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所簽訂的西發里亞(Westphalia)條約，確立了往後三百多年世界互動的權力基礎。自此，「民族國家」成為世界互動中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國家治理」成為世界互動的主要模式。 進入1990年代後，由國家主導的國家治理世界開始有了轉變。冷戰結束和全球化加速影響著國家治理下的世界互動和秩序；兩極體系瓦解、經貿全球化、全球性議題出現改變著世界發展的圖像。面對種種全球性的轉變，國際關係學界也嘗試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典範以外尋找新的視角來觀察我們所處的世界，「全球治理」正是這樣的一種嘗試。 全球治理概念在國際關係學界已有十多年的討論，內容已經相當豐富，不過概念本身仍然處於發展的階段。本論文希望透過對全球治理相關論述的整理和分析，能對全球治理過去的發展和現況以及理論和實踐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理解全球治理所面對的挑戰和未來的發展。 關鍵字：統治、治理、全球化、國際建制、全球治理

受到全球化與治理雙重影響，原本侷限於國家範圍內由上而下的政府統治形式乃因勢而為，朝全球治理形式轉化，也就是跨越國家疆域與公、私部門界限的共同合作漸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本論文試圖從理論基礎著手，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建構一套能夠解釋全球治理實務現象的運作模式。 本論文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途徑、方法、程序與分析架構等要項。同時，本論文檢視各類全球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治理等議題的個案後發現，儘管它們至關重要，但是以影響人類的深度、廣度以及時間長度而言，都無法與全球環境治理議題相提並論。畢竟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往往導致永久性的生態浩劫，不是難以拯治，就是拯治的過程曠日費時，其成果也極為有限，最後受害的將是人類全體。特別是因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產生的溫室氣體濃度愈來愈高，此種因溫室效應而導致的全球暖化現象，成為近年來聯合國大會中廣受關注的焦點。《京都議定書》的出現，不啻為當前拯治全球溫室效應的努力，邁出關鍵的一大步，因此本論文乃選擇《京都議定書》，作為全球治理運作模式擬驗證的實證個案。 第二章從全球治理的概念與全球治理的運作模式等兩方面檢閱相關研究文獻，以選擇最為滿足全球治理活動構成要件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作為本論文研究全球治理運作模式的理論基礎。詳言之，本章有系統地檢閱當前與全球治理相關的研究文獻，從中挑選出涵蓋範圍最為全面、分析觀點最為深入、影響層面也最為豐富的全球治理概念，並歸納出全球治理活動的構成要件。其次，再從研究文獻□選擇最為滿足這些要件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作為本論文擬採用的理論基礎，藉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建構一套能夠解釋全球治理實務現象的運作模式。在文獻檢閱的過程中，評析各類文獻的貢獻與缺失，並就相關主題構成一個論述的系絡，使其對全球治理主題的瞭解有適當的深度。 第三章探討第二章所選擇的的理論基礎，並據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產生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預期發現。詳言之，在第二章的文獻檢閱中業已選擇了最能符合全球治理活動構成要件的締約關係途徑，作為本論文研究全球治理運作模式的理論基礎。本章介紹締約關係途徑的理論背景與意涵，並據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產生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初始預期發現。 第四章根據政策分析的過程，進行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內容析述。詳言之，如以《京都議定書》個案為例說明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論述，則《京都議定書》的締結事實上可被視為是為解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而在全球（溫室效應類）環保政策制訂過程中被建議、採納並執行的政策行動，故該論述實有助於對《京都議定書》個案從議程設定、政策規劃、政策採納發展到政策執行程序的分析闡述（由於《京都議定書》甫於二OO五年二月十六日生效，故還未發展到政策評估程序）。有鑑於此，本章遵循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過程，進行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發展經過的析述。 第五章將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進行理論與實證的交互檢證，並據此修正全球治理的理論基礎與運作階段。詳言之，本章以第三章第二節雷克所提出的談判、行動者的多樣性、剩餘控制權利、治理與締約、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關係的連續體與全球治理結構調適的交易成本觀點等締約關係途徑的六項要素為基準，將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進行理論與實證的交互檢證，藉以建構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 第六章根據第五章的檢證結果，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以歸納出本論文的諸項結論，並對未來的理論與實證層面提供建議。詳言之，本章根據第五章的檢證結果，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以歸納出對全球治理所產生的意義，並對未來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證層面提供建議。

