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基本思路是要緊扣記者其人，重現他們在新聞史上應有的地位與歷史意義。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各報刊對該詞的使用來觀察，「記者」概為報刊主筆自謂之詞，所以幾乎都是出現在評論文章之中。再者，在「記者」一詞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同時，「訪員」、「主筆」等詞的使用在各報刊上也常司空見慣。當時，沒有一個新聞從業者對這種現象有過疑問，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好強調的「必也正名乎」，似乎在這個業界毫無發展空間。新聞從業者開始日趨專業化後，「訪員」「主筆」與「編輯」也隱然發生變化。逐漸的「記者」一詞彷如磁鐵一般，將上述各詞一一吸納其中，「記者」始成為新聞從業者的泛稱。隨著新聞工作範圍擴大，職業分工愈細的結果，「記者」一詞反定位於一尊，然而與國家之間的衝突、矛盾始終不斷。從近代中國新聞相關從業的精彩故事，也可展現近代中國多重變遷的一個側面。 記者的專業建立勢必與國家管控新聞的作法產生扞格，這就產生了國家與記者間的極度緊張。記者不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一樣，需接受一套完整嚴密且極其深奧的專業知識培育。記者也不需要通過國家考試系統的測試，來取得一個專業執照。因此，新聞從業所需要的職業技能相對醫師、律師、會計師而言，門檻相當的低，這也就難免容易讓人質疑其專業所謂其何了。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性報紙的生產方式如實反映了新聞業者的專業低落現象。加之有些素行不良的記者，以新聞報導為其個人發橫財的工具，極盡歪曲捏造之能事，全然喪失新聞實務（追求報導的客觀公正）和記者素質（職業的倫理道德）。 本文擬另闢蹊徑，對記者在歷史脈絡中如何出現，及其扮演的角色，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從刻工、印刷業務的襄助到主筆編輯工作的擔負，甚至一躍為出資報人，最後到民國新聞記者的出現，這其中的內裡變化，包括新聞報道、報社文化、記者社群、公眾輿論的形塑、社會影響等等，都有著極鮮明的文化融合與再造的歷史意涵。透過這些觀察希望對於記者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及其在現代中國文化變遷場景的作用，有較為深入的了解。

中國傳統小說影響當時臺灣文人深遠，除了書房教育與報刊上轉載作品，蘭記圖書部大量引進、販賣，並在《三六九小報》上刊登廣告，宣傳中國通俗小說。傳統志怪小說的思維與寫作方式，在當時的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形成互文的關係，相關作品散見在日治時期的報刊之中。 筆者檢視日治初期臺灣報刊，發現部分小說創作仍根植於中國傳統小說的基礎上，以「續衍」或「續書」作為主要方式，進一步「再創作」。所謂文學「續衍」之作，通常載有前人的聲音，甚至進一步開發新的文化議題，日治時期臺灣報刊上的神怪小說，仍多符合傳統說部的志怪形式，不脫「繼承」與「創新」的文學規律。本論文探討小說題材、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話語的繼承與改寫、作品情節結構的類似性，或主題意識的相異性等議題，藉此觀察日治時期臺灣報刊神怪小說的「續衍」現象。續書作者透過小說「形塑」或「再現」現實世界，與當時的文化語境對話，以原著為基礎，衍生為屬於臺灣本土的時間、空間和情節，成為一種「續衍」的文學記憶。 除此之外，當時的有識之士，大力抨擊怪力亂神、迷信的陋習，並利用報刊上社論與小說的普及性，達到啟蒙社會的功用。反映當時臺灣社會複雜、多元並進的生活型態。傳統文人為了在新與舊的抗頡之中取得平衡，不僅批判舊習俗中的陋規，也反思太快的現代化，在臺灣造成的種種亂象。觀察在報刊上連載的文本，可以看出臺灣文人承襲中國小說的傳統，便使其產生變貌，成為一種在地的詮釋觀點，見證了當時臺灣的現代性與在地性。本論文找出上承中國志怪傳統的證據，更進一步以續書理論、時空的變遷、報刊特性等等觀點，釐清臺灣傳統文學與中國的延續關係，建構屬於臺灣本土的「神怪敍事」。

