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標在於耙梳Rawls公共理性的理念本身，並探討該理論是否完善。著重於何謂公共理性？公共理性能否達成其自身所預設的目的？理論有無不恰當之處？ 為達此目的本文首先回溯Rawls公共理性的理念中之重要概念，Immanuel Kant和W. M. Sibley都給了Rawls很好的靈感。隨即進入公共理性的理論本身，目的在於使公共理性的各項內容清楚易懂，調理分明，包括：公共理性與非公共理性之區分、公共理性之範圍、公共理性的內容、判準及意義，以及公共理性之分類。最後回到Rawls公共理性的理論本身，檢視是否有不完善、不恰當或不實際之處。 經過對不同學者對於公共理性的批評、補充之分析，筆者則認為，應該儘量去除運用公共理性的範圍限制，但可以強調以相互性判準表達公民間的相互尊重。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公共理性的擴大運用是多元文化衝突的解決方案之一。

本文主要的研究動機，在於檢討理性決擇模式，是否能應用於解釋個人參與革命團體 的動機。尤其是以奧爾森理論為中心，所發展出的相關學說，諸如托活克的私有財理 論及歐僕的集體財理論，皆欲從個人的觀點，檢討革命團體如何誘使個人參與組織。 這檥的理論視野迥然不同於現今的革命研究途徑，不管是社會學研究法或是心理學研 究法皆然。由於理性抉擇模式基本上有其理論上的限制，所以應用在解釋政治衝突現 象時，須先釐清其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並且探討其解釋力，以便進；步檢證其理論的 正確性。經由這樣的檢討過程，筆者嘗試著建構未來的經驗研究的藍圖，期望以個人 為分析單位的理性抉擇模式，能進一步地解釋革命發生的原因，並且擴大為以團體單 位的分析模式，檢討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互動賽局，藉以了解革命性的參與行為是如何 來形成。 由於理性抉擇模式的論證過程，是採取邏輯演繹的方式，因此其解釋的方式並不同於 一般理論的經驗檢證過程，經驗法則之間的邏輯關係，可以藉著數理計算的方法檢證 其正確性，亦可以利用分析上的討論加以研究。另外，博奕理論的賽局分析，亦有助 於了解個人與團體之間互動的預期結果。 結果本研究發現，個人參與革命運動的動機，並不純然是以私有財為主要的思考依據 ，可能亦會基於集體財的考慮，參與革命性運動。因為每個人皆採取搭便車的策略， 結果可能造成集體禍害的下場，也就是每個人都靜觀其變，結果政治貪污的情況愈加 嚴重，經濟更加蕭條，人人皆受其害，此時唯有革命才可能解決此一窘境。革命若能 帶來政治清明、官吏廉潔、經濟決速發展等集體財，則個人參與革命的動機就會非常 強烈。反之，個人參與革命的意願就不是那麼的高昂。

建構科學的理論，是許多研究社會科學者努力的目標。在目前各種社會科學中，理論 建構方式最接近自然科學者，當推經濟學。理性選擇論就在設法將經濟學一些理論建 構方法，移植到研究非市場現象的領域中。就國際政治研究而言，以理性假說解釋國 際事務有其悠久歷史，但無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民眾，往往忽略個人層面與團體層面 間理性假說適用的差異，導致研究成果不彰。然而，近來有學者布爾諾（Burce Bueno be Mesquita ）以理性假說解釋戰爭發生的必要條件時，則嚴格界定理性假說 適用於集體決策（外交決策）時的情況，獲得頗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鑑於此，本 文嘗試研究以個體理性為基本公設的理性選擇論，究竟可否適用於具備明顯集體決策 特性的交外決策分析？如果可以適用，則適用於何種決策類型中？全文計分五章十二 節。 第一章說明理性選擇論的假說－－演繹形式理論建構方法，並討論理性選擇論適用於 外交決策分析可能存在的研究限制。 第二章除釐清理性概念的定義外，另一個重點則在討論理性假說適用於集體選擇的可 能性，亦即亞羅（Kenneth J. Arrow）的「一般可能性定理」。 第三章分析外交政策的性質，以理性假說解釋外交決策該注意的問題，並嘗試劃分外 交決策類型，以找出理性選擇論適用的決策情境。 第四章主要介紹布爾諾的戰爭預效用理論，以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對該理論的批評 。 第五章為結論，就研究結果予以歸納並提出個人心得。

摘要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國際資金的快速移動，造成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巨大的震盪，特別是股票市場的波動會影響財富的價值，進而影響消費和投資的決定，以及實質的經濟活動。因此，股價波動成為近幾年來文獻上探討的主題，本文建構一理性投機的隨機模型，從理論上探討股票市場的波動。 當討論到股票市場的波動時，常常會認為股價的劇烈波動是由於非理性的投機者追高殺低所造成的。但根據Friedman (1953)的論點，若市場上存在投機者，則只有擁有成功策略的理性投機者能存活，而且這些理性投機者將不會造成市場波動。在此，顯現了一個令人關心的議題，是否理性投機者會因某些情況而使股價波動劇烈呢? 因此，理性投機者在市場中的角色有必要深入探討，尤其在國際資金快速移動的時代，外資的角色更是不容忽視。有鑑於此，本文也將探討外資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當經濟體系發生短暫性的外生衝擊，導致長期和短期的股價存在價差，理性投機者預期股價會回復長期均衡值，而進場買賣以套取價差時，此種套取價差的行為能使股價穩定。但是，若此一衝擊同時使得理性投機者面臨有額外的損失或利得，因而調整其應持有的部位，則最後將有可能使得股價的波動變大。因此，理性投機的外資可能穩定股市，也可能是股市波動的來源。