從GATT到WTO的發展過程中，WTO延伸GATT既有之架構而逐漸朝向法制化與正式化的路徑演進，形成以「規則導向」（rule- oriented）結合「權力導向」（power- oriented）的運作體系；其建構出制度化的遊戲規則，提供會員國透過協商談判追求貿易利益的機會，也限制了會員國追求自利目標與策略手段採行的合理範圍。政府認為加入WTO可使台灣在國際間享有公平合理的貿易對待，也可透過多邊或雙邊貿易諮商藉以在全球競爭過程中取得有利的位置；相對地，加入WTO後政府卻必須面對國內既有制度、規則如何與WTO基本原則、規範聯結的問題。 我國過去採取菸酒專賣制度，政府透過市場干預將國際貿易者、私有廠商排除在競爭的制度外，掌握米酒價格訂定的絕對主導權；民眾一方面可用低廉的價格滿足對紅標米酒消費的需求，同時政府也可從中挹注大量的稅收。然而，WTO是建立在一個以自由開放為目標的全球貿易體系，反市場機制的菸酒專賣制度卻直接與WTO規範相牴觸，造成米酒議題在入會過程中成為美國與歐盟等會員國要求諮商談判的標的。經過多年的入會諮商，我國承諾廢除既有專賣制度且修訂「菸酒稅法」回歸正常稅制，米酒也自民國九十二年起比照蒸餾酒每公升課稅一八五元；但此同時，米酒價格的高漲卻也引發了全台各地米酒囤積與搶購的熱潮，甚至爆發多起民眾喝假酒致死的案件。此談判結果對國內米酒消費市場造成的激烈動盪，促使米酒課徵稅額的合理性議題於焉浮現。 有鑑於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在WTO規則結構下其對我國菸酒稅法中有關米酒課徵稅額結果的影響。在理論基礎中，對全球治理下不同研究途徑的辯證過程後，選擇以「規則演進途徑」的觀點作為WTO制度與我國米酒稅額關係間的分析主軸；此途徑在WTO規則結構與台、美兩國家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以及針對我國加入WTO後米酒稅額變動的詮釋上提供了合適的分析架構。此外，將從WTO的規則結構、行動者定位、權力互動與諮商協議結果等四個觀察面向去探討與釐清其與米酒課徵稅額之關聯。準此，主要研究的問題焦點如下： 一、在WTO的基本原則與協定規範的拘束下對我國米酒的課徵稅額有何影響；而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台美兩國在有關米酒界定上有何限制？ 二、在WTO的規則結構下，台美兩國對米酒課稅方式與課稅分類上有何利益偏好？彼此的主張與立論理由如何影響最後的談判結果？ 三、台美兩國在WTO規則下競逐各別的主張與偏好，然而彼此在資訊掌握、對資源的控制、組織合法性權力、以及相對市場規模等權力基礎上的差異，是否影響最後協議的結果以及米酒稅額的課徵標準？ 四、在WTO入會工作小組報告書與台、美雙邊貿易談判中，我國在米酒議題上所作的要求與承諾條件為何？此承諾、條件如何影響我國米酒課稅政策的制定？ 當我們持續關注WTO所創造的美好憧憬時，也必須體認到入會背後所須付出的若干代價；在符合WTO的協定規範下，我國制度也必須面臨修正與調整。這就是全球化過程中二律背反的現象，期待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著意想不到的落差。菸酒入會諮商中的米酒議題是在WTO「規則」與「權力」的互動架構中進行。其異於過去國際化下的雙邊談判，此全球治理下的雙邊談判結果經由認可與制度化過程將成為多邊治理架構之規範，也藉由國內立法認可使其具有法律效力與正當性。米酒議題不僅是經貿上的議題，其處理的過程更是充滿政治權力折衝、競合的運作；對於米酒是否該界定為蒸餾酒，也反映出不同國家彼此對於飲酒與飲食文化上的個別差異。在米酒稅額爭議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試圖找出我國在WTO規則結構下有關米酒課徵稅額有利的結果，以作為未來進一步爭取合理稅額的可行政策建議。

