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世界上的獨立國家，無論是民主的或獨裁的，除了一小部分外，大都擁有一部成文憲法，憲法的內容大同小異，所以一個國家究竟是為民主或為獨裁，不能以有無制定成文憲法這項標準來予評斷，而應以憲法適用的實質表現加以審視認定。所謂憲法適用的實質表現有三種涵義，(一)憲法文字上的規定，(二)當權者執行憲法的精神，(三)憲法文字在因應內外在環境需要，在適用上所顯現的實質意義。任何名之為民主政體者，憲法之制定必在保障民權，規範政權，建立共識的政治運作程序。雖然憲法上的文字條款，一般人皆認為不應輕言更改，但不輕言更改絕非蕭規曹隨的一成不變，任何良法美意都會因時代差距而變質，因此優良的憲政體制皆須推陳出新，以符合人民的需求。本文便是以美國最高法院處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及越戰之反戰言論訟案為素材，一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規定實施之狀況，以及變遷之歷程。全文計分八章二十二節，十餘萬字，玆簡述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導論。概述言論自由社會價值，以及為何須予限制之理論；並且解釋研究取向設定之理由。 第二章，歷年來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而抑制言論自由措施略論。旨在介紹美國聯邦政府於戰時、平時管制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直接性或間接性法令。 第三章，最高法院處理言論自由訟案所適用之原則。藉由這章將惡劣傾向原則、明顯而即刻危險原則，優先適用原則及衡平原則等有系統地介紹，並且概述理論上的完美原則。 第四章，兩次大戰中反戰言論訟案處理經緯。詳細敘述兩次大戰中主要反戰言論訟案爭訟之原由，最高法院裁案之立論，以及最後之結果。 第五章，兩次大戰中反戰言論訟案理論評析。推敲最高法院前章各案裁決之主要原則，並予以評論；其次總結一九一七年間諜法與言論自由之理論性與實際性關係。 第六章，越戰中的象徵性言論訟案。說明言論自由因應時代環境產生的新面貌，運用於反戰言論後，所導致的爭論焦點和最後命運。 第七章，特殊身份的第一修正案的權力一反越戰的其它主要訟案。藉由深入探討議員、軍人身份享有言論自由限度之架構，將反越之其它訟案一氣呵成，並且順便烏瞰特殊身份言論自由爭訟之正反意見。 第八章，結論。扼要地說明本文研究心得。 由於筆者中途更換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因此本文從擬訂題目、閱覽資料至撰寫文稿，僅為時七月餘，其中部分主要資料今年二月初方由美寄台，如今幸得完成，全賴荊知仁老師悉心地導與啟迪，並且不辭辛勞地於百忙中，逐句批閱，此份厚愛之情，令筆者永銘五內。此外，亦十分感謝胡述兆先生遠由美國為一位不相識的晚生收集資料；張治安老師的明智開導與頻頻關照之情；張福建學長的鼓勵；王蕙娟同學的協助；以及許玉玲學妹在準備研究所期間仍撥冗幫忙整理資料；研商艱澀之英文詞句。最後，僅以此文獻給我敬愛的父母和可愛的弟妹們。

國家安全的研究一直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課題之一，而「安全」的定義在此研究領域一直是具有爭議性的概念。自從冷戰開始，「安全」便成為各國最關切的重點，此時國家為了維持人民生存與安全，於是軍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就成為「國家安全」範疇內最重要的議題。安全的定義隨著國際情勢的變遷而擴大，國家為維護生存的安全也必須改變國家安全的政策作出因應。 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傳統軍事安全定義與傳統強權國家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國際社會從冷戰後努力將國際秩序規範在建制下的狀態，重新拉回由軍事武力強者主導國際互動狀態，而欲主導的國家—美國，在因應新環境與新目標的改變時刻，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也須隨之調整。 本論文分為六章二十三節，重點在分析九一一事件對傳統國際典範中安全的內涵帶來的挑戰與影響，焦點集中在軍事力量、軍備部署等範疇內，並且將比較柯林頓政府、小布希政府至九一一事件後國家安全政策的轉變，最後將研究心得與發現條列於結論之中。

自從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共經濟發展的成果顯現，在經濟規模以及軍事力量的成長上，中共已經成為了東亞地區乃至於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對於國際結構的變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面對中共崛起這個後冷戰時期以來的最大的國際結構影響，攻勢現實主義便根據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權力變化導致的行為進行分析，認為在擔憂自身國家安全的影響下，中共必然會追求權力的擴張，進而與周邊國家與原先的大國美國發生衝突。 本研究即是希望了解中共的國家安全以及國防現代化二者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加以分析，了解攻勢現實主義是否足以解釋中共權力擴張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內容者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分析中共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內涵，了解中共的安全問題；其次，了解中共國防現代化的起源及成果；再次，探討中共的國防現代化對維護其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影響；最後，分析中共在國防現代化後的周邊國家的反應、對中共安全環境的再影響以及中共的回應，是否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模式，以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對上述四個部分的論述鋪陳，能對於中共未來的軍力發展及戰略規劃的可能方向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本論文試圖從邊防的角度來探討清代於內外蒙古地區設防的原因、經過及其影響，以 期了解帝俄侵略我國的史實和外蒙古獨立的原因，藉以提供未來大陸光復後，重建蒙 古參考的方向．研究方法之採用，主要為歷史文獻的分析的工作，並運用社會科學的 理論來建立變項、旨標，再從歷史的角度以比較、歸納、綜合、分析等方法來探求各 指標間可能存在的關係． 全文計一冊，約九萬餘言，共分六章二十一節，下再分若干小節． 第一章緒論，以文章之命題、意義與範圍及蒙古內屬經過，及蒙古在清代戰略上之地 位等作為論文之說明． 第二章探討清代蒙古邊防之原因與目的． 第三章說明清代蒙古邊防設施． 第四章分析清代蒙古邊防演變過程． 第五章檢討清代蒙古邊防的得失． 第六章是以積極開發蒙古、建設蒙古，並建立良好的邊防基礎，作為國家安全的保障 以為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則冀望於方析清代在蒙古地區的邊防狀況，檢討其得失，以為日 後光復大陸後，邊防建設之參考，並以帝俄以武力侵奪我蒙古地區，加以詳述，以了 解其梗概，而促進國人對蒙古地區的重視和關懷．

