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要緊扣記者其人，重現他們在新聞史上應有的地位與歷史意義。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各報刊對該詞的使用來觀察，「記者」概為報刊主筆自謂之詞，所以幾乎都是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再者，在「記者」一詞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同時，「訪員」、「主筆」等詞的使用在各報刊上也常司空見慣。當時，沒有一個新聞從業者對這種現象有過疑問，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好強調的「必也正名乎」，似乎在這個業界毫無發展空間。新聞從業者開始日趨專業化後，「訪員」「主筆」與「編輯」也隱然發生變化。逐漸的「記者」一詞彷如磁鐵一般，將上述各詞一一吸納其中，「記者」始成為新聞從業者的泛稱。隨著新聞工作範圍擴大，職業分工愈細的結果，「記者」一詞反定位於一尊，然而與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始終不斷。從近代中國新聞相關從業的精彩故事，也可展現近代中國多重變遷的一個側面。 記者的專業建立勢必與國家管控新聞的作法產生扞格，這就產生了國家與記者間的極度緊張。記者不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需接受一套完整嚴密且極其深奧的專業知識培育。記者也不需要通過國家考試系統的測試，來取得一個專業執照。因此，新聞從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相對醫師、律師、會計師而言，門檻相當的低，這也就難免容易讓人質疑其專業所謂其何了。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性報紙的生產方式如實反映了新聞業者的專業低落現象。加之有些素行不良的記者，以新聞報導為其個人發橫財的工具，極盡歪曲捏造之能事，全然喪失新聞實務（追求報導的客觀公正）和記者素質（職業的倫理道德）。 本文擬另闢蹊徑，對記者在歷史脈絡中如何出現，及其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從刻工、印刷業務的襄助到主筆編輯工作的擔負，甚至一躍為出資報人，最後到民國新聞記者的出現，這其中的內裡變化，包括新聞報道、報社文化、記者社群、公眾輿論的形塑、社會影響等等，都有著極鮮明的文化融合與再造的歷史意涵。透過這些觀察希望對於記者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及其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遷場景的作用，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文人論政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項傳統，尤於國勢危迫之際，更形發達與影響深遠。證之九一八事變後，受譽為「一代輿論權威」的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之時評文字，正反映出三○年代文人論政之內涵與價值。本文即由追述張氏生平事蹟入手，再深入探討其報論方針、思想基礎以及文境與文筆，並對照時事發展，以明瞭張社評形成之背景；接著，便將各篇社評內容之主要論點，分就抗日問題及建國問題兩方面來闡明、析論。有關抗日之詮釋，約以七七事變為分野，前期倡議緩抗備戰之說，後期則力主堅抗到底。而建國觀是以國家中心說為精髓，充實國防建設之具體事項。綜觀張說於三○年代論政潮流中，展現的政觀特質以及論點在和戰論爭、政治出路…等政治議題的定位，卒能成就出對時局的重大影響，獲得後人高度的評價。總括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的論政社評，標示了三○年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圖象：在激發民族意識的同時，蘊涵著傳統主義的復甦；在提倡循三民主義理論以致政道的同時，顯示出政治觀的本土化。復由其立言的風格表現，更讓人體會到知識份子論政藝術的歷史經驗與通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