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上扮演優越主導之地位，其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作為，深深牽動與影響全球國家。2001年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其現實主義的理念與強勢獨斷的行事風格，將美國帶向一個單邊主義取向的國家，引發各方之質疑與反彈。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打破美國堅不可摧的神話，改變了國際安全的環境，也讓美國體認到非國家行為者與國際恐怖活動對於美國國土的嚴重威脅，以及恐怖主義對於世界安全與和平構成嚴峻的挑戰。因此小布希大幅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思維，追求積極主動與絕對安全的戰略作為。在此架構之下，小布希發動阿富汗戰爭討伐塔利班政權與剿除基地組織的巢穴，不顧國際反對執意「先發制人」攻打伊拉克，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即針對小布希團隊的決策風格理念，分析其在安全、外交等方面之政策作為，並深入探討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面對新的安全威脅所採取之本土防禦、國防戰略與核武戰略轉變的意涵，進行全球反恐戰爭與遏阻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特點分析，處理北韓、伊拉克問題所面臨的癥結與阻力，以及美國相關政策作為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

美國柯林頓總統於1995、1996年所提出《擴大與交往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基礎在於擴大市場、民主社群，同時嚇阻與圍堵對我們國家、盟邦與我們利益的廣泛威脅。」。為了這一廣泛目的，美國須維持一個強大的防衛力量與運用有效的外交政策，以提升合作性的安全措施；致力打開外國市場與激勵全球成長；助長海外的民主並促進區域的合作安全等。 　　小布希總統200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將「透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開啟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時期」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環。2006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申自由且公平的貿易政策是第一支柱的一部份，透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來啟動一個全球經濟成長的新時代是其整體戰略之一；另一方面為了終結暴政和促進有效率的民主，工具之一就是締結自由貿易協定，鼓勵各國加強法治、打擊腐敗、落實民主責任。 　　美國的東亞政策可說重回「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雙軌路線。東亞經貿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的整合，更是讓美國看到延長霸權經濟命脈的新金礦。未來區域內的主導地位，將會取決於中國與美國相互競爭，這個競爭也許會是良性的，各取所需、各有所獲，但是過程中將會顯示這兩個大國經濟發展將在區域內的產生權力消長。 　　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緣戰略上是具有實力引起國際權力分配產生重大轉變，因此美國政策必須調和改變去掌控中國，以便維持及促進美國重大利益。但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趨於務實，摒除與中國聯盟對抗蘇聯的思維，轉為全面性交往，但是強化其與日本等國的軍事同盟關係。 　　推展民主制度雖然不一定是美國的優先要務，但只要機會，美國總是鼓勵各國走向民主，因為美國人普遍認為，民主政體有能力抵擋極權擴張、便於美國行使權利、減少軍事衝突的風險。此論點乃基於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不願意發動戰爭之想法。在某些菁英人士心目中，保障及推展民主乃是美國重要的道德目標。 　　美國為確保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戰略總體指導，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區域經濟、軍事、政治安全等領域維護將更為重視，並力求主導區域安全相關議題制定、運作機制和秩序規範。 / US president Clinton points out a topic “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it say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s based on enlargement the market and diplomatic social groups, simultaneously deter and stop any threat that will disadvantage out nation and allied nations.” For this general purpose, United States has to sustain a strong defense power and utilize diplomatic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security measures, endeavor in open foreign market, incentiv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diplomatic nations growth, and a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etc. 　　President George Bush also point out “use free market and free trading to open the new growth of global economic era”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in 2002. It restated free and fair trading policy plays a big portion in 2006. Through free market and free trading to initiate a new era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part of the plan. The tool of terminating tyranny and effective the diplomatic is making a trade policy to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stop crime and corruption. Play the role of democracy country. 　　United States Eastern Asia policy is back to theory of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wo axis.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sia Trade and Integration of Area Economic are the new vault for United States to prolong his sovereign rule in economic. The future leading nation of the area depends o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It maybe positive, each gains his own benefits, but the process will show the grow or diminish of these two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within the area. 　　United States think that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s very powerful which makes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so that U.S. has to adjust the policy to facilitate the U.S. key interests. But, along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U.S. attitude with China turns out to be more practical. It changes the idea of allied with China against Soviet to fully engage with China in al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it strengths the military allie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eastern Asia countries. 　　To popularize the democracy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of United States. If there is a chance, U.S. will always encourage all countries toward democracy. American think that democratic system can stop the extremity system expand, which ease U.S. use his privilege and reduce military conflict risk. This is based on democratic nation is more unwilling to start a war than any other nations. In certain elites’ mind, that the goal of U.S. ethics is to ensure and improve democratic. 　　After cold war era based on U.S. interest, United States is more emphasize on the Eastern Asia’s economic,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ndeavor on leading the area security.

