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鬥爭退出國際舞台，取而代之是國家議題的覺醒。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等議題重回國際舞台，並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下，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內涵，也跳脫過去軍事安全及主權安全限制，向經濟安全及文化安全等面向擴張、延伸。 中國幅遠雖廣大卻資源有限，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傾斜發展策略，選擇以少數地區或部門作為發展重點；然而此舉卻又導致中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的逐漸增加，不同區域間的居民收入及消費水準的差異擴大。為防止經濟問題衝擊到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中共當局開始關注對中西部的發展。1999年6月，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宣示，保障邊疆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加快此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助於整個地區的政治穩定。 從中共領導人的上述談話可得知，西部大開發是為解決東西發展不均的問題，但因為經濟不均將連帶引發社會、治安等議題，以及西部本身具有特殊戰略地位，使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目標不僅僅是帶動西部經濟發展，還具有其他政治、社會意涵。值經濟全球化浪潮之際，各國經濟發展必定要和國際市場接軌，受國際政經局勢影響，中共在制定西部大開發政策時，必要考慮目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情勢變化。因此，在研究西部大開發政策時，不能僅用經濟層面剖析，而需擴大考慮國際、國內雙重因素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層次。

一、本研究之目的是探討中共倡導新安全觀目的為何？中共新安全觀與其軍事戰略是否互為表裡，為和、戰兩手策略的運用？中共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其內容為何？如何實踐？對世局、亞太及台海情勢有何影響？ 二、冷戰時期中共安全觀區分毛澤東及鄧小平兩個時期，在毛澤東時代的安全觀為「戰爭與革命」，加上與美、蘇為敵，乃認為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因國力衰弱，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為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及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鄧小平時代的安全觀則認為是「和平與發展」，各國之間的競爭是以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賽。反映在軍事戰略規劃上是，進行和平時期建軍；提升綜合國力為國防建設奠基；質量建軍－精兵、合成、高效；陸權向權傾斜，兼顧空權；遂行積極防禦的現代化戰爭及以劣勝優。 三、中共新安全觀源起為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形成「一超多強」五大中心，除歐盟與中共無直接利害衝突，俄羅斯因內部問題與中共修好。美、日均與中共有利益衝突，再加上印度想成為強國，與中共有衝突。但中共要發展經濟，蓄積國力，需要一個安全、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故中共提出新安全觀。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五原則與其他國際關係準則共處。新安全觀的戰略意圖是要建立有利中共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俾利中共國力發展及國際地位的提升。 四、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按中共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是和戰兩手策略，利用後冷戰有利的國際環境之戰略機遇期，加速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升，以軍事力量保障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環境。中共認為後冷戰世界局勢的發展是總體緩和、局部動盪，發生世界大戰機率不高，但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為此時期的主要衝突模式。中共要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必需加速軍隊，為趕上與西方發達國家軍隊之差距，必須採取跨越式發展，軍事力量建設的優先順序是人才培育及信息化裝備發展－－航天、信息技術及C4ISR的人造衛星網路。並以信息化提升來帶動機械化，實現軍隊現代化的目標。 五、中共新安觀下的軍事戰略對全球戰略佈局可能的影響為中共仍希望持續發展經濟，不主動尋求與美國對抗，故短期內仍是美國主導全球的戰略格局。對影響亞太區域安全的預判是中共以發展經濟為首要，尚能抑制向外擴張的行為。但隨著中共軍事力量的提升，未來有三項事件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一）台灣宣布獨立。（二）中共為確保南海主權。（三）美國為維持獨霸地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主要是：（一）威懾戰略，遏制台獨。（二）點穴戰：若武力進犯，必速戰速決，以信息戰的軟硬殺武器在太空衛星配合下，癱瘓我軍C4ISR系統使我喪失整體戰力。 六、新安全觀是中共國家戰略中屬安全戰略的一環，其目的是反制「中國威脅論」，獲致良好的國際與周邊環境，以利發展經濟。國家戰略指導軍事戰略，以經濟發展帶動軍事力量提升。故中共軍事戰略是防止戰爭，確保經濟發展。為了防止戰爭，其軍隊力量必須要與西方強權並駕齊驅，為了趕上差距，中共採取跨越式發展。最後是作者個人心得為（一）明確的國家戰略為軍事戰略規劃之依據。（二）運用國際力量制約中共軍事行動。（三）提升經濟實力，確保國力發展。（四）借鑒共軍跨越式發展的不對稱觀念，實施建軍備戰工作。

