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環境與理論發展存在密切的互動關係，兩者相互依存而生。國際環境會影響國際思維的發展，帶動新思維的興起與架構成形，同時也弱化某些思維觀；相同的，人們思維的轉變，也將影響國際關係的運作，進而影響國際社會結構的轉形與發展。 近年來社會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領域漸漸興盛，且建構主義針對人類意識中社群概念形成，也就是國家與國際社群的認同，有著廣泛與較深入的研究；此種出自概念的改變所引發的國際結構轉變，確實不同於新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所能解釋的現實環境；且在建構主義對各種傳統與修正理論的批判中，我們不能說建構主義以觀念為主的利益觀具有比其他理論更強的解釋能力，但這樣的分析為我們研究國際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尤其是建構主義在國際結構建置分析上，大都採取「弱認知派」的主張，這種論述是針對在國際政策協調上「認識社群」的角色以及政府一般學習條件與機制進行研究，而此種論證正適用於東協組織架構演變情形之研究，因此本論文大膽採用建構主義大師亞歷山大•溫特先生（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理論為主軸，以較樂觀的實證舉證方式，從理念改變帶動權力與利益分配轉變的角度，來解析東協國家與國際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並對其提出發展「安全共同體」意涵進行研究，並藉對東協安全機制組建與運作發展的相關議題研究，檢驗建構主義與主流學派看法的異同。 1967年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成立，代表了東南亞國家對國家安全的認知的轉變，各國紛紛緩和或擱置與鄰國的衝突，將安定國家內部作為首要國家安全目標，這種歷史反省造成的安全思維轉變，是新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的現象。2003年10月17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第九屆東協元首高峰會，東協領袖通過東協「峇里第二和諧宣言」，以「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經濟共同體」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等三大支柱，期能仿效「歐盟」在2020年前建立成為「東南亞共同體」；這是東協自1967年成立後，首次確立將朝歐洲整合的模式邁進，將區域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全數納入原本鬆散、無政治軍事意涵的組織架構之下，其所擘劃的區域整合藍圖不可謂不大。東協在各強國勢力拉扯未平，各會員國自主性愈來愈強的時代，提出「東協共同體」的概念，這是用新現實主義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觀點是難以周延解釋的，尤其是峇里第二和諧宣言的提出，也並非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到底這種共同體概念是如何成形的，是為本論文研究的重要內容。

本研究目的乃在嘗試以建構主義取向的教學理念運用在國小電腦教學上，試圖建構出一套有效的教學模式；1.找出一套整合性的建構式教學模式；2.將這套建構式教學模式應用到兒童電腦課程教學上。 本研究以參加寒假校外電腦營的兒童為研究樣本，分兩組進行教學實驗，探討建構式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的教學效果差異，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接受傳統教學法的兒童在電腦素養上顯著優於接受建構式教學法的兒童。 2.接受建構式教學法與接受傳統教學法的兒童在正向電腦態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3.接受建構式教學法與接受傳統教學法的兒童在正向人際構通能力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教育實務與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給學校與推動單位的建議 1.建構式電腦教學需長時間投入與觀察。 2.建構式教學最好以漸進階段進行的方式來實施。 二、給老師與實踐者的建議 1.教師應針對教財內容與學生特性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建構式教學模式。 2.教市應加強本身的班級經營能力以維持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動機。 3.教師應隨時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能以增進教師為學生搭設解題鷹架的能力。 三給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1.建構式電腦教學宜採用長期的教學實驗處理。 2.教學實驗處理的課程設計需要容許更多的學習彈性。 3.教學效果宜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來了解學生建構的知識表徵。

在1989年捷克「絲絨革命」的過程中，幾乎所有捷克共產黨領導人都被迫辭職下台，因此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完全瓦解，其後，捷克進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努力想擺脫共產體制帶來的種種不良影響。之後，歷經1993年與斯洛伐克的和平分裂，捷克共和國正式成立，並開始積極推動中、東歐地區的整合，進而達到加入歐洲聯盟的目標。終於，在2004年，歐盟完成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擴張，新加入的成員共有十國。其中，捷克不但在入盟談判中一直表現良好，更於2009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以成熟穩健的態度負責協調並舉辦歐盟的議事活動，也順利完成任務。因此，捷克的民主轉型是應該受到肯定的，而在整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認為歐盟在捷克所推動的國際社會化是最重要的因素，歐盟提出的政治條件，促使捷克朝向民主與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同時，在轉型的過程中，捷克必須接納的國際規範，最後也成功內化到捷克國家體制內，只是在不同政策領域中，有不同程度的實踐。