「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國家政策的核心，在冷戰時期，面對蘇聯及其共產集團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態勢是「圍堵加嚇阻」。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國家安全進入一個調整的時期。一方面，冷戰在全球層面的終結及其在區域安全引起的反應，動搖著40年來支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原則，美國必須用新的理念來指導其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影響及911恐怖攻擊事件的發展也給美國帶來了新的挑戰。 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國安機構就已開始研究在新環境下的國家安全戰略。從波斯灣戰爭及柯索沃危機，或是北約東擴，在在顯示出美國已將戰略重點放在遏制地區性挑戰及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形成上。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小布希政府重新審視國際環境，強調本土防禦的安全政策。美國調整全球戰略的根本出發點是加強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反恐及安全則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 由於911事件造成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情緒的上升，促使小布希的安全觀趨向更保守方向發展，並提出以「政權更替」、「先制攻擊」、「單邊主義」及「絕對安全」等戰略為要點的「布希主義」(the Bush Doctrine)，而「伊拉克戰爭」正是小布希政府貫徹上述安全戰略的試驗。然而，當美軍於2003年3月以海珊政權構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為由出兵伊拉克，在歷經徹底搜索上述武器未果後，才發現小布希政府所聲稱之伊拉克威脅似為空穴來風，而伊拉克戰爭之正當性遭受到嚴厲抨擊。 2003年以前，國際各國普遍都還十分信任美國所作所為，然而，就在小布希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甚至盟友的反對，採取預防性戰爭的先制戰略的軍事行動，出兵攻擊伊拉克，美國單邊作為的反恐戰略證明不得人心，整個中東地區的局勢動盪，伊拉克的重建過程障礙重重，國際範圍內的恐怖主義愈加猖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並未獲得有效抑制，加上美軍虐俘事件曝光等，使得美國國際地位嚴重受損。 本論文主要探討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遭逢911恐怖攻擊事件後，面對國家安全情勢的巨變，安全威脅的增加，以及不確定因素提高而所提出的安全戰略的調整特點，並以伊拉克戰爭作為個案研究，小布希在採取單邊行動、先制攻擊、政權更替等戰略作為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對國際關係及美國在國際體系的領導地位造成之影響。

美國佈署飛彈防禦系統的爭議，在2001年12月，小布希決定佈署後已暫告一段落。實實上，發展飛彈防禦問題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是美國最受爭議的國家安全政策。這項攸關美國國安全的重要議題，在不同年代每次被提出，總是引起國際高度關注，和美國朝野兩極化反應和激烈爭辯。為了進一步了解美國飛彈防禦政策的形成過程和影響因素，筆者希望透過國際局勢演變、國家戰略思考、政府內部辯論、國會影響，以及飛彈科技發展等角度，分析後冷戰時期美國飛彈防禦政策的演進和發展。 　　冷戰時代，美蘇在各自擁有足以消滅彼此的核武彈頭數量後，雙方簽署「反彈道飛彈」（ABM）條約，以限制彼此發展飛彈防禦系統，「相互保證摧毀」（MAD）概念於是成為冷戰時期，美蘇維持戰略穩定的重要基礎。到了雷根政府時期，美國企圖發展太空飛彈防禦的「戰略防禦計畫」（SDI），以追求抵擋蘇聯核武攻擊的絕對安全，並進一步打破相互保證安全的「鐵律」。不過在科技水準不夠的情況下，使得這項計畫始終無法實現。 　　八零年代末期，隨著東歐期產政權逐一跨台，美國的宿敵蘇聯也在1991年解體，使得冷戰終於落幕。雖然後冷戰時期的美國，不再面臨成千上萬枚核彈攻擊的陰影，不過，1991年波灣戰爭時，伊拉克飛毛腿飛彈對盟軍構成的威脅，以及蘇聯解體前後，因局勢不穩，所引發的核彈處置保管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擴散的問題，讓布希政府決定繼續支持發展飛彈防禦。不過，布希總統最後在國內經濟狀況不佳情況下連任失敗，使得美國發展飛彈防禦的計畫也就此受阻。 　　對於飛彈威脅的看法，布希政府和柯林頓政府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柯林頓政府認為，美國只要發展「戰區飛彈防禦」（TMD），即能滿足國家安安全的需要。對於飛彈技術和WMD的擴散，則要靠國際間的合作以及國際機制的力量解決。不過柯林頓政府傾向理想主義處理國安事務的態度，在第二任期時，有了重大調整。在共和黨國會，以及北韓試射彈道飛彈的雙重壓力下，柯林頓政府宣布研發「全國飛彈防禦」（NMD），不過由於俄羅斯強烈反對，歐洲盟國普遍不支持，柯林頓政府終究沒有做出佈署NMD的決定。 　　小布希政府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危機感，充份反映在支持佈署飛彈防禦的強烈立場。為了讓美國佈署保護全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小布希政府上台後，展現勢在必得態度，對俄羅斯、以及主要盟國進行強力遊說。911恐怖攻擊的發生，雖然讓小布希政府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調整，不過政府對飛彈防禦的重視和支持，並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因為威脅來源的不確定而更加堅定這項計畫，並在同年宣布美國片面退出1973年和蘇聯簽署的ABM條約，解決法律上的約束，全力進行飛彈防禦系統的研發。 　　保護美國安全是每一位美國總統的首要責任。後冷戰時期的美國，雖然以全球唯一霸權姿態主導國際事務，不過911事件後，美國不顧其他主要國家反對，執意出兵伊拉克，造成無法收拾的窘境，卻也凸顯出美國國力的侷限，並不得不尋求國際社會的協助。另外，從客觀角度觀察，中共崛起造成的挑戰，以及未來可能有更多國家或非國家組織取得WMD和飛彈技術的情況下，美國為了維護在國際間的利益以及國家安全，飛彈防禦的研發、佈署已成未來政府不可逆轉的政策趨勢。

