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研究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在文獻部分，除了援引新聞學上「資訊津貼」的概念，並引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理論包括：建構主義論、社會滲透理論、疑慮消除理論、社會吸引與自我揭露與社會資源交換，以及與中國社會相關的「差序格局」理論與「面子功夫」，證明為了滿足需求而進行互動的各種人際溝通行為，同樣適用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 本研究採取「社會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兩種方式進行研究，先將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目前採訪黨政新聞的報紙記者進行問卷調查，以取得這些受訪者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輪廓，之後針對該結果後對四位資深的平面報紙記者進行深度訪談，藉以瞭解他們各自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獨門心法。 初步統計回收問卷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自認，自己「認知環境」、「語言修辭」與「溝通技巧」三個項目能力良好，顯示稱職的記者必須具備一般水準以上的交友能力。雖然七成以上的受訪者都自認能力良好，可是他們在就學期間與就業後，學校與所屬媒體提供的幫助很少，以致於他們多半靠自行摸索、家庭教育即與同儕互動取得相關技巧與能力。有九成四的受訪者在進行與消息來源互動之前，都會事前蒐集消息來源的資料，顯示「情搜」確實有助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相當符合疑慮消除理論的觀察。 進一步針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顯示：一、多數受訪者承認與消息來源是朋友，而且有「情感」因素涉入。新聞學者指出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取得資訊津貼滿足工作需要，然而在經過互動建立關係後，雙方的關係會開始產生「質變」，這個論點在本研究中再度獲得證實。當雙方的關係朝「情感」方向趨近，雙方滿意彼此的程度也會提高，同時記者的表現也有變好的趨勢。二、只要善用溝通技巧與面子功夫，少數自認無關情感關係的受訪者認為不妨礙其工作表現。而更少數關係惡劣的受訪者藉由尋找其他消息來源、從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取得資源，或者終止關係，仍可成功的「存活」在採訪路線上。 就記者與消息來源維持關係的分析發現：一、七成四的受訪者表示和消息來源維持朋友關係長達五年以上，絕大多數受訪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已經超越工作需要，滲入情感成分，證實的記者與消息來源間，除了資訊津貼與有利情報這種實體性資源的交換外，還會交換其他看不見、買不到的資源，像是友情。二、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回報過消息來源，證明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確實存在交換行為，而且為了維持關係，記者還會利用可操之在我的資源，作為回報或交換，這些資源包括有利報導、有利建議、有利情報與實際的禮物等，這個結果明白的像消息來源揭露記者想要藉此提高消息來源互動的意願，以及維持關係的用心。 三、使用最多的不是消息來源最期待的「對他有利的報導」，而是「對他有利的情報」與「對他有利的建議」，顯見受訪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中，心中仍有一把新聞意理的尺，約束記者不可以逾越自己的職分，成為消息來源的傳聲筒。 至於記者與消息來源如何修補關係的分析結果發現：一、衝突不愉快其實無礙於互動的繼續，本研究證實了這一點，記者與消息來源因為本身職務的關係，存在「資訊」與「姿態」的不對等，縱使自認與消息來源「關係良好」，也有五成的受訪者曾與消息來源發生不愉快或衝突，但不因此讓關係破裂。二、多數受訪者感覺愉快的經驗，但是只有部分人選擇將不愉快向消息來源挑明，印證黃光國(1997)的「中國人的關係模型」中，中國人習慣採取忍讓以保持關係、Gans(1981)的記者反制消息來源的三項策略（反擊、屈服、避免）隱然相合。三、經由自己與消息來源發揮「溝通技巧」相互討價還價，事後雙方不但和好如初，關係還會有越形緊密的傾向，這個現象印證了「關係可回復理論」，顯示衝突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經過適當溝通，關係不但不會破裂，還有可能因此「不打不相識」，讓原本的關係更進一步。 最後，調查發現數受訪者感覺消息來源會想操弄輿論，但受訪者多不會因此而妥協，改變報導接受操弄。此外，媒體規模與立場確實會影響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工作，新進記者都必須經歷忍受採訪機關與消息來源的「大小眼」。一旦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情況會慢慢改變，消息來源會根據與記者的「交情」提供程度不等的新聞素材，當雙方累計了一定的「信任」後，縱然記者轉換到其他媒體，消息來源會變得「對人不對事」，給予若干消息或方便。