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探討智庫的定義及起源，並依其性質與功能將美國的智庫做分類，另介紹著名的美國外交智庫。本論文亦說明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環境，探討為何智庫得以參與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參與決策過程的方式，並討論智庫在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智庫在美國興盛的原因。最後分析智庫在發展上可能受到的限制，及探討智庫如何因應未來的挑戰。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and origin of think tanks, classifies American think tank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and functions, and introduces some famous think tanks on U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also explains th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 discusses why think tank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and examines the roles of think tank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 reasons why think tanks flour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find out the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explores how they meet future challenges.

小布希總統及其外交領導團隊執政後，在外交政策取向上，明顯呈現出單邊主義之傾向。小布希政府不僅全力推動彈道飛彈防禦計畫，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公開反對「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並退出「京都議定書」。自此之後，外界探討美國外交政策時，往往將焦點放在單邊主義。因此，單邊主義之定義為何？小布希政府行使單邊主義之動機？以及單邊主義為小布希政府帶來何種影響，為本論文之研究重點。此外，2001年突發的911事件，帶給美國多面向的重大衝擊。在外交政策方面，911事件之影響甚為廣泛且深遠，小布希政府之單邊主義傾向是否有所轉變？為本論文之研究核心。 　　為觀察美國外交政策中，有關單邊主義現象與911事件影響，本論文採「系統分析法」為研究途徑，以內外部因素與決策者個人因素為自變項、單邊主義為因變項、911事件為中介變項，逐一探討這些自變項在911事件影響下，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之傾向是否有所改變。此外，本論文亦分析哪些因素對單邊主義有增強或弱化效果？哪項因素則具有關鍵性影響？ 　　從本論文得知：選定之自變項中，屬內部因素之「美國例外論」、「新保守主義」與「官僚政治」具有強烈增強單邊主義之效果；至於「兩黨政治」與「國際體系」則具一般增強效果。另外，屬外部因素之「全球化」與「國際法」對單邊主義具有強烈抑制效果；而「國內民意」則具一般抑制效果。本論文認為影響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取向之關鍵因素，為小布希總統個人。 　　本論文獲致以下研究結果：一、為單邊、多邊與雙邊主義提供定義與優缺點分析。二、提供美國外交政策的單邊主義發展脈絡。三、分析影響小布希政府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取向之來源。四、說明「布希主義」主要內涵。五、證明決策者個人因素對外交決策具關鍵性影響。

摘 要 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世局的變動而轉移，由立國之初的孤立主義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今更躍居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向自為世人所關切。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如民意輿論、利益團體、政黨、行政部門、國會、大眾播媒體、總統聲望等等。在美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大眾傳播媒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更隨著資訊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加重其份量，大眾傳播媒體如何正確地向人民報導政府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將民意反映於外交政策上是一重要的工作責任。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而使得民意在何種條件下，會支持或不支持行政當局的因素，在決策者做決策時倍受重視。 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未來的維持和平與人道干涉行動中，民意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受到限制的。民意對於國際事件反應的主要來源，基本上消息是來自電視媒體，如果民眾持續對國際危機的反應，主要根據影像的傳送，則民眾的反應中只有純粹的情緒層次，而欠缺對於美國執行危機任務其中複雜與危險全盤的理性了解。在美國以民為本的民主社會中，民意對於外交決策佔有相當的影響力，政府中的決策人士亦重視民意與輿論，在民意不支持甚至反對行政當局的情況之下，容易造成美軍草率的撤軍，使任務失敗，例如此次的索馬利亞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便可以由本論文印證。近年來，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證探討了美國未來人道干涉的角色，但本研究著重在「探討民意與美國海外用兵兩者間的關係」，重點在研究索馬利亞個案（1992-1994）。且必須回顧美國先前的海外用兵經驗，其中最值得借鏡的是「越戰」與「波斯灣戰爭」。戰爭後期在國內輿論大力反戰的聲浪中結束的越戰，行政當局記取了在越戰的慘痛教訓，對未來美國處理海外用兵時的新聞媒體表現，予以管理，故在爾後的波斯灣戰爭中，便對當前影響民意最巨的新聞媒體，實行新聞檢查制度。 儘管美國涉入各個海外危機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行政當局與媒體和民意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良好的溝通，不但有利於軍事任務的成功達成，且可以成為一個可供日後處理海外危機的依據。

本文係自外交政策角度透視美援在七○年代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無涉美援本身的 經濟性理論，其內容約略說明如后：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檢討二次戰後普遍認知的美援理論基礎，包括其定義、內容、動機、型態 、作用等，兼述東西冷戰期間，美援之經驗與成敗。 第三章 「皮特森報告」根據「尼克森主義」之指導，針對七○年代的美援而有所 闡發，並強調多邊主義之重要性；唯施諸第三世界，卻橫生枝節，充滿困 惑。 第四章 參與美援政策制訂之國會和一般大眾，因挫折日深而信念動搖，相繼從意 識型態與論依規方面，提出一連串疑竇與辯駁。 第五章 七○年代關於美援的挑戰紛至沓來，幻想與實際，重估與展望，概屬必須 悉心剖析的課題；何況迎向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尤待美國外交當局 冷靜思索，把持一個不偏不倚的美援外交。 第六章 結論。

