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軟體需求不斷增加及改變，軟體開發人員面臨同時提升軟體生產力與軟體品質的挑戰。運用框架的再使用特性，讓軟體開發人員在變動的環境需求下，無須改變框架的核心，只需修改應用程式，即可開發符合新需求的應用軟體。然而，半結構化領域的專業領域知識障礙仍然難以克服。若無法順利取得領域專家的智慧，並以此為基石建立一個擁有領域觀念的框架，成品的架構將會流於貧乏、不完整、不具功效。 因此，本研究找到適當的專家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擷取方式，將其導入框架發展流程之中，以規劃出完整的半結構化領域框架發展流程，作為以後發展半結構化領域框架的依據。並以個人理財建議諮詢為目標領域，描述如何依據本研究提出的框架發展流程，讓理財專家的智慧能導入其中，建立一個完整、健全且富彈性的個人理財框架。

本研究以危機指控之「證據真實性」（veracity of evidence）的概念（Coombs，1995），來探討呂秀蓮陣營在面對「呂秀蓮疑散佈總統府緋聞案」中三個不同危機情境的議題時，其使用形象修復策略之差異、使用框架策略之差異，以及探討組織使用形象修復策略與框架策略之關聯性。理論基礎包括：危機情境、形象修復策略、以及框架策略。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所獲得的結果較能貼近真實世界中組織因應危機情境所採用策略的原貌，有助於提供研究者對「情境-策略」配套現象的瞭解。在資料分析的部分，先採用質化的論述分析法，分析呂秀蓮陣營在危機發生時所提出的框架。再採用量化的內容分析法，探討呂秀蓮陣營在危機發生時所採用的形象修復策略，以及建構類目之後的框架策略。藉由內容分析系統、客觀、量化的方式，對組織新聞稿等內容做一有系統的分析。 本研究發現，在危機事件中呂秀蓮陣營一共提出八個框架，包括：司法正義、造謠誣陷、舉證責任、國計民生、與人為善、政治亂象、媒體倫理、受人信賴。研究結果顯示，危機情境會影響組織框架策略的使用。當證實危機存在之證據為真實可信時，組織時常採用涵蓋利益層面為「考量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的框架，而當證據模糊或證據虛假時，組織較常採用的卻是「訴求本身權益」的框架。而延展性最強的四個框架主題為「造謠誣陷」、「司法正義」、「國計民生」和「舉證責任」；延展性最強的框架呈現方式則是「直接針對議題表示意見」。 本研究也發現，危機情境會影響組織形象修復策略的使用。如果證實危機存在之證據是真實可信的，組織會採用抗辯性弱的形象修復策略、盡量放低姿態進行危機溝通，且回應的內容也比較站在幫助受害者的立場。反之，若組織判定危機是起因於虛假或模糊的證據，就會採用抗辯性強的形象修復策略、以較高姿態進行危機溝通，且回應的內容比較站在保護組織的立場。 此外，本研究發現，當組織採用「形式上致意」等抗辯性較弱的形象修復策略時，其所提出對危機事件的思考結構，較偏向於考量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當組織採用「攻擊」或「否認」等抗辯性較強的形象修復策略時，其所提出對危機事件的思考結構，則比較偏向於訴求本身的權益。且組織在使用攻擊、藉口、迎合、形式上致意等策略時，最常搭配的框架呈現方式皆為「直接針對議題表示意見」；在使用否認和哀兵這兩種策略時，最常搭配的框架呈現方式則為「說自己的故事」。研究結果顯示，組織使用形象修復策略和框架策略之間亦有顯著的關聯。

本篇論文從認知語意學的角度來探討分類詞的本質，並且結合了Fillmore (1975) 的框架 (frame) 理論和Langacker (1987) 的顯影(profiling) 概念，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說明語言如何透過分類詞機制來凸顯名詞在認知上的某些語意特徵。本論文所嘗試提出的理論架構最終目的在於解釋所有的分類詞語言，但為提昇語料的可信度，語料來源以台灣華語中的分類詞為主。 研究分析主要建構於名物框架 (N-frame) 的認知基礎上，進而檢視台灣華語中不同類別之名詞藉由不同之分類詞所彰顯的語意特徵 (feature)，同樣重要的是不同的語意特徵在台灣華語分類詞系統中的優先排序。最後我們從其他的分類詞語言中，如閩南語及日語，論證名物框架系及彰顯機制統的普遍性；唯不同的分類詞語言或不同方言中所選擇顯影的語意特徵以及其優先排序都可能有所不同，分類詞系統也因此呈現複雜多樣的面貌。 /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Frame, proposed by Fillmore (1975), and the models of profile and base segregation, proposed by Langcker (1987), this thesis aims at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explain how languages manifest certain cognitive features of a noun by means of classifiers. In addi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ries to explain all the known classifier languages and to foster a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at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aiwan Mandarin. The data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an N-frame, whereby it is found that Taiwan Mandarin categorizes nouns by profiling different features of nouns through the use of different classifiers. A hierarchy or ranking of classifier features in Taiwan Mandarin is also provided. Finally, in all known classifier languages, such as Southern Min and Japanese,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se of an N-frame is consistent and universal in human cognition. The only thing that varies is the profiling system that each language employs and the hierarchy of features it selects. Thus, the use of classifiers manifests varied and complex aspects.

