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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3年開始台灣已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訂之老化標準，開始邁入老化國家之林，發展長期照護政策已是刻不容緩之事，政府也開始陸續推出相關計畫，但在發展初期，政府的長照政策無法滿足所有民眾的需求，再加上看到非營利組織所做出的成績，漸漸開始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現今多元化的社會中，社會福利的輸送方式已和過去大不相同，是由政策網絡中各方的參與者共同合作執行的，其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幾乎展現相當強的影響力。因此，不論是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及功能都產生了變化，使得雙方在政策網絡中的互動及協力合作程度，影響到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成敗。 　　本文以政策網絡之觀點，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長期照護政策網絡中之互動、角色、資源狀況，並得出網絡內參與成員因環境與政策上的限制，參與者是有限的，在資源上互相依賴，目前資源上最缺乏的是人力及經費，人力的解決問題有建教合作、增加訓練場次、強化服務員專業形象、設立完整升遷制度等。互動的產生主要是基於資源的互賴，互動上的困難有本位主義、費用核銷問題、目標認知上的差異、承辦人異動率過高、財務補助與人力比例問題，為解決互動上的困難，通常是由第一線工作人員互相溝通，若溝通無效，再交由更高層來協商，層級會逐漸往上提升，但當問題過大甚至會影響整個長照服務的執行，則非營利組織會先將意見彙集至聯盟性組織，直接向中央主管部會進行政策倡導。

核能四廠興建計畫自民國69年提出至今，已歷經20多年，期間亦曾有數度爭議而曾決定緩辦，並於民國81年2月奉行政院核定，由立法院預算委員會表決恢復預算動支，然此計畫卻一直處於爭議之中，到底核能四廠興建計畫的決策到底是如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衝突和爭議？本文以決策的角度切入這個紛擾台灣社會二十多年的政策議題，嘗試找出其決策模式與決策理性程度。本文所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核能四廠興建計畫適用於以何種決策模式加以解釋？ 二、核能四廠興建計畫的政策網絡所顯現的決策模式為何？那些行動者所顯現的權力較大？不同時期所顯現的決策模式是否相異？ 三、核能四廠興建計畫決策所表現出的理性程度為何？在不同的時期是否有不同理性程度表現？ 首先，本文對決策理論各家學者定義、理論基礎與模式作一探究，同時探討政策網絡興起的背景、各家學說要點和實際應用情形，來理解以政策網絡來探討政策決策過程的優劣之處，與提供研究者何種助益，並嘗試提出本文的分析層次與研究架構；在研究方法上則採取文獻分析法，並輔以內容分析法的方式以描繪出政策網絡型態與決策模式、決策理性程度，總結前面的政策網絡研究與內容分析結果，描繪出核能四廠興建計畫的決策面貌，本文並將核能四廠興建計畫區分為三個時期，加以分析及觀察其決策行為的變化與政策網絡的變動： 一、核四計畫平靜期：民國69年5月27日（台電首次提出核四廠興建計畫）—民國73年6月30日（立法委員首次反對核四廠興建計畫）。 二、核四計畫爭議期：民國73年6月30日（立法委員首次反對核四廠興建計畫）—民國89年3月18日（第二屆總統選舉結果揭曉政黨輪替）。 三、核四計畫劇變期：民國89年3月18日（第二屆總統選舉結果揭曉政黨輪替）—民國90年2月13日（行政院和立法院簽署協議）。 在研究之後，就政策網絡的類型來看，在平靜期，參與者十分有限，社會大眾對於國家機關的價值是認同與共享的，此時期由國家主導的決策模式較傾向於Van Waarden的「國家主義」類型與Rhodes的「政策社群」類型；然於進入爭議期，國家力量無法完全掌握時，乃進入一個較為多元的型態，各種團體、政黨的立場衝突，較符合於Rhodes的「專業網路」、「府際網絡」紛雜的情形；而在最後的階段中，不穩定的情形與眾多的團體、個人，權力和資源也不平等的情形下，各行動者的關係呈現一種「議題網絡」的網絡型態。 而在決策模式方面，本文認為在核能四廠興建計畫的爭議之中，最能加以解釋的決策模式是團體決策模式，在擁核和反核的團體之中，又加上了政治立場、經濟立場形成兩個團體的拉鋸戰，過去在野黨無法撼動執政黨執政優勢的情形下，形成一個團體大，一個團體小的局面，核能四廠也就朝著興建的方向前進，但是在政黨輪替後，我們看到執政的民進黨試圖以新民意（總統選舉勝選）來決定核能四廠興建計畫的停止，但卻遭遇了原先國民黨與企業界、甚至其他政黨基於不同立場的反抗，又將此均衡點拉向了興建，本文發現以如此的決策模式來解釋核能四興建計畫較能符合實際情況；最後，本文提出下列的研究發現： 一、決策過程偏向菁英決策模式與團體決策模式。 二、政治決策先於理性與組織程序決策。 三、專家的參與而非民眾的參與。 四、缺乏地方民眾的參與機制。 五、記為既定政策如何溝通。 六、代議制民主的困境。 對此爭議性高的決策提出研究建議如下： 一、健全負責的決策機制。 二、建立衝突管理決策文化。 三、建立良好溝通模式。 四、建立解決公共政策爭議機制－公民投票機制的建立。 五、平等與審慎思辯的調和－審慎思辯民調。