本篇論文是從愛欲這項議題作為一個起點來加以開展。主要的焦點放置在為何愛欲的議題鮮少有人加以關注。究其原由，這與理性霸權的現象息息相關。啟蒙時代以來，理性作為一種認識觀，原本是人自身用來探尋世界的一種方式。然而，這樣的一種認識觀逐漸地被加以窄化，成為一種無上律令。如此一來便形成一種奇異的現象，理性要求所有的事物都必須言之有物，換言之，能提出一套解釋與說明的流程。而愛欲的議題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中，被理性斷然地棄置與否定，因而也就不受關注。對於理性而言，愛欲這種混亂、無秩序地事物僅僅只是一種例外，一種殘餘。 事實上，在此突顯出一種二元對立的框架：即理性/非理性的對立。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對立並非總是勢均力敵。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傾斜的天平，低下的那端無疑是理性那一面向。這是自啟蒙以來的特有情況，一種理性日益獨霸的境況。然而，這種理性霸權的社會某種程度上卻是以人自身的客體化歷程作為其最終代價的。通過一種排除與納入的機制與手段，理性逐漸地將所有的萬物都屈從於自身的邏輯之下，而這樣的情況也一體適用地運用在人自身之上。職是之故，人自身也成為一個死氣沉沉地物而已，不自覺地服膺於理性的內在理路與邏輯。然而，面對這樣的桎梏，人並非總是無能為力且束手無策，至少，我們可以在海德格與巴塔耶的取徑中找到一點逃離的可能性所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若是從巴塔耶的角度來說，那種總體性的外在世界總是遠遠大於理性的範圍。因而理性在面對複雜且多變的外在世界的衝擊與威脅之時，它並非總是真正的對之提出一套正確且符應外在世界的作法，因為從邏輯上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想反地，它是透過一套排除與納入機制運作，在自身的界限之內尋求一種可替代的對象，來借指那無邊無際的外在世界。事實上，愛欲在本篇論文中便是擔負這樣的角色，是用來指越那個既不可見也不可知的外在世界。因此本論文所試圖呈現的便是理性如何通過對於愛欲等異端思想的排除與納入的手段來穩定自身的邏輯之作法的展現。 關鍵字：理性、愛欲、排除與納入

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開始便邁向一個與中世紀(Medieval)截然不同的新紀元，而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之後，則正式步入了所謂的現代。於此之際，屬於新時代的思維亦發展完備，論者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相較於中世紀，現代人的心靈屬於個人而不是上帝。因此，現代主義最為深層的理念是對於人類理智(reason)的信任，而其衍生的文化形貌有二，即：人文主義(humanism)以及理性主義(rationalism)。人文主義所揭示的信念是現代的知識、制度乃以實現人類的存有(being)為最終日的；理性主義的意涵則是透過科學知識的成就，將人類從神話的迷思之中予以解放，試圖成為自我以及所置身之世界的主宰。後現代主義便是揭櫫反啟蒙理性精神之大纛對現代主義展開嚴厲而深刻地批判。 本文認為，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將有助於釐清理性之框架所加諸於人的限制。然而，本文亦相信，後現代主義並非完美無瑕，故不應盲目地照單全收。因此，有進行研究以釐清其間曲折的必要。從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試圖瞭解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挑戰在公共行政學術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啟發或衝擊。同時，由於本文的定位是以哲學為探討的層次，其次再涉及初步的理論意象，因此整體而言，並未涉及較為具體的公共行政主要課題之分析。從而，研究的發現側重於後現代主義對公共行政理念(ideas)的影響。 抑有進者，本文希望瞭解後現代主義對公共行政學術所產生的影響，因此茲將分析的主題臚列如下： (一) 從當代公共行政主要的三種理論途徑(theoretical approaches)（功能論、社會現象學、批判理論）觀察其現代主義的基礎理念。 (二) 引介後現代主義之代表人物的理論呈現後現代主義的特質。 (三) 呈現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淵源，並觀察其中的延續關條與斷裂之處。 (四) 從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顛覆之中指出對於公共行政理念的影響。 植基於前述的主題，本文將就與公共行政知識研究密切相關的基本假定從理論意象(image of theory)等三個面向作為分析之焦點，貫穿全文。選擇認識論與人性論進行分析之原因為，前者涉及公共行政知識建構的取向，而後者則由於人乃公共行政之主要對象。至於，將理論意象作為分析之焦點，旨在希望能夠勾勒出後現代主義之公共行政理論的形廓。

隨著多元化社會的來臨，政府不僅面臨日趨繁複的公共問題，而且亦須面對日趨高漲的社會力之挑戰，以政治力為主導的領導體系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困境，社會的多元衝突再再顯示出當前政府的統治機制已經出現鬆動的徵兆，特別是市場力似乎已經主導政府的走向，如不加以強化，極易發生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危機。 西方國家為因應技術變遷、全球化和國際競爭力的挑戰，無不在公部門進行重要的改革。近年來，對傳統公共行政進行大規模的典範變遷(paradigm shift)，而形成了「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義」。本文企圖深入評估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和原則，並與傳統公共行政交相比較，以了解新公共管理在各國行政革新中所被應用的管理策略與傳統公共行政不同之處，藉此分析各個管理策略的困境，其中以使用經濟理論和私有管理的原則最為人批評，而容易忽略非經濟變數，因為並非所有的妥釵都係品經濟性貿，再者容易只走著重在經濟性謗因，而忽略了非經濟誘因，變成只是重視效率、效能和經濟等標準而忽略了公道和正義等倫理道德面向。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大約出現於八○與九○年代，有的學者稱之為市場基礎的公共行政(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nent)、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它的出現主要是改正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過分強調官僚體系的缺點。 