冷戰結束後，以往來自敵國或他國以軍事、政治和外交等面向，對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及人類生存構成影響的「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威脅因素，已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效應產生轉變，全球面臨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挑戰，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威脅均大幅上升，其中能源是工業建設、經濟活動與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是國家發展環節中最要要的關鍵，而石油即將耗竭也是全球將面臨的嚴重課題，近百年來因爭奪石油引發多次的區域衝突，並擴散成為全球的能源危機，石油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最直接戰略威脅。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美國警覺石油的重要戰略地位，長期以來透過其國際強權的地位，積極對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區採取戰略佈局；1970年代後期起，中國的改革獲得耀眼的成效，經濟的成長帶動能源的龐大需求，1993年中國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中國逐漸正視到石油將是關係未來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於是挾以經濟、外交、政治等手段向中東、中亞、拉丁美洲乃至於非洲積極佈局展開油源開發觸角，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能源威脅論」之隱憂。 石油已經成為維繫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石油安全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國家安全的核心。因此，爭奪石油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後政經力量的茁壯，中國透過各種手段在主要產油國甚至美國國內相關企業著力日深，已對美國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中、美都在極力的爭取石油主導權，希望透過石油的控制力量，從而獲得對全球經濟的操控能力。 石油安全往往牽動國際政治問題，愈發凸顯石油在國家安全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長期仰賴石油進口，對我國國家安全容易受國際局勢影響，中美雙方在各種國際活動中，因石油產生的競合關係，恐令我國隨中美的互動關係產生轉變，因此對中美在石油安全競合的過程中，其雙方的發展與效應及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值得我們加以觀察與探討。

論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產出的因素，地緣政治一向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馬漢的海權論、肯楠的圍堵理論，乃至後冷戰時期布里辛斯基的歐亞大棋盤、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是地緣政治學門裡獨到的見解。而地緣政治基本要素—空間、邊界、權力—的交互作用也已然內化於外交政策制訂中，深刻影響美國對外政策走向。冷戰後在缺乏明顯單一的敵對目標、本身又成為超級大國的情況下，美國面對的是更為複雜難測的國際局勢：區域衝突、文化糾葛、全球化進程與波折、世界經濟體系萎縮等等問題，外交政策維護國家利益的功能也隨之彰顯。 本研究以911事件為轉捩點，觀察美國對中亞五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分析導致政策轉變的地緣因素與動機。本研究指出，中亞地區在蘇聯解體之後，政治局勢長期呈現真空狀態，基於能源安全的考量，中亞豐富的油氣資源是吸引美國聚焦於此區的關鍵。輸油管道計畫提供政治框架讓美國影響力得以介入，而反恐作戰則正式讓美國勢力進駐此一政治真空帶。中亞五國位處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心臟地帶，但獨立時間尚短，國內民主建制、經濟發展未臻完備，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分離主義是導致此區紛擾不斷的主因。美國藉由反恐合作，對此區提撥大量經濟挹注與軍事協助，中亞五國的重要性在911事件之後陡升，美國也成為此區優勢領導者。簡言之，美國在911事件後更加強對區域穩定的關注，全面揚棄冷戰時代的圍堵思維，採取主動的先發制人戰略，企圖在中亞掌握政治、經濟主控權，鞏固國家安全與保障美國在此區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