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社會的兩性平權持續進展，兩性在社會中的角色日亦多元，但媒體卻仍然經常無意或刻意的，呈現帶有性別歧視和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然而，在性別平權的推動上，性別意識的建構的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在學校與家庭之外，媒體可能是大眾性別意識與性別觀念養成的最主要訊息來源。 若希望見到台灣社會在性別議題上，能繼續向前發展，帶動台灣朝向更多元、平等、自由的社會邁進，媒體中的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是我們必須極為關注的議題。而盼望媒體在性別議題上更加進步的之時，我們亦須先檢視當前媒體內容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因此，本文將以最受青少年歡迎、在兩岸三地都擁有廣大觀眾的當紅台灣綜藝節目--「康熙來了」為例，選取數個近期該節目數集以性別為主題、且在網路上頗受歡迎的內容，進行文本分析，檢視其中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 另外，本文除了探討目前節目文本中的性別呈現問題，也希望能思考台灣媒體能否透過建立與性別議題相關的自律、他律規範，來進一步達成媒體避免性別歧視、甚至進一步推展性別平權觀念，因此本文透過兩個方式，一是蒐集整理在性別平權議題上相對先進的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英語系國家、以及日本的相關規範，並援引2009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委託計畫《我國電視節目內容之性別議題表現案例分析》，其中針對電視節目性別議題表現的焦點團體訪談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以這些規範與意見，來探討台灣媒體如何建立有關性別議題規範。

本研究立基在新聞媒體以健康為名，經營顧客關係，分別就關鍵性內容、活動、通路，解構其作法，一一檢視以及據此經營顧客之深度比較。 研究以美國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台灣天下雜誌集團的康健雜誌、聯合報四家媒體個案進行資料分析，針對個案如何在內容、活動、通路經營其健康分眾，深化與讀者的關係，本研究發現歸納出媒體建立分眾關係之檢視表，媒體可基於集團資源運用關係檢視結果，作為建構商業模式的依據。 本文研究發現媒體產業與健康分眾建立關係的過程，共分為四層關係，從最淺層的單向提供健康衛教等資訊；如進展到第二層關係，媒體可獲得來自健康分眾的回饋，並因此改善所提供的各項產品或服務；第三層是媒體透過健康主題活動、講座等，實際觀察到健康分眾的特性與需求；最深度的關係是第四層，媒體成為健康分眾的平台，由分眾所創造出的內容，成為媒體內容、產品、服務的一部份。 新聞媒體未來在經營健康分眾時，可將自家已提供或欲提供的內容、產品或服務用這四層關係的模式自我檢視，再與其他可能的競爭對象對照，決定集團該如何利用、增補資源，提升與分眾的關係，從中創造新的機會。

傳播媒體一向被視為大眾感官的延伸，也被視為大眾與社會之間的橋樑角色，就是意味著傳播媒體應只是傳播資訊，而不做主觀的介入。新聞傳播旨在反應社會動態，使大眾得以認知其所生存的環境，故需保持客觀。而新聞傳播媒體如僅強調傳播新聞，而不顧新聞價值對閱聽大眾的感染影響，會使得新聞傳播成為惡質傳播，而導至社會品質的墮落和惡化；傳播媒體會受制於用以展現客觀事實的資源，例如篇幅、傳播技術、播出時段與傳播工作者的素質。兩岸傳播媒體只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次系統，常會受制於其他更強勢的次系統，例如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本文所指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係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的傳播媒體交流往來互動的狀況。 台灣政府為推展兩岸傳播媒體交流，自1989年起採取一系列開放媒體採訪之措施 來彰顯新聞自由，並作種種努力，希望藉由傳播媒體交流來加強兩岸人民的認識與了解。本研究試圖以文獻分析法了解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過去、現在，進而描述、預測未來的願景，並藉以達到（一）將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之重大事件依發生時序進行文獻之閱讀與分析，以了解事件發生之背景、過程與後續發展。（二）對兩岸政府決策之層級、機制與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分別從政策面與制度面研究雙方對於傳播媒體交流事件之決策機制運作模式。（三）對兩岸傳播媒體交流所產生之正、負影響進行評估，以探討對於國家安全之影響。等三項研究目的。 中共「國務院」在1989年9月頒布「關於台灣記者來大陸採訪的管理辦法」對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的申請、管理、接待等事項，規定得極為詳細。從這份對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法規限制，即可看出中共方面對台灣記者在大陸的採訪視為一項極富政治色彩的工作，而台灣政府在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管理方向就顯得較為寬鬆，行政院新聞局及大陸工作會報所訂定的管理辦法，是以規範台灣新聞從業人員前往大陸之採訪為主，注意事先的申請、報備。對於大陸新聞從業人員的來訪，則較偏重技術性、實質性的問題。 兩岸傳播媒體交流的過程中，因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落差太大，故相互指責對方阻撓的時間和精力，遠大於去突破和充分利用已經可以交流的管道和機會來發揮其最大的交流功能，因此多次、大量、不斷的申請就是打通管道的最好方法，如果不能來就多去，如果不能來也不能去就到第三地交流。總之以現階段而言，交流本身就是目的，兩岸的文化人士不應該放棄任何交流的機會，如此才能使傳播媒體交流中「政治因素」的干擾降到最低，然而不可否認雙方的媒體都無法跳脫內在與外在政治面的影響，但更値得強調的是，在政治的影響下，兩岸的媒體卻都經營出一塊「非政治的空間」。不過，大陸媒體所謂的「非政治空間」，其實政治上的作用還是占極重要的部分。而就台灣媒體而言，新聞工作者的文字則呈現多樣化的面貌，不論媒體立場如何，多數的論點都希望台海兩岸能維持一個安全理性與和諧的關係。 全球區域整合與競爭已是世界潮流，拋開政治議題不談，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合，已成大勢所趨。本文從整合作為研究途徑，發現兩岸傳播媒體交流，亦在兩岸經濟社會的整合發展下，尤其是經由兩岸人民及第三部門的推動下，正在快速密切交流，某些事務還走在兩岸主管機關之前。從純傳播媒體交流角度來看，實屬審慎樂觀的好現象，但從統獨議題或國家安全角度觀之，兩岸政府從中所做的規範，卻相對制約兩岸傳播媒體的交流，對海峽兩岸民眾互動了解，彼此觀摩學習均有負面的影響，如何適時扭轉政治氣氛，持續順利推展傳播媒體交流活動，正考驗著兩岸主管機關及決策高層的智慧。

