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新聞自由狀況，一直為人所關注，儘管在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觀中，中共統治下的社會，根本不存在新聞自由，但中共卻仍自豪其人民擁有高度的新聞自由，二者的對話空間誠屬有限。深受西方思潮影響的我們，應以何種態度看待大陸的新聞自由？是否該依資本主義的觀點斷定中共沒有新聞自由？另一方面，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一九九七年進入後鄧時期，經濟層面的開放措施，能否營造寬鬆政治環境，進而提升新聞自由？ 本文意在探討大陸新聞自由相關的問題，包括： 一、中共統治下的社會是否存有新聞自由？或者，中共的新聞自由理念，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如果中共也談論新聞自由，本研究則繼續探討下列問題： 二、構成中共新聞自由的組件是什麼？從馬克思以至中共現今的想法，又有何差異？ 三、中共長期以來所揭櫫的「媒介喉舌論」，與歷來大陸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史實相對照，反應了什麼樣問題？ 四、大陸新聞界歷次爭取新聞自由的事實顯示，中共官方興新聞界各自存在不同的新聞自由圖像，二者有何差異？ 五、如果大陸新聞界自改革開放以來，產生了有別於以往新聞自由的圖像，促使這幅圖像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六、就比較觀點而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體制下的新聞自由意理有何差異？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研究法，整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劉少奇、及陸定一等重要共產黨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俾勾勒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圖像。並以這套圖像，評估中共新聞自由的表現，同「大陸事實本位」的角度評估中共的新聞自由作為，避免以非馬列的思考據點，加諸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上。研究文末，並進行社會主義新聞自由與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自由理念差異的比較。 本研究發現： 一、不管外界如何批評大陸的新聞自由狀況，不可否認的，在中共體制下，仍存在一套自成邏輯的新聞自由理論。但這套理念，已非馬克思的原意，且有所違背。在中共不同的人治時期，新聞自由呈現週期性的張弛。 二、對中共而言，享有新聞自由的對象並非普遍性的存在，它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擁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來自國家所給予，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強調官方及黨為了掌控新聞的運作，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將所有媒介置於國家及黨的管理之下。 三、中共雖然歷經多次的政治改變，但對新聞自由的想法，顯然沒有任何改變，縱使是改革開放時期，媒介充其量只是擁有了商業自由，卻沒有政治上的發言權及監督權。 四、受到西方新聞理念的引介、新聞學自身的內在規律及對馬克思新聞自由思想的回歸等因素影響，大陸新聞界在改革開放後，產生了另一幅異於官方新聞自由理念的圖像。 五、大陸新聞界的新聞自由理念，與中共政權的新聞自由觀點確實有所不同，其差異表現在四個方面：新聞法制、媒介監督功能、黨性理念，及新聞自由的權利來源。 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理念，最明顯的五項差異點在於：對真理的論證、對新聞自由全體性與階級性的論證、對新聞自由權利來源的論證、對歷史唯物論與唯心論的爭論，及對私有制及公有制的論證。 七、中共雖然有著一套自成體系的新聞自由理念，但是由馬克思對於新聞自由的原意去檢證，中共約新聞自由意理及作為，顯然違反了馬克思的新聞自由觀；也就是說，倘若依照馬克思對新聞自由的解釋，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缺乏新聞自由約實際。 展望未來，期待大陸新聞自由能有所提升，端視中共能否改變其唯「黨」是從的霸權心態。

