and trade development is also immediately advanced by leaps and bounds. Thanks to tre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oth parties develop regional economy by trading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become a big power, and to shed away the ideal of the cold war, in the hope of develop a new idea about security, China has been interacting with ASEAN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y try to have peaceful dialogues to bring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rritory dispute has been a conflict of underlying concer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countries. However, China set 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in 1995 and 2002, which claimed that “leave aside the dispute of sovereignty and jointly develop this region” to fudge sovereignty problem which is awkward. What is more, China develops armament not only to threaten Southeast countries but also to declare South China Seat is part of China. In addition, from Asia’s point of view, it can not be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ground that China develops national defense.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important to develop multi-polar system to make stable on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in Asia. The reason why China starts cooperating with ASEAN is that it intends to maintai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Moreover, it further seeks nation’s well-being, fullness of territory, and economic benefit. Even if there a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nation is still a key role in bilateral agreement according to realism, seeking that most of the negotiation is not through ASEAN but among countries. Theoretically,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an account for the reason that China collaborates with ASEAN in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eyes of politics, it is an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to wheel and deal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interests, power equalization based on realism.

國際關係環境與理論發展存在密切的互動關係，兩者相互依存而生。國際環境會影響國際思維的發展，帶動新思維的興起與架構成形，同時也弱化某些思維觀；相同的，人們思維的轉變，也將影響國際關係的運作，進而影響國際社會結構的轉形與發展。 近年來社會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領域漸漸興盛，且建構主義針對人類意識中社群概念形成，也就是國家與國際社群的認同，有著廣泛與較深入的研究；此種出自概念的改變所引發的國際結構轉變，確實不同於新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所能解釋的現實環境；且在建構主義對各種傳統與修正理論的批判中，我們不能說建構主義以觀念為主的利益觀具有比其他理論更強的解釋能力，但這樣的分析為我們研究國際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尤其是建構主義在國際結構建置分析上，大都採取「弱認知派」的主張，這種論述是針對在國際政策協調上「認識社群」的角色以及政府一般學習條件與機制進行研究，而此種論證正適用於東協組織架構演變情形之研究，因此本論文大膽採用建構主義大師亞歷山大•溫特先生（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理論為主軸，以較樂觀的實證舉證方式，從理念改變帶動權力與利益分配轉變的角度，來解析東協國家與國際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並對其提出發展「安全共同體」意涵進行研究，並藉對東協安全機制組建與運作發展的相關議題研究，檢驗建構主義與主流學派看法的異同。 1967年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成立，代表了東南亞國家對國家安全的認知的轉變，各國紛紛緩和或擱置與鄰國的衝突，將安定國家內部作為首要國家安全目標，這種歷史反省造成的安全思維轉變，是新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的現象。2003年10月17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第九屆東協元首高峰會，東協領袖通過東協「峇里第二和諧宣言」，以「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經濟共同體」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等三大支柱，期能仿效「歐盟」在2020年前建立成為「東南亞共同體」；這是東協自1967年成立後，首次確立將朝歐洲整合的模式邁進，將區域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全數納入原本鬆散、無政治軍事意涵的組織架構之下，其所擘劃的區域整合藍圖不可謂不大。東協在各強國勢力拉扯未平，各會員國自主性愈來愈強的時代，提出「東協共同體」的概念，這是用新現實主義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觀點是難以周延解釋的，尤其是峇里第二和諧宣言的提出，也並非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到底這種共同體概念是如何成形的，是為本論文研究的重要內容。