冷戰結束，作為冷戰時期圍堵共產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似可在作為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後而解散。但是，北約非但未解散，其成員國不僅愈有擴大趨勢，組織功能也從冷戰期間著重被動性防禦、威嚇敵對勢力，改為主動以軍事行動干預冷戰後出現的區域局部衝突。1990年北約在倫敦召開首腦會議，會上通過《倫敦宣言》，明確宣佈北約將不因華沙的解體而解散，且在1991年5月相繼召開國防部長和外長會議，商討北約在冷戰後的地位及作用。與會國一致認為應對北約軍事作出調整，決定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護，並提出廣泛的合作計劃，以擴大北約的政治作用。為因應冷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北約16個成員國在1991年底提出「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將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因素列為新增的國防政策，執行層面上除了包含原先具有的集體防衛能力，又列入對話、合作方式， 並至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大會上通過「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得以完善。「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與以往北約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約職權的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由被動的防禦轉為以足夠的武力積極維持和平，顯現其本質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北約已將組織功能朝向因應危機處理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具備主動、多元化的政治、軍事防衛體系。 　　北約擴展在多數學者眼中，其目的除了解決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民族衝突、走私、販毒與核武安全等日益嚴重問題外，戰略意圖則在於防範俄羅斯的再次興起造成歐洲安全上的恐懼，因此欲藉由廣納與俄羅斯鄰近的中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填補蘇聯瓦解遺留的真空地帶。 1995年北約公布《東擴可行性研究報告》，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的條件和步驟，規定欲加入北約的國家必須滿足五項條件。 1996年12月北約舉行外長會議，正式宣佈北約擴展時間表，確定在1999年以前納入第一批新成員國家。1997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宣佈邀請波蘭、匈牙利、捷克參與入會談判，而在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時，三國正式成為首批加入北約的原華沙會員國。由於北約的擴展計劃一直以來就遭受俄羅斯的反對，尤其強烈反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入會，因此1994年發展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 便成為北約與中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增進交流的第二軌道，以緩和俄羅斯境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期望藉由軍事合作增進相互了解，促進這些國家的軍事、民主化發展，作為日後加入北約的準備。 　　因此，以往對於「北約擴展」的研究，學者的看法多是著重對俄羅斯的衝擊。以中國大陸為例，1999年以前對北約擴展的探討，多是附加在探討中俄關係的進程上。學者指出，促進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於中俄雙方認為美國藉北約擴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另外則是以1996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牽制中共，東西包夾方式圍堵中俄。 中共的戰略因此以東南沿海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可見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不敵《美日安保條約》的迫切威脅性。不過，1999年北約出兵南斯拉夫，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則喚醒中共對北約擴展的重視。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中國大陸的報章期刊不僅可見情緒性的文章批評北約暴行，學者從國際法、戰略層面探討北約出兵行動、組織演變等， 幾乎如出一轍將北約與美國劃上等號，視北約為美國建構單極世界體系的工具。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 因此，認為以美為首的北約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將中共視為取代俄羅斯的新圍堵對象，而美國更深用意在於建構單極霸權。 　　除了喚醒中共對北約在冷戰後組織演變及擴展的認知外，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認為北約擴展的目標不僅限於歐洲。由於東鄰中國大陸的中亞地區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隨著蘇聯瓦解造成中亞地區的戰略真空，各大國紛紛意圖填補，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也令各大國勢力尋求有利位置。西方勢力便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藉由與中亞各國建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積極與中亞國家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中共認為北約的「亞洲化」趨勢目的在於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局，將擴展觸角伸向中亞，一是為控制中亞、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生產和運輸，二則為填補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奪取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僅可以打通連接北約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通道，在歐亞大陸建立安全體系，並以中亞地區為地緣政治支點，北約擴展和美日安保同盟為兩翼，抵制俄羅斯的復興、防止伊斯蘭教義派的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尤其911事件後，北約為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將反恐列為二十一世紀新任務之一，在鄰近阿富汗之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合作勢必將更為密切。中共因而擔心，北約在全球輿論的支持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鞏固在中亞地區的勢力，進而將北約腹地向東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更為壓縮中共的戰略空間與衝擊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不僅在戰略上對西部邊界形成軍事威脅，對中共構成戰略進逼之勢，北約是否會以「科索沃」模式干預中共境內的分離運動問題，也令中共倍感威脅。 　　