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在重視人際和諧及倫理規範的華人文化中，（一）包含「主動—被動」軸向以及「利他—損他」軸向的雙軸向因應模式，是否比西方文化較偏重個體內、只涉及「主動—被動」此行動導向軸向的單軸因應模式，可對身心健康提供更高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是否可以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對於身心健康解釋力及預測力大小之比較。（四）雙軸向因應模式中的各類因應策略之使用是否有性別差異。 本研究以25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自編的雙軸因應策略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雙軸因應策略上的使用頻率，單軸因應模式之測量工具則選擇Carver、Scheier與Weintraub（1989）所編製的COPE量表。並以貝克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情境生氣量表、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相融和諧量表，分別測量受試者的焦慮情緒、憂鬱情緒、生氣情緒、主觀幸福感、人際和諧度等身心健康指標。在研究資料的分析上，以SA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階層迴歸分析、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一）在因應概念模式中，於西方主流的「主動—被動」軸向之外，增加「利他—損他」的社會性軸向可以顯著地提高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二）在包含「主動利他」、「主動損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的雙軸向因應模式之外，增加「主動—無社交」與「被動—無社交」等因應策略，並無法顯著提高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三）整體而言，「主動利他」因應最具適應性，對身心健康有最高的解釋力及預測力，「被動利他」因應也對身心健康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被動損他」因應的使用則可預測有較差的身心健康，「主動—無社交」因應的使用只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解釋力與預測力，而「主動損他」與「被動—無社交」因應對所有的身心健康指標皆不具顯著的解釋力或預測力。（四）男性比女性使用較多的「主動損他」因應策略，而男性與女性在「主動利他」、「被動利他」、「被動損他」、「主動—無社交」、「被動—無社交」因應策略的使用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的就是從文化及心理動力的多元角度理解諮商中抗拒的出現。具體來說，就是從文化差異及心理動力的觀點，分析諮商員與個案在婚姻、家庭問題的因應方式及抗拒現象，對個案抗拒或抗拒持續的原因有多元的解釋觀點。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位美國白人男性諮商員及台灣中年男性個案，共取得諮商歷程的逐字稿27份，特別擷取諮商中的夫妻關係及原生家庭議題為主要分析的主題。閱讀逐字稿後，研究者分析出27個抗拒現象，並經由專家檢核及分類主題選取後，確定8個抗拒段落為本研究的研究資料。藉由分析其諮商歷程，詮釋個案問題的文化脈絡、諮商員處理的觀點及抗拒發生的原因。研究結果與結論如下： 一、在多元文化諮商中，僅用單一心理分析理論架構理解個案的抗拒現象，是將個案與其文化脈絡切割，不但對於理解個案會有所缺陷，對諮商的進展也可能造成阻礙。因此，諮商員亦須有文化意識，覺察自己本身的文化信念與價值，並採取文化的觀點理解個案的文化信念系統，體會雙方在文化信念上的差異，進一步多元解釋在諮商中的抗拒現象。 二、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個案，在諮商中所表現出來的抗拒行為，皆於間接、婉轉方式，例如：沈默、表面順從、「是，但是…」、描述外在事件以迂迴回應等，符合華人在人際衝突中，面對權威的因應方式。因此，諮商員在面對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時，要更了解對方文化中抗拒行為的展現，並小心解讀個案的因應方式。 三、研究中可以發現華人文化的特徵，包括：男性角色的傳統期待、圓滿婚姻形象的維繫、關係取向的自我價值感、文化對權威的表面順從、家庭中的階級地位、家庭中對和諧的要求、孝道文化影響對父母負向情緒的表達等，這些特徵在在使諮商員在進行諮商中一些重要目標時，例如：獨立自主、直接溝通、自我覺察等，需要更仔細地思考文化脈絡的影響。 四、諮商中「自我肯定」、「自我覺察」、「直接溝通」等重要價值與目標，在華人文化的個案中應用需要更仔細地考量，包括允許更多的時間、注意口語及非口語的迂迴表達出自我肯定與自我覺察、發展除了溝通之外更符合文化脈絡的建議等。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對諮商專業人員、諮商訓練機構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