光學儲存媒體之品牌研究--以台灣廠商為例 / Brands are more than just combined names and symbols. Brands represent more than a company, they represent a product and its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feelings. It is known that some analysts see brands as the major enduring assets of a company, outlasting the company’s specific products and facilities.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of Taiwan’s business development,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lso called ODM, has slowly transformed into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lso known as OEM. Surprisingly, relatively few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believe that the executing branding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is a core competency. Taiwan's manufacturers' success using the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model may go against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Western companies' emphasis on branding, but it has been the primary force behind the island's unstoppable growth over the years. By focusing on manufacturing, Taiwan's companies have been able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depth and variety of their offerings. Taiwan's unique relationship with mainland China has also allowed Taiwanese companies to take best advantage of inexpensive labor and factories there. This study was written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ing, specifically among Taiwanese manufactures in the optical storage media indust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is work attempts to address several questions: 1. What reasons would prompt optical storage media manufacturers to promote their own brands? 2. Is the profitability of OBM greater than that of OEM in the optical media industry? 3. Is there another alternative OBM model applied, for example, in optical storage media industry? 4. How can companies leverage their own brands while executing an OEM business model? Through interviewing select companies in the optical media industry and with the us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study hope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create a clear direction for managers devoted to brand development in the optical storage media industry of Taiwan.

無

在目前台灣股市環境中，一般的散戶投資者在資訊的取得上，相較於外資法人、證券自營商、基金經理人及市場派大戶等投資者，係處於劣勢；另一方面，影響股價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經濟外的消息、市場內部消息、公司本身的消息及經濟變動的消息等），使得個別散戶從事專業攸關資訊的蒐集、分析與解釋並不實際，且並非每位投資者均擁有此等分析的專業知識，依據林泉源（民國77年）之研究，投資者吸收知識與資訊之來源最主要為商業報紙，因此本研究選取財訊快報「主筆室」、工商時報所推薦之股票及自營商買進賣出之股票為研究對象，以民國85年3月20日至民國85年8月31日為研究期間，檢定下列四項問題： 1. 分析師推薦之股票與股價的關係，股票在受到分析師推薦後，股價是否會產生異常變動？ 2. 財訊快報「主筆室」所推薦之股票，其股價表現是否優於工商時報所推薦之股票？ 3. 投資人依據財訊快報「主筆室」或工商時報所推薦之股票進行投資，其投資績效是否優於投資人依據證券自營商買賣超之資訊進行投資所產生之投資績效？ 4. 若公司財務預測公告為好消息，分析師是否會因此而特別推薦該公司之股票？分析師推薦股票與公司財務報表之相關性如何？ 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財訊快報「主筆室」、工商時報及自營商買賣超資訊之公開，確實會造成股價異常變動，且這些資料的公開，在事件日前均已開始反應，不論原因為何，投資人均無法利用此一資訊獲取超額報酬。 2. 當財務預測公告為號消息時，財訊快報與工商時報所推薦之股票，其績效表現沒有差異。當財務預測公告為壞消息時，只有在多頭市場時期，財訊快報推薦股之績效表現明顯優於工商時報推薦股。 3. 當財務預測公告為好消息時，投資人依分析師於大眾媒體公開推薦股票進行投資之績效表現，與投資人依自營商公布的資料進行投資之績效表現，並無顯著差異。當財務預測公告為壞滿息時，在多頭市場時期，投資人依自營商公布之資料進行投資之投資績效優於投資人依工商時報推薦股進行投資之投資績效。在空頭市場時期，投資人依財訊快報所推薦股票進行投資之績效表現優於投資人依自營商公布之資料進行投資之績效表現。 4. 整體而言，只有在財訊快報「主筆室」於多頭市場時期推薦之股票與財務預測公告具較高的相關性。

