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商学） / 甲第607号 / 158p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一橋大学)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中國人的社會文化特質對於主管回饋歷程的影響，尤其著重於探討社會文化特質中的「面子」因素，在人際互動中，對回饋接收者反應的影響。本研究嘗試在職場情境中，將主管回饋以「面子框架」－「有面子／沒面子」兩種訊息呈現方式給予員工，觀察兩岸員工之面子感受與評價反應是否出現差異。本研究包含三項研究：研究一與研究二驗證和蒐集當前之「面子內涵」與「面子事件」，以此結果作為建置「面子框架」的基礎。研究三則以兩岸之職場工作者為對象，透過問卷法進行「面子框架」影響之施測，同時對兩岸之職場工作者進行現況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面子框架」下之「面子知覺」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的「面子知覺」會影響兩岸職場工作者對自我、主管、組織類的評價反應。大體而言，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較沒面子時為高，高度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時較低度有面子時為高，低度沒面子感受狀態下時之評價較高度沒面子時為高。本研究之價值有五：（一）探索「框架效果」在實務應用上的「新構面」－人際溝通；（二）檢驗「框架效果」作為人際溝通上「面子」特質之操弄原則的可行性；（三）檢驗「面子知覺」對部屬評價反應的影響；（四）透過對兩岸職場工作者之現況比較，提供管理者兩岸員工各自適合的管理與回饋形式；（五）提出「面子管理」的方向與參考原則，幫助人際溝通，以維護關係、凝聚團隊、提升績效。

本研究旨在以個體主義- 集體主義架構的四個面向（自我概念、情境歸因、關係、溝通方式），以及「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概念，來觀察黃義交緋聞案和柯林頓緋聞案的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研究者有鑑於既有之形象修復策略並無文化相關方面之探討，無法完全符合本土危機處理之狀況。因此本研究以危機情境類似的黃義交緋聞案和柯林頓緋聞案，作為比較的個案，以了解兩案使用形象修復策略之差異，以及其口語表現所展現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架構方面，採取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所提出的「自我概念」、「情境歸因」、「關係」三個面向，以及和傳播相關的「溝通方式」四個面向，來作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特色的比較整理；在面子概念方面，本研究結合多位學者對東西方面子的研究（Hu, 1944；Ho, 1976；朱瑞玲，1987；Morisaki & Gudykunst, 1994），以及「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的概念（周美伶與何友暉，1992），以理解面子在黃義交緋聞事件和柯林頓緋聞事件的意義；形象修復策略方面，本研究則結合Benoit（1995, 1997a）之五大形象修復策略，以及黃懿慧（2001）對Benoit形象修復策略之增補，作為本研究的用來分析兩案形象修復策略的理論基礎。簡言之，本研究觀察的是黃案與柯案之形象修復策略口語表現，具有哪些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質，以及在這些口語表現中所呈現的面子概念為何。 本研究採取「雙個案研究法」，以期對兩案的理解較為完整。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採取「三角驗證原則」（principles of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來提高研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包括「方法的三角檢定」，即採用描述性統計以及論述分析，以及「資料分析的三角檢定」，即將資料以不同的層次加以分析，評估不同分析層次是否得到相同結果。多重資料來源包含台灣（三大報）與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的報紙內容分析，和文件分析。 本研究經由資料分析發現︰ 第一、本研究共分整體個案層次、議題層次和當事人與關係人層次。若單就每個策略的使用比例來看，兩案使用策略之比例並未呈現出意義明顯的差異，但是若將形象修復策略分為Coombs（1996）所提出的「防禦性策略」（defensive）和「緩和性策略」（accommodative），黃案則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而柯案傾向使用防禦性策略。 在「說謊」議題中，黃案較柯案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在「適任公職」議題上，黃案亦較柯案傾向使用緩和性策略；在「墮胎/性關係」議題上，黃案使用防禦性策略之比例卻比柯案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高。 在當事人和關係人層次方面，柯林頓較黃義交傾向於使用攻擊性策略；鄭春悅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則較希拉蕊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為高；黃義交的朋友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亦較柯林頓朋友使用攻擊性策略之比例為高；省府同仁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則不如白宮官員使用防禦性策略比例高。 第二、黃義交緋聞案整體來說，其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包含了個體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但是就當事人和關係人層次來說，只有黃義交本人的形象修復策略含有個體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其他關係人的形象修復策略都僅含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 第三、柯林頓緋聞案整體來說，其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則包含個體主義文化的特色，儘管其中有「尋求他人建議」的口語表現接近集體主義文化的特色，但是經過論述分析發現，柯案「尋求他人建議」的實際目的乃是要堅持個人的目標，反而是個體主義文化的特色。 第四、黃義交緋聞案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含有「社會性面子」和「道德性面子」的意涵，而柯林頓緋聞案形象修復策略之口語表現則僅有「社會性面子」的意涵。 經過對黃案與柯案的分析，本研究建議未來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可以考慮加入面子意涵，作為該架構中的一個面向。