節慶活動在人類社會不同階段的文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其型態及功能更趨多元，而公部門多扮演關鍵推動或執行的角色。因節慶活動的組織運作與網絡管理有別於傳統的政策執行，本研究即以2005台北燈節為觀察平台，欲探究公部門辦理節慶活動的組織結構及運作方式，並從網絡的形成過程中，瞭解行動者彼此的角色位置及參與活動的態度認知，同時也探討行動主體整合關係網絡的過程與結果。 根據研究目的，並經文獻探討、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綜合分析，研究發現：在個案部分，活動組織係依階段動態組成，具有系統功能特質，其網絡係在不同認知及權力基礎的行動者間多向互動，並仰賴行動者間的合作信任關係形成，因此可說非正式結構具有實質影響性，而在網絡整合過程，核心行動者雖能善用諸多策略，惟整合結果各行動者對達成認知仍有差異；此外在理論部分，本研究以行動與結構調和觀點提供了網絡研究的若干價值，同時也提出了若干省思。研究最後在政策層面提出了短、中、長程的建議；而在執行層面則是對活動規劃、執行組織及網絡整合等提出相關建議。 / Festivals celebra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when cultures evolve. 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are getting more diversified whil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ainly take the role of promotion or execution. Unlike common policy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of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operation in festivals celebrations are much different. So the research observes Taipei Lantern Festival 2005 to probe into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h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dealt with festivals celebrations. And through the forming of network, we seek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actor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of the activity and meanwhile study the course and result of integration of executive se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rpose, document study, observation and in depth interview, it concludes that in the case study, the dynamic activity changes as occasions arise and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zationic functions. The network interacts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of diverse expectations and authorities and it leans on relation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ectors. The informal structure, so to speak, is influential. And d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network, the sector in charge could employ strategies to get work done, but other sectors might expect differently toward the result. Theoretically the research, in terms of reconciliation of actions and structures, focuses on the network and provides also some reflections. At last it forwards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poli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execution part, it offers some advice for activity planning, executiv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etwork as well.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為發展各行政區之人文史蹟、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特別仿效日本「公民館」於各行政區設置公民會館，提供市民參與公共生活之場所，活化地區文化、營造地區與社區特色，積累地方文史資料，將之建構為鄰里社區人際網路交流的平台。然而由於初期使用率低落，市府為提升使用率已傷透腦筋，無暇顧及公民會館原本被賦與作為市民與公部門溝通平台的期許，以致陷於功能角色定位曖昧不明的危機，使其流於僅止於場地租借及辦理一般性活動之場所。加上公民實質參與的匱乏及經營人力與經費困窘等問題，使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思索未來發展願景上成了極大的挑戰。 本研究以地方治理與公民參與理論的觀點，檢視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功能定位，瞭解行政機關執行營運管理之資源與能量多寡、存在價值認知、經營模式及困境、地方參與意識等，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柯市府上任開啟的政治機會，強化信義公民會館的公民參與機制，促成形塑公民社會的契機。 研究發現如下：(1) 公民會館功能定位遭質疑；(2)預算與人力編制不足；(3)缺乏與地方的交流與互動；(4) 柯市府公民參與理念落實的可行性。 而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對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未來發展提出以營運管理、活動規劃、行銷推廣、人才培育及社區發展等五個不同面向觀點呈現的具體建議，冀能提供地方政府未來政策方向擬定之參考，讓信義公民會館能真正發揮其設置初衷的功能。

