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全文共約四萬字，全一冊，分為四章，詳細章節如下： 第一章導論 第一節動機、目的與困難 第二節文獻探討 第二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問題與假設 第二節問卷設計 第三節抽樣 第四節統計方法 第三章研究結果 第一節報社編輯、記者對客觀性原則的認知情形 第二節與客觀性原則認知情形相關連的因素 第四章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旨在探討影響新聞人員專業獨立性的因子。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我國報業編 輯、記者為對象，探討其生活滿意度、對勞動基準法中有關法則之看法、以及對同業 公會之期望等。 一、序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有關研究與文獻探討。 三、新聞人員專業保障之研究。 四、研究結果之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國際新聞對地球村的每一個人來說都不再是可以漠視、忽略的一塊新聞領域，傳播媒體每日耗費難以計算的人力、財力，快速、詳實地將國際新聞傳送到閱聽眾手上，幕後卻有一群默默布線、採訪、報導的駐外記者，不過，他們的努力與付出卻不是外人可以看到的。本研究旨在探究這群駐外記者的甘草人生，研究對象鎖定國際媒體派駐在台灣採訪的「駐華記者」。 本研究目標包括以下幾項，分別是： 一、描繪駐華記者的個人特質、專業背景。 二、探究駐華記者融入台灣社會的方法，進而展開新聞佈線、蒐集資訊、採訪報導。 三、探析駐華記者在台灣的工作模式、採訪特質。 四、了解駐華記者對台灣新聞的思考與取捨。 　透過質化研究的深度訪問方法，本研究發現，來自四面八方的駐華記者不是只負責採訪、報導之工作，他們經常思索著在遠端的閱聽眾需要什麼新聞，進而將台灣的訊息篩選、轉化為閱聽眾想看的新聞，正因如此，他們需要有良好的專業精神，保持「做中學」的工作熱忱，不但經常邊做邊學，還不忘時時進行在職訓練。在語言能力方面，雖然不是決定駐華記者勝任與否的關鍵，但駐華記者普遍都有不錯的語言能力，會說英文、中文，有些駐華記者甚至有三種以上的語言能力。 　研究結果也發現，因為人力有限，十分依賴台灣本地媒體的新聞報導，在「追新聞、跑新聞」的工作模式中，因為都是單兵作業，報導新聞的得失責任完全一人扛，所以他們更強調查證工作的進行，正因為重視查證工作，駐華記者平時必須勤於新聞布線，廣為建立官方與私人的人脈關係。 　另外，駐華記者雖然人在台灣，不過他們關切的新聞重點卻是兩岸關係，原因是兩岸關係牽扯到區域和平、經濟合作與成長，其次才是台灣重大突發事件、政治或經濟議題，顯見台灣新聞在國際新聞的場域中並不十分獲得重視，卻是兩岸的微妙互動引發國際媒體的關切，派人常駐台灣採訪。

回顧60年來刺激兩岸敏感政治對立融冰的力量，一是攸關人民肚子的經濟發展，另為挑動人民情感的民間交流，而媒體報導則是扮演最佳催化劑的角色，充當兩岸人民的耳目，透過新聞報導逐步揭開彼此神秘的面紗，隨著兩岸政治情勢演變及區域經濟發展，彼此互動交流日益熱絡，2001年首批中國媒體記者來台駐點採訪，讓兩岸訊息交流更進一步，政府在2009年放寬駐點記者採訪地域管制措施，更是一大突破，但仍維持限制政府官員接受駐點記者採訪措施。 本研究除延續前人的研究腳步，分析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內容呈現，同時觀察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是否存在框架，並期盼了解中國在台駐點記者面對採訪區域不再受限的採訪環境，新聞報導的內容及報導新聞的地域性，是否發生變化，另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消息來源進行分析，進而了解政府放寬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管制措施、限制政府機關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發言的影響，嘗試提出對管制措施的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在台駐點記者仍以台北市為主力採訪地域，政府放寬駐點記者前往大台北以外地區採訪的管制措施，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大台北以外地區新聞的比重，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類目建構，特別列出有別於過去研究者的「台海兩岸交流」類目，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半數以上的報導內容，均屬台海兩岸交流新聞，放寬採訪地域提供自由的採訪環境，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的新聞內容，並無顯著影響。 至於駐點記者消息來源，則發現駐點記者在政府放寬採訪地域管制措施前一年，其最主要消息來源為可指認姓名之台灣政府官員，但在政府放寬管制措施後，在各項消息來源中的比重，迅速降為第三位，顯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呈現疏離台灣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現象。 有關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方面，本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在政治經濟新聞迴避展現台灣民主政治、開放社會及爭取國際地位的新聞取向。報導社會司法新聞，則明顯關注前總統陳水扁被控貪瀆案的起訴、羈押、判刑等，難免有形塑陳水扁貪瀆形象的新聞框架。