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是企圖了解守門人一記者，如何進行工作？在他的作決策時，可能與那些因素有關？研究的重點在探討認知形式與記者報導新聞的關係。認知形式以場地獨立性或場地依賴性；以及信念系統開放性或對閉性為範圍。 研究對象是台北市三家日報－中央、中國、聯合及三家晚報－大華、民族、自立的記者，首先給記者施以認知形式的心理測驗，然後又以向卷方式，訪問記者對十五則不同類新聞的新聞角度的選擇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 一、記者對於新聞角度不論就「個人喜好」的觀點或就「新聞重點」的觀點作選擇，都確有差異存在。對於同一新聞，記者所認為的新聞重點不一樣，所喜歡報導的角度也不一樣。 二、記者的性別、新聞教育背景、工作興趣都不是造成選擇新聞角度差異的可能因素。 三、與新聞角度的選擇偏向有關的是認知形式的場地依賴性，愈是聲地依賴的人，對新聞角度的選擇愈偏向描述性。場地依賴性對其變異的解釋力達百分之十二。 四、工作經驗的長短也與新聞角度的偏向有關，工作經驗愈長，對新聞角度的選擇愈少偏向人物方面。不過工作經驗長短對其變異的解釋力只達百分之四．六。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要緊扣記者其人，重現他們在新聞史上應有的地位與歷史意義。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各報刊對該詞的使用來觀察，「記者」概為報刊主筆自謂之詞，所以幾乎都是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再者，在「記者」一詞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同時，「訪員」、「主筆」等詞的使用在各報刊上也常司空見慣。當時，沒有一個新聞從業者對這種現象有過疑問，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好強調的「必也正名乎」，似乎在這個業界毫無發展空間。新聞從業者開始日趨專業化後，「訪員」「主筆」與「編輯」也隱然發生變化。逐漸的「記者」一詞彷如磁鐵一般，將上述各詞一一吸納其中，「記者」始成為新聞從業者的泛稱。隨著新聞工作範圍擴大，職業分工愈細的結果，「記者」一詞反定位於一尊，然而與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始終不斷。從近代中國新聞相關從業的精彩故事，也可展現近代中國多重變遷的一個側面。 記者的專業建立勢必與國家管控新聞的作法產生扞格，這就產生了國家與記者間的極度緊張。記者不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需接受一套完整嚴密且極其深奧的專業知識培育。記者也不需要通過國家考試系統的測試，來取得一個專業執照。因此，新聞從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相對醫師、律師、會計師而言，門檻相當的低，這也就難免容易讓人質疑其專業所謂其何了。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性報紙的生產方式如實反映了新聞業者的專業低落現象。加之有些素行不良的記者，以新聞報導為其個人發橫財的工具，極盡歪曲捏造之能事，全然喪失新聞實務（追求報導的客觀公正）和記者素質（職業的倫理道德）。 本文擬另闢蹊徑，對記者在歷史脈絡中如何出現，及其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從刻工、印刷業務的襄助到主筆編輯工作的擔負，甚至一躍為出資報人，最後到民國新聞記者的出現，這其中的內裡變化，包括新聞報道、報社文化、記者社群、公眾輿論的形塑、社會影響等等，都有著極鮮明的文化融合與再造的歷史意涵。透過這些觀察希望對於記者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及其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遷場景的作用，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上市(櫃)公司創新活動與公司管理當局舉辦記者會之間的關係。詳言之，創新活動愈多的公司，是否舉辦記者會的誘因、次數以及討論的詳細度也較多或愈高，以降低財務報表無法表彰創新結果所引起的「會計性資訊不對稱」；其次，本研究也預期，記者會提到較多的創新活動時，市場給予比較高的津貼。實證結果顯示，第一，創新活動與舉辦記者會的機率、頻率呈現正相關，且就有召開記者會的樣本而言，創新活動愈多時，會中提到創新活動的內容也比較詳盡。第二，實證結果也發現，創新活動愈多時，召開的記者會具有較高的異常報酬，且未來經營績效也較佳。此一結果的含意是：面對面動態溝通的記者會，可以提供有用的訊息給投資者評估公司的創新情況。 /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with press conferences. Specifically, we predict that, to reduce the accounting-related information asymmetry derived by innovation activities, firms with higher innovative activ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held press conferences. Furthermore, we also predict that information content of press conference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s. Consistent with our expectati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ikelihood and frequency of press conferences are higher for firms with more innovative activities compared to firms with less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more innovative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discuss innovation activities during press conferences. Secondly, we also find that market premiums are higher for firm with more innovative activities. The implication for this finding is that disclosure based on face-to-face or other interactive contact with the audience (e.g., press conferences) typically has greater effect in decrease in information asymmetry derived by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Studies have shown a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journalism education provides and what the industry desires.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lies in the absence of providing procedural knowledge to students in classrooms.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is issu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interactive model adopted by the Student Sports Union. Employing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eight journalists in the Student Sports Union (SSU) became expe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SU journalists’ SDL model promot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hands-on experience, and an applied skill set for journalism, which are useful for transforming student journalists from novice to expert.

