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自開放以來，對於交流政策及相關議題，始終爭論不休。為何大陸方面積極邀訪台灣人士，希望「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台灣內部則有諸多疑慮？兩者的考量實為同一出發點，即接觸和交流勢必改變雙方對彼此的態度及立場，不得不慎。若兩岸問題是一長久戰，是雙贏還是兩敗俱傷就必須時刻檢視合作戰略。因此，本研究旨在透過對中國大陸80後新生代白領族群與台灣人的社會互動觀察，來檢視兩岸緊密而頻繁的交流及接觸，是否對兩岸和平發展有實質上的幫助，軟化兩方對立態度，幫助建立理解及互信機制；抑或是白忙一場，在雙方不斷釋出利多的情形下，不僅沒有從根本解決兩岸根深蒂固的認同差異，反引發更大的不理解和厭惡感，實為本研究計畫欲探究的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兩岸交流擴大，中國大陸的80世代對台的接觸管道也更加多元。但從江澤民時期一直到胡錦濤世代，中國都未改變一個中國的兩岸關係原則，加上大陸80世代獨特的成長背景和發展軌跡，相較於前幾世代所強調的政治正確態度，大陸80後的黨國意識相對淡薄，尤以畢業於名牌高校的大陸80後白領，更是將生活重心和關注焦點放在追求利益的務實道路上。這些都使得其對台態度產生變化，大部分的大陸80後白領除了對中國本土的政治感到漠然，對於爭論不休的台灣統獨問題更是有些意興闌珊。政治問題的擱置和無奈，也使他們對於台灣產生一種文化上的情感投射，更多地認同台灣方面對中華文化的保存和其他的合作機會。可以說是從一個中國的強硬態度轉變成一條務實且相對友好的道路發展。 　　透過長期交流，雖能拉近距離，但對於政治態度的改變仍是徒勞。從想像建構逐步親身接觸台灣人文歷史，都讓大陸80世代對台灣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喜愛。而不同程度的接觸經驗確實產生不同的交流成果，但是透過質性調查發現，接觸的關鍵並不在相處的時間長短，而在建立在某些制約條件上。換言之，若無法達到某些關鍵前提條件，兩岸的交流經驗不論如何頻密，都無法從根本消弭差距和隔閡。另外，中國大陸與台灣二十年來不同的發展道路或制度上的差別，讓兩岸心理在根本產生落差。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之下，兩岸隔閡仍難補平。

兩岸關係研究在開放政策的導引下，自過去以共黨體制與理論研究，轉為更務實的經濟和文化研究，兩岸社會和人民透過頻繁交流瞭解彼此，是目前兩岸關係的重要發展，其中一項趨勢即是大陸年輕學生能在台灣停留，並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內深入一般民間生活，這些所謂的「陸生」在來台停留4個月以上的時間內，除了在學校上課，騎單車環島、搭「台灣好行」、搭台鐵、坐公車等等方式，在台灣城市和鄉野間體驗與感受，一部分人更在選舉造勢場合，和激動的選民一起喊凍蒜凍蒜。 根據Allport以來學者對於接觸相關研究文獻的瞭解，群際之間的研究必須考慮接觸的內涵、接觸的過程以及制約接觸的條件等對接觸效果的影響。傳統「接觸假說」認為類似文化背景之群體可透過深度交流接觸達到真正理解溝通，消除群際偏見與隔閡，達到族群融合。 本論文即以上述理論為基礎探討兩岸年輕學子交流的樣態及效，透過量化的問卷與深度訪談，探索這個族群接觸內涵與過程，理解到所謂的「接觸」並不能僅限於「接觸的頻率和時間長短」，也不能僅奠基在語言文化具類似性的基礎上，就達到「接觸假說」所預設的「消除類屬」(de-categorization)或進一步「融合類屬」(re-categorization)。因為族群之間各成員心中存在著「自我類屬」(self-categorization)，想要消融彼此的界線，必須先探索成員對自我類屬的定義，此外還須考慮接觸環境上制度面的制約，從制度面的設計增加群際成員的接觸頻率，才能進一步減少成員的「群際偏見」(intergroup bias)及增進「群際情感」(intergroup emotion)。 / In the leading of open policy, the mainstream of cross-strait studies has shifted from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to Economy and Culture. At the tide of exchange, Chinese exchange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are the most propriate targets to learn about, less sensitive and having deep contact with Taiwan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studies like Allport’s, scholars should take the content, process, and constrait of contact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study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 groups. Traditional “contact assumption” assumes groups sharing similar culture background will reach mutually understand through exchange in depth, deliminate bias and barriers between groups. This study has examed the impact of the frequency and time length,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similarity on contact, knowing that those conditions above are not the only factors to de-categorization or further re-categorization. The members of each group have bared self-categorization in mind. Eliminating intergroup bias and enhance intergroup emotion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of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between groups. Besides, the goal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is to make the contact more intensive and to avoid the false contact. The less attractions offered by media to the Chinese exchange students, the les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y will have. So the policy design should be delicate enough to allow those students 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curriculums、professors, and schools to reach the goal of social contact between the young generations of cross-strait.

本研究是以較常接觸、處理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平面媒體記者為研究對象，並由「新聞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三大面向切入，透過與十四位不同採訪路線記者的深度訪談，深入探究記者在產製外籍配偶新聞報導的過程中，將如何受到其所屬媒體的組織文化、編輯政策、組織決策、採訪路線安排，以及記者個人的人口特質、族群態度、新聞專業意理，甚至是消息來源主觀態度與立場等因素的影響。 　　研究發現，影響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的重要因素包括：新聞組織的商業邏輯、上層長官喜好、採訪路線安排、消息來源立場，以及記者個人的認知與知識基模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記者以特定新聞框架看待外籍配偶議題的結構性因素。 　　訪談發現，記者報導外籍配偶新聞時，多呈現以下幾種不同新聞框架，包括：「以商業邏輯為主」、「偏重衝突對立」、「同情弱勢受害者」、「社會光明面」、「翻轉刻板印象提供進步知識」以及「以本地人為優先」。而上述框架的出現，主要受到記者所屬「採訪路線」的影響。 　　整體來說，較少直接接觸外籍配偶個案，或多接觸負面個案的記者，較容易對外籍配偶抱持刻板印象，而且容易以偏概全。相反的，當記者透過中介團體轉介或個人人脈累積，而有較多機會直接接觸、採訪外籍配偶時，將有助於改變記者看待外籍配偶的族群態度，縮短彼此的族群距離，進而修正記者原本存有的刻板印象或偏見。由此可知，增加記者與外籍配偶間的「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確有助於縮短兩者間的族群距離，並改善記者原本對於內外團體認知的藩籬。 　　本研究發現，把記者視為「行動者」進行研究，可深入瞭解組織、記者個人和消息來源因素如何交錯對記者的外籍配偶新聞產製造成影響。而此分析取徑也可提供「族群傳播研究」和「弱勢新聞再現研究」新的觀察視野，讓後續研究更加重視「記者個人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組織決策」及「消息來源傳播策略」等因素在族群新聞產製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