90年代初，中亞地區情勢的改變，對鄰近的中國而言難免會對安全環境產 生影響。新興的五個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 吉克斯坦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及土庫曼斯坦將在中國安全環境上 扮演何種角色，亦受關注。 本文研究目的主探討中國與中亞國家於安全合作上的展望。文中以現實主 義性質的地緣政治為研究途徑，分項說明彼此安全合作實踐情形、檢視實 踐成果，了解其間中國的優勢與限制。 促成彼此安全合作的原因是謀求國家安全，這其中包含新疆民族問題，而 對中國而言，由於中國與中亞地區相鄰，因此還需防範各強權在中亞地區 的勢力佈署，其中，中國特別關注美國的影響力。 基於安全考量，中國與中亞國家展開軍事、政治、經濟等近乎全面的合作 交流，其中，中共又將上海合作組織視為彼此安全合作的代表。軍事上， 建立信心建立措施，希望取得互信基礎；政治上，各部門領導人互訪頻繁 ，期營造互動良好的氣氛；經濟上，中共更力促展開包括能源開採、投資 在內的各項經貿合作，期藉由經貿交流，穩固與中亞國家的各項安全合作 關係。至於中共大力推動、且企圖朝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則 被中共視為是彼此合作的代表。 然而，中國與中亞國家雖有交流之實，但實際成果經檢視後卻未盡如人意 ，無論於軍事、政治、經濟，甚至是中共引以為傲的上海合作組織均存有 限制，箇中原因則與各國勢力介入、中國實力尚不足、彼此發展存有差異 相關。 總體而言，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關係，有兩項較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雖安全合作頻仍，但實質效果卻有限；二、在有限的實質效果中，企 圖轉以經貿合作為主軸的上海合作組織，經優劣勢分析後，或許是彼此未 來合作較可期待的機會點。亦即至目前為止，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吸引力仍 有限，未來彼此安全合作展望如何，則有賴中國能否成為中亞國家對外關 係中不可或缺的國家。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上扮演優越主導之地位，其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作為，深深牽動與影響全球國家。2001年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其現實主義的理念與強勢獨斷的行事風格，將美國帶向一個單邊主義取向的國家，引發各方之質疑與反彈。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打破美國堅不可摧的神話，改變了國際安全的環境，也讓美國體認到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恐怖活動對於美國國土的嚴重威脅，以及恐怖主義對於世界安全與和平構成嚴峻的挑戰。因此小布希大幅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思維，追求積極主動與絕對安全的戰略作為。在此架構之下，小布希發動阿富汗戰爭討伐塔利班政權與剿除基地組織的巢穴，不顧國際反對執意「先發制人」攻打伊拉克，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即針對小布希團隊的決策風格理念，分析其在安全、外交等方面之政策作為，並深入探討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面對新的安全威脅所採取之本土防禦、國防戰略與核武戰略轉變的意涵，進行全球反恐戰爭與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特點分析，處理北韓、伊拉克問題所面臨的癥結與阻力，以及美國相關政策作為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

以色列國土面積2.1946萬平方公里，人口675萬，與台灣3.6萬平方公里、人口2300萬相較，土地約為台灣的60﹪，人口不足台灣的三分之一，自然資源並不十分豐富，然而，在歷次的戰爭或軍事衝突中，以色列空軍藉著自創的想法與技巧圓滿達成任務，表現的十分獨特與突出，並贏得其人民與軍隊的尊敬，成為他國空軍欽羨的對象，研究隱於其後的建軍、備戰的思想與作為是本論文的主要目的。 藉由以色列國家安全政策、國防戰略、「空中武力」思想的起源、以及歷史的回溯，重建以色列空軍建立與發展的脈絡，並由「空中武力」的初期角色和「空軍」的角色理論進一步探討以色列空軍在歷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然後從以色列空軍的任務賦予、以色列空軍達成任務的情形、兵力現況和敵國相對戰力的比較以計量和非計量的基礎數據展現以色列空軍實質戰力情況，最後再以以色列國家安全政策、國防政策、戰爭型態歸納以色列空軍未來的發展，歸納整理以色列空軍致勝因素八項、陷入困境的因素兩項以及研究心得六項。

新加坡由於國小民寡、資源有限，必須和鄰國維持良好關係，也由於對貿易的高度依賴，其經濟成長之維持繫於區域之和平與安全；星國對亞洲霸權國家的壓力與威脅等潛在國際危機，一直懷有高度戒心，對本身的地略價值，必然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事實，亦了然於心，由於幅員太小，萬一戰爭開啟，國民無自外於責任的空間，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為確保新加坡和平、穩定及領土、主權之完整為目的，依嚇阻之指導，以現役部隊為核心，動員戰力為後盾，結合心理、經濟、社會、民事等力量，建立全面防衛體系，以強化自我防衛武力，另透過軍事外交與週邊國家、軍事強國建立軍事合作組織，嚇阻敵國威脅，政府並不時教導人民凝聚新加坡人的共識，以產生命運與共，禍福相關的觀念，無人自外於責任，惟有團結一致，始能確保新加坡國家安全。 近年來新加坡已發展成為區域性強國之一，其在區域政治中亦逐漸扮演起相當活躍的角色，內閣資政李光耀以其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領導著新加坡走向開擴的外交空間；基本上新加坡是把亞洲各國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透過經濟合作與軍事同盟的聯繫，加強與這些國家以及與亞太地區的其他鄰近國家建立緊密的良好關係。 國家安全防衛政策係於1984年由吳作棟效法瑞士與瑞典的全民防衛所提出，其主要觀點仍是緣於地緣戰略考量。大魚或魚群理論，主以對外國防理論，而全面防衛理論則是擴大毒蠍理論，建構一個涵蓋心理、經濟、社會、民事與軍事等五大防衛體系。因領土狹小，在軍事訓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本國除簡單的幾個訓練場地外，一直苦於無法覓得適當的訓練場所，除了在東南亞區域內與印尼合作開發使用屬於印尼的空軍武器投放場之外，就是在區域外尋求適當的訓練場地因此，多數的軍事演訓都是藉助外國提供場地或聯合軍事演習以達到訓練目標；從軍事合作的觀點出發，新加坡充分運用軍事合作與區域內外的國家建立正面關係，使得其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可以利用，讓部隊的訓練在具備良好場地環境下紮實深厚基礎，維持高水準的品質，也讓其武裝部隊分散部署保存戰力，獲充分能量支持國家所需。 新加坡知道「強本固外」的道理，增強本身國防力量的同時，不忘鞏固與外力的聯盟和合作以壯大聲勢。為肆應周邊國際情勢及國防建軍發展所需，以確保國家安全，積極建立嚇阻性武力，其軍事戰略依「有效嚇阻」之戰略構想，積極籌建所需武力，本「不挑釁、不迴避」之態度，處理任何可能突發之軍事危機。