2005年爆發台灣首宗財經記者勾結金管會高層的股市禿鷹案，記者涉嫌非法以職務之便報導股市消息，從中牟利千萬元，不但震撼記者圈，也讓媒體機構驚覺從此必須要加以記者規範利益迴避；隔年又發生財經記者涉嫌勒索台灣首富事件，突顯專職報導上市櫃企業動態與企業主的財經記者，所面臨的利益衝突問題。 本研究深度訪談14名不同媒體與年資的記者，發現記者的利益衝突可區分為餽贈、兼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及媒體機構與大股東的商業與政治利益等五種。不同的利益衝突帶來不同對新聞報導的影響，但普遍而言，利益衝突影響新聞方向的程度，依序為媒體利益（包含置入性行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餽贈、兼職。 研究發現，台灣的新聞採訪「送禮」的陋習由來已久，利益衝突是財經記者在實務上不能避免的問題，恪遵利益迴避原則可能影響記者的新聞表現。本研究也發現，媒體機構訂定具體明確的規範，記者越不能刻意利用職務去謀取私利。 訪談發現，「企業出錢、記者請假、媒體刊登」成為企業招待記者出訪，以圖撰寫報導的固定模式；不少受訪者被迫以記者之名撰寫置入行銷稿，而感到無奈與憤怒。記者待遇不佳、成為貪圖業外收益的主因。 證交法2005年修法之後，把記者納入內線交易的規範範圍，最重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一半以上受訪者仍然不清楚其採訪工作可能帶來觸法的風險，勾勒出台灣財經記者缺乏法制觀念的現象。

本論文旨在探討影響新聞人員專業獨立性的因子。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我國報業編 輯、記者為對象，探討其生活滿意度、對勞動基準法中有關法則之看法、以及對同業 公會之期望等。 一、序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有關研究與文獻探討。 三、新聞人員專業保障之研究。 四、研究結果之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並討論「立院－媒體」共生現象以及新聞因素是否會對國會記者專業性造成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自民國93年6月9日至6月15日以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進行施測，共發出13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94份，回收率為72.30%。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會記者是一群平均年齡在30歲上下、男性較多、具有高學歷背景且新聞相關科系畢業、新聞工作年資平均在四年以上、擔任國會記者的年資平均兩年。 二、國會記者非常同意「立院－媒體」共生現象，且大多數認為自己必須跟立委維持良好互動關係以利交換新聞資訊。另外，大部分記者也不否認立委藉由提供新聞稿、新聞資料的方式而主導了新聞內容。 三、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在專業性評量上最重視「專業能力」、其次是「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識」，最不重視「專業承諾」。 四、本研究經由因素分析原架構中專業性二十五題項後發現，國會記者專業性清楚呈現出六個因素，即是「專業能力」、「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承諾」、「教育背景」與「定期進修」，評均分數仍是專業能力最高，其次是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定期進修、教育背景，專業承諾分數最低。 五、大部分國會記者同意自己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自主權，但是對於新聞政策配合度仍然非常高，即使編輯台規劃方向與自己規劃的報導內容立場有所衝突，大多數的國會記者仍表示會盡量配合編輯台。 六、媒介類型不會影響國會記者專業性，但是人口變項中是否為「新聞相關科系畢業」、「政黨立場」與「擔任國會記者年資」則與其專業性有關聯性。 七、本研究發現新聞室修改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情形普遍，超過五成以上的國會記者表示自己經常或偶爾因為「增加閱聽眾興趣」、「改善新聞正確性」或者「增強政治平衡」因素，而被新聞室中其他人修改自己已經寫好的新聞稿。 八、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評估共生現象、新聞室修改記者新聞稿情形之間並無關聯性。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國際新聞對地球村的每一個人來說都不再是可以漠視、忽略的一塊新聞領域，傳播媒體每日耗費難以計算的人力、財力，快速、詳實地將國際新聞傳送到閱聽眾手上，幕後卻有一群默默布線、採訪、報導的駐外記者，不過，他們的努力與付出卻不是外人可以看到的。本研究旨在探究這群駐外記者的甘草人生，研究對象鎖定國際媒體派駐在台灣採訪的「駐華記者」。 