《語絲》堪稱周作人編輯生涯中最著名的刊物，並且繼承《新青年》、《新潮》，成為延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雜誌。歷來《語絲》研究，多討論其文學史地位或分述各個作家表現，本論文則以周作人編輯理念為經，運用副刊編輯學、社團研究、文學社會學、大眾傳播學、公共領域理論等研究方法，著重探討周作人編輯理念的演變過程、《語絲》和當時報刊環境的互動關係、《語絲》對後世影響三方面，並歸結出《語絲》在報刊史上的定位。 周作人編輯《語絲》前的思想，主要以「人的文學」及「民俗學」為重心，到了《語絲》時期，更將重心放在個人與國家，運用小品／雜感等散文體式進行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提倡「生活之藝術」、「國民文學」，排擊「薩滿教」思想。周作人的理念落實到報刊環境中，一方面與「語絲社」同人並肩作戰，運用晚清報刊以來的「遊戲文章」等傳播手法建立公共輿論，一方面則與「現代評論派」圍繞女師大風潮、叫局事件、三一八事件、津貼事件等時政進行筆戰，《語絲》因其「敢言」而樹立起報刊史地位，然而這種特性，也使其成敗將與時政共同浮沉。《語絲》對後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讀者對於民俗及時政相關篇章的熱烈回應，以及後世雜誌――特別是林語堂《論語》系列雜誌――對其幽默性靈小品、生活之藝術、中庸之道理念的拓展，使其在商業雜誌繁盛的1930年代開花結果。藉由周作人《語絲》的理念、實踐、影響三方面探討，可以較為全面地理解一代知識分子如何利用新興的中國現代公共領域――學校、社團、報刊等機制，體現其啟蒙淑世理想。

1966年，中國現代史上爆發一場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由中共最高領導人所發動，數千萬青年響應，做出許多難以理解的瘋狂行徑，例如「破四舊」、使用熱兵器的大武鬥，嚴重衝擊當時的黨政機關與社會秩序，甚至徹底洗滌了中國人的內心。官方宣稱的文革已經結束了近40年，卻仍有許多老人挺身而出，對著媒體述說著往日的故事，懺悔昔日的罪過。 是什麼原因讓這些老人願意在遲暮之年揭開傷疤悔過？甚至開記者會或登報道歉？儘管有個人的回憶錄紛紛問世，中國大陸媒體也在2013年的夏秋之際密集報導紅衛兵懺悔的種種故事，但那都屬於個人的故事，過於瑣碎。要重建歷史現場，除了高層政治活動以及底層群眾的回憶，筆者試圖使用基層革命群眾組織報刊（又稱文革小報、紅衛兵小報），去揭示一個廣泛具有群眾基礎，卻又代表地方基層觀點的「文革」。 筆者希冀能用「文革」研究去釐清一些歷史真相，還原本來面貌，也為了療癒廣大曾受這場政治運動迫害的民眾，達成生命、心靈上的救贖。因為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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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刊於西元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由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所編。該刊為中國近代第一份發行於廣州的中文期刊，長久以來在晚清報刊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開往後中國報刊之先河。本篇論文主要是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研究對象，就刊物的內容作細密的爬梳與分析，欲從宗教刊物的書寫中探討文字的底層意蘊，突顯傳教士在書寫的過程中，如何運用既有的西方現代化知識與基督宗教教義相互結合，藉由嫁接、挪移、拼貼的書寫方式，自成一套帶有基督教觀點的知識體系傳遞給中國讀者，並顯示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時，相互涵化、翻譯、轉譯與融合的過程。最後，筆者欲還原宗教報刊的宗教本質，針對早期海內外學者在報刊史上多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定位為從「宗教轉變到世俗」的一份刊物作檢討與修正，試圖對宗教報刊的研究開創新的研究面向與研究途徑，並對此份刊物的定位重新評價與反思。