這種因為信任與交情而超越媒體規模、媒體立場的關係，從人際傳播的理論中，也可以找出答案De Vito(1998)。另外，當有人居中協調，修補了對方的面子，相當程度有助修補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 本研究的限制，在文獻上因為學界對於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關係雖多有討論，但重點都放在記者如何抗拒消息來源的操弄，與避免記者被消息來源同化，並沒有教導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方面的文獻，必須從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與人際傳播學中以有關人際互動智能或技巧的理論，來探考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維持和修補關係的意義與途徑，在實證研究上，目前國內新聞媒體眾多，競爭激烈，加上記者各自路線的性質不同，而且數目委實眾多，專長也各不相同，經口試委員建議，只將研究對象鎖定主跑黨政路線的平面媒體記者。有鑑於上述限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朝向相關系列研究累積資料，建構理論，裨益深入研究記者與新聞來源關係，幫助後續研究者進行研究。以及如何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路線與媒體的記者，探討他們與消息來源建立關係、維持關係與修補關係的條件與處境。

台灣媒體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下，積極向閱聽人靠攏，新聞產製過程逐漸改變，以爭取市場機制下的生存空間。本研究關注台灣《蘋果日報》具有鮮明的市場導向風格，組織與個人如何進行爆料新聞的守門工作，重點在於《蘋果日報》對民眾為消息來源的價值判斷和查證原則為何。 因為民眾是爆料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本研究首先就消息來源與新聞守門的關聯切入，再論及爆料新聞守門機制與傳統新聞有何差異。本研究發現，爆料新聞以民眾為消息來源轉變新聞角度，試圖以社會百態的新聞內容貼近大眾生活。至於新聞守門的常規，不論在截稿時間、路線分配以及採訪、寫作方式上，都不同於以往的傳統新聞。 而在組織目標和新聞常規的規範下，《蘋果日報》內部一貫以讀者服務為基本原則，以讀者為本、供其所需，成為終極價值。但不可諱言，蘊藏在《蘋果日報》爆料新聞背後的邏輯，仍以銷售量為依歸，以消費者導向的商業考量為最終目的。因此，《蘋果日報》採取賣「內幕」作「服務」求「利潤」的策略，打造出風格獨樹一幟的爆料新聞。

回顧60年來刺激兩岸敏感政治對立融冰的力量，一是攸關人民肚子的經濟發展，另為挑動人民情感的民間交流，而媒體報導則是扮演最佳催化劑的角色，充當兩岸人民的耳目，透過新聞報導逐步揭開彼此神秘的面紗，隨著兩岸政治情勢演變及區域經濟發展，彼此互動交流日益熱絡，2001年首批中國媒體記者來台駐點採訪，讓兩岸訊息交流更進一步，政府在2009年放寬駐點記者採訪地域管制措施，更是一大突破，但仍維持限制政府官員接受駐點記者採訪措施。 本研究除延續前人的研究腳步，分析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內容呈現，同時觀察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是否存在框架，並期盼了解中國在台駐點記者面對採訪區域不再受限的採訪環境，新聞報導的內容及報導新聞的地域性，是否發生變化，另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消息來源進行分析，進而了解政府放寬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管制措施、限制政府機關對中國在台駐點記者發言的影響，嘗試提出對管制措施的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在台駐點記者仍以台北市為主力採訪地域，政府放寬駐點記者前往大台北以外地區採訪的管制措施，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大台北以外地區新聞的比重，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駐點記者報導新聞的類目建構，特別列出有別於過去研究者的「台海兩岸交流」類目，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半數以上的報導內容，均屬台海兩岸交流新聞，放寬採訪地域提供自由的採訪環境，對於駐點記者採訪報導的新聞內容，並無顯著影響。 至於駐點記者消息來源，則發現駐點記者在政府放寬採訪地域管制措施前一年，其最主要消息來源為可指認姓名之台灣政府官員，但在政府放寬管制措施後，在各項消息來源中的比重，迅速降為第三位，顯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呈現疏離台灣政府官員消息來源的現象。 有關駐點記者對台灣真實的建構方面，本研究發現駐點記者在政治經濟新聞迴避展現台灣民主政治、開放社會及爭取國際地位的新聞取向。報導社會司法新聞，則明顯關注前總統陳水扁被控貪瀆案的起訴、羈押、判刑等，難免有形塑陳水扁貪瀆形象的新聞框架。