因此，本文使用建構主義的理論架構，對歐盟與捷克的案例進行檢視，希望透過比較分析實際情況與理論觀點的異同之處，一方面將國際社會化概念的內容具體化，也藉由實際情況對理論內容做補充，使本文的研究發現成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摘 要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討一位幼稚園教師在建構取向教學中之教師引導。旨在瞭解易老師（化名）如何引導（how）、介入時機（when）、以及為何行之（why）的實踐過程。研究期間從民國91年10月92年4月底為止，採用參與觀察、訪談、文件檔案，以及研究者札記等方式蒐集相關資料，並參酌Strass & Corbin之資料分析程序進行研究分析。 本研究之結果如下：首先，陳述易老師在建構取向教學中之教學信念，以預先瞭解易老師行為背後之信念基礎。再以教學案例的方式，呈現我於觀察期間所發現易老師教學引導的策略（how）、時機（when）及原因（why）之9個組型，共11個案例。最後綜觀這9個引導組型，再看易老師的教學引導。在「如何引導」方面，可從語言、動作、材料及情境方面涵蓋其因勢利導之引導策略；在「何時引導」方面，易老師所採取介入的時機為：為孩子建立先備經驗時、孩子遇到挫折，活動停滯不前時，孩子對活動喪失興趣時；在「為何行之」方面，幼兒因素考量的是孩子的能力及興趣、影響教師本身因素的則為教師信念及教師專業知識。 根據上述之研究結果，提出五項結論與討論：1.教學權責雖轉移，但教師角色仍不容忽視；2.主動原則—孩子的主動可否由教師所引發；3.適應原則—教師提供多種路徑以讓孩子建構自己的「真實」、教師如何看待孩子的先備經驗；4.發展原則—「等待」是老師需要學習的。5.建構取向教學並非一個固定的「教學模式」。論文最後，提出對教師施行建構取向教學之建議，以及對未來研究議題之建議，包括：建構主義之教與學其間的師生互動情形、反省性思考對建構取向教學的影響、多方不同知識領域知識建構之研究。 / Abstract By mea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a kindergarten teacher carried out constructive approach teaching. In addition, it also investigates how, when, and why Miss Yi (nickname) used that approach in class. The research data were obtained by making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collecting relevant documents, and taking reflective notes. Then, the researcher consulted Strass and Corbin’s analytic procedure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 firs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Miss Yi’s philosophic beliefs in teaching, an account of her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ve approach teaching is given. Next, nine patterns and eleven cases are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Miss Yi’s teaching strategies—how, when, and why a certain method was adopted to guide students. Finally, the nine patterns are studied to analyze Miss Yi’s instruction guidance. In the aspect of how to guide, Miss Yi manipulated language, action, material, and contex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s to when to guide, Miss Yi decided to intervene when she had to help construct children’s prior experience, when children felt so frustrated that activities could not proceed, and when children were not interested in activities. In regard to why, Miss Yi would take children’s ability and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iss Yi’s teaching belief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ould also account for her guidance.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er draws five points for conclusion and further discussion: 1.Although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transferred, the role of teacher cannot be neglected. 2.Principle of activity—whether children can be led to be more active by a teacher. 3.Principle of adaptability—a teacher should provide many ways for children to construct “reality” on their own. How should a teacher view children’s prior experience? 4.Principle of development—a teacher should learn to “wait.” 5.Constructive approach teaching is not a fixed “teaching model.” At the end, the researcher offer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teachers who practice constructive approach teaching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nstru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on constructive approach teaching, and the study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other different fields.

