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協(ASEAN)自1967年成立以來，即有其獨特的安全觀。根據東協曼谷宣言，東協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並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科技等各個層面的合作，達成未來形成共同體意識，而非透過組成軍事聯盟、以武力來解決彼此爭端。隨著「911事件」及「巴里島爆炸案」後，美國超強地位進一步向前推展，視東南亞為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 2001年東協與中共達成於10年內籌設雙邊「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之協議，將成為涵蓋20億人口，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影響極為深遠。本文主旨在探討東協具備成為亞太政治大國的必要條件，善用集體安全合作機制，提高身價，主導議事，及積極從事經濟與安全區域整合，目前為何沒有達到維持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目的。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為「東南亞概述」，從東南亞地緣政治及政經情勢變遷，經由區域主義的形成，探討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與發展。第三章「東南亞區域安全」，探討東協如何藉由新自由主義之互賴理論推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並揭櫫「綜合性安全」的觀念，使成員國之間擺脫安全困境加強各項安全合作，如何利用東協區域論壇 (ARF)為核心和載台，展開與外部大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對話，逐漸擺脫其邊陲的地位，進而維護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第四章「影響東南亞區域安全潛在的衝突熱點」，針對朝鮮半島、臺海兩岸及南中國海等問題，探討東協所主導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安全熱點的行為角色。第五章「未來的展望」，探討東南亞國家經由經濟區域整合，預定2020年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東南亞共同體」的願景。第六章為結論。 近年來東協在區域整合的進展上頗有成果，2001年在汶萊的東協高峰會中，東南亞國家領袖與中共總理朱鎔基同意在2010年成立一個世界最大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東協高峰會中，討論加強東南亞地區經濟合作以及加快東協形成共同體的問題。而東協高峰會議後所舉行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議中，東協和中共在柬埔寨簽署一項關於中國南海有爭議地區內避免衝突的劃時代協議「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會議中另一個重要的決議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了「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正式啟動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在2003年10月份召開的巴里島高峰會，東協領導人共同簽署「巴里島協定Ⅱ」，追求政治、經濟、安全及社會文化整體化的「東南亞共同體」，東協為東南亞地區及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政治整合畫出美麗的藍圖。

一、本文以國家安全為核心，同盟為手段，達成確保台海安全為目標。由ＴＭ Ｄ與美日安保及台美軍方交流頻繁意向觀察，共同確保台海安全立場一致 。以致興起同盟與台海安全關係的研究。本文以傳統派安全研究為途徑， 採取歷史及文獻分析法，從權力平衡的同盟觀點切入台海衝突中，並考量 安全兩難與同盟困境，以謀求台灣安全最大的利益為目的。 二、國際關係變化莫測，如要有系統瞭解其演進，非有理論架構無法克其功。 本文在理論探討方面，先針對權力平衡觀念予以釐清，並試著藉由瓦茲宏 觀的理論及獨特的角度，來探討大國在台海地區權力消長及形勢易位的相 互關係；再瞭解同盟理論的傳統現實主義多從勢力均衡出發，新現實主義 則著重同盟的困境，如拋棄、牽連等觀點，而兩者均提供研究同盟關係時 內外考量因素，藉以依據分析台灣欲行同盟時面臨的風險及可行的方式。三、擬從法律層面與過往歷史觀點綜合探究台海衝突背景與發展，將台海價值 及台灣地略的重要性及區域內有利益與影響力國家及引發軍事衝突威脅來 源，做番背景與發展的論述。從而釐清地緣價值引伸戰略地位是否洽當？ 從利益的觀點又如何看待台灣的戰略價值？國家利益受台海衝突影響之國 家有那些？何者具有絕對或一般利益？等問題，以利後續研究的開展。 四、筆者企圖以瞭解歷史的過往，通過對國際關係歷史事件的回顧，從中總結 一些經驗解釋現實的國際關係。將二次大戰後迄今，美蘇爭霸的過程、美 日安保條約的變遷與台海安全關係，做一番剖析。並針對我最大威脅－中 共，其安全觀與軍力發展，對台海安全的影響，加以說明。從而獲之台灣 地緣上先天就處於權力交鋒的衝突區。然台海安全雖受「美日安保體制」 諸多的助益，但受其牽累者亦有之。因而在台海安全思變上，不可一昧的 親美抗中，認知在國家安全決策制訂過程，應以利益為出發點，不以意識 型態為考量，才是至當的安全決策考量與決定性因素。 五、台海安全所涉及安全範圍絕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而是區域體系內 結構平衡的問題。在這種結構平衡下，體系中的國家是無法任意而為的， 原因是其他國家絕不允許任意破壞均衡結構，造成體系內的不穩定，影響 安全。筆者試著以全面依附美日、全面與中共交往、軍事依附美日餘開放 中共交往等三個選項分析，以尋求符合台灣安全的作法。得知台灣在美國 與中共的權力槓桿中，向任何一方傾斜，均屬不利；最有利的平衡點，即 是「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 」。台灣的機會在與中共擴大「 交往」尋求和解，並與美日緊密的軍事結盟，以「平衡」中共的威脅。交 往是與美國、中共雙方交往，平衡則是藉助與雙方的交往平衡雙方。 六、筆者以同盟會成立的十一點歸納成三項因素，即是「假想敵」、「權力」、「 思想因素」來檢驗美日台三邊是否存在著盟國關係。事實研判，美日台雖 無條約明訂的實質同盟關係，但確實具有準同盟關係。然而國家安全間有 結盟、聯盟、同盟三種不同層次的合作。而以聯盟來確保台海安全，筆者 分析機會不大；同盟雖是最能保障安全，但也會造成如「拋棄」、「牽連」 和「拴在一起的囚犯」等同盟內的困境；亦有可能造成敵對國家的反感， 產生同盟外的困境，甚至引發戰爭；結盟可使外交決策彈性與靈活，不致 造成中共大的反彈，比較符合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中華民國應以結盟方 式來維繫和平現狀軍事應以防衛為重，借重結合美日軍事力量是為了獲取 安全保單，使能夠安心與大步地推動大陸政策，靜待兩岸爭端和平解決。 七、個人在提供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戰略考量時，即以「安全=防禦+和解」的觀點 ，來策定應走的方向，並提出以謀求國家的安全建議如下：（一）兼顧主要 大國的利益，勿主動挑起危機。（二）擺脫意識型態的包袱，以建立兩岸互 動。（三）穩定美中台三邊關係，以獲取雙重保單。（四）軍事的合作祇做不 說，以避免刺邀中共。（五）全力爭取友邦的支持，勿陷入單打獨鬥。（六） 妥用大國間相互矛盾，以爭取自身利益。