至於民生新聞部分，駐點記者對三聚氰胺毒奶粉、高雄世運、台北聽奧、美國帶骨牛肉進口台灣等議題未見著墨，則可發現駐點記者迴避報導台灣主權、涉外事務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認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未能完全反映真實台灣，即使放寬管制採訪地域，也未見駐點記者採訪新聞的觸角積極伸往台北市以外的台灣其他地區，仍未將真實的台灣現狀，透過報導傳達給中國大陸的民眾。建議政府可考量加強對中國在台駐點媒體公關作為，遇有重大新聞事件，立即針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提供詳盡新聞資訊；配合政府發展觀光政策，密集安排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台灣具有潛力觀光景點；因應國際重大事件，則機動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明確說明台灣政府立場，以更進一步落實政府開放中國記者來台駐點採訪政策的初衷。

兩岸在政治制度、法令規章、思想觀念與新聞價值迥異的基礎上進行新聞交流，原本即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約，受兩岸關係發展進程與氛圍的影響尤為顯著，而無法單獨進行。 事實證明，兩岸新聞交流在推動兩岸關係朝正向發展方面的作用是重要，也是顯著的，尤其是兩岸關係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兩岸新聞媒體在相互採訪交流中，肩負起溝通、認知、釋疑、解惑的重責大任。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尖端、瞭解社會民情的觀察員，也是兩岸同胞情感的聯絡人，透過從業人員的口筆報導與資訊傳遞，使海峽兩岸之聯繫終能不脫離民意與時代潮流。多年來兩岸關係雖跌宕起伏，但始終在曲折中向前發展，其中兩岸的媒體工作者，持續不懈地發揮了特殊的輿論推動作用。 　 兩岸新聞交流發展歷程中，中國大陸在開放的步幅與相關管理法規的發布上，均較我國為快速，可以合理推論大陸官方非常清楚其內部需求，以及兩岸傳媒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與勢不可擋的趨勢。然而，大陸在對臺相關政策中的策略性內涵，幾乎完全脫離不開其「統戰」思維。單純作為一個維繫國家政權控制力與擴張力的依據，「統戰」思維似乎並無其特別謬誤或值得爭議處；然而面對國際事務或處理兩岸關係，惟私的「統戰」意圖即有其明顯偏差。 另對於一個力推新聞傳媒「走出去」戰略的政權，中國大陸沒有一部《新聞法》實有礙傳媒事業的發展與國際評價。微觀而論，作為最低限度的新聞道德，欠缺《新聞法》將無法在保護新聞自由的同時，嚴格限制新聞界濫用報導權和評論權的行為。宏觀而論，未訂定《新聞法》，將使中國大陸新聞傳媒邁向國際社會之路困難重重。 新聞交流在兩岸關係發展佔有重要地位，然而交流互動中所潛藏的不利或危安因素，卻是吾人應深切體悟與善加防範者。如何秉持馬總統大陸政策「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最高綱領，落實「創新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憲政固國、福利安國、和平護國」主張，並融合雙方「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共信共識，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步驟，使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威脅極小化、機會極大化」，實為我產、官、學界積極開展新聞交流互動重中之重的要務。

大眾媒體時代，傳播科技昂貴，只有少數人有財力經營新聞媒體，充當公眾的新聞代理人。外加「第四權理論」加持，主張新聞自由專屬新聞媒體，自此奠定新聞特權說。但隨著專業新聞公害橫行，反映新聞自由所託非人。 到了網路發達時代，科技崇高的大牆倒下，新興媒體與自媒體湧現，人人都有機會發布新聞，突顯新聞自由的權利歸屬須重新辯證：究竟是普遍人權抑或專業特權？ 本文主張當今時代新聞自由應為普遍人權，基於權利歸屬不同，另提出新聞自由的新內涵：接收正確、充分與即時資訊的自由、免於採訪侵害的自由、享有合宜傳播法制的自由及編採不受干預的自由。提倡新聞人權，不為替代專業特權，而是期許兩造地位對等且共存共榮。不分權利主體，繼往開來的關鍵全以新聞素養為依歸。 網路無所不在，不再讓傳統媒體獨占新聞定義與傳播權，但人心拘泥於傳統記者身分的習慣卻依舊不去，導致新媒體的報導者被迫矮人一截。社會終須順應新聞人權時代，文末提出回應對策。

本研究是以較常接觸、處理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平面媒體記者為研究對象，並由「新聞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三大面向切入，透過與十四位不同採訪路線記者的深度訪談，深入探究記者在產製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過程中，將如何受到其所屬媒體的組織文化、編輯政策、組織決策、採訪路線安排，以及記者個人的人口特質、族群態度、新聞專業意理，甚至是消息來源主觀態度與立場等因素的影響。 　　研究發現，影響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的重要因素包括：新聞組織的商業邏輯、上層長官喜好、採訪路線安排、消息來源立場，以及記者個人的認知與知識基模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記者以特定新聞框架看待外籍配偶議題的結構性因素。 　　訪談發現，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時，多呈現以下幾種不同新聞框架，包括：「以商業邏輯為主」、「偏重衝突對立」、「同情弱勢受害者」、「社會光明面」、「翻轉刻板印象提供進步知識」以及「以本地人為優先」。而上述框架的出現，主要受到記者所屬「採訪路線」的影響。 　　