在早期僅有三家無線電視台的時代，電視公司坐擁一切資源，是強勢主導廣告市場的「賣方」。但是，隨著有線電視的普及與第四家無線電視台進入市場，整個媒体購買生態已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收視率」數據，被電視台主管認為是廣告主決定下廣告比例的依據。 　　但是，收視率調查原本是為因應廣告主需要一個公平、合理的訂價系統而產生的參考數據。若真要完全以收視率決定媒體購買，那麼在收視率上吃虧有線電視的節目，便不足以吸引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但是，有線電視卻以CPRP的賣法，突破收視率不足的困境，廣告量逐年上昇，在2000年甚至超越了無線電視台。所以廣告主與媒體購買公司在媒體購買上，除了收視率外，必定另有考量。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收視率調查於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及媒體購買公司，在電視媒體廣告購買決策上的應用。在收視率調查方法不斷改進，及電視產業面臨多頻道競爭與重組的變化之際(黃葳葳，1999)，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及媒體購買公司對收視率數字的解讀有何轉變？ 　　因為廣告媒體策略的擬定，向來偏重實務工作而少理論論述，故本研究藉訪談廣告主內部專職電視廣告媒體策略之決策人員，及於廣告代理商或媒體購買公司任職之資深人員—涵蓋媒體研究、媒體企劃及媒體購買三個部門，還有電視台業務部、收視率調查機構之執行者，勾勒出研究問題之全貌，並且有以下的發現： 　　一、影響廣告主及媒體公司購買決策的因素： 　　　1、廣告主的企業內規：有效到達、成本效益、購買附加價值 　　　2、媒體的經營作為：即節目收視率和品質的表現、業務企劃能力。 　　二、收視率在媒體企劃上被當作是： 　　　1、專業媒體企劃人員為廣告主做廣告預算分配、媒體選擇的參考依據： 　　　2、專業媒體公司說服廣告主接受媒體企劃的依據： 　　　3、廣告主評估媒體投資效益的基準： 　　　4、廣告主評估媒體購買公司績效的指標：

在選舉活動期間，除了政黨原有的形象及候選人本身的條件之外，政黨的支援及候選人的特質，會影響選舉的結果，而突顯個人的特質及形象已是成為勝選的關鍵，當競選廣告商業化，便牽涉到廣告及媒體問題，且競選廣告預算已是選舉經費的重要支出，是故競選活動不再單純，則必須透過更積密的思考及策略的運用，方能呈現效果，且不會形成浪費。 本研究將著重於競選廣告媒體策略運用的分析，並採用次級資料蒐集法，研究1994～2002年整體競選廣告及各政黨競選廣告的投資趨勢、省市首長選舉、總統選舉及立委選舉的廣告量及媒體媒體策略，並試圖找出選舉活動申媒體策略運用方式的差異性。 綜觀研究結果發現，競選廣告量投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依此推論競選廣告已成為競選活動申的重要訊息傳遞工具。據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代候選人及不同政黨之競選廣告均有差異，除了不同年代因選舉環境及媒體環境的影響外，競選廣告媒體使用的開放，導致競選型態的改變，著重於廣告投資及媒體安排，更強調有效的媒體策略。 在研究中分析出其政黨、候選人特質及候選人角色的差異，也會造成廣告投資量及媒體策略運用的落差，其中候選人特質可包括領導品牌、挑戰品牌及利基品牌，當候選人處於挑戰品牌的策略時，其廣告聲量較高，居挑戰地位的候選人媒體排期較長，媒體選擇採資源的集中;而政黨資源則包括選舉經費的充裕性、政黨的支援及政黨的規模，政黨規模愈大，資源愈豐富，候選人的廣告經費運用便無後顧之憂；而候選人角色（即連任者及參選者），也對廣告量投資及媒體策略運用有不同的影響，例如參選者多較積極，採攻擊策略，且廣告量投資較多，而尋求連任的候選人，則以退為進，採保守策略。 此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競選廣告媒體策略規劃的參考，而未來的媒體策略規劃則更需因應不同競選活動及候選人特質，做最佳的媒體規劃，發揮最大效果。 關鍵字：競選廣告、媒體企劃、媒體策略