從GATT到WTO的發展過程中，WTO延伸GATT既有之架構而逐漸朝向法制化與正式化的路徑演進，形成以「規則導向」（rule- oriented）結合「權力導向」（power- oriented）的運作體系；其建構出制度化的遊戲規則，提供會員國透過協商談判追求貿易利益的機會，也限制了會員國追求自利目標與策略手段採行的合理範圍。政府認為加入WTO可使台灣在國際間享有公平合理的貿易對待，也可透過多邊或雙邊貿易諮商藉以在全球競爭過程中取得有利的位置；相對地，加入WTO後政府卻必須面對國內既有制度、規則如何與WTO基本原則、規範聯結的問題。 我國過去採取菸酒專賣制度，政府透過市場干預將國際貿易者、私有廠商排除在競爭的制度外，掌握米酒價格訂定的絕對主導權；民眾一方面可用低廉的價格滿足對紅標米酒消費的需求，同時政府也可從中挹注大量的稅收。然而，WTO是建立在一個以自由開放為目標的全球貿易體系，反市場機制的菸酒專賣制度卻直接與WTO規範相牴觸，造成米酒議題在入會過程中成為美國與歐盟等會員國要求諮商談判的標的。經過多年的入會諮商，我國承諾廢除既有專賣制度且修訂「菸酒稅法」回歸正常稅制，米酒也自民國九十二年起比照蒸餾酒每公升課稅一八五元；但此同時，米酒價格的高漲卻也引發了全台各地米酒囤積與搶購的熱潮，甚至爆發多起民眾喝假酒致死的案件。此談判結果對國內米酒消費市場造成的激烈動盪，促使米酒課徵稅額的合理性議題於焉浮現。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在WTO規則結構下其對我國菸酒稅法中有關米酒課徵稅額結果的影響。在理論基礎中，對全球治理下不同研究途徑的辯證過程後，選擇以「規則演進途徑」的觀點作為WTO制度與我國米酒稅額關係間的分析主軸；此途徑在WTO規則結構與台、美兩國家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以及針對我國加入WTO後米酒稅額變動的詮釋上提供了合適的分析架構。此外，將從WTO的規則結構、行動者定位、權力互動與諮商協議結果等四個觀察面向去探討與釐清其與米酒課徵稅額之關聯。準此，主要研究的問題焦點如下： 一、在WTO的基本原則與協定規範的拘束下對我國米酒的課徵稅額有何影響；而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台美兩國在有關米酒界定上有何限制？ 二、在WTO的規則結構下，台美兩國對米酒課稅方式與課稅分類上有何利益偏好？彼此的主張與立論理由如何影響最後的談判結果？ 三、台美兩國在WTO規則下競逐各別的主張與偏好，然而彼此在資訊掌握、對資源的控制、組織合法性權力、以及相對市場規模等權力基礎上的差異，是否影響最後協議的結果以及米酒稅額的課徵標準？ 四、在WTO入會工作小組報告書與台、美雙邊貿易談判中，我國在米酒議題上所作的要求與承諾條件為何？此承諾、條件如何影響我國米酒課稅政策的制定？ 當我們持續關注WTO所創造的美好憧憬時，也必須體認到入會背後所須付出的若干代價；在符合WTO的協定規範下，我國制度也必須面臨修正與調整。這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二律背反的現象，期待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著意想不到的落差。菸酒入會諮商中的米酒議題是在WTO「規則」與「權力」的互動架構中進行。其異於過去國際化下的雙邊談判，此全球治理下的雙邊談判結果經由認可與制度化過程將成為多邊治理架構之規範，也藉由國內立法認可使其具有法律效力與正當性。米酒議題不僅是經貿上的議題，其處理的過程更是充滿政治權力折衝、競合的運作；對於米酒是否該界定為蒸餾酒，也反映出不同國家彼此對於飲酒與飲食文化上的個別差異。在米酒稅額爭議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試圖找出我國在WTO規則結構下有關米酒課徵稅額有利的結果，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爭取合理稅額的可行政策建議。

「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

人類安全自其概念提出以來至今已逾十年，始終沒有獲得安全研究領域的重視。冷戰結束後，雖有非傳統安全在研究上對傳統安全侷限於軍事問題的缺漏進行修補，但依舊忽略「個人」對於安全研究的價值。本文認為，目前既有的安全研究已不能迎合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而把「個人」排除在安全研究的討論之外或是予以邊緣化，則為一種理解上的疏失。實際上，無論傳統安全所強調的軍事領域，或是非傳統安全所關注的貧窮、發展、疾病等問題，其核心與基礎的安全價值均構築在每一個「個人」身上，這歸因於安全概念就像一道不可分割的光譜，儘管歸結出許多不同面向，但當其中一個安全面向受到影響時，其他面向也會受到波及；互賴現象不只適用於經濟關係，也同樣適用安全領域。對此，本研究論證了何以人類安全具備在判斷安全是否落實、因應全球化的國際局勢，以及回應「內部」威脅來源等三方面的優勢，用以彰顯安全研究宜從「國家」到「個人」之必要性。 此外，本文建議以建構主義來詮釋人類安全，認為人類安全的形塑過程，就是一種建構主義的觀點。儘管國際關係中的建構主義目前在安全所涉及的範疇，只著力於安全社群或安全文化論點，但建構主義是探索人類意識與國家認同與利益的形成，如果透過建構主義來解釋國際社會現象，尤其是人類安全，那將使人類安全觀點更趨意義，爰本論文在釐清人類安全概念與回顧建構主義理論基礎後，同時說明了建構主義與人類安全的關連，並勾勒起兩者間之對話。 / Even though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first emerged more than a decade ago, it never g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stud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somehow rectifies the defec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which focuses simply on military affairs, but it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crucial role which ‘People’ play in security study. From authors’ view, the present comprehension of security study can no longer catch up with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o exclude ‘People’ from discussing or to marginalize it is a definite miscalculation of what ‘security’ really is. Either traditional security, which pays mainly attention to territorial matters,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which cares more about poverty, development, disease and so on, its core and essential value of security is no doubt based on ‘People’. Actually,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s a spectrum which cannot be divided; also, the spectrum has considerable inter links and overlaps. An effect to one dimension of security is likely to travel to all forms of security. The phenomenon of interdependency on economic dimension is also relevant to security studie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study of human security can help resolve threat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e true security. It manifests the necessity of the study of security from focusing on “state” to the “people”. Besid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exploring human security by constructivism.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ecurity also can be seen as a view of constructiv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orthodox of security study on constructivism focus on security community or security culture, the constructivism also explores the issue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 formation. Hence, the contents of human security will be more meaningful if through applying constructivism to explaining phenomena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this analysis, three specific issues will be examine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and enabling a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vism and human security.