整體來說，較少直接接觸外籍配偶個案，或多接觸負面個案的記者，較容易對外籍配偶抱持刻板印象，而且容易以偏概全。相反的，當記者透過中介團體轉介或個人人脈累積，而有較多機會直接接觸、採訪外籍配偶時，將有助於改變記者看待外籍配偶的族群態度，縮短彼此的族群距離，進而修正記者原本存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見。由此可知，增加記者與外籍配偶間的「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確有助於縮短兩者間的族群距離，並改善記者原本對於內外團體認知的藩籬。 　　本研究發現，把記者視為「行動者」進行研究，可深入瞭解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因素如何交錯對記者的外籍配偶新聞產製造成影響。而此分析取徑也可提供「族群傳播研究」和「弱勢新聞再現研究」新的觀察視野，讓後續研究更加重視「記者個人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組織決策」及「消息來源傳播策略」等因素在族群新聞產製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大型火災死傷頻傳。每逢相關事件發生，大眾媒介總會增加版面或時段擴大報導。而過去研究針對此類災難報導的社會功能評價不一，認為其雖可協助社會大眾了解環境風險，但報導內容有時亦過度強調危險，未來應蒐集更多相關資料以滿足讀者知的權利。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即在觀察災難事件中消息來源與議題類型的關聯性，藉以了解媒介之議題建構過程與特徵。 過去有關消息來源研究多著重與媒介之關係，研究取徑常著重討論哪些消息來源有較多機會接近媒介，或掌握社會權力詮釋社會事象，而議題建構過程之研究則多觀察議題之類別、產生要素和影響機制，以了解不同議題彼此競爭以詮釋媒體或社會真實的機會多寡。本研究認為單從「消息來源」或「議題內容」進行觀察，殊難呈現議題整體建構過程的重要性。根據文獻探討可知，社會議題之建構成功與否，須視媒介是否尋找足夠消息來源詮釋事件因果、進行社會爭論與批評、並提出解決問題以引起大眾之問題意識。社會學家Beck即指出，媒介透過挑選消息來源與議題重點，因而影響了「災難」這類社會問題的定義。由此可知，消息來源和議題兩者似須同時觀察討論，方能了解事件建構的整體過程。 而災難事件正包含豐富之消息來源與議題，適合作為本研究主題。但有關災難報導之研究不多，相關研究曾發現媒介多選擇官方、警方及專家（科學、法律學者）為主要消息來源，而議題內容多以受災反應、受災衝擊情況及檢討責任歸屬為主。 本研究以上述理論推導為基礎，合併「消息來源」和「議題」與「生命週期」三者為研究架構，觀察災難報導之議題建構特徵，並以《中國時報》及《聯合報》有關「衛爾康餐廳大火」（民國84年2月16日至3月15日）之純淨新聞中有關消息來源之引述內容進行文本分析，歸納巨命題並進行編碼與製圖；以下是研究問題及主要研究結果。 1. 在災難新聞報導中，各種消息來源類型主要提供哪些議題？ 研究發現，兩報多偏向找尋「評論／涉入者」作為主要引述之消息來源，「當事人」之頻次則偏低。而議題類型出現頻次以「責任歸屬及調查」與「其他」議題為主，「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情況」與「災因與傷亡損失等檢討」出現頻次最少。在事件發展過程中，消息來源角色所提出之議題類型多與其採取之行動情節相近。 2. 在新聞報導之事件發展過程中，各類消息來源出現是否有其順序與消長？ 本研究發現，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之消長順序在兩家報紙中皆以「當事人」為首日主要引述消息來源，但其出現機會隨即快速減少。接棒之消息來源在整體事件中則往往成為主要引述角色。 3. 在新聞報導之事件發展過程中，個別議題出現是否有順序與消長？ 本研究發現，兩報之議題類型長順序皆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情況」→「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各項議題交互出現→「責任歸屬與調查」→「其他」。 4. 不同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議題是否也有不同消長順序？ 「當事人」所涉及之主要議題類型，依序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狀況」與「救援及善後行動」。「處理者」所涉及之主要議題類型順序，兩報均為「災禍現場描述與逃生狀況」與「救援及善後行動」為主要議題，而以「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議題為後續主要議題。「評論／涉入者」皆以「責任歸屬與調查」及「其他」為各階段主要議題，以「責任歸屬與調查」為事件結尾之主要議題。

本研究探討國內電視新聞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的採訪應變與專業意理。研究採取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12名任職於台北有線、無線電視新聞頻道的男性攝影記者。研究結果發現，攝影記者在自然環境破壞與充斥新聞編輯室時效、災難影像競爭壓力的報導現場裡，克服環境、設備資源侷限發展應變之道，而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朝向預防準備方向。當自然環境衍伸出採訪安全風險時，攝影記者會權衡多重面向因素，如：編輯室內控壓力、自然環境、個人因素、與文字記者配合程度而決定是否涉險，過往受傷經歷也讓攝影記者累積採訪智識，判斷環境風險。但是，攝影記者為了應付編輯室壓力、採訪安全問題，常產生目的導向的「偏差介入式」報導手段。 　　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創傷新聞情境，面對死者遺體與受創傷者的情緒壓力會在現場或報導完後有所展現，他們會藉由採訪智識、前輩經驗傳承或自我創建降低心理創傷的採訪方式、調適辦法。