新聞自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中，鞏固民主政治與促進文化發展的基本要素。新聞自由的觀念，經過三百多年來的迴旋激盪，已成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根本大法的一部分，並且是新聞從業人員奮閈爭取的目標。 因此，在自由主義制度下的新聞事業，一方面本身獲得了飛躍蓬勃的發展，另方面也促成了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使個人的自由與天賦，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然而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近百年來，由於傳播技術的革新發達，傳播效力的日益擴大，新聞事業在商業化的潮流之下，產生了兩方面的流弊：一為報業所有權的集中，嚴重危害到新聞自由維持「一個消息與意見的自由巿場」的基礎；一為黃色新聞的流行，形成新聞自□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的重要功能。 在這種演變之下，傳統的新聞自由觀念，因為理論與實際的矛盾而飽受抨擊，於是產生了傳播媒介如欲享受權利，必須克盡義務的「社會責任」理論；而新聞自律的思想和具體行動，乃應運而生。 新聞自律的實行，必賴具體組織的推動，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的新聞界紛紛成立新聞評議機構，以推行自律。我國新聞界亦於民國五十二年九月二日，創設「台北巿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開始實行局部性的自律運動。 我國報界的這個自律機構誕生以來，已歷五年有餘的歲月，惟因制度欠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其工作似未著宏效。證諸其他國家新聞自律的發展，乃知此並非我國獨有的現象。而新聞自律的成敗，更涉及新聞倫理、自律組織、記者修養、以及國情民性等多方面的條件配合。 因此，本論文即在此一前提之下，探討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相輔而行的時代潮流，我國新聞自律運動的發韌，台北巿報業新聞評議委員會的成立及其工作表現，從而就我國現行的新聞自律制度，進行客觀的批評和檢討；並參照其他國家的成例，提出改進及開展我國新聞自律運動的可能方向，以就教於高明。

「限證政策」在我國政治界、新聞界的議題，是個「結」。從民國四十多年來，就十 直是關心中國「新聞自由」者爭執不休的熱門課題，曾掀起多次討論高潮。 究竟是「開放登記」？抑是繼續「維持限證」？論者大抵都是「公說公理，婆說婆有 理」。而依我國目前所居開發中國家的處境來說，需要何等的「新聞自由」程度，才 能符合真正的「新聞自由」？有沒必要仿效先進國家儘可能不設限，保障憲法所賦予 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二者利弊如何？這些問題交織一幅「網」，必須層層去 剝落這些「綱目」，才能對「問題」有所洞燭，進而發現「癥結」，予以「解決」。 本文擬從下列途徑來分析研討這些問題： 第一章 分三節。先就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問題、方法及限制去界定、廓清本研究範 圍。 第二章 分四節。予本題下定義，進而回顧「限證政策」的歷史背景、沿革及目前我 國報業現況。 第三章 分五節。探討「限證政策」所考慮的因素，並逐項加以剖析。 第四章 分三節。研究「限證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及其法令依據。 第五章 分四節。介紹「新聞自由」理論，並深入探討「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新聞管制」、「開發中國家的新聞自由」等類目。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係就前五章所述，予以總結，並提出幾點建議。

傳媒的「社會責任」一辭，彰顯對於其社會功能之發揮，以及公共利益之促進，有所想像與期待，並普遍展現於各種論述中。作為一種「理論」，源於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由傳媒大亨Henry Luce推動成立「新聞自由委員會」，批判商營傳媒競逐利潤之扭曲表現，並提出報告強調「自由伴隨責任而生」；不過，在大戰背景下的政府擴權，引發傳媒集團憂心，拋出「商營維持獨立」以維護新聞自由的呼籲；又基於第四權理論，更確立「如果不要政府介入，傳媒必須自律」邏輯。 社會責任論影響深遠，分析2009年台灣三大傳媒事件論述，傳媒對於所謂社會責任之認知與詮釋，與五十年前的美國樣貌趨同：政府行動是「管制」，商營（回歸市場）才享有新聞自由，第四權方能發揮。印證社會責任論未對症下藥，企圖將道德良知制度化，輔助機制有限下，成效不彰，而社會責任論的工具性使用，無法解決其本身也意識到的傳媒「經濟基礎」問題—產權與財源。就前者而言，除政府控制與市場化，尚有「公共產權」一途；後者來說，調整或重分配傳媒財源結構，營造良善生產環境。在此，公共政策能夠扮演重要角色，國家不一定只是新聞自由的天然敵人，除了「管制」也得以「規劃」傳媒作為一集體資源的發展。