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國際恐怖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因此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1996年之後，中共官方及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更全面的闡述中共在廿一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OC）的緣起，其前身原為上海五國，最初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中共就過去中蘇兩國間所遺留之邊界、軍事互信及邊界裁軍等議題所舉行的談判，而因1996年五國元首齊聚於中國上海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以促進五個鄰國的邊境合作，故有「上海五國」之稱，後因每年均舉辦會晤，遂形成一種論壇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孕育指針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以此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安全觀；其內涵是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一新型國際體系；其核心是結伴而不結盟，是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特徵是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因此我們可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政經合作組織。 安全觀的形成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當國際形勢產生變化，中共新的安全觀形成，理論上即應有相對應的外交或軍事政策作為配套，從1996年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中，不難察覺受到新安全觀思維的深刻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及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組織活動，在眾多的亞太多邊外交活動中，本文以多邊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為例，用新安全觀理念中政治、軍事、經濟三個安全面向作為依據，檢驗中共新安全觀理念是否由概念發展到了實踐的層次，是否合理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目的。

自冷戰時期以來，中共的對外戰略乃是依據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的需求而制 訂，在歷經了毛、鄧、江、胡等四代領導人的安全思想，以及冷戰、後冷戰、後911等時期的發展和演變，中共的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逐漸呈現於一種融合於國際社會和區域體系的傾向，這可由冷戰後中共對東南亞戰略的演變過程中一窺全貌。而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對外戰略轉型之後，中共的國家安全與東南亞政 策，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等廣義安全領域中，分別呈現了何種發展與變化？中共安全戰略的變化，對於冷戰後東南亞逐漸興起的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有何政策上的意涵和影響？又此種影響，對於安全合作此一議題領域上，有何理論上的歸納和啟示？上述幾點乃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意識與核心焦點。 本文經過研究後發現，改革開放後的國家整體發展需求，逐漸引導並改變中共國家安全與對外戰略的目標界定與政策內涵，並導致了中共在東南亞區域內對於多邊機制和多邊安全議題的態度和行為轉變。而中共大國外交和多邊外交於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實踐，不但改善了與東協各國的雙邊關係，並使中共逐漸融入且帶動了東南亞多邊安全合作的發展，使其合作範圍擴展至東北亞，合作議題領域亦有深化之趨勢。但這並不代表自由制度主義典範已經主宰了中共的安全政策產出，相反的，中共安全行為仍是以相對利得為主的現實主義邏輯下的產物，而這也適用於區域中的其他國家，權力格局和國家利益考量仍舊主導了國家單元面對結構的下一步行為，就未來安全合作的前景而言，這也是東南亞區域希望在現有合作基礎上走向更高度的安全整合之前，所必須先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關鍵詞：中共安全觀、國家安全、東南亞戰略、多邊機制、安全合作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穩定成長，社會型態又快速變遷，氣候極端化、資源稀有化造成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上個世紀綠色革命所賺取的「糧食紅利」已不敷使用。地緣政治及經濟版圖勢力藉此重新洗牌，糧食安全成為世界各國國家安全及國際戰略博奕的焦點，糧食安全保障與糧食價格穩定就一國而言，是國家政權穩定、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要條件，糧食安全已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併稱當今世界三大經濟安全。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展，使得農糧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如何制定其農業政策，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維穩目標，確保糧食安全，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以現實主義解釋其戰略選擇，中國糧食策略發展為主題。