並積極尋求國際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締結軍事聯盟，互為奧援協力防衛地區安全，依「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之指導，集中運用全民總力擊滅來犯之敵，迫使敵軍付出慘痛代價，確保國家安全。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中國安全決策組織及流程，進而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對其國際安全、周邊安全、台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及環境安全威脅之認知，剖析中國領導人如何做出政策選擇。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對一九九○年至二○○○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各類文件、通知及決定，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開（閉）幕講話，人大及其常委會歷次會議之工作報告、決議，國務院所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發之各類規定等進行摘要並作內容分析；並參考各國學者在中國決策及安全研究上之論點，從相關文獻中發掘中國安全決策制定流程與規律，據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論文獲致如下結論： 一、一九九○年代中國確實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在內部，中國面臨權力繼承問題、貪污腐敗、失業率攀升、國企效率低下、壞債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安全威脅，但中國卻刻意誇大美國的霸權主義、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台灣獨立、西化及分化等外在安全威脅。 二、中國在安全政策選擇上，時常陷入原則與務實、多邊與雙邊、開放與封閉、改革與穩定、自力更生或仰賴進口、堅持主權或擱置主權的矛盾。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參與國際體制日深，其國家行為日趨開放、務實，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並提出新安全觀及擱置主權爭議等主張，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 三、本文三項假設獲得印證，第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漠視腐敗、失業、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問題，衝擊社會穩定，並使環境安全惡化，甚至造成跨國性威脅。第二、中國誇大霸權主義及台海安全的危害性與急迫性，進而提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構想，發動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因此被視為國際現存秩序的挑戰者，激化兩岸衝突與對立，進而引起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第三、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加入多邊安全體制，有效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建立社會保障及黨政領導人退休、任期制，有效化解下崗職工不滿及權力繼承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正視轉軌過程中國企、貿易、金融、財政、糧食、能源等問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實施分稅制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規則並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via constructivist study probe Beijing’s leaders’ recogn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eripheral, Taiwan Strai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 in the 1990s. It also aim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leaders made these policy options. This thesis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cerpt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notic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and State Council between 1990 and the year 2000; speeches delivered by major leaders at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of previous party congresses and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reports and resolutions issued at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gulations sent to lower units. This thesis also referred to points of view, provided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China’s policy-making and security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patter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verifying three assumption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 1. In the 1990s, China had a goo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China’s major security threats came from the interior. Beijing had to face power inheritance problems; corruption;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ious bad deb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However, China purposely over exaggerated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merican