本論文試圖檢驗中國在技術標準化中推動自主標準的政治思維，並以全球治理概念中多元主體的研究途徑作為論文的基本分析架構。本論文試圖探尋以下三個問題的解答：其一，檢驗全球治理理論在分析技術標準議題的適用性；其二，描繪出中國的政府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為重要的「看不見的手」；其三，歸納出中國推行自主技術標準的舉動為闡述中國在「和諧世界」政策下中國式全球治理思維的經典案例。 　　本論文首先回顧了不同派別的全球治理理論。和既存理論最大的差異為，作者認為全球治理是一種動態的調整過程。中國藉由政府主導的模式，協助尚未成熟的第二、第三部門(企業及公民社會)參與全球治理，這種強調政府角色在全球治理中重要性的傾向，使得中國被歸類於「國家中心維持現狀派」。中國的學者將此種現象稱為「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或是「中國模式」，然而本論文歸納出所謂中國模式的特色是以西方的價值為政策架構，本質上以政府的力量增進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核心國家利益項目。換言之，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為尚未成熟的全球治理。本論文的案例－中國的技術標準制定政策，闡述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學習歷程，因此，將此稱為「過渡中的全球治理」，以彰顯中國參與全球技術標準化競爭的特殊狀態。 於知識的權力結構體系中，擁有技術標準制定的權力日趨重要，中國的技術標準戰略因而規劃於 2020 年前成為領導創新的國家之一。然而在中國 WAPI (W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 技術標準制定的經驗中，隱約可見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自我調整的動態過程，這種觀察為現有主流的全球治理理論無法充分解釋的。 / The thesis tries to examine Chinese initiative in indigeniza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global market. The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 with a multi-actor approach. The following chapters try to touch upon three inquiries. First, it examines the applicabi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on standards setting issues. Second, it depicts the ”invisible hand”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global governance.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Chinese initiative in indigenizing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can be a good case in point to demonstrate a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harmonious world.” This thesis reviews different schools of global governance. Unlike any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uthor considers global governance itself a dynamic adjusting process. China partakes in global governance by emphasizing guid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ors which ar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Namely, China inclines to be characterized into “state-centric status quo” school, which affirms that government is the most determining actor of global governance, thus not willing to give up “controls of the government.”Chinese scholars dub this phenomenon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or “China model.”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 called “China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was conducted in western culture’s framework with a realist’s state-led approach in essence. In other words, 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 full-fledged one. The case study standard setting policy of China has illustrated a better picture of China’s learning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Accordingly, “global governance in process” was coined into the title of this thesis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global competi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Given the growing stake of “technical standards setting” in a knowledge-based power structure, Chinese initiative of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has paved the way for pursuing leading innovative state in 2020. The lesson China learned from WAPI (WLAN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setting has provided us a clues about the self-adjust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s a dynamic process which could 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conventional ver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prevailing nowadays.

有鑑於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國內相關之學術研究、理論建構尚在萌芽階段。本文擬從全球治理的角度，探討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制定過程所面臨的挑戰與回應，希望透過實際個案的觀察拋磚引玉，使更多研究者能重視公共政策發展的全球化觀點。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在理論層面：藉由全球治理相關文獻探討，結合公共政策制定面向，進行學理論證與析探，以期提供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分析基礎。 二、在政策層面：本文選擇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政策進行個案研究，一則希望突顯出全球化公共政策研究的普遍性與迫切性，原以為看似單純的、國內的食品安全議題，背後卻隱藏著全球治理的複雜網絡關係。另一方面，目前基因改造食品議題之研究內容，大多對於法律規範、風險管理等討論，尚缺乏政策面向的論述。筆者首度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切入，藉此瞭解全球治理網絡中國際性組織與跨國行動者，對於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政策的影響，同時希望為該政策發展做一完整記錄，以期提供整體性的政策分析與建議。 經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與實地深度訪談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項命題供日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全球化時代下，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制定的相關國際協定或標準，已直接對於國內政策制定產生約束力。 1-1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形塑的議程，會加速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問題的形成。 1-2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達成的標準，已成為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規劃的重要依據。 1-3國際性政府間組織所研擬的協定，也會促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立法進行修正。 二、全球化時代下，跨國企業透過資源提供、建立聯盟等各種直接與間接途徑，對於國內政策進行遊說。 2-1 跨國企業利用市場依賴的特性，促使國內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問題之形成。 2-2跨國企業藉由提供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給政府部門，進而影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政策規劃的方向。 2-3跨國企業藉由提供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給其他相關利益團體，經由策略聯盟，影響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立法的過程。 三、全球化時代下，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於國內基因改造食品政策制定過程的實際影響與參與有限。 3-1國際非政府組織藉由參與國際組織推動全球議程，使得各國政府必須面對基因改造食品管理之政策問題。 3-2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我國未見有分會之運作，所以直接參與政策規劃的情形相當有限。 3-3國內非營利組織必須主動向國際非政府組織爭取相關知識、訓練、技術等資源援助，這些非政府組織對於國內政策立法的實際影響實屬間接的。

本文以全球化為前提、全球治理為架構以及多層次治理為分析理論下，探討現今全球愛滋病治理。本文的論點為現今的全球愛滋病治理實為多層次之治理，原因為資助團體的資助方式造就了多層次治理結構。資助團體，包跨世界銀行、美國總統緊急愛滋病資助方案以及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的資助方式使得非政府組織蓬勃發展，但未受資助之區域組織卻無法彰顯任何的功能，造成了區域性的空洞化。本文亦探討全球化對於愛滋病之影響，其中交通的快捷造成了愛滋病迅速蔓延，而通訊技術的發展，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擁有協調合作的工具，提供快速的打擊愛滋病方案。