台灣的婚姻移民現象自1980年代興起後，政府為了減少初來台的新住民因語言、文化的不同而產生生活困難之現象，特別制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希望能夠藉此幫助新住民盡快融入台灣社會。內政部頒布之生活適應輔導措施中，其中一項強調輔導措施應強化社區性的服務功能，因此，內政部始於各縣市成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由各地方政府依照各縣市的狀況執行新住民相關輔導措施。 在政策執行的層面上，新北市內提供新住民關懷服務的主要有三大行動者，分別為移民署新北市服務站、新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與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三者間因具有資源交換與依賴的關係而將其視為一政策網絡。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之方式，先了解目前政策的執行現況，並闡述三大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各自在網絡內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因採取Rhodes中觀層次的網絡概念，以組織的角度理解關懷站的承辦動機與提供服務之情況，並比較公、私部門的家庭關懷服務站提供服務的區別。 結果發現，新住民關懷服務的政策執行網絡行動者間，雖因同意政策理念而聚合，但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不緊密，致使成員流動性高，可能影響服務品質。就組織的層面來說，公、私部門的關懷服務站因為組織性質不同、具有不同的承辦動機，會影響執行關懷服務的態度與後續繼續辦理的意願；對非營利組織來說，政府提供的經費不足不僅影響到組織提供服務的內容，更是造成其考慮退出網絡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綜言之，新北市新住民關懷服務的政策理念雖然受到肯定，但缺乏第一線執行者意見反饋的情形。

由於台灣地區地形陡峻，雨水蓄積並不容易，再加上近來全球氣候變遷，致使台灣地區降雨型態轉變，豐枯季節降雨不均，枯水期河水短缺，豐水期則任由洪流入海，上述因素使得南部地區民眾長期以來深為用水問題所苦。 為了解決用水問題，技術官僚咸認為開發水庫為當今謀求水源之不二法門，因此計劃於美濃地區興建水庫，以滿足南部地區用水需求。其認為興建美濃水庫一方面不僅可解決長期以來南部地區民眾無水可用之苦，另一方面則藉由供應工業園區用水，進而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可謂立意良善。然而此立意良善之政策，卻屢遭美濃當地居民抗爭，延宕至今仍無法動工。究竟在美濃水庫興建決策的研擬過程，出現了什縻問題？其造成爭議的論點何在？而相關政策參與者間又如何互動？以上種種問題則引發筆者對於美濃水庫興建之政策網絡型態研究的動機。 對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首先要思考的，即是採取何種研究之途徑，較有助於分析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政策結果的影響？筆者檢閱相關文獻後發現，傳統論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之途徑大致可分為社會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而社會中心論又以多元主義為核心，國家中心論則以統合主義為核心。然隨著國家事務之日益繁雜與多樣化，政策問題似已無法藉由傳統多元主義或統合主義之單一模式來獲得有效的解決。相對地，強調不同行動者之間為遂行其目的，透過具策略性與複雜性的互賴互動過程而作成公共政策之政策網絡概念應聲而起，儼然成為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之外，研究國家與社會在決策過程中互動關係之另一途徑。因此，筆者在從事我國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時，則試圖以新興之政策網絡概念取代傳統論述，從不同角度觀點來進行分析。 在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共分五章，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目的、問題、方法及限制。 第二章：政策網絡之文獻探討 主要係探討政策網絡概念之緣起、理論基礎、意涵與類型，以明政策網絡概念之輪廓。並對政策網絡相關之實務應用文獻作一檢視與批判，以建構出適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研究之分析架構。 第三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系絡分析 主要係介紹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產生之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社會與其他相關環境因素對該政策網絡之影響。同時從政治資源、利益需求與價值規範等面向來探討相關參與者之意識型態與信念系統，以瞭解其涉入決策的理由及所持立場之論據，進而分析該政策之爭議所在。 第四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分析 主要係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發展過程劃分為政策潛伏期、政策發展期、政策合法化時期及政策後續發展期等四期，逐一探討政策網絡中相關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以瞭解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模式。 第五章：結論 最後總結全文，分別說政策網絡概念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提出個人若干研究發現、建議及未來研究展望。