隨著軟體需求不斷增加及改變，組織現有系統架構無法做彈性調整，組織間系統亦無法溝通。物件導向的出現解決系統架構不易擴充及調整的問題，而發展一個良好的框架可達到軟體可再用性及物件導向優點。在框架發展的過程中，本研究將除了原有框架發展流程外，加入流程對映及Web服務的概念，最後輔以設計模式和框架recipe來發展一個完整的框架。為了切合實務上需求，本研究將以物流供應鏈和物流中心為例，根據框架發展流程，建立一個完整且健全的物流供應鏈框架。由於參與者間的訊息溝通無法用流程對映來表達，因此加入了Web服務的觀念，以適應分散式處理的需求。以此框架，各參與者可自行開發應用系統而不需改變整體的框架，在未來需求改變或增加的過程中，此框架也將解決系統不易調整的缺點。

目前台灣的所得稅法規定中小學以下的教師薪資所得免稅，政府為了達到量能課稅之公平原則，於是研擬提出教師取消免稅與加薪同步，即收多少稅就加多少薪資的策略，以讓教師在課稅前後的實質所得不變，藉以減少教師人員的反彈。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對中小學以下教師課稅又加薪的框架限制下，即政府在維持對教師課稅前後的教師淨所得不變，分析是否會讓中小學以下教師有逃漏稅的誘因，而使政府補貼教師薪資的美意喪失，而導致政府及全民的損失。因為政府要以加薪來彌補教師因課稅後所短少的所得，以順利進行取消免稅優惠措施之前，必須還要考量課稅又加薪後是否會因此而使財政收入不增反減。 　　本文研究發現，在預期效用理論下，若教師在舊制度的淨所得的效用滿足小於新制度逃漏稅的預期效用，則加薪又課稅的新制度實施下，教師就會因此而產生逃漏稅行為。此時，政府可藉由提高罰款倍率或查核率，以讓教師的逃漏稅減少。而在展望理論下，政府除了可藉由提高查核率外，還可使用提高扣繳金額的手段來減少教師逃漏稅的誘因；再者，政府若將處罰標的改為逃漏所得額，會比處罰標的為逃漏稅額更易減少教師逃漏稅的誘因；此外，扣除額的增加也會增加教師的依從。因此，本文認為政府在維持收支平衡下，想要以加薪來取消教師免稅的理想可能將無法達成，而且會造成比政策實施前更嚴重的稅收損失現象。更進一步地分析，除非，政府有能力在實施提高扣繳率、查核率或扣除額的補救措施的情況下，能確保不引起人民情緒上的反彈，如此才能有效降低教師的逃漏稅意願，否則，政府對於課稅又加薪的政策應再做評估。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中國人的社會文化特質對於主管回饋歷程的影響，尤其著重於探討社會文化特質中的「面子」因素，在人際互動中，對回饋接收者反應的影響。本研究嘗試在職場情境中，將主管回饋以「面子框架」－「有面子／沒面子」兩種訊息呈現方式給予員工，觀察兩岸員工之面子感受與評價反應是否出現差異。本研究包含三項研究：研究一與研究二驗證和蒐集當前之「面子內涵」與「面子事件」，以此結果作為建置「面子框架」的基礎。研究三則以兩岸之職場工作者為對象，透過問卷法進行「面子框架」影響之施測，同時對兩岸之職場工作者進行現況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面子框架」下之「面子知覺」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的「面子知覺」會影響兩岸職場工作者對自我、主管、組織類的評價反應。大體而言，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較沒面子時為高，高度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時較低度有面子時為高，低度沒面子感受狀態下時之評價較高度沒面子時為高。本研究之價值有五：（一）探索「框架效果」在實務應用上的「新構面」－人際溝通；（二）檢驗「框架效果」作為人際溝通上「面子」特質之操弄原則的可行性；（三）檢驗「面子知覺」對部屬評價反應的影響；（四）透過對兩岸職場工作者之現況比較，提供管理者兩岸員工各自適合的管理與回饋形式；（五）提出「面子管理」的方向與參考原則，幫助人際溝通，以維護關係、凝聚團隊、提升績效。