至於民生新聞部分，駐點記者對三聚氰胺毒奶粉、高雄世運、台北聽奧、美國帶骨牛肉進口台灣等議題未見著墨，則可發現駐點記者迴避報導台灣主權、涉外事務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認為，中國在台駐點記者報導新聞未能完全反映真實台灣，即使放寬管制採訪地域，也未見駐點記者採訪新聞的觸角積極伸往台北市以外的台灣其他地區，仍未將真實的台灣現狀，透過報導傳達給中國大陸的民眾。建議政府可考量加強對中國在台駐點媒體公關作為，遇有重大新聞事件，立即針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提供詳盡新聞資訊；配合政府發展觀光政策，密集安排駐點記者採訪報導台灣具有潛力觀光景點；因應國際重大事件，則機動對駐點記者召開記者會，明確說明台灣政府立場，以更進一步落實政府開放中國記者來台駐點採訪政策的初衷。

在瞬息多變的國際社會裡，企業面臨更多不同類型的危機衝擊，加上現代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平面、電視、網路及行動載具等媒介平台，使得新聞事件的傳播更加快速且無遠弗屆，尤其媒體對危機事件不斷的重覆報導，在社群網站不斷地被網友轉貼分享、再轉發，使新聞事件持續發酵延燒，更因此擴大危機事件的影響範圍及程度，增加企業處理危機事件的困難度。 雖然新聞工作者依據專業意理處理新聞，但報導內容卻經常呈現「偏頗」（bias）的情形，新聞並非僅是中立的資訊，內容其實充滿了意識型態。因此，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角度、報導內容、標題及措詞，甚至是新聞評論所採取的立場，亦即，經由媒體所建構的新聞報導內容，都將可能影響閱聽眾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了解。 由於華航及長榮航為台灣最大的兩家國籍航空，兩航的營運規模相近，在航空市場上不可避免彼此競爭，媒體對兩家航空公司危機事件報導的方式與陳述事件的角度，將使閱聽眾對兩航的觀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及評價。 因此，本研究嘗試比較國內報紙對華航及長榮航危機事件的報導，並進行分析，探討新聞報導中平面媒體如何建構兩航的新聞事件，及對兩航事件的報導是否存在差異性，而這些報導差異性是如何展現，尤其華航在 1994-2002 年間曾經連續發生過多起重大飛安事故，長期揹負的飛安包袱是否也影響媒體的報導立場，都是本研究亟欲了解的問題。 本研究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兩年之間華航與長榮航不同種類危機事件的新聞報導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得知兩航在報紙媒體之危機事件相關報導中，除報導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之外，版面位置、報導方式及主要消息來源引用等，均無明顯不同；在報導立場的總評價亦無明顯差異，兩航都是負面批評比例高於正面評價。且經分析發現，華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43.5%，長榮航飛安類負面報導佔其所有負面批評之64.3%，亦即華航負面新聞報導並非如預期之多，由此可以得知華航過去飛安紀錄不佳的包袱，經多年努力後，已不致影響媒體報導立場。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乃為探究在二次金改公股銀行私有化的政策變遷過程中相關的社會團體在新聞媒體上所進行的各項策略工作是否造成社會輿論的轉向？ 研究發現可區分為兩種不同層次來說明：首先在媒體報導上，本文透過內容分析發現針對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此一政策的相關新聞報導與評論不管在報導的數量或性質上，都發生在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工會罷工的前後。此乃「為何」社會輿論發生重要的轉折的關鍵點，並與後續公營（股）銀行私有化方案轉向成為公營（股）銀行彼此之間整合具有在時間上高度的相關性。此外，除停留在新聞媒體報導內容的分析工作上，本論文亦透過消息來源的統計找到主要提出不同觀點的社會團體，並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來了解其在推動相較於不同立場的政府與企業時，所採取的各種消息來源策略。

本研究旨在探討消息來源與媒介的互動過程如何創造出媒介議題。研究問 題包括：ぇ哪些消息來源有較多的機會來界定議題？針對這個問題，本研 究從消息來源的背景和媒體策略兩個因素來探討。え媒介立場與消息來源 建構議題的關係為何？本研究議題為「核四建廠爭議」。研究方法採內容 分析法，將核四議題週期分為四個階段，從民國69年4 月24日起，至81 年12月31日止，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三家報紙的相關報導為 抽樣對像，共計抽出163 個樣本。研究結果發現以下現象：ぇ解嚴前，界 定者和第三者的近用媒介機率大於抗爭者；同時在受到媒介處理顯著性上 ，界定者和第三者亦大於抗爭者。但隨年代的轉移，不同背景的消息來源 近用媒介的機率上差異漸小；同時受到媒介處理的顯著性也漸不顯著。え 媒體策略愈具體的消息來源不一定愈易近用媒介。ぉ媒介對核四議題的處 理，會因媒介立場不同而強調不同的議題面向。お媒介對核四議題的處理 ，會因媒介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態度。か消息來源對議題所宣稱面向 與媒介著重之面向愈接近者，其近用機會愈大。が消息來源對議題所宣稱 態度與媒介處理態度愈接近，其近用機會愈大。