現今科技的進步和全球化，人們能更容易且迅速地遷移到不同的地方。移民遷移國外不難，但要適應居住國不同的文化、種族、宗教、歷史背景和社會融合就因人而異。身分認同是社會融合中重要的因素，而社會融合的困難與挑戰則可以從歐洲公民的態度、穆斯林移民的自我身分認同、對於移民的觀感和刻板印象中觀察出。 論文藉由和西班牙穆斯林移民的實地訪談，試圖了解這些移民在社會融合的過程以及挑戰。許多學者認為穆斯林移民在社會的代表性較差，以及其認同常常遭受許多歧視和誤解。其他學者並不認為西班牙移民威脅到國家認同，因為移民在社會中缺乏能見度。 然而，近年來歐洲經濟危機和恐怖攻擊事件導致當地公民對於穆斯林移民的態度有所改變。當穆斯林移民面臨在異鄉的適應和社會融合的困難中，他們或許會選擇從當地社會中分離並組成自我的社會群體，或選擇融入當地社會而失去自己的身分認同。如果穆斯林移民能夠被當地社群和政府接受，或許會更容易融入社會。 關鍵字: 身分認同、社會融合、建構主義、穆斯林移民、社會觀感。 / It is easier and faster for people to move to different places nowadays with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Although it is easy to move to foreign countries, it is difficult for immigrants to adapt and integrate into a society with distinct cultures, ethnicities,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dentity can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From the attitudes of European citizens, self-identific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perceptions and stereotypes imposed toward the immigrant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society can easily be observed. The researcher propose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Muslim immigrants living in Spain to see their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Many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 Muslim immigrants were not represented in the society and often face many discrimina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due to their identity. For other scholars, immigration in Spain is not perceived to be a threat to national identit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visibility of immigrants. However, with recent event of terrorist attack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attitudes of local citizens are becoming less tolerant toward Muslim immigrants. When Muslim immigrants face difficulties of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foreign society, they would become segregated and form their own social group; or they would assimilate into the foreign country and lose their identity. If Muslim immigrants are accepted and welcomed by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be able to create a new identity and integrate into the society better. Key words: Identity, integration, constructivism, Muslim immigrants, perception

資訊科技對學習引發了全面性的變革，網路無遠弗屆、快速便利的特性，更使得網路學習、線上學習、數位學習等利用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結合的學習方式為大家所重視。未來邁入知識經濟後，人們更需要不斷的學習來提昇自己的競爭力，透過學習獲取知識。資訊科技與網路的結合，為數位學習帶來許多的優勢與好處，但是雖然數位學習的網站很多，大多數仍無法達到如傳統學習的學習效果，學習者通常瀏覽過一兩次後，便失去學習的興趣，因此數位學習系統仍缺乏整合性的規劃與開發。 　　目前網路上許多的數位學習系統提供的互動機制不足，學習者缺乏人際互動的工具與活動，除此之外，許多互動工具無法得到參與學習的使用者之青睞，學習者甚少使用，如同虛設。因此本篇論文企圖設計出一套整合性與互動的數位學習之設計，解決目前網路學習在互動中所遭遇的瓶頸。 　　本研究從適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與建構學習(Constructive Learning)三方面進行設計，互動機制可以達到此三個目的，進一步讓系統可以支援達成合作學習與建構學習的活動設計。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made the knowledg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We must continuously lear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ny corporation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e-Learning web sites. Because the lack of adequat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most of them cannot provide th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learning results. Our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n interaction-centric e-Learn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adaptive learning, collaborative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structive learning concepts, we design an integrated interaction-centric model to develop a set of toolbox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of e-Learning.

橫亙百餘年之久的俄屬遠東黃禍論已成為某種或然性規律，不但是俄羅斯與中國兩國的兩難困境，更是彼此關係的潛在負面變數。 為此，本研究以理性主義初探當代黃禍何以復萌，繼而再以建構主義反向解構促使其復萌之俄中關係以及俄國內部中央與地方的互動，此雙重觀念結構之身份與利益的聯繫，以揭示黃禍恐懼的本質和深層原因，從而對其發展趨勢進行中長期預測，並由此對應推導命題：跨層次習得轉化，希冀藉此發展出超越時空範疇的一般性通則，而為觀念甚於物質再增添新的研究實例。 研究發現：黃禍論必須在國際面－俄中兩國間的身份認知得到協調，在國內面－俄國內部以及遠東區當地俄人和中國人之間也必須要趨近，黃禍疑懼才有可能消弭。然而，從黃禍的建構過程可知，俄中兩國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尚未真正到位，俄國內部促成黃禍的離心傾向也仍舊存在。各造屬性若未能調和，黃禍仍將持續地與其所依附存在的雙重結構交錯建構，而其成因亦可能經社會化代代相傳。但遠東區俄人在與中國人互動多年後，其若干特質及行為方面意外地逐漸與中國人趨同，此有可能補足俄國內部欠缺的自下而上建構作用。此外，世代交替亦為俄羅斯再起的希望，俄中兩國的差距若能弭平，黃禍自亦消弭於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