且攝影記者對颱風創傷情景的記憶，會連帶觸動他們工作生涯裡初次與印象最深刻的創傷新聞情景，進行跨事件聯想。過往創傷新聞經驗會脈絡性地影響攝影記者採訪報導方式，有助於專業意理養成、但也可能助長偏差的報導手段。 　　專業意理於攝影記者採訪報導颱風新聞的實踐，傾向以新聞本質的記錄真實、快速傳遞訊息而自然而然地發揮媒介助人、批評譴責、動員、關懷、設定議題、解決問題等正向功能。但是，這些正向的媒介功能卻會被攝影記者作為合理化偏差報導手段的藉口，記者僅重視報導可能帶來的正向「結果」，忽視採訪報導方式的「程序正義」。在在反映攝影記者欠缺採訪報導創傷情境的認識、應變颱風報導環境限制的安全策略，與抵抗編輯室內控壓力的適切辦法。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elevision photojournalists’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y when covering typhoon news in Taiwan. 12 male photojournalists who work in cable and network television stations in Taipei are in-depth interviewe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hotojournalists seek resources from the news venue and adapt them to fit in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or prepare in advanced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restrictions from natural environment due to typhoon disasters. Simultaneously, photojournalists also weigh multiple factors to take risks for news or not, like competitive pressures, newsroom routines, natural environment, individual causes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 They evaluate risk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based upon their hands-on wisdom that is collected from past physical hurt experiences. However, photojournalis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sometimes use inappropriate ways to shoot news footages and get involved in news events to make sensational typhoon news. 　　Interviewed photojournalists have emotional stresses when facing corpses and traumatized people at the news venue, even after work. Covering wisdom, senior photojournalists’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are good way to mitigate photojournalists’ emotional stresses and trauma. The interviewees’ answers to typhoon reporting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ir first trauma news experiences and most impressive event. Those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in their career will influence photojournalists’ reporting methods towards nurturing beneficial professional ideology or increasing inappropriate covering measures. 　　Photojournalists tend to develop positive media functions, like helping, criticism, mobilization, care, agenda-setting and solutions-developing to accomplish their professional ideology by reporting truth and conveying disaster messages as soon as possible. Nevertheless, photojournalists only focus on “consequentialism” of effective media functions, but discard “procedural justice” of moral reasoning in typhoon reporting. The so-called professional ideology is only optimistic bias among photojourna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