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於志願服務法推展下，自2002年開始啟動科學志願服務工程計畫，是我國具原創立意的創新性志願服務，其以跨領域的科學普及與社會關懷為目標；並自2005年開始，設立補助機制與管道，邀請民間單位共同參與志工培育與科學普及服務工作。面對全球資源短缺下，跨部門治理合產以及志願服務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之重要趨勢，本研究以國科會補助科學志工團隊計畫為探討情境，瞭解國科會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資源交換下，其形構之政策網絡與服務內涵，以檢視補助機制是否回應非營利組織需求。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參與觀察法，應用鉅觀之Marsh & Smith政策網絡辨證途徑模型非營利組織觀點修正架構，嘗試釐清該補助機制之運作與困境。研究發現科學志願服務乃回應志願服務法規，透過層級委辦與補助途徑，跨部門輸出科學知識轉譯、科學知識建構之服務，交構科學志工之公民知識權內涵。而承辦之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應用行動者優勢，發展線上平台，提昇國科會科學志工補助機制效率。對於整體資源配置與運用而言，審查委員背景以及其對於科學性之詮釋、團隊計畫書內容品質、以及財務管核體系等，皆影響非營利組織推展科學志工計畫。此外，在公部門有限資源下，團隊組織展示了其專業力、聯結力、培植力優勢；然而，跨部門之間網絡互動連結性弱，對非營利組織來說，整體機制之政策參與度空間有待拓展。 因此，本研究建議應採取策略聯盟行動，強化網絡緊密性，並藉此提昇服務效益，擴散全民受益。最後，則應回歸政策參與管道之建置，以孕育互為主體之跨部門協力溝通場域。 / With “The Volunteer Service Ac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has developed original Science Volunteer Program since 2002, which is appli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science volunteer effect, NSC drawn up the subsidy policy in “The NSC Executive Plan for Promoting Science Volunteer”. The subsidy process of Science Volunteer Program practic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between NSC,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and the research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NPOs to examine the subsidy mechanism for Science Volunteer Teams of NSC. Applying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secondary data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 the Marsh & Smith Dialectical Approach of policy networks theor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cience volunteers are both science knowledge interpreters and makers, which devotes to citizen scientists in Taiwan. About the subsidy mechanism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 plan book, reviewer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NSC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Volunteer Teams. Besides, the network between NSC, NCHC and NPOs is not strong; and policy participation is also expected to improve. Thu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NSC could modify the interactive manner and take strategic alliance to enhance the beneficial result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from different excellent NPOs.