本論文主要以梁啟超戲劇觀和劇作為中心，但是牽涉的領域擴及梁啟超政治、歷史、教育、文學等思想觀念，也包括他的政治活動、報刊事業。對照探索的還有晚清的戲曲發展、報刊時事劇發展、戲曲改良運動和時事新劇搬演的論題。因此本論文預期的成果有三大方向： (一)、探討梁啟超戲劇觀與劇作的形成背景與發展過程。 (二)、梁啟超戲劇活動概況與近代劇壇中的位置。 (三)、梁啟超戲劇觀對近代戲劇發展的貢獻與延續發展。 各章論述重點如下：首章論述晚清局勢與學術思想概況，並介紹梁啟超個人生命幾個重大階段，包括進入政治活動前的接受傳統教育階段、與康有為師生積極參與政治階段、維新運動後逃往日本辦報階段，以及辛亥革命之後到去世前的學術階段。另外介紹影響其文學主張的重要師友，探討其戲劇改良理論形成的背景。第二章則以晚清劇壇發展與小說界革命為論述重點，以明梁啟超「戲劇改良」主張在近代戲劇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位置。並且考察其戲劇改良理論的形成過程，從報刊與戲曲的結合中，尋找出戲劇新變之處。第三章，進一步探索本論文中心文本《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班定遠平西域》等重要作品的取材、情節與主題，並且深入討論其創作藝術特色。第四章則綜整其戲劇相關論述，並參照其作品特色，歸納出梁啟超的戲劇觀。第五章從梁啟超創作現象延伸思考，探討其創作文本與搬演性、創作中斷等論題。歸納其對於近代戲劇的貢獻，並從戲劇改良運動的發展，觀察其戲劇觀的延續發展。 梁啟超不僅是從傳統科舉士子過度到新時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更身兼政治改革推動者和報刊界領袖的身分。梁啟超的戲劇觀與時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連，其各種文學觀點更建立在「維新運動」的理論之上，而近代文學運動又受到梁啟超的啟迪極深。他以「小說界革命」包舉其「戲劇改良」理論，另外從他認為「革命」包含Reform和Revolution兩個概念來論，梁啟超的「戲劇改良」具有兩個層次，一是對於原有的文學體裁和劇種體製僅作修正，真正徹底翻新、變革的是其所承載的主題思想與內容。而以「舊瓶裝新酒」作為比喻，「舊瓶」指戲劇原有的體製形式，「新酒」是梁啟超真正要全面變革的「主題思想」。 梁啟超親自示範「新傳奇」的創作，為了將新思想帶入作品，因此援引西史「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記作為題材，不僅「援史作劇」還「以劇喻今」，將劇中「紫髯碧眼兒」充作「優孟衣冠」，達到醒民、教育、宣揚愛國精神的「政治功能」。梁啟超創作的劇作包括傳奇劇本《劫灰夢傳奇》、《新羅馬傳奇》、《俠情記傳奇》另有《花木蘭傳奇》殘稿五頁；另有為學生演劇創作的廣東戲劇本《班定遠平西域》。這些劇作所傳遞的主題思想包括一、揭露社會的頹敗現況，喚醒群體憂患意識。二、讚揚英雄與游俠「捨己無畏」的精神，召喚救國志士。三、強調國民教育與國民責任。四、闡揚尚武精神，革去「疲弱」的民族形象。五、灌輸女子平權與新社會觀念 。六、表達對國家改革的殷切盼望。雖完整作品僅《班定遠平西域》一部，但透過劇作實踐，可以使其歸於「小說界革命」中的「戲劇改良」主張能夠展現「獨立」的樣貌。 在劇本的藝術表現方面，梁啟超仍依照傳奇體製進行創作，但在舊有形式上稍作變革。除了因應故事跨時之久、史實人物眾多，因此在腳色出場次序、行當安排需作權變之外，仍運用上場引子、賓白、曲文、科介、曲牌聯套、淨丑科諢、下場詩等傳統形式進行創作，雖偶有出律犯規之處，但仍保留了傳奇的樣貌。在劇本形式上的變革，主要是在曲文賓白與人物塑造這兩方面。梁啟超將自創的「報刊體」風格運用在曲文賓白的撰寫上，包括使運用新語詞和口語化的書寫風格，尤其利用淨丑科諢，大量使用新詞彙還加入了外國語，做了全新的嘗試。而主角賓白唱詞，仍維持「典雅」風格，點染新語詞、新概念之後，形成一種新意境。在人物塑造方面，除了利用賓白曲文表現之外，透過全新的「穿關」、「砌末」塑造出「西洋人物」形象，另外還利用「演說介」、「讀新聞紙介」、「宣誓介」等動作指示，不僅塑造人物形象，也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向讀者宣傳參與政治活動的方式。歸納綜整梁啟超的戲劇觀包括：一、以「新小說」概念統括「小說」與「戲劇」。二、以「文學進化論」為戲曲定位。三、吸納「文學啟蒙」觀念的戲劇功能論。四、「援史作劇，以劇喻今」的創作理念。五、「以俗載道」的傳播觀念。六、 以多元式評論「現身說劇」。 雖然梁啟超參與戲劇活動時間不長，但他對於近代戲劇的重要貢獻包括：一、戲劇改良的先行者。二、創造文人劇與報刊緊密結合的成功範例。三、使「小說戲曲」在文學中的位階逆轉。梁啟超不但是晚清民初舉足輕重的政治家與輿論界領袖，同時身兼文學家、史學家、報刊主編、教授等多種身分。對於「戲劇」領域來說，因為推動「文學革命」，將「戲劇」與「小說」以「小說界革命」口號一起推動，加上與「報刊」的傳播相結合，響應者紛紛提出各種改良主張。梁啟超戲劇觀的延續與發展可概括為：一、戲劇有益社會的概念逐漸普及。二、從報刊到新式劇場─戲劇改良的多元詮釋。三、戲劇成為「政治宣傳利器」。四、「惟新至上」的劇壇風潮。因為梁啟超的鼓吹與示範帶動，「戲劇改良」的範圍從報刊擴展到「新式舞台」上的京劇與話劇演出，真正達到了「寓教於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