二十世紀末世界各國掀起了全球化的浪潮，人口的不斷的增加、國際貿易快速的成長以及跨國公司的迅速擴張，固然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繁榮，但對社會同時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工會自由組織的權利受到挑戰，強迫勞動、就業歧視與童工的問題也更加嚴重，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超過十億的人每日收入低於一美元。經濟貿易的發展如果無法促使勞動者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及生活品質，那麼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也終將無法永續，正如《費城宣言》中所提及的「任一地的貧窮都會對繁榮造成威脅」。 　　國際勞工組織於1999年所提出之優質工作政策，即是在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公正上，所持的策略作為，希望能透過優質工作政策所揭櫫的四大策略：勞動基本原則與權利、促進就業、社會保護及社會對話，以增進勞工得以在自由、公平、受保障且有尊嚴的工作環境中，獲得優質且具有生產效益的工作，進而落實社會正義之理念。 　　優質工作政策的提出至今已有十二年之久，透過國際勞工組織努力的宣導以及各種國際機構及組織的推廣，其政策之理念也逐漸普及於世界各地並獲得廣泛的共識。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三大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在推動其政策上也開始納入優質工作之政策；國際工會組織、國際雇主團體以及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也鼓勵其會員國將政策理念推廣於各個國家，並且促進勞動基準及相關保護法規的建立；各國經濟貿易所簽署之協定中，也已逐步將勞動議題融入其協議中，亦透過企業社會責任促使政策得以落實於所有員工達到優質工作政策之目標。 　　探究優質工作政策，發現其核心理念、目標值得我國參考與學習，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一）將優質工作理念落實於全國人民；（二）加強三方機制，促進社會對話；（三）規劃優質工作政策的衡量指標及監督機制，並且表揚政策成功落實典範；（四）貿易協定納入勞動相關條款；（五）從企業社會責任落實優質工作政策。 / Globalization brings lots of effects, it causes that populations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xpended quickly at the end of twenty centry. Though globalization brings productive efficiently and boomy economics, it also brings negative social effects: the challenge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forced labor,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child labor. The poverty gap between contry and country enlarges countinually so that lots of people can not find a permanent job and over 1 billions of people earned less than 1 US dollar per day. I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trade can not let all workers to acquire a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 the boomy economics can not sustain which also mentioned in《Declaration of Philadelphia》: Poverty anywhere constitutes a danger to prosperity everywher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roduced “Decent Work Agenda” in 1999 which is to resolve the social injustice brought from globalization. There are four strategies of decent work: rights at work, employment creati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ialogu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Decent Work agenda is to promot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men to obtain decent and productive work, in conditions of freedom, equity, security and human dignity. ILO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Decent Work Agenda to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WTO, IMF and WB start to include labor issues within their policy or relevant programmes; ITUC, IOE, civil society, and NGOs enhance their membership to promote Decent Work Agenda to their countries. Besides, ILO wants all countries could lay down commitments on labor issues within the agreements during the 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ll of the enterprises could practice the goal of Decent Work Agenda b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refore, this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 promote Decent Work Agenda to all people; (b) enhance tripartite mechanism and social dialogue; (c) formulate the measurement index and monitor mechanism of Decent Work; (d) lay down commitments on labour matters within trade agreements; (e) boost CS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Decent Work Agenda.