本研究旨在瞭解當前瀰漫整個台灣社會之升學主義的本質，並藉此認清升學主義對教育（在此意指教學上的問題）造成的效果，俾依據研究的發現策畫一套更能適應台灣現代社會的教育政策。 　　本研究的對象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國中生，另一類是其家長。限於經費及人力，乃採立意選樣方式，選取北部四所公立國中二年級的學生及其家長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分別是台北市信義國中、台北縣新埔國中、桃園縣八德國中及宜蘭縣宜蘭國中。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問卷乃根據研究目的自行編製而成，統計方法為LISREL分析。 　　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一、學生與家長對面子的重視程度 　　本研究受訪的學生與家長在大部分的面子指標上，測得的分數都不高，故研究者主觀認定其對於讀書或升學的面子價值並不是非常強調，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與家長重視面子價值。 　　二、學生本人與家長回答子女對升學熱行為的看法 　　研究結果指出，只有極少數的人不曾使用參考書，九成五的學生均用過，甚至也有老師在用或鼓勵學生使用。閱讀課內書籍時間太長、參加補習、使用測驗卷等升學熱現象也都有超過七成五的國中生經歷過。學生與家長對升學熱情形的反應態度大致相同，即對升學熱不理性反應。 　　三、學生本人與家長回答子女對教學問題的看法 　　研究發現指出，有一半的國中生經歷能力編班的問題，表示仍有半數的學校以能力編班方式進行教學。近九成的受訪者深深感受到學校師長非常看重「升學率」數字，亦即重視考試時的成績表現。七成五的人認為教材內容與日常生活脫節，不夠靈活實用。無論是學生群或家長群，對教學問題均予其負面的評價。 　　四、面子價值、升學熱與教學問題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從LISREL分析的整體結果發現：對學生群而言，面子價值分數愈高，升學熱分數亦愈高；而升學熱分數的高低又與教學問題分數成正比。亦即，愈重面子價值的學生，其升學欲望愈強，在行為及態度上愈支持升學熱行為；而後者的支持度愈高，則教學問題愈發嚴重。