為了避免代議民主所產生的政治疏離感，加強公民間的聯繫以及政治參與，審議式民主近年來受到相當廣泛的討論。審議式民主的核心概念乃是透過人民深思熟慮的審議，以理性溝通、公開論理的方式，在決策過程中充分表現公民的多元觀點，獲得更高的民主正當性。審議式民主政治中，為了能透過開放的討論過程，達成公共審議的目標，公民勢必需要瞭解公共議題的各種不同多元觀點，而這恐怕並非目前商業化競爭機制中的媒體所能提供的。欲解決民主政治與媒體商業競爭所造成的惡性循環，本文乃提出審議式民主與大眾傳播媒體互相配合的論點，政治改革與媒體改革同時進行，一方面透過政治參與以凝聚公民意識，並改善媒體市場競爭亂象，如此方可能有效的打破媒體與政治的惡性循環，為民主生活的實踐帶來新契機。

大眾媒體時代，傳播科技昂貴，只有少數人有財力經營新聞媒體，充當公眾的新聞代理人。外加「第四權理論」加持，主張新聞自由專屬新聞媒體，自此奠定新聞特權說。但隨著專業新聞公害橫行，反映新聞自由所託非人。 到了網路發達時代，科技崇高的大牆倒下，新興媒體與自媒體湧現，人人都有機會發布新聞，突顯新聞自由的權利歸屬須重新辯證：究竟是普遍人權抑或專業特權？ 本文主張當今時代新聞自由應為普遍人權，基於權利歸屬不同，另提出新聞自由的新內涵：接收正確、充分與即時資訊的自由、免於採訪侵害的自由、享有合宜傳播法制的自由及編採不受干預的自由。提倡新聞人權，不為替代專業特權，而是期許兩造地位對等且共存共榮。不分權利主體，繼往開來的關鍵全以新聞素養為依歸。 網路無所不在，不再讓傳統媒體獨占新聞定義與傳播權，但人心拘泥於傳統記者身分的習慣卻依舊不去，導致新媒體的報導者被迫矮人一截。社會終須順應新聞人權時代，文末提出回應對策。

記者擁有自主權之重要性，對記者而言，是提升其專業性之指標；對社會而言，則可實踐新聞自由，維護民主政治。過去研究將自主權當作是衡量記者是否為專業人員之重要指標，當一個職業漸成專業時，其自主性則隨之提升。記者擁有充分之自主權之後，他們才能稟持專業意理，監督政府，保障人民之自由權，以維護民主政治。 　　本研究試圖從兩方面探討記者自主權：一、記者工作上的自主權；二、記者在新聞部門之決策參與權。記者工作之自主權，則從記者採訪、報導、寫稿之例行新聞工作中，探討記者在工作中所擁有的自主權。至於，決策參與權，則包括薪資、福利、人事、經費各項決策項目，記者所擁有之決策權。除了研究記者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外，還試圖探討記者期望的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際擁有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在新聞採訪、寫作方面擁有相當高的自主權，只有在交稿方面，擁有自主權較低。而期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方面，記者希望在採訪、寫作方面擁有較高的自主權。 　　在實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結果發現記者在各項決策中，參與權皆相當低，只有在發生重大爭議事件決定報社立場時，記者參與權較高，大多數記者認為主管在這方面會徵詢記者之意見，再下決定。另外，在期望擁有決策參與權方面，大多數記者希望在決定報紙走向及員工福利之決策，有較高的參與權。 　　至於在影響工作自主權及決策參與權之因素，研究結果推論，比較重要之因素是記者採訪路線及報社型態。不同路線之記者會覺得實際擁有採訪寫作之自主權有差異；而報社型態會影響記者對實際擁有的工作自主權之評估，及影響記者期望擁有報紙走向參與權之評估。