由於中共「新安全觀」的制定背景基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蘇聯瓦解令中共調整傳統的安全觀，在大規模軍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的認知下，中共調整其國家安全利益，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以因應冷戰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中共因此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擴大與各國的交往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構築發展「四化」的穩定環境。不過，國際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冷戰期間潛藏的地區衝突、熱點一一浮現之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令中共深感遭受國際圍堵。因此，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發生後，中共如何因應北約擴展、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為何？「新安全觀」是否遭到挑戰與調整，都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使得安全概念也隨著產生轉變，伴隨著全球化、資訊化、多元化趨勢的發展，各國互動與相互依賴度增加，國家安全不再是單純的內政議題，而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亦不再侷限於唯一的軍事面向，更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資訊網路、跨國犯罪與國際恐怖活動等面向。許多涉及非軍事的「非傳統性安全威脅」問題日益重要，安全已經成為定義相當廣泛的概念，並逐漸成為綜合性的、多面向的安全觀。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安全威脅挑戰，情報工作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也益趨密切，舉凡各種攸關國家安全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安全政策之制定，都需要充分的情報提供作為決策參考。質言之，情報已成為現代國家生存發展必需具備之智識，如何依據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提出符合國家需求之情報，以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之基礎，厥為國家情報探討之課題。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隨即根據現階段國家安全政策與戰略目標，檢討策進情報工作，便是因應此一新安全情勢之發展。 在全球化時代，影響國家安全之不確定因素相對增加，近年來，兩岸交流日益頻密，在中共「以商逼政」及不斷釋出對台利多政策等諸多統戰作為下，國人敵我意識逐漸淡化，尤其在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將武力犯台法理化之威脅下，各項攸關國家安全政策之制定益顯重要。因此，如何依據當前情勢，界定符合我國國情之「國家安全」概念，並明確國家安全機制之運作及決策模式、國家情報工作朝向法制化邁進，是未來爭取國人認同、支持國家安全工作之基礎。本研究透過制度途徑、組織過程與官僚政治途徑、決策途徑，以及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探討全球化時代之國家安全威脅、情報與國家安全之理論基礎、情報與國家安全決策之理論系統、全球化下我國國家安全機制及國家情報體系。經由理論與實務之探討，省思全球化下我國國家安全機制運作與國家情報工作所面臨之問題，進而提出策進做法。 關鍵詞：全球化、國家安全、新安全觀、情報工作

本論文主要探討冷戰結束後，中共面對國際格局變化、國內情勢走向，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升高下，國家安全觀相應的變動與演化，以及中共如何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運用其當前的國際地位，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 自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使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威脅論」、「和平崛起」與「北京共識」等價值對立的論述，不時浮沈，對中共國家未來發展，既充滿希望，又滿佈疑懼；既企圖將中共融入世界，又害怕國力增強的中共，將挑戰當前國際權力結構，形成國際安全潛在的威脅，始終無法就中共崛起的定位達成一致共識。 在北韓核武危機問題上，中共藉召集六國多邊會談之機，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之影響力及發言權，挑戰美國長久以來主導亞太安全事務的霸權地位。基本上而言，美中關係在當前國際新形勢下，雖有共同的利益－－共同制約北韓發展核武及武器擴散，目前確是合作關係，但是兩國根本價值、利益都不相同，雙方關係改善只是暫時現象。 就中共而言，在美國與各國一再請託下出面斡旋北韓核武危機，亦有其本身的戰略考量與安全需求。從地緣政治上來說，北韓是中共東北邊界安全的緩衝地帶，朝鮮半島的形勢變化關係到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不好，出現新的戰端，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共，不但影響經濟發展，也對中共成為新世紀的大國地位，造成衝擊。如果順利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有利於杜絕美國勢力染指朝鮮半島，鞏固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對形塑中國的大國地位，具有重大的意義。 國家利益的界定決定其所欲採行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實現手段是以中共國家發展利益為主要訴求。當前中共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和政治安全鬥爭，而是以綜合國力大小高低為主題。如何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利中共從事經濟建設，以達成提昇綜合國力的國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自是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核心，50年代建政之初，韓戰即使中共東北邊境陷入危險境地，對甫建政立國的中共，影響至為深遠；而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在經過十餘年的周折，仍未得到最終的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再度成為中國安全的一大隱憂，新安全觀是中共應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指導準則。