東協(ASEAN)自1967年成立以來，即有其獨特的安全觀。根據東協曼谷宣言，東協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並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科技等各個層面的合作，達成未來形成共同體意識，而非透過組成軍事聯盟、以武力來解決彼此爭端。隨著「911事件」及「巴里島爆炸案」後，美國超強地位進一步向前推展，視東南亞為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 2001年東協與中共達成於10年內籌設雙邊「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之協議，將成為涵蓋20億人口，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影響極為深遠。本文主旨在探討東協具備成為亞太政治大國的必要條件，善用集體安全合作機制，提高身價，主導議事，及積極從事經濟與安全區域整合，目前為何沒有達到維持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目的。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為「東南亞概述」，從東南亞地緣政治及政經情勢變遷，經由區域主義的形成，探討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與發展。第三章「東南亞區域安全」，探討東協如何藉由新自由主義之互賴理論推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並揭櫫「綜合性安全」的觀念，使成員國之間擺脫安全困境加強各項安全合作，如何利用東協區域論壇 (ARF)為核心和載台，展開與外部大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對話，逐漸擺脫其邊陲的地位，進而維護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第四章「影響東南亞區域安全潛在的衝突熱點」，針對朝鮮半島、臺海兩岸及南中國海等問題，探討東協所主導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安全熱點的行為角色。第五章「未來的展望」，探討東南亞國家經由經濟區域整合，預定2020年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東南亞共同體」的願景。第六章為結論。 近年來東協在區域整合的進展上頗有成果，2001年在汶萊的東協高峰會中，東南亞國家領袖與中共總理朱鎔基同意在2010年成立一個世界最大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東協高峰會中，討論加強東南亞地區經濟合作以及加快東協形成共同體的問題。而東協高峰會議後所舉行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議中，東協和中共在柬埔寨簽署一項關於中國南海有爭議地區內避免衝突的劃時代協議「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會議中另一個重要的決議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了「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正式啟動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在2003年10月份召開的巴里島高峰會，東協領導人共同簽署「巴里島協定Ⅱ」，追求政治、經濟、安全及社會文化整體化的「東南亞共同體」，東協為東南亞地區及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政治整合畫出美麗的藍圖。

ASEAN transport connectivity is critical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helps to lower trading time and transaction costs, therefore facilitat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EAN Member States initiated two regional land transport projects: the ASEAN Highway Network project and the Singapore-Kunming Railway Link.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transport projects requires involvement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but the disparity of funding capacity of individual states is likely to caus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donor countries have provided financial sources for the projects, but their contribution remained limite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ain obstacles are the lack of focused mechanisms on transport development, weak project coordination, and overemphasize of ASEAN-way diplomacy in ASEAN. Consequently, different national priorities bottleneck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o utilize donors’ funding, and thus slowed dow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transport networks. All these make not onl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the completion of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very difficult.