一則新聞是否會被報導，取決於該事件是否具有爭議性、衝突性或戲劇性。而基於菁英理論，政治人物所提的各種言論或對事件的看法，就會成為主要的報導對象。因此，本研究選取立法委員的相關報導，用以檢視媒介所報導之政策議題的方向。由於使用內容分析法，必須取得該屆立委任內的完整新聞，因此，便以上一屆，也就是第五屆的立法委員為研究對象。在本研究當中，媒介（報紙）與消息來源（立法委員）之間的互動部分，以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說明真實被建構的過程。其中也利用框架理論來說明，社會大眾每天所接收的新聞，其實都是媒介重製真實社會事件，並且將其轉換成不同的符碼之後所得來。在這之中，記者利用他對事件的觀點，將真實事件框架之後，成為一則新聞。 新聞報導的選取有相當多的考量，希望藉此研究能夠了解那一類型的政策議題容易成為新聞。為了更深入的瞭解不同類型議題的呈現方式，本研究套用了遊戲框架與議題框架的概念，並試著從中歸納出何種政策議題適合採用遊戲框架，而又是哪種的政策議題偏好使用議題框架來呈現。

過去國內電視新聞的相關研究中指出，國內電視新聞報導出現「時段區塊固 定」、「嚴肅新聞比例下降」、「報導內容感官主義化」、「報導形式視覺化」等情況。但僅了解電視新聞的發展趨勢似乎仍不足以了解電視新聞對國人的影響，甚至每日潛移默化的改變。 　　本研究提出有別以往電視新聞研究的新取徑，試圖以新聞框架理論來研究和解釋國內電視新聞的情況，並引用國外電視新聞框架的實證研究，整理出五項已知並已獲得證實的電視新聞框架：「責任框架」、「情感框架」、「衝突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以檢視國內電視新聞報導社會運動事件，特別是集會遊行時，這五種新聞框架的呈現和頻道間異同。 　　研究選擇以2008的「８３０嗆馬大遊行」作為觀察對象，經過內容分析後，本研究發現，國內電視新聞確實存在新聞框架，並且因為感官主義的媒體環境趨勢、社會運動團體的視覺訴求、新聞則數分配等原因而使得各新聞框架呈現時的差異。 　　國內電視新聞報導社會運動事件時，最常使用「情感框架」、「責任框架」與「衝突框架」。並且進一步發現發現，國內電視新聞報導社會運動事件時，各頻道間在新聞框架的使用上確實出現差異。 　　政治立場偏藍的電視新聞報導中，比偏綠的新聞台呈現更多「衝突框架」和「經濟影響框架」，其他新聞框架則無太大差異。另外，政治中立的電視台明顯比政治立場偏頗的電視台呈現更多的「衝突框架」；另外，政治偏藍的電視台也比偏綠和中立的電視台運用更多的「經濟影響框架」。 /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aiwan television news frames protest news by investigating the prevalence of 5 news frames identified in earlier studies on faming and framing effects: frames of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nflict, human interest,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morality. 　This study content analyzed 206 television news stories in the protest against president Ma Ying-jeou’s 100th day in office in August 30th,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all, the human interest frame was most commonly used in the television news, respectively followed by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nflict,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morality. It also appeared that sensational presentation as popular outlets in Taiwan’s television news. The use of news frames not only was differenced from channels, but also in partisan stances taken by various channels.