本文旨在探討政府公關對記者間日常互動與危機運作，雖以政府公關為研究角度，然互動過程是你來我往的動態過程，不應只從單一面向研究，必須知曉雙方的立場與看法，才能較宏觀瞭解消息來源與記者兩者互動的情形。鑑於過去研究不是單從消息來源就是從記者角度出發，本研究以政府公關與記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政府公關日常對記者的互動關係與行為模式，而這些關係在危機時是否能為政府公關所用。 本研究以政府公關與記者的互動為分析資料，探討四個面向：第一，政府公關如何與記者互動，並且管理維繫雙方善意的關係；第二，政府公關影響新聞產製的方式；第三，政府公關與記者之間關係如何轉化為人脈、人情與信任而為之所用；第四，政府公關對記者日常互動往來，當政府公關面臨危機運作產生的效用或影響。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訪問政府公關與記者各三位，從中歸納出政府公關對記者的日常互動與危機運作，包括「政府公關與記者互動影響因素」、「政府公關操縱新聞產製」、「政府公關運用人際關係」以及政府公關面臨危機個案之運用。 /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interactions of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with journalist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lthough this study takes the viewpoints from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s the interaction is a two-way dynamic communication process, we should examine the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both parti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s between them in a macroscopic method. Since the past studies take viewpoints from either sources or journalists, this study takes both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nd journalists as study objects, and discusses their behavior to see if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re able to utilize the relationships when crises take place. The study includes four aspects: (1) How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interact with journalists and manage to maintain a fine relationship. (2) How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ffect the news production. (3)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sides converts into personal connections, sympathy and trust, which then can be utilized. (4) How the daily interactions benefit or impact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This study employs in-depth interview as the study method. The interviewees are thre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nd three journalists.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ail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nd journalists”,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manipulation of news production”,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utilization of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utilization of relationships when crises arise”.