全文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範圍包括現實主義、全球糧食危機、國家安全和糧食安全。第三、四章為實質討論，首先了解中國糧食的需求面與供應面，分析中國國內糧食政策制定時空背景，藉此歸納中國糧食政策在生產、貿易、儲備及科技生產的現況，再討論中國的糧食貿易是如何調控國內供需。最後一章為結論，除了綜整研究發現外，也淺談後續研究建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於出於歷史使命期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必須盡快的振興國力，中共於是訂定目標全面實施軍事現代化，但因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政治理念不合造成彼此間軍事同盟關係破裂，以致於當時軍事現代化宣告中斷。中共於1979年懲越戰爭「慘勝」後，鄧小平即提出「軍事現代化」的建軍要求，著手推動軍隊改造。中共人民解放軍的軍隊建設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開始軍隊現代化以來，經歷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國際情勢變化，1991年前蘇聯瓦解共產世界紛紛結束，全球共產集團屈指可數，由於蘇聯勢力迅速退出遠東地區，造成該區域的權力真空，使得中共有意在此區域取代前蘇聯地位，「中共威脅論」也一度甚囂塵上。即使美國對中共崛起有諸多的憂慮，然美國認為美、中的互惠關係非零合遊戲，中共在亞太區域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日增是合理的，中共崛起的主要趨勢是亞太地區的貿易與投資帶動了經濟發展，而經濟實力也擴展了政治影響力，至使中共有機會主導亞太地區的發展。 中共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除了經濟因素外，終究還是以軍事力量最為明顯，使得早已對中共目前軍事武力備感壓力的亞太各國，對中共以國防現代化來突顯國力，更加的敏感。在經濟建設成果日盛的情況下，中共為擴大其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及符合其大國身份所推動國防現代化的具體作為，將實際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而美日兩國在面臨中共在此一區域的崛起，則迅速地在1997 年共同修正美日安保條約來遏止中共軍事崛起，使得中共危機意識與日俱增；因此在面對美日兩國的挑戰下與國際孤立的局勢下，更加深了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對本身軍事現代化的決心，藉以捍衛國家的利益。1991年波斯灣戰爭讓中共體認到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變革，否則不足以因應未來的戰爭，共軍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更體驗到應付未來戰爭準備的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必需放在「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基點上，因而訂定「科技強軍」和走「精兵之路」的軍隊建設方針。冷戰後，中共相當重視以國家安全與發展為核心所構建出的國家主要利益，強調軍事戰略是直接為國家安全利益服務，並藉由通過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全面發展的方向。 在新安全觀下，中共體認到其所處國際戰略環境趨勢將是機遇及挑戰並存，且未來新安全議題將呈現在戰略、經濟、政治、軍事及其領土周邊安全等問題上。中共大陸的快速發展，已成為撼動國際局勢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大陸的經濟成長，更對其國際角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中共大陸已由一個十分落後的發展中共家，蛻變為一個正在崛起，並對區域和全球事務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其國際角色變遷所帶來的國家安全需求變化亦為必然，特別是面臨了極為複雜的周邊安全環境，尤其是台灣問題以及與美日等大國的關係，都將遭遇新的威脅與挑戰，其過程勢必隨著中共大陸的持續發展而增添許多變數。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處之國際環境發生很大變化，1996年中國大陸官方及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國大陸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更全面闡述中國大陸在21世紀之安全觀念與政策主張。 安全觀之形成與外交政策之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之認知，中國大陸從1996年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其外交政策中，可察覺到受新安全觀思維之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與世界性之國際組織活動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檢視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由理念發展到實踐層次，是否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新安全觀、大國外交、國家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