本研究主要是以新公共管理學派的理論架構，佛理、艾伯能、費絹農和培笛果(Ferlie、Ashburner、Fitzgerald and Pettigrew)四人認為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型系統，至少有四個面向可從傳統公共行政中焠煉出來，它們都包合了不同且重要的特徵，它們都有不同的擁護者和詮釋，而這四個面向在新公共管理這領域中，所能達到的成就，也許會隨著時間增強或減弱；而這四個面向所型塑的理想型系統，亦是本文研究的重心焦點。本質上，這四種面向表現出試圖建構一個『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型』。以下即論述這四個面向：面向一：效率導向(the efficiency drive)；面向二：削減和分權(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面向三：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面向四：公共服務導向(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分析新公共管理中四個不同的面向，均是企圖採用私部門的觀點（例如，全面品質管理；組織學習），以應用於公部門的系絡中。易言之，該理想型系統對內強調專業化且嚴守法規，對外強調顧客並因應市場的要求，並且強調品質，藉此型塑優良的組織文化，以追求卓越。然而當在選擇何者是可以跨越公私界限，何者又不可的問題上，吾人認為是鮮少做明確的界定，或許是因為大部分在本質上係屬『規範的』。如將四個面向與實務相互看待，吾人可以發現目前公部門只限於前三個面向（效率導向、削減和分權、追求卓越），仍未達到第四個面向（公共服務取向），而公共服務取向是否亦是代表著新左派思想的崛起，抑或是新公共管理(NPM)與新公共行政(NPA)之間的共同語言，末來新公共管理是否會超越新右派的管理哲學或日新泰勒主義，而走向社區營造、社群主義和公私合產等社會力的研究途徑，如此的省思亦牽動吾人對新公共管理的限制與困境的思考與建議。 本文為著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型系統所從事之比較分析計有以下數點： (一) 釐清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型系統是否與公共管理理論的三研究途徑（企業、政策、社會力）相呼應，亦或只是企業研究途徑中的一部分。 (二) 企圖聯結理論與實務。分析各國（美國、英國和紐西蘭）行政革新中的管理策略。再者，探討我國行政革新的背景、內容以及所使用的管理策略。 (三) 經由效率與公道、顧客與公民、市場與政府三項對比，來對新公共管理的理想型系統做宏觀批判，進而再對其困境做微觀批判。 最後本研究以當代公共管理的新典範－－『非線性動態』，試圖結合中國固有文化智書中既有的智慧，來營造公共管理新世界觀。職此之故，混沌行政將帶來混沌中的新秩序，增進自我創生組織的信心，並且釋放了預測和控制的枷鎖。量子力學行政的焦點不只是著重在實際的組織，亦重視能量而非事件，強調合適性而非要求存在，強調策劃而非因果關係以及著重在建構實相而非被動的被決定。再者，非線性動態著重在變革、複雜和過程的焦點，可以被當成二十一世紀政府管理在學習和行動的指南。藉著釐清批判新公共管理學派管理策略的困境並予以重建，期望能對我國行改革新的定位有所助益，並期以落實新政府運動和提昇國家競爭力。 / For the coming of plural society, government not only has to confront with more complex public problems, but face the greater challenges of the society power. The market power that have its leadership worse and governing mechanism destructured dominates the government's directions. If we didn't consolidate our government, it would be easy to result in ungovernability. The public sectors of Western countries are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as governments try to response the challenge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cent years have been wider-ranging reforms than any other perio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present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minant for most of the century, to "managerialism" or new public management. What is more, there is common intellectual backing for these changes particularly in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s of private management.