毒品的存在由來已久，近年在生活壓力漸增下，毒品濫用的問題愈演愈烈，此可見諸於我國吸毒入監人數以及毒品吸食的再犯率屢創新高。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政府為了抑制社會毒品濫用的問題，減少犯罪與社會危害，遂推動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政策措施，希望能結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與力量，共同進行反毒作戰。此一新的反毒政策創新成為本研究的主要焦點，在該政策預期達到的政策目的上，實質蘊含了政策網絡的組織連結概念，因此本研究運用政策網絡的概念分析工具與觀察架構，以現有反毒文獻較缺乏的政策執行過程面向切入，意圖深入了解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與次級資料分析法，從縱貫面的觀察架構輔以橫切面的要素分析，企圖了解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的實際運作內涵。研究發現該政策主要是植基於應急式的反毒政策推動，為了因應漸趨嚴重的毒品問題，政府採取運用現有的組織資源方式來做政策推動，在此資源侷限下，主責單位僅能以建立網絡、遊說與政策指導、尋找資源的策略來加以因應，實際產生的政策變革有限，組織間的連結也為初步形成的弱連結型態。除此之外，中心組織運作所抱持的反毒醫療、輔導觀點在實質運作中也遭遇吸毒犯心理依賴強烈與病識感不足的困境，實質進展有限。因此，本研究建議應在中央政府成立專責的反毒機構，擺脫現有反毒資源不足的困境；對於民間而言，更應擴大其政策參與的角色；而就現有的政府機關協調問題上，應指派專門的政務委員進行部門間的政策協調工作，讓毒品政策的組織衝突能獲得解決；最後，在現有的社區輔導成效有限下，應回歸監獄輔導與職訓功能的強化。 / Drug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due to the escalating life stress, drug abuse problem becomes much more serious in the society. The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sent to jail for drug abuse and high percentage of retaking drugs are evidences in this trend. In order to tackle this problem, our government set up the local dru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Through this organization, they hoped that it can put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gether to prevent drug abuse and crim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is innovative organization. By using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earch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dru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This research adopts in-depth interview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dru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several things. First, the government set up local dru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to solve drug problem. However, because drug policy had long been neglected and drug users had strong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 the resources that anti-drug actors can use were always scarce.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local dru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took the form of task force but had few resources available. Second, network-building, persuading, policy guidance and resource-seeking were the strategies that actors used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fact,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did happen, but limited. Policy network formation was one of the changes worth noting, even though the networks were primary type and weak-tied. Last, lack of sick awareness in drug user group mad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ven more difficul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set up a specialized, dedicated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drug policy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rug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must include more non-governmental acto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signate one minister of state in charge of drug policy coordination; finally, the drug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ght to focus on the counseling and job training in the jail, rather than in the community.

在目前相關文獻中，在全球治理架構下所制定的政策，必將對於各國內部相關政策造成影響。然而，這樣的聯想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卻鮮有實證資料，證明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在全球治理的架構下，是否真正受到影響？在哪些面向會受到影響？這些面向實際受到影響的程度為何？需要藉由何種工具，來衡量國家政策受到全球治理影響的程度？ 為了解答上述之問題，本文之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經由全球治理、全球治理與國家公共政策間關係等文獻探討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理論架構 2.藉由理論架構與政策德菲法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指標系統 3.透過指標系統實證檢驗京都議定書對於台灣公共政策之影響 本研究最後獲致三大重要成果。首先，建構出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GG-NPP理論架構」；其次，經由政策德菲法的徵詢結果，彙整出適合用以衡量全球治理對於國家公共政策影響之指標系統，共可分為三大面向、六大變數以及十六項指標。再者，透過前述的指標系統，以京都議定書為個案檢證台灣現行因應之政策。透過數據的整理，發現我國在十六項指標項目中，有十項是呈現因應京都議定書的正向趨勢；但是其餘六項指標，由於受到如主權、國際現實環境等外在因素的侷限，或者是受制於政府自己內部的組織、人事、預算、府際關係等因素，故而全球治理並未對於國家公共政策的結果必然造成影響。 / In some relative literature, we can see the policy outcomes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level “could” be affected by those in the global level. But there is little practical evidence to affirm such cause and effect. How can we evaluate exactly such relation, dimension and degree? This paper will be grouped into third parts. First, I will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doing so, the theory framework could be formulated. Second, I will select and construct the dimensions, variables and indica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And I will check and confirm the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through the “Policy Delphi” method to build the indicator system completely. Third, I will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Finally, I got three important outcomes. First, I formed a “GG-NPP theory framework”. Second, I constructed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can be formed to meas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two round “Policy Delphi”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six variables and sixteen indicators in this indicator system. Third, I examine the indicator system by the case of “Kyoto Protocol”. I checked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and found some interesting outcomes. And I knew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will be affected by som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l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