本研究目標包括以下幾項，分別是： 一、描繪駐華記者的個人特質、專業背景。 二、探究駐華記者融入台灣社會的方法，進而展開新聞佈線、蒐集資訊、採訪報導。 三、探析駐華記者在台灣的工作模式、採訪特質。 四、了解駐華記者對台灣新聞的思考與取捨。 　透過質化研究的深度訪問方法，本研究發現，來自四面八方的駐華記者不是只負責採訪、報導之工作，他們經常思索著在遠端的閱聽眾需要什麼新聞，進而將台灣的訊息篩選、轉化為閱聽眾想看的新聞，正因如此，他們需要有良好的專業精神，保持「做中學」的工作熱忱，不但經常邊做邊學，還不忘時時進行在職訓練。在語言能力方面，雖然不是決定駐華記者勝任與否的關鍵，但駐華記者普遍都有不錯的語言能力，會說英文、中文，有些駐華記者甚至有三種以上的語言能力。 　研究結果也發現，因為人力有限，十分依賴台灣本地媒體的新聞報導，在「追新聞、跑新聞」的工作模式中，因為都是單兵作業，報導新聞的得失責任完全一人扛，所以他們更強調查證工作的進行，正因為重視查證工作，駐華記者平時必須勤於新聞布線，廣為建立官方與私人的人脈關係。 　另外，駐華記者雖然人在台灣，不過他們關切的新聞重點卻是兩岸關係，原因是兩岸關係牽扯到區域和平、經濟合作與成長，其次才是台灣重大突發事件、政治或經濟議題，顯見台灣新聞在國際新聞的場域中並不十分獲得重視，卻是兩岸的微妙互動引發國際媒體的關切，派人常駐台灣採訪。

資訊科技是一種知識，也是一種新的文化，在引進新的科技之時，必然會與原有的傳統文化發生衝突，資訊科技的發展將對工作內容、工作方式與組織管理以及勞工關係造成影響。勞動型態將會產生距離策略的勞動彈性化，工作不再侷限於固定的時間、工作地點，勞工可以遠距離工作，在家工作，但也減少了人際關係的相處機會，工作更重視智力而非體力，且將對原本的勞資之間互動產生了新的影響，電傳勞動即是一種順勢而生的一種非典型工作型態。 電傳勞動是勞動市場彈性化運作之下，產生的新興工作型態，電傳勞動在歐美各國都實行已久，使用電傳勞動的企業與人口已經有一定的提升，現階段我國尚未就電傳勞動制訂專法加以規範，因此電傳勞動者在我國之法律地位仍須依照傳統勞動法原則規範之，勢必對我國勞動法規帶來相當大的挑戰，對電傳勞動者的保障更是不足。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從中發現全職受僱的電傳勞動者在我國現存的勞動關係體制之中所產生的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電傳勞動的工作方式有別於傳統的集中職場，勞務給付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呈現分散與多樣化之下，對我國勞動法規的確實帶來衝擊。電傳勞動者在工作時間、薪資結構與計算方式、教育訓練、員工調動以及其他企業內的福利，包括休假、職業災害認定與補償等，確實與一般傳統勞工有些許的差異存在，而我國的勞動法令都是依據傳統的工作方式所制定，因此有許多適用上的困難與模糊之處，而在缺少法令規範之下，對於從事電傳工作之勞工易造成權益上的損害。 在集體勞動權益方面，電傳勞動者的特性即工作場所分散，不易接收工會方面的訊息，且勞工之間缺乏互動與溝通，在勞動意識上本就不易凝聚，此外，電傳勞動者往往強調專業以及獨立性作業，對於工會的依賴性並不高。工作地點的分散，使其很難對組織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造成流動率偏高，缺乏集體意識。另一方面，我國工會的功能不彰，缺少與雇主協商的能力，在保障會員的權益上有限，以致於電傳勞動者加入工會的意願上並不高。 綜合以上所言，電傳勞動的工作型態突破了固定工作時間與地點，對於電傳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與權益的確會造成一定影響。雖然在台灣並無電傳勞動者的統計數據，但依照國外的發展情況，再加上我國通訊基礎設備日益完善，電傳勞動在台灣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應及早研擬因應之道，以維護並保障電傳勞動者的勞動權益。

本研究試圖以社會智能之觀點切入，初探記者採訪、報導創傷受害者所運用的社會認知、知識及行為技巧，聚焦於記者如何運用社會智能去平衡人際、工作任務及情境等面向，以順利和創傷受害者互動、同時完成工作任務。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視角，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訪談 15 位國內記者，對象同時包含電子/平面、文字/攝影、都會/駐地記者等。研究結果發現，在工作過程中，記者確實運用社會智能去解決採訪、報導創傷受害者所遭遇到的問題；且其社會認知及技巧的展現是相當豐富且細緻的，這是傳統的新聞學說(如：客觀的專業意理)難以詮釋及涵蓋的。此外，由於創傷情境之特殊性，因此記者於工作過程中會產生許多複雜的情緒感受，如無力感、挫折感等，且為了順利完成工作任務，記者還必須加以管理、運用自己的情緒感受，如：隔離自我的情緒感受，但仍運用同理心去理解創傷受害者。最終，在記者社會智能的職涯變化方面，訪談資料顯示，記者的社會智能實為一不斷修正、演化的能力，會隨著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或工作經驗的刺激而不斷學習、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