犯罪新聞常是公眾矚目的焦點，在資訊流通快速的現代社會，許多犯罪事件尚未進入司法程序，即因媒體報導而公眾皆知。如果人人對該事件中被指為犯罪者已有定見，對其而為的司法程序又如何能在不受輿論壓力的情形下進行？當「媒體審判」取代了司法審判，法治國原則已盪然無存，當事人權利更受侵犯。然而，這牽涉到許多層面的問題，諸如偵查目的之維護、當事人之人格權、公平審判、無罪推定、社會治安、新聞自由等等，複雜至極，如何在其中尋求平衡點，益顯困難。本文從偵查不公開原則談起，探討偵查資訊對公眾公開的各種問題，分析偵查不公開所保障的各種權利之間如何折衝，並參考美國、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的立法例或實務見解，與我國現行法制情況進行比較，試圖建構可運作的法律體系，最後並討論在偵查資訊已然公開的情形下，如何進行補救及處置。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目的，在於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與 國父、先總統 蔣公及 經國先生的新聞思想，建立適合現階段國情需要的新聞政策，以指導我國新聞事業配 合現代傳播科技的發展，不斷求進步並發揮最大功能，本論文主要是採歷史研究法， 根據文獻歸納心得。 第二章將世界新聞思潮的演進劃分為三大階段－爭取新聞自由、建立自由而負責的新 聞事業，要求雙向且平衡流通的國際新聞自由。同時介紹 國父、 蔣公及經國先生 的新聞思想，以及證明 國父三民主義新聞思想的優越，在這方面是先知先覺，其思 想精神歷久彌新。 第三章世界新聞政策的趨勢，分別介紹瑞典、西德、日本、南韓、印度五國的新聞政 策，從新聞自由的尺度、新聞事業的制度及新聞自律組織的發展三方面說明。 第四章敘述我國新聞事業及新聞政策的演進，並從其中得知建立三民主義新聞政策的 重要性。 第五章乃研究現階段我國的新聞政策，研究重點與第三章是一貫的，就新聞自由的尺 度言，主張有限制為所應為的自由，新聞事業須受各種法律的約束；就制度言，主張 報紙及通訊事業採公私營並行制，廣播電視業採公營制，就新聞自律言，主張強化自 律組織，加重職種，以確實發揮作用，最後則詳細列舉新聞政策的具體藍圖。 第六章結語。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方法，探討美國軍隊與媒體關係，特別以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及2003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期間，雙方的互動做為研究的重點，進而歸納出影響美國軍隊與媒體關係的關鍵因素。 長久以來軍隊和媒體就是兩種幾乎完全不同的角色。美國軍隊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和嚴密的組織，其權力結構呈現金字塔形，講究對命令的絕對服從，並強調三大信念：責任、榮譽、國家。軍隊體系內的人員階級分明，儘管個別成員可以因工作理念上的不同與上級力爭，但最後仍要服從上級命令。軍隊任務的達成主要是仰賴團隊的協調合作。在文化上，軍隊是屬於較封閉的團體，成員與主流社會隔絕而自成一體。 大眾傳播媒體則包含有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以及廣播、電視與電腦網路資訊等電子媒體。媒體中主要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員是編輯與記者，他們以公正、客觀與平衡報導等為主要的工作準則。媒體間和記者間強調競爭，並認為競爭是一種組織和個人成功極為重要的動力，在媒體組織內個人才能的發揮有很大的空間，並且受到很大的尊重。 從兩次波斯灣戰爭分析，美國軍隊與媒體關係並非呈現規則曲線發展，而影響軍方與媒體關係的關鍵因素主要有四點：一、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二、軍隊自制與媒體自律。三、國內輿情與國際情勢。四、軍事科技與傳媒科技。惟儘管這些複雜的因素相互衝擊，使軍方與媒體關係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但美軍與媒體亦逐漸從彼此頻繁的互動中，得到許多教訓，從而建立一套雙方大致可以接受的解決問題模式，以改善彼此關係，創造軍隊與媒體及國家人民三贏的局面，殊值各國借鏡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