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a new mode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was emerging in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The new model has several incarnations, includ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 "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managerialism"; "new managerialism". It's used to replaced of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ForFerlie、Ashbumer、Fitzgerald and Pettigrew(1996), at least four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dels can be discerned and while each of them represents a move away from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ls, they also contain important differenc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A contests for interpretation is apparent between propo-nents of these four models,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they achieve in the field may wax or wane over time. In essence, these four models represent our initial attempt to build a typology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ideal types, model 1: the efficiency drive; model 2: 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model 3: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model 4: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Returning to the variants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outlined in chapter 2,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Models 1-3 , all of which are essentially derived from private sector management practice, are by themselves in-adequate and require adaptation to public sector context. NPM Model 4's advantage("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lies in its sensitivity to the distinctive public sector context. However, An implication of my analysis is that the value systems of public sector managers may well continue to differ in important ways from those of private sector managers. Do these intersectoral differences in value systems really exist ? Is there a more variegated pattern evident within the public sector (e.g. differences between provider and purchaser organizations ?) These are questions which are amenable to empirical study. Nonlinear dynamics also satisfies what students of public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have labeled a practical theory. A practical theory clarifi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action" for managers while illuminating the nature of the manager's existing actions. Moreover, the focus of nonlinear dynamics on changes, complexity, and process can serve as a guide for government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action, now a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main impacts on administrative refrom, especially on the USA, UK, New Zealand, and Taiwan, of the managerial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across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past decade. In sum, I argue to have a more mature form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Taiwan context.