本論文研究動機始於2007 年次級房貸危機的爆發，其為繼1929 年經濟大 蕭條(Great Depression)後最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由於造成2007 年金融風暴的因素錯綜複雜，探究其背後原因可了解到信評機構在促成金融風暴這完美風暴扮演相當重要的一環。信評機構作為資本市場的「守門員」，貴在提供全球投資者企業資訊以作為金融風險管理，但信用評價機構內外部存在許多問題：在內部方面，信評機構與接受評價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其評等模型對於新型金融衍生商品建立的歷史模型不足；外部也面臨了許多挑戰，例如三大信評公司自1975 年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可為「國家認可統計評等機構」後，寡佔信評市場並且缺乏政府管制。但是自1990 年代以降，金融危機屢次發生，規模深度與廣度越來越強，使得國際上注意到信評機構存在的缺陷有危及金融體系之虞。職是之故，國家與國際行為者如國際證券管理組織、美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與歐洲聯盟開始透過管制來規範，以重新調整信評機構在金融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其成為穩定金融體系的一環。 本論文研究問題將探討造成信評機構影響力增加的國際金融環境背景為何、 信評機構在金融自由化之下有什麼樣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在次級房貸風暴前後 信評機構又面臨到哪些修正與治理。由於1970 年代以來布列頓森林體制瓦解，主要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並在經濟、金融方面廣泛解除管制，致使資本在全球範圍進行大規模流動，形成Susan Strange 所稱之「賭場資本主義」。投機性金融活動盛行，加上1990 年代已開發國家鼓吹的「華盛頓共識」之下，使得全球金融市場更進一步的整合，信評機構的角色也在此上升。但在金融危機屢次爆發後，市場開始出現失靈，國家也重新審思自由放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並在每場金融危機發生後逐漸介入並加強管制混亂且非理性的金融市場。在現今全球化的市場加上科技與金融創新技術日新月異的環境下，國家無法以單方面控制跨國界流動的資金，全球金融已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對於信評機構的管制角色必須要透過國家間進一步的合作才能共同治理，已收金融市場穩定之效。

在目前相關文獻中，在全球治理架構下所制定的政策，必將對於各國內部相關政策造成影響。然而，這樣的聯想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卻鮮有實證資料，證明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在全球治理的架構下，是否真正受到影響？在哪些面向會受到影響？這些面向實際受到影響的程度為何？需要藉由何種工具，來衡量國家政策受到全球治理影響的程度？ 為了解答上述之問題，本文之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經由全球治理、全球治理與國家公共政策間關係等文獻探討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理論架構 2.藉由理論架構與政策德菲法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指標系統 3.透過指標系統實證檢驗京都議定書對於台灣公共政策之影響 本研究最後獲致三大重要成果。首先，建構出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GG-NPP理論架構」；其次，經由政策德菲法的徵詢結果，彙整出適合用以衡量全球治理對於國家公共政策影響之指標系統，共可分為三大面向、六大變數以及十六項指標。再者，透過前述的指標系統，以京都議定書為個案檢證台灣現行因應之政策。透過數據的整理，發現我國在十六項指標項目中，有十項是呈現因應京都議定書的正向趨勢；但是其餘六項指標，由於受到如主權、國際現實環境等外在因素的侷限，或者是受制於政府自己內部的組織、人事、預算、府際關係等因素，故而全球治理並未對於國家公共政策的結果必然造成影響。 / In some relative literature, we can see the policy outcomes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level “could” be affected by those in the global level. But there is little practical evidence to affirm such cause and effect. How can we evaluate exactly such relation, dimension and degree? This paper will be grouped into third parts. First, I will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doing so, the theory framework could be formulated. Second, I will select and construct the dimensions, variables and indica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And I will check and confirm the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through the “Policy Delphi” method to build the indicator system completely. Third, I will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Finally, I got three important outcomes. First, I formed a “GG-NPP theory framework”. Second, I constructed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can be formed to meas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two round “Policy Delphi”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six variables and sixteen indicators in this indicator system. Third, I examine the indicator system by the case of “Kyoto Protocol”. I checked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and found some interesting outcomes. And I knew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will be affected by som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lements.

本論文以歐盟防制人口販運之實踐做為實例，驗證全球治理下聯合國及歐盟等領導性的國際行為者，對於國際人權發展與人權保障除正面的發展外，亦可能造成負面之影響，國際人權規範擴散面臨一定之侷限性與挑戰。全球治理下之國際人權規範擴散，對於人權的保障有時是種助力也是種阻力。 歐盟雖然倡導針對防制人口販運議題之合作應當採取一個包括查緝起訴、保護以及預防三大面向的全面性解決途徑，但實際上，歐盟防制人口販運之合作制度架構初期仍是以維持境內安全的安全途徑為主軸，而非關注受害者人權之保障；幸而歐盟於2011年通過「預防及打擊人口販運與保護受害者指令」後，防制人口販運的政策更加強調必須以人口販運受害者為核心。然而，在將以受害者為核心的人權規範擴散至成員國方面，卻仍受到極大的挑戰，蓋歐盟成員國多將人口販運視為非法移民議題，故其防制人口販運之作為實仍環繞著以打擊犯罪為主的思維，人口販運受害者時常被視為非法移民而使其人權遭到侵害。 全球治理下，歐盟等人權法律規範相對完備之國際行為者，其人權規範與建制的推廣與擴散，確實有其值得肯定的正面意義。然而，當歐盟等全球治理行為者不能有效地實現其宗旨，或是其行為違背其理當服膺之價值而削弱其公正、客觀及道德性角色時，其規範性權威亦會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