2010年，朝鮮半島陸續爆發天安艦事件、北韓砲擊延坪島事件，和規模不斷擴大的美、日、南韓聯合軍演，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正一步步趨向白熱化，撼動了東北亞區域安全。東北亞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國利益交錯的地區之一，具有極高的地緣戰略意義。而朝鮮半島位於東北亞核心地帶，且與中共山水相連、脣齒相依，這一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中共無論如何都不能置身朝鮮半島事務之外，為了維持朝鮮半島的安全、穩定、與繁榮，將成為中共在這一地區安全戰略的重要目標。 1997年，中共倡導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透過對話增進信任，以合作促進共同安全。近年來，中共領導人更在多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樹立「新安全觀」，儼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對外政策的主調。東北亞地區情勢詭譎多變，中共希望透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朝核問題，建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中共曾多次促成「六方會談」，並參與「中、日、南韓領導人會議」，透過廣泛合作取代相互對抗，增進互信與互利。 本論文已完成幾項基礎的研究工作：（一）詮釋中共「新安全觀」的緣起、意涵及對朝鮮半島的作用；（二）探討中共與南韓關係：美韓同盟對中共亞太安全戰略之影響，以及中共與南韓擴大經貿合作的現況；（三）探討中共與北韓互動發展：兩國在社會主義下的合作與侷限、北韓接受中共改革開放模式的爭論與適應，以及中共在朝核問題上的戰略選擇；（四）分析中共的兩韓政策與國際環境：中共參與六方會談的角色與作用，以及中共運用峰會外交與經濟外交穩定周邊安全。 本論文就中共「新安全觀」視角下的兩韓政策具體作為，考察中共對「新安全觀」體現與挑戰；「新安全觀」在中共朝鮮半島政策上的適用程度與限度，以進一步認識中共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朝鮮半島、東北亞、新安全觀、六方會談、峰會外交、經濟外交

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解體與俄國專注於內部政治經濟的動盪與軍力的貧乏，兩極體系崩解，所以美國是唯一的世界超強國家，世界權力結構由兩極對抗轉為以美國超強與其他區域強權相互競爭的權力結構(一超多強)，就國際體系理論角度，當2001年美國於阿富汗執行反恐戰爭、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後，美國「世界超強」地位，愈形鞏固。 而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中共經濟成長率近年來持續在增長，在未來的10—20年內，中共可能將成為少數具備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潛力，且足以威脅美國區域利益的國家。2002年美國防部發表之《中國軍力年度報告》與美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之《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報告，均認為中共崛起之威脅不僅損及美國家利益，亦將威脅亞太與世界安全。中共的崛起(或稱之『再起』) ，已引起亞洲的區域緊張，甚而是世界強權的焦點。因此冷戰後，「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崩潰論」一直不斷的在國際間盛行。所以，中共以建構「新安全觀」為對外關係理論，期爭取相對和平之國際環境。 另外，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勢力介入中亞這塊新興的權力真空地帶，導致該地區周遭國家政治、軍事的緊繃，區域形勢更形複雜。中共為因應美國勢力介入中亞，及化解國際間因「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疑慮，與周邊國家建構多邊安全組織，期能確保中共周邊區域安全，「上海合作組織」即在此環境背景所成立的機制。為瞭解中共「和平發展」的意圖？「上海合作組織」的實踐過程與特性？並探討其與冷戰之後中國提倡的「新安全觀」之關係為何？其「上海合作組織」在實踐過程所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如何？而從中共「新安全觀」理論發展及實踐的過程，冀能剖析中共外交政策的轉折過程，本文研究的動機係肇因於此。

冷戰後國際局勢變化至鉅，兩極體系瓦解、共產主義沒落、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種族衝突增加、國際組織日趨活躍、跨國犯罪日漸猖獗等情勢發展，影響國際勢力平衡及各國國家安全政策。而安全議題不僅跨越國界，亦由國家層次提升至區域次級體系或全球體系；從另一方面來看向下延伸至社會、群體和個人層次。所涉範疇又從軍事領域擴展至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衛生、及人權等。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作，其中「上海合作組織」與「東南亞國協」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在「十六大」召開之前提出系統的說明，並且明列於「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 911事件後，中共旋即表態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並在反恐旗幟下，進行一系列的舉措。首先中共亟思利用當前國際反恐氛圍，企圖將境內「東突」組織與國際恐怖組織的關係連結在一起，藉以合理化其鎮壓疆獨的正當性。其次，中共冀望經由國際間之雙邊、多邊反恐合作，強調聯合國在反恐的主導地位，藉以提升其在亞太區域的霸權地位；另近來以「胡溫體制」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人，重視多邊外交，表明中國「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此均勢將影響與美國超強的關係。 而中共「十六大」後，權位雖已交接，但政策的傳承性將大於變革，對「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將更為迫切，因此，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國內的經濟發展，也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對中共而言，911事件是屬於國際環境中的新變數，其中關鍵在於美國的中國政策調整及中美反恐政策之競合。因此，在國內與國際環境雙雙出現變數的情況下，中共反恐政策走向將往何方向發展？對美外交一向是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美國的戰略重點是構成中共制訂外交策略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本論文研究重心，主在探討冷戰後，中共新安全觀與反恐戰略的關係，包括：美國反恐戰爭對國際格局與世界安全情勢的影響；中共多邊外交、新安全觀與和平崛起等論述與中共反恐戰略的因果關係；及中共在國際(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協)反恐運作機制與戰略利益、及中美在反恐戰略之競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