美國把毒品問題解釋成國家安全威脅，這種「安全化」毒品政策的結果就是美國決策者採取強制的外交措施來對抗毒品的威脅。美國的毒品控制方式總是忽略供給與需求的市場關係。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國防部認為非法毒品已經取代共產主義的挑戰。不論用國家安全、反共或是掃毒戰的名義，美國相信她們有權利和義務去干涉西半球的事物。 美國所消費90%的古柯鹼和三分之二的海洛因都是由哥倫比亞生產的，所以美國與哥倫比亞一起合作打擊毒品走私。從1999年後，華盛頓和波哥大透過哥倫比亞計畫來降低毒品生產。雖然這個哥倫比亞計畫是由哥倫比亞政府發起的，但卻由美國主導修正、最後被美國國會接受。因此，哥倫比亞計畫是哥倫比亞的國家政策，同時也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911事件後，華盛頓將「反恐怖主義」這個元素，帶進美國對哥倫比亞計畫的政策當中。這項政策援助哥倫比亞武裝部隊的軍事設備和軍事訓練，而這種援助卻導致了安地斯地區的軍事不平衡。哥倫比亞的鄰國和歐洲國家批評美國軍事支持哥倫比亞計畫，這表示美國加強軍事化來回應毒品問題。 由於哥倫比亞國家能力的衰弱，所以政治菁英們歡迎美國干涉哥倫比亞政府無法處理的衝突，好恢復國家的秩序。哥倫比亞統治階級跟美國的反毒和反恐戰爭，只會讓哥倫比亞越來越依賴美國去處理叛亂團體問題。而事實上，美國對哥倫比亞計畫的承諾，遠不只有反毒而已。哥倫比亞計畫是美國維護地緣政治和地區利益的一個工具。

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國際衝突解決中的調停理論及其適用性，主要分為兩個部份探討，第一部份就國際調停的定義、動機、角色、權力和成功條件作文獻回顧，並試著將各學者的研究作歸納和比較；第二部份為案例分析，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過程與結果為例，探討其調停過程及結果。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以下數點： 一、 在衝突解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的現今，如何藉由第三方來降低緊張、平息衝突甚而解決衝突的研究也愈顯重要，筆者藉由權力的角度研究調停理論，探討調停者權力與角色的轉換、戰術、介入時機、調停成功的條件和調停者介入的優點缺點等。 二、 印巴關係的特點是緊張與緩和情勢交互出現，時而舉行對話採取一些具體協議改善關係，時而劍拔怒張。主要就是兩方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對立，從引進第三方來調停雙方衝突角度來看，印度堅決反對第三方的介入，而巴基斯坦則主張將喀什米爾的問題國際化，由美國調停。但不論雙方的意願為何，美國的介入是個事實，並有一定的成效。九一一事件之後，隨著國際現勢的發展，印巴關係有了重大突破，使綿延半個世紀的衝突有了重大突破，筆者探討了冷戰後印巴關係出現緩和的內外重要因素，並以美國調停印巴衝突的角度來做時間上的切割與分期。 三、 印巴衝突可說是歷史遺留下的問題，錯綜複雜，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可幾，但不管怎樣，印巴雙方願意坐下來認真談判，即是很好的發展。儘管印度不願承認，但大多數的觀察仍肯定美國的壓力是促成印度伸出「友誼之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擬研究美國與印巴的關係，美國介入印巴衝突的動機是本身的選擇還是因核武或恐怖主義等考量而不得不為的結果、介入的程度、時機和權力與角色的轉換及美國是否在印巴問題上有足夠的權力或稱影響力而使之可在印巴問題上扮演足夠重要的角色等，來看調停理論在印巴關係中的適用及其限制。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was at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world order: from cold war toward post-cold war era.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events happened, which cause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licti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analysising the foreign policy desision making from 1989 to 1992. Through the building of decision making model, the author try to argure that the policy making pattern and process in this period has its features, and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the shap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builded up the decision making model of Bush era. In order to test the model, the author put 8 cases to test the model. These cases are: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Beyond Containment; Tainanman Square case; the invasion of Panama; Gulf crisis; New World Order; the collapse of USSR; and Yogoslavia case.At the end,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s highly concentric, and personal factors influence much on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rule " Presidential dominant" still exist. Due to President Bush's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was mainly made in the white house.

論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產出的因素，地緣政治一向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馬漢的海權論、肯楠的圍堵理論，乃至後冷戰時期布里辛斯基的歐亞大棋盤、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是地緣政治學門裡獨到的見解。而地緣政治基本要素—空間、邊界、權力—的交互作用也已然內化於外交政策制訂中，深刻影響美國對外政策走向。冷戰後在缺乏明顯單一的敵對目標、本身又成為超級大國的情況下，美國面對的是更為複雜難測的國際局勢：區域衝突、文化糾葛、全球化進程與波折、世界經濟體系萎縮等等問題，外交政策維護國家利益的功能也隨之彰顯。 本研究以911事件為轉捩點，觀察美國對中亞五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分析導致政策轉變的地緣因素與動機。本研究指出，中亞地區在蘇聯解體之後，政治局勢長期呈現真空狀態，基於能源安全的考量，中亞豐富的油氣資源是吸引美國聚焦於此區的關鍵。輸油管道計畫提供政治框架讓美國影響力得以介入，而反恐作戰則正式讓美國勢力進駐此一政治真空帶。中亞五國位處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的心臟地帶，但獨立時間尚短，國內民主建制、經濟發展未臻完備，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分離主義是導致此區紛擾不斷的主因。美國藉由反恐合作，對此區提撥大量經濟挹注與軍事協助，中亞五國的重要性在911事件之後陡升，美國也成為此區優勢領導者。簡言之，美國在911事件後更加強對區域穩定的關注，全面揚棄冷戰時代的圍堵思維，採取主動的先發制人戰略，企圖在中亞掌握政治、經濟主控權，鞏固國家安全與保障美國在此區的國家利益。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