hegemonism,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n Pacific,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stern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2. On security policy options, China often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opening up and closed doors; reform and stability; self-reliance or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insisting on sovereignty or shelving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following the gradual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beca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and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se multi-lateral systems. In addition, it brought about new views of neo-security and she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order to make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3. Three assumptions were verified in this paper. First, in the1990s, Chinese leaders ignored corruption,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by ecological damage, which impacted social stability and caused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ven bringing about translational threats. Secondly, China over exaggerated the harmfulness and urgency of hegemonism and the Taiwan Strait security, to drive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initiating aimed military exercises. Therefore, China was taken as a challeng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ause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brought about anxie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e. Thirdl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UN activit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hus effectively reconcil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xiety over China’s rise. It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erms of retirement and tenure of office, which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laid-off workers and the power inheritance crisi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was concerned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banking, finance, and food and energy problems during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ss. To dr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dual tax system,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unifie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market and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西太平洋島鏈把整個中國大陸海區環繞起來，阻斷中國大陸海區向大洋延伸，形成半封閉狀態。島鏈形成的特殊海洋地緣格局對中共的安全、發展影響利弊參半，既為中共的防禦屏障，亦形成對中共的封鎖鏈。新21世紀隨著美國亞太戰略布局調整，加強島鏈軍力部署，加大「太平洋鎖鏈」對中共封鎖力度，促使圍繞第一、第二島鏈鬥爭更加激烈複雜，已構成中共國家安全問題的重要因素，更對以海軍為主體的海上軍事力量建設方向產生重大影響。 21世紀後隨著中共經濟快速發展，海洋重要性尤其更加凸顯，周邊海域掌控成國家發展必備條件之一，中共為突破美國西太平洋島鏈封鎖，刻正朝遠洋海軍目標建軍，以確保國家海洋根本利益，促進強國目標實現。綜觀中共海軍戰略發展規劃係以「積極防禦」為主軸，以「區域型海軍強權」為目標，以組建「遠洋防衛力量」為重點。 目前中共海軍刻依據軍委主席胡錦濤2006年提出「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指導，規劃朝「海上維權防禦」戰略轉型，由「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轉變，更新兵力結構與部署，期創造控制近海、經濟海域戰力，擴大作戰防禦縱深，往第二島鏈延伸，另為構建遠海能源通道優勢，向南鞏固南海、麻六甲海峽及印度洋一線的戰略利益，致力達成遠洋海軍發展目標。由中共海軍戰略的實踐與轉變觀之，已凸顯其由內陸國家邁向海權國家布局。 探討後可得知西太洋第一、二島鏈影響中共國家安全甚鉅，21世紀中共海洋戰略規劃布局，首要爭取南海與台灣成為遠海安全地緣戰略的兩大支點，藉以突破美國西太洋島鏈封鎖，然後爭取籌設海上基地，逐步走向海洋，拓展遠洋影響力。目前中共戮力強化第一島鏈內綜合戰力，除完善兵力結構部署，並進行各項戰力整建，朝「區域型遠洋海軍」發展。另其積極擴充海軍職能與作用，加強非傳統領域的運用(如海上搜救、海上反恐、友好訪問與國際維和等)，將有助提升對外影響力，並可藉此公開管道突破島鏈封鎖走向遠海。綜觀21世紀西太平洋島鏈制海權的爭奪不僅攸關中共海軍遠海戰略可否實現，亦將為區域內各海上強權競爭與衝突的關鍵，更是亞太區域強權國家角力的主戰場，島鏈的重要性與影響勢將持續發酵，不容小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