自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西方近代哲學彌漫一股強烈的人文訴求，要求提升人的意義與價值。本論文是就哲學的角度，以近代哲學之集大成者－康德(I. Kant)作為討論問題的起點，而康德哲學中所要求的人文意義之建立，正是以自主的理性為基礎，並且透過自我的反省與檢討決定中彰顯出來。而此種對自主理性的訴求，正反應了自近代以來人文價值與意義之建立的最佳註腳。然而，康德哲學自『實踐理性批判』之後卻尚且留下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誰為優位的困境，很明顯的，康德是必須調強調實踐理性的優位性，也就是強調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必須發揮出來，但是到『實踐理性批判』的工作，這是一個未竟之志，因此本論文繼之以黑格爾(G. W. F. Hegel)得哲學，進一步地探討有關這之間的問題。在黑格爾的學說發展中，他將一切均化約在所謂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的發展中，這也就是說，所有的現實發展之一切事物對黑格爾而言，都是屬於絕對精神邁向自身發展的環節之一，如此一來，他將康德的見實踐理性推至更為先驗與必然性，因為所有的意義發展都是在絕對精神的發展、也就是實踐中彰顯出來，所以黑格爾的工作是為康德的實踐理性作出一完美必然的詮釋。但是，繼之而起的少壯黑格爾學派(Young Hegel-ians)與馬克思，卻反省到黑格爾所謂的實踐意義，只不過是意識(Con-sciousness)的自我意識之轉變而已，基本上根本沒有接觸到現實的層面，充其量不過只是意識的落實而已。所以馬克思提出了「勞動」作為實踐的真實意義與動力所在，企圖將實踐理性所要求的實踐性真正地彰顯出來。透過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近代哲學所要求的實踐與自主性算是完成其真正的計劃。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行政革新、政府再造等工作,然綜觀其所採行之相關措施仍以工具理性為導向，忽略了實質理性的重要性,主客分離互易的結果,產生"異化"問題，對於國家整體生產力將造成負面影響，因此，研究官僚組織的異化問題,實為政府推動種種革新措施的首要之務。 異化論具有宗教的涵義，其後之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盧卡奇、馬庫色等人對此概念均有所論述，近代學者更進一步將此概念應用於官僚組織的經驗研究，以期能對官僚組織的異化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本文乃對異化論及其應用於官僚組織的相關研究予以探析及介紹，並藉此研究、探討官僚組織的異化問題。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重要名詞釋義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 相關理論及文獻探討 第一節 異化論探析 第二節 官僚組織理論探析 第三節 異化論、官僚組織理論的相關研究 壹 異化論的相關研究 貳 官僚組織理論的相關研究 第四節 官僚組織異化問題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第二節 研究工具與前測 第三節 研究對象、樣本選取與研究實施過程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方法 第四章 研究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第二節 公務人員不同個人特質異化情形的差異性分析 第三節 行政官僚組織各面向與公務人員異化各面向間的相關分析 第四節 行政官僚組織整體面向對公務人員異化的綜合影響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參考書目 附錄一 附錄二 /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wholly absorbed in reinventing task recently. But trying to make a through inquiry, it's not difficult for us to find that it was mainly emphasizing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losing sight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And owing to overlooking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 it may result in alienation which will do more harm than good to the productivity of our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alienation in the bureaucracy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job we ought to do. Alienation has religious implication. Hegel、Feuerbach、Marx、Luck'acs、Marcuse used to discuss it , and modern scholars further apply it to the research of bureaucracy. This research will illustrate the alien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bureaucracy to understand the alienation problem of Taiper City Government bureaucracy.

國外住宅租金普遍具有復歸性質，理性投資者應考慮此性質，於市場高峰期預期較低的未來租金成長率，而以較高資本化率進行評價，於市場谷底期預期較高的未來租金成長率，以較低的資本化率進行評價。故理性預期將導致市場波動穩定。近年相關研究發現，英國投資者對未來租金成長的預期相對較美國及澳洲的投資者理性，投資者理性程度可能具地區差異。本研究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驗證台北地區住宅租金具有復歸性質。利用追蹤資料迴歸分析實證台北地區住宅資本化率資料，探討投資者是否具理性預期；研究發現投資者的評價未考慮租金的賦歸性質，不具理性預期，於市場租金低迷時期過於悲觀，於市場租金快速成長時期過於樂觀。此外，本研究探討投資者理性預期的地區差異，發現市場資訊流通較高的台北市，投資者預期相對較台北縣合理，其市場資本化率波動亦較穩定。顯示投資者理性程度對於住宅市場的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 / Housing rents are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mean or trend reverting overseas. Rational inves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reverting potential of rents so that they would expect lower / higher future rental growth rates at rental cyclic peaks / troughs, hence higher / lower capitalization rates. Investors with rationality could appropriately value their housing property, hence they help stability of housing market. Recent studies have found more rationality in the expectations of rental growth of English investors relative to the U.S. and Australian investors. In this study, we use a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reverting nature of housing rents in Taipei. We use a panel data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of housing investors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ent rent level and capitalization rat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investors were too pessimistic / optimistic while rent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 high, they have not built the reverting nature of rents into their valuations / or their capitalization rates. Further, we have found more irrationality in Taipei County than that in Taipei City, as a result of the information sufficiency in Taipei City. Hence the volatility of capitalization rates in Taipei County is greater than in Taipei City, indicating that investor ration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ousing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