冷戰結束後，在本質上改變了中共與中亞國家的背景與結構關係。雙方因為地緣的關係而有了更密切的交往。於此同時，中共在安全觀也有了實質上的變化；由以往強調軍事為主的傳統安全，逐漸轉而關注新興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上。「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是中共新安全觀的基本內容，主張將安全的認知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範圍亦從國家延伸至整個國際社會。在實踐安全的途徑上面，主張合作安全。特點再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對話取代對抗。新安全觀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透過經濟、政治、軍事對話等方式求得共同安全。 由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將近10年的發展，可以很明確發覺中共在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前提下，對安全的評估及政策有了重大的變化。新安全觀的核心價值在上海合作組織有了具體的實踐，該組織也為中共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九一一事件」後，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日益威脅國際安全環境，成為國際上處理安全問題的重要對象。東南亞被美國列為反恐第二戰場積極介入地區反恐，而中共與東協國家也在2002年發表「中共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並於2004年簽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將打擊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和網路犯罪列為合作的重點，利用現有機制，制定和落實雙方的合作計畫。我國雖然不是恐怖主義攻擊的重災區，基於地緣關係仍需予以關注，且中共與東協國家所面對的恐怖主義不同，為何仍需要合作反恐，則是本論文所要研究的重點。 本文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探討中共與東協國家反恐合作的主要因素與未來的發展。從恐怖主義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認知方面，認識到恐怖主義與有組織犯罪、販毒、洗錢、海盜等非傳統安全有著互利共生的密切關係，這也是造成恐怖主義逐漸國際化的趨勢，影響所及的是全球性的威脅。而國際反恐合作直到目前為止，雖然經過聯合國在各方面的努力，然而由反恐共識不一、法律未甄完備，各自國家利益使分岐以及恐怖主義發展複雜化，致使恐怖主義仍難以根絕。 從中共與東協國家個別的反恐實踐中分析，得知雙方在反恐作為上除了國家內部的作為外，也尋求雙邊、多邊及國際的反恐合作。另一方面也瞭解到恐怖主義對中共的威脅尚不至嚴峻，倒是東協國家長年遭受恐怖威脅，除了東南亞地區既有的政經情勢不穩所導致外，更在於以伊斯蘭教為背景的大多數回民對西方不滿的反映。而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所形成對中共的包圍態勢，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強化反恐關係，加上中共穩定周邊全力發展經濟的利益，均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反恐合作的關係。 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上除了反毒方面，獲致一定成效，其他在警務交流、執法及海事安全合作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方面已訂定相關的合作計畫，惟尚處於執行的初步階段，短期內難以論定其成效。然而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利益的持續匯集及恐怖主義在區域的威脅猶存，雙方在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將是長久而持續的。未來在雙方反恐合作的力度是否增強，甚至跨區域的反恐組織之連結以及超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值得持續研究與觀察。

中共軍事思想發展之歷史軌跡已歷經三代領導人，分別為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及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三者依序反映出各時期之相異背景與時代特徵。 江澤民主政期間一面遵循鄧小平理論政策，一面強調「一個中心三個著眼」，逐漸形成「打得贏、不變質」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其重要決策諸如：建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堅持「科技強軍」政策、提出「兩個武裝」號召、以「三步走」和「跨越式」為發展戰略、加速新型武器裝備與軍事人才之建設、積極於共軍機械化與信息化建設、要求貫徹「三個代表」思想、推進「中國軍事變革」等。 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成為建設國防和軍隊的基本理論與指導思想，因而確立江澤民軍事思想於中共現代軍事思想之地位，並為現階段胡錦濤時期之國防現代化與信息化發展奠定根基。

本文主要探討中國自2000年以後的外交戰略。除了分析中國的崛起之外，同時也探討在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所必須面對的質疑與挑戰。中國國力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國的崛起究竟是採用何種方式？中國崛起之後帶給全世界的究竟是福還是禍？中國崛起之後，是否有意與美國爭取霸權地位？這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學者對此都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也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然而，中國在面對崛起的過程中，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時，中國究竟是如何面對這些懷疑呢？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想要一一解答的部分。 本文從中國的國內經濟開始談起，觸及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探討中國在經貿上如何面對美國。其次，從軍事的角度切入，除了瞭解中共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腳步以外，同時也將中共的軍備與美國做一比較，以便深入瞭解中美軍事實力的差距。最後，則是探討中國的外交戰略，除了早期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外，也深入探討中國在2000年以後所主張的外交戰略。藉由這三個面向，希望能夠對中國的崛起做一探討，瞭解中國在新的國際局勢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國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