本研究以Ha & McCann(2008)從資訊環境、廣告操縱和思考出發點等差異所提出的整合性分析架構，以及Dentsu(2006)提出媒體企畫從AIDMA模式轉化為AISAS的論點，探討新科技環境帶來媒體企畫思維和架構改變的同時，國內媒體代理商如何為廣告主擬定媒體企畫？策略為何？影響因素為何？又如何在資源有限又須更有效地觸達日趨複雜的消費者前提下，認知行銷環境上的變化？本文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綜合媒體代理商之資深媒體企畫、購買及研究人員，主要採取量化的問卷調查，並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做為輔助。問卷調查採分層方式進行樣本配置，共發出102份問卷，回收101份，回收率為99%。統計分析方式包括描述性次數分配、T檢定、因素分析、相關分析和迴歸分析。 研究發現主要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1.媒體企畫思維將轉向為以「電視」為主的傳統媒體，和以「網路」為主的新媒體之「雙核心」式的跨媒體企畫思維。 2.數位時代的廣告媒體企畫不以單一媒體為企畫重心。傳播媒體必須能與其他媒體有效整合，或擁有獨特傳播功能，才能保有優勢。 3.關於媒體企畫所需求的測量指標，仍以與廣告曝光相關的量化指標需求度較高，但需加上消費者對廣告活動的回饋情形，才能完整瞭解廣告效果。 4.媒體代理商仍傾向以透過媒體虛擬形塑出的集體社群進行傳播，並引導社群間的互動、分享，以及消費者對廣告活動的涉入。媒體代理商所需求的消費者資訊仍以集體社群為主，而非個人化的資訊尋求行為。 / The media scenario has become so complex that the information for media selection and planning is specific to the target, for a sophisticated segmentation of the media in relation to a segmented target, a specific combin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signing of advertisements in the media.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media agencies frame media planning packages for advertisers in the new era, changing media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It examines what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media planning and buying agencies’ strategy. How do they cognize the change of market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premise of limited resources and the necessity of effectively reach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consumers? The study is based on two theoretical contentions. One is an integrated model that Ha & McCann (2008) raised from the divergenc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nsumer or advertiser control, and media or consumer-centered strategies. The other that Dentsu (2006) raised is media planning has changed from AIDMA model to AISAS model. Subjects of the thesis consisted of senior media planners, buyers, and researchers of media agencies. The study adopts mainly quantifiable investigation and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as an auxiliary source. The sampling for quantifiable investigation adopts stratified sampling. The study was sent out to 102 respondents in total and received 101 returns; the response rate is 99%.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Media buyers will change their planning and designing due to various reasons when making media mix decision. Television remains a significant medium for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while the internet can be a first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o reach alternative audiences. 2.While emphasis on different audiences in the digital era, media planners tend to focus on multimedia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media, it can remai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f the planners integrated effectively with new media with different effects. 3.Media planners tend to use quantifiable advertisement criteria as measurement before they make decisions. They also use various consumer service feedback to create advertisement campaigns for help understand whole advertising effect. The quantitative and iterative nature of media planning makes it an attractive tool for media planning. 4.Media agencies still tend to conduct interviews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wide variety of community groups. The growing trend of interactive media needs to engage with community group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interactive marketing strategies.

大眾媒體時代，傳播科技昂貴，只有少數人有財力經營新聞媒體，充當公眾的新聞代理人。外加「第四權理論」加持，主張新聞自由專屬新聞媒體，自此奠定新聞特權說。但隨著專業新聞公害橫行，反映新聞自由所託非人。 到了網路發達時代，科技崇高的大牆倒下，新興媒體與自媒體湧現，人人都有機會發布新聞，突顯新聞自由的權利歸屬須重新辯證：究竟是普遍人權抑或專業特權？ 本文主張當今時代新聞自由應為普遍人權，基於權利歸屬不同，另提出新聞自由的新內涵：接收正確、充分與即時資訊的自由、免於採訪侵害的自由、享有合宜傳播法制的自由及編採不受干預的自由。提倡新聞人權，不為替代專業特權，而是期許兩造地位對等且共存共榮。不分權利主體，繼往開來的關鍵全以新聞素養為依歸。 網路無所不在，不再讓傳統媒體獨占新聞定義與傳播權，但人心拘泥於傳統記者身分的習慣卻依舊不去，導致新媒體的報導者被迫矮人一截。社會終須順應新聞人權時代，文末提出回應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