本研究主要討論認知框架(Frame)的存在可藉由語體變異現象驗證，框架的概念可藉由說話者語體的轉換辨識，與語體變異現象相關並可驗證認知框架的語言策略和功能性策略皆被討論。本篇將歸納出語言策略與功能性策略的對應關係，並藉由語體變異現象驗證框架的結構是具階層性的。 本研究以語料庫為本，文內所分析的七筆語料皆來自政大國語口語語料庫，七筆語料皆是面對面、包含兩位參與者的對話，分析的過程以說話輪替(Turn)為計量單位，進而討論語體變異的目標。語料分類條件主要為語言形式策略(包含詞彙及句構)和功能性策略(包含言談結構、言說行動、語用合作原則)。 研究結果顯示(一)框架的概念可藉由語體變異現象驗證。語言形式策略包含詞彙的語意密度、正式性、詞頻，以及句型的複雜性、完整性、特定句型模式(Sentences patterns)等；(二)在敘述架構(Narrative Structure)中，語體變異現象主要用來標示闡述(Elaboration)，其次是評價(Evaluation)部分；在對話結構(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中，語體變異現象則主要用來標示話題延續(Topic Continuity)(三)語體變異現象主要可用來辨識言說行動中的斷言行為(Assertive)，其次為表述行為(Expressives)和指示行為(Directives)；(四)語體變異現象可用來辨識語用合作原則中的量的準則和方式準則；(五)語體變異現象驗證框架具有階層性的概念，包含主要三大階層—Denotative level、Metalinguistic level、和Metacommunicative level。 /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frame can be manifested through stylistic variation. Linguistic devices and functional strategies which related to stylistic variation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frame are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s between linguistic devices and functional strategies of stylistic variation for frame are also patternized. Last, stylistic variation can help to identif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frame is verified. This study is corpus-based that all of the data are face-to-face, spontaneous, dyadic conversations, extracted from NCCU Corpus of Spoken Mandarin. Seven samples are analyzed. “Turn” is using as measurement of linguistic unit to count the amount of stylistic variation for frame. In addition, only the goals of stylistic variation are counted and categorized. Criteria for data classification includes linguistic criteria (includes lexical devices and syntactic devices) and functional criteria (includes discourse structure, illocutionary acts, and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1) frame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stylistic variation of lexical choices based on semantic density, word formality, and word frequency, as well as through shifting of syntactic devices which include sentence complexity, sentence completeness, and sentence patterns. (2) On discourse level in a narrative, stylistic variation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to signal elaboration, less is evaluation; on discourse level in a conversation, stylistic variation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to signal topic continuity. (3) Among the five types of illocutionary acts, stylistic variation is applied most frequently for assertives, less for expressives and directives, and never for commisssives and declaration.(4) Among Cooperative Principle, stylistic variation is applied most frequently for Maxim of Quantity and Maxim of Manner. (5) Las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frame, including subordinate denotative level, metalinguistic level, and dominant metacommunicative level, are verified in this study.

2006年，我國立法院發生三次未過門檻的總統罷免案表決，並伴隨紅衫軍聲討貪腐運動、國務機要費挪用等一連串政治事件的起伏，其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本研究擬以國內發行量與影響力較大的四份報紙作為分析對象，探討國內報社在報導罷免案相關新聞時，是否能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專業，抑或在立場上呈現特定的論述偏好。 /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為工具，將2006年5月22日~12月31日（8個月共224天）包含三次罷免案表決日（6/27、10/13、11/24），分別依罷免案議題的醞釀、引爆與後效，畫分作七個時期，而以框架理論、媒介社會責任論、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我國民主化、罷免權與我國罷免制度等為理論依據，藉以檢證三個研究目的：1、在社論內容與立場上，四大報對罷免案是否有預設框架，若有，其立場為何；2、四大報在處理三次罷免案過程中，相關社論在報導數量、主角、標題上，在不同的時期、社會事件上是否有所差異；3、四大報在對罷免權意義、程序的報導，能否彰顯媒介社會責任與對我國民主化有正面的影響。 / 研究結果發現：由於三次罷免案皆無法成案，顯示現行罷免制度存在結構性缺陷；四大報在社論立場上，除了中國時報有關罷免的替代手段、蘋果日報在是否支持罷免案上出現過立場論述不一外，大致上皆依據固定的框架去審視相關議題，進而發表社論。各報在社論數量上，隨七個時期的議題熱度，有明顯的高低起伏，在社論主角與標題上，較偏重於「政黨」與「朝野政黨」，當重要新聞事件發生，在社論主角與標題的選擇上也會隨之轉移。在933篇與罷免意義、程序相關的新聞報導中，以純新聞且無關罷免權的意義與處理程序的報導最多（802篇），而罷免權意義（51篇）與罷免權程序（80篇）僅佔一成多（14%），可見閱聽人無法從報導中獲得對於罷免權的實施利弊做深入理解，實為民主發展的一項隱憂。 / 總觀而論，本研究發現國內四大報皆帶有既定框架且不夠周延地去處理罷免案相關議題，在相關社論與報導的分析中，可看見新聞框架的強勢運作，偏向於一面倒的論述，或流於浮面喧囂的報導。此現象就媒介社會責任與政治社會化而言，勢必造成負面的影響，是否會妨害我國民主的未來發展，值得我們嚴肅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