「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

長期以來，有關新聞訪問中的模糊語言實際運用並無具體化分析成果，本研究藉由現任總統馬英九接受國際媒體CNN專訪之研究，以論述分析法逐一分析問句及答句，具體歸納出了模糊語言之運用方式。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章節透過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理論來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使用模糊語言，再以論述分析法逐一探討提問者問句與受訪者答句間之對應情形，並納入語境因素，試圖尋找出官方消息來源常見之模糊語言形式。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在衝突性提問中確實經常引用模糊語言作為回應媒體提問之方式，不論國內或是國外消息來源均偏愛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之模糊語言方式回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尤其青睞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中之「提出新的論點」、「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及期待」等項目，主要是基因於模糊語言類型的運用具有「看似言之有物」、「轉移焦點」、「離開情境」、「不冷場」及「較不容易出錯」等優點，至於負面效應則是引發媒體的「追問」，但由於問答劇本之設定及訪問時間等有利因素，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並無礙於專訪之進行。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on the effect of equivocal language and source credibility, ininterviews between the press and its official sources. An unedited version of CN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on April 30, 2011,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equivocal language, if any, was involv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face-threatening theory, avoidance- avoidance conflict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centers on two levels: first, how the officials choose/manipulate the wording of answers in interviews; and second, what the syntax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official sources, when facing harsh questions, usually turn to equivocal language and intend to induce avoidance towards certain questions. The technique that an official frequently adopted is “making political points,” i.e., to divert attention by “presenting policies,” “talking up one’s own side,” and “making pie in the sk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quivocal language, therefore, are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it might trigger more aggressive follow-up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Nevertheless, officials still maintain an upper hand over the pres in the wake of Q&A time restraints and the constant stress to beat deadline.

本研究旨在討論新聞記者如何運用語用學之「前提」概念來引導受訪者回答，藉由「丟面子問題」質疑並挑戰受訪者「答非所問」之迴避回應。個案研究以一則平面政經新聞報導為言說分析之例，從主張與前提兩個語言單位來探究前提在訪談問答間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 相關語言學文獻討論曾指出記者前提影響受訪者之回應面向。本文進一步認為，記者訪談前提往往誘導受訪者針對該前提回應(而非針對問題本身)，並藉助記者的背景知識與訪談對話以預設前提並挑戰受訪者。 歸納個案文本的言說分析與個案記者訪談後，本研究發現，記者前提所產生的命題確實影響並誘導受訪者回應，並以記者的前設知識來探討前提技巧如何獲得受訪者更多、更深入的回應。整理上述提問、回應模式，本研究擬出語用前提作為「問好問題」之言談方法及雙方互動的橋樑，盼能提供訪談者一套語言策略。 /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how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in news interviews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locutors, conducted by discourse analysis on asser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within each pair of questioning. By identifying the face-threatening questions which ends up leading the interviewee to non-reply responses, the case study concentrates on one public-figure interview in attempts to unveiling the tactics of placing presuppositions, added by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journalist of the case to take the speaker’s meaning into account.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enabled the author to discover the interaction of presupposition in the form of propositions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that leads the interviewee’s response to challenge the journalist’s presuppostions. The researcher also found evidences indicating the presumption of the journalist produces presuppostion as well as the response, which enables this research to develop a pragmatic strategy of news interview based on the use of presuppositions.