2002年第一屆東協─印度高峰會上，印度、東協雙方同意啟動AIFTA談判，至今雙方已於2003、2009、2013年分別簽署AIFTA的架構協定、貨品貿易協定以及服務業貿易暨投資協定。本研究的主旨便在於探討AIFTA之源起、發展過程與現況，並展望其未來，進而印證以下論點：AIFTA的成立與發展受到多重因素的驅動，但透過對於AIFTA成立源起、談判過程與成果的討論可以發現，成立至今，儘管關注AIFTA所蘊含的經濟利得與損失，政治、策略性考量的影響力多次超越經濟考量，在關鍵時刻成為驅動AIFTA發展進程的首要考量、決定性因素。 在緒論之後，本研究首先分別檢視驅動印度、東協同意成立AIFTA的多重考量，並試圖對其相對影響力進行分析，最後發現印度、東協對於彼此戰略重要性的認知是驅動AIFTA成立的首要因素，而非經濟吸引力。其次，對於東協─印度經貿關係稍作說明，進一步了解影響AIFTA談判的經濟因素。再次，檢視AIFTA的制度性發展，並從談判過程、成果內涵、經濟效果、戰略效應等面向加以分析，然後發現，其談判之所以達成並非因為雙方之經濟利益出現合致，而是基於對外部情勢的策略性回應。而經濟、戰略效應的分析結果也與之形成呼應。最後則總結研究發現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 At the First ASEAN-India Summit held in 2002, ASEAN and India agreed to launch the negotiation of AIFTA. Then the AIFTA Framework Agreement,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an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and Investment were inked in 2003, 2009 and 2013 respectively. The thesis aims at discussing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outcome of AIFTA and argues that among the multiple factors,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verrode the economic ones, consequently becoming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and decisive factor at the critical moments of AIFTA’s development. The thesis composes six chapters.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2 and 3 analyze the considerations that drove India and ASEAN to form AIFTA, and try to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argument here is that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that drove India and ASEAN to form AIFTA is their perceived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each other rather than economic attractiveness. Chapter 4 is an overview on ASEAN-India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IFTA’s development further. Chapter 5 examines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AIFTA, the analyses on its negotiation process, outcomes, economic effect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cluded. The finding here is that dur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th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action to external situations rather than the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interest led to the completion of AIFTA negotiation. The analysis o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effects exemplifies the above arguments. Chapter 6 sums up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thesis and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布希政府執政期間（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在國際上正逢冷戰結束、兩德統一、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等極具轉折性的變化，過去兩極體系之下僵化的外交政策已不能適應新的局勢，再加上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輿論對於振興經濟的要求也日益高漲，所以布希政府勢必調整以往過多的海外軍事承諾及經濟實力日益雄厚的東協各國加強經貿關係。 　　本論文的第一章旨在闡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的範圍、架構、方法，以及研究期間所遭遇的困難及限制；第二章則回顧過去美國針對東協在政治、經濟、安全各方面的政策，其中七○年代的越戰是美國參與東南亞事務的轉折點，在越戰之前，美國全力介入東南亞以圍者共產勢力的擴張，而越戰過後，東南亞地區曾經是美國不願碰觸的傷痛，直到雷根政府時期，美國才又致力與東協發展全面性的關係。 　　第三章由安全層面探討布希政府的東協政策，國防預算的撙節加上蘇聯威脅的降低，促使美國減少亞太前進部署兵力的時機成熟，加上菲律賓的民族主義高漲，使美國不得不撤出其在菲國的軍事基地。不過，儘管美國逐漸從東南亞地區撤出，但其仍是東協國家企盼留下來維持區域安定的一股力量，美國也不斷強調其身為一個太平洋國家，勢力繼續留在亞太地區的誓言絕不改變。 　　第四章則由經濟層面切入探討美國的經濟困境會促使布希政府對經貿政策做出何種改革，而這些改革又會給東協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美國強調APEC在亞太地區的作用，而且極力反對東協提倡EAEC將美摒除在外，看來雙方在加強經貿關係的同時，競爭與摩擦也會隨之增加，需要睿智的領導者共同努力化解。 　　第五章則探討東協未來的角色。東協各國在冷戰結束之後，掙脫兩極體系下的束縛，更能在經貿方面全力衝刺，逐漸發展出一股傲人的實力，也因此更增加了自信心在政治、人權方面選擇自己的判斷標準，美國在面臨這種新的轉變時，必須在舊的互動模式瓦解，新的規則又尚未完全建立之時，努力尋求彼此之間的共識，加強良性的互動。 　　第六章結論總結了本論文所探討之議題，釐清一條明確的布希政府對東協之政策走勢，並希望藉此能概略地指出柯林頓政府努力的方向。

南海為東亞重要的戰略樞紐。除東協各國涉及南海爭議之外，美日等大國亦因自身利益考量涉足南海問題，使形勢更為複雜。自90年代末期以來，發展及運用軟實力成為中國重要的政策，中國大陸除避免在南海問題上與各國發生重大衝突外，並以各種不同層面之軟實力策略增進改善與東協之關係。雙方雖已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但南海問題卻成為衝突點。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從軟實力面向檢視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如何運用其軟實力，且是否對南海情勢造成影響，並檢視其侷限所在，最後並對應中國大陸近年來在南海問題上展現出的策略轉變。 研究發現儘管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在東南亞地區甚至是亞洲地區雖都呈現上升的態勢，但仍落後於美國、歐洲及日本，其軟實力內涵不僅仍有待加強，面對國際化的南海問題，亦難以完全施展其軟實力之影響力，在此種狀況下在南海問題取得重大進展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