本研究主要係延伸過去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模式，將老人研究中的「施惠語言」概念納入，探究記者在與年長消息來源互動時是否使用「施惠語言」，其主要形式為何？運用目的為何？與此種語言形式有關的「個人變項」及「情境變項」又是為何？ 本研究以四個新聞訪問個案進行分析，個案之選擇兼顧記者性別與年齡差異，並以語域分析法分析「施惠語言」形式，其後輔以深度訪談法探究記者對消息來源的外表生理特質刻板印象、對彼此互動關係及互動目標等情境認知，以進一步分析記者的個人變項及情境感知變項與「施惠語言」之關聯性。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施惠語言」是新聞訪問中常見的語言形式，包括「娃娃腔式談話」、「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命令或直接談話」及「膚淺或無關痛癢談話」等四類「施惠語言」主要形式均可在新聞訪問中出現，其中又以「屈就或過份私密談話」最被普遍運用。此外，記者的個人變項與新聞訪問的情境感知變項均會影響記者的「施惠語言」運用形式，亦即記者依據情境變化不斷調整語言形式以適應消息來源，使得一段新聞訪問中可能同時出現多種「施惠語言」形式。

《中文摘要》 近年來政府對「電視新聞置入」十分熱衷，但兩極化的爭議也隨之而起；不過在現實狀況下，媒體早已是主動出擊，與行銷公關公司搶食政府置入新聞的大餅。本研究透過兩個代表性個案的分析、從「置入流程」、「內容呈現」與「媒體立場」三個面向來還原目前政府究竟是如何將其宣傳置入電視新聞。研究發現，政府置入電視新聞已達供不應求的「量產」規模，不但形成特殊的置入新聞產製標準化流程與專業的「接案族」，甚至媒體工作者的心態也與過去大不相同。而政府花錢透過媒體包裝後所呈現出來的政府置入新聞，卻往往不符合最基本的新聞報導原則，消息來源太集中於政府官員，無法達到客觀與平衡的基本要求，在文稿與畫面呈現等新聞處理的技巧上均有待加強。此外，本研究亦顯示，在政府置入電視新聞後，原本是媒體監督對象的「政府」如今變成了重要金主，電視新聞的立場幾乎都一面倒向對政府有利，只有極少數新聞秉持報導中立，顯見新聞置入已箝制了媒體監督政府、為民喉舌的功能。 關鍵詞：置入式行銷、電視新聞、消息來源、新聞客觀 / The process and presentation of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on TV new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on TV news is very popular, but also controversial. In fact, televi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panies are fighting for this business. The author selected two cases to examine how Taiwan government placed its propagandas and policies on TV n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duct placement on television news has reached "mass production" scale, not only create a special SOP sequence and even the mentality of media worker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However, the TV news placed by government us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news source, did no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for objectivity and balance,and violat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news reporting. In addition, through product placement on television news, government has now become the major client of TV. As a result, the placed TV news was heavily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has paralyzed the surveillance function of television news . keywords：product placement, TV news, news source, news objectivity

近二十年來，社會運動研究蓬勃發展，研究成果亦有可觀，但傳統社運研究忽略了意義建構研究的重要性。傳播研究雖然注重大眾傳播媒體對於社會運動的報導，但多由霸權論的角度出發，認為大傳媒體只是事件的次級界定者，複製當權者的意識型態，抗爭者的聲音很難在媒體上出現。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這種觀點近來飽受質疑，學者多稱其犯了媒介中心論的謬誤，忽略了社運團體主動建構意義的角色。本論文即由框架的角度出發，認為大傳媒體是各種不同意識型態競爭的場域，社運團體主動參與新聞的生產；探討在權力關係不均衡的情況下，社運組織如何運用媒介策略，影響新聞內容的形成。 　　本論文以78至79年發生的「無住屋者運動」為例，分析中國時報、自立早報與中央日報的報導，配合與社運團體訪談的方式，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一、社會運動在報紙上所呈現的框架為何？ 　　二、檢驗媒介中心論，社運團體在媒體上受到的處理是否一定比官方消息來源不利？ 　　三、社運團體可能使用的媒介策略為何？ 　　四、媒介策略與報紙框架的關聯性為何？ 　　研究發現，「無住屋者運動」在報紙上呈現的框架以主要事件為主，藉由一連串反諷的抗爭事件，「無住屋者運動」建立起幽默風趣的抗爭風格。此外，媒介中心論並不適用於本研究案例，即報紙對「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新聞處理優於官方組織。 　　「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媒介策略是社運成功的最大原因，製造具新聞價值的抗爭行動、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並贏得記者的認同、發布易於改寫的新聞稿是最有效的媒介策略。由「無住屋者運動」的案例可看出，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因素並非影響新聞內容的唯一原因。社運團體如能妥善利用媒介策略，將能在媒體上呈現社運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