本研究旨在於觀察對話者之間的熟悉度對於外語學習者的語言影響。溝通互動性質的作業能提供語言學習者機會來對話；然而，很少有學者研究對話者之間的社會層面對於溝通互動的影響。在此研究中，實驗對象是一群台灣的高一生，程度介於全民英檢初級和中級之間，他們依彼此間熟悉程度的調查而分成19個熟悉組和不熟悉組，並進行三種不同性質的溝通作業，再分別計算negotiation for meaning，language-related episodes，和recasts的使用次數。量化分析的結果顯示對話者之間的熟悉度並沒有造成以上三種溝通特性的顯著性差異，唯有在作業類型中有顯著性差異。但質性研究發現由於權力關係帶來的張力，對話者間的熟悉度會因著面子的考量而造成互動模式的些微差異，對於學習者的情意層面、投入程度和溝通策略的使用產生一定的影響。此結果將對於語言課室中配對練習有重要的教學啟示。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bserve how the interlocutors' familiarity influences the language produced by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It is widely argued that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asks may provide learn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manipulate and modify their language productions, which in turn helps learners develop their target language. However, few studies concer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interlocutors in task-based interactions. In this study, som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learners in Taiwan were divided into 19 familiar and 19 unfamiliar pairs. Every dyad was engaged in the picture differences task, the describe-and-draw task, and the discussion task. Negotiation for meaning, language-related episodes, and recasts viewed as crucial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were interactional features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locutor’s familiarity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ly in task types did the researcher find discernable differences. Opposed to such negative results, the qualitative analyses showed a divergence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due to the face issue resulting from social dynamics. Learners’ interloctutors’ familiarity, which may impact learners’ affective domain and conversational strategy use, may bring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pair work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本研究從Leech的「禮貌原則」和Grice的「合作原則」切入討論台灣著名的反迷（anti-fan）虛擬聚集處（virtual togetherness）「吐槽版」中的異議表達。研究者初步觀察吐槽版發現，該版呈現高度言論趨同的現象、鮮見異議表達。過往反迷相關文獻指出，相對於外在強勢的主流演藝圈文化，反迷意識到自己的小眾性、弱勢性，因而可能發展出成員間緊密的小團體情誼、友善互助的人際關係。研究者欲探究，在吐槽版高度趨同的發言氛圍下，版友該如何表達異議？什麼樣的異議表達方式符合吐槽版的禮貌標準？此外，吐槽版發言高度趨同、鮮見異議、鮮見網路戰火（flaming），確為出自於版友間同仇敵愾的團結情誼、友善的人際關係嗎？ 研究發現，吐槽版版友間人際關係淡漠，完全推翻研究者對於吐槽版反迷的想像。吐槽版版友雖偏好採用溫和、委婉的方式表其異見，但若時機適當，仍會出現相對尖銳的異議；且不乏針對第一輪發言者立論的「手法」表達異議，帶有「找碴」的意味。此外，版友在表達異議時，不時出現「非護航」自清，版友不自覺會將「表達異議」等同於「護航」。「禁止護航」這版規才是約束吐槽版版友異議表達的最主要力量，而非版內的人際關係。「禁止護航」保障了版友完整情緒發洩的權利，版友在此可單方面地表達對於演藝對象的厭惡之情而不會受到他人反駁。吐槽版版友無意與他人進行「雙向溝通」，完整的、單方面的「情緒宣洩」才是他們對於吐槽版的期待。版友無意集結版眾力量共同對抗演藝圈，他們對抗的其實是「理性溝通」的概念。研究者發現，在網路社群、虛擬聚集中，人們並非只需要理性溝通，「情緒發洩」也是人們重視的發言需求。

本研究應用分析的理論涉及女性主義對「性別（gender）」、「母職（motherhood）」的觀點、後現代女性主義強調「多元差異」的觀點、傳播效果研究的認知說服、沈默螺旋、Pierre Bourdieu的日常生活言行理論、Michael Foucault的自我技術等相關論點、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理論等。根據本研究的研究興趣，以台灣都會地區作為本研究的文化場域，以在「坐月子」時期一邊補身、一邊瘦身的現代產婦為研究對象，欲釐清：在既有的社會結構（傳統醫療（中醫）鼓勵「坐月子補身」論述／媒體瘦身廣告鼓吹的後現代苗條論述）限制下，她們追求什麼樣的身體健康觀及身體美學觀？其身體主體如何成為「相對自主」的行動者（agency）？ 本研究獲得的啟發是：15位受訪產婦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自主性，只是可以引述場域中不同的論述、在論述之間做選擇，論述選擇本身範圍雖然變寬一點，但仍有社會結構的框架在。固然，她們追求生殖母體性感化的過程中，能獲得秀異的社會位置或是引以為傲的成就感，但畢竟瘦身場域是一個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所建構出來場域，這個場域所形塑出來的辣媽身體意象或是新的母親角色，還是不脫窄化女體價值觀、物化女性角色的作法，並且在瘦身場域所獲得的秀異也不一定保證能延伸到其他場域。因此，生殖母體不一定非得在主流論述場域（例如：傳統父權場域、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場域）中追求秀異位置，也要開發在其它場域（小型、另類）中追求秀異位置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