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科學的理論，是許多研究社會科學者努力的目標。在目前各種社會科學中，理論 建構方式最接近自然科學者，當推經濟學。理性選擇論就在設法將經濟學一些理論建 構方法，移植到研究非市場現象的領域中。就國際政治研究而言，以理性假說解釋國 際事務有其悠久歷史，但無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民眾，往往忽略個人層面與團體層面 間理性假說適用的差異，導致研究成果不彰。然而，近來有學者布爾諾（Burce Bueno be Mesquita ）以理性假說解釋戰爭發生的必要條件時，則嚴格界定理性假說 適用於集體決策（外交決策）時的情況，獲得頗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鑑於此，本 文嘗試研究以個體理性為基本公設的理性選擇論，究竟可否適用於具備明顯集體決策 特性的交外決策分析？如果可以適用，則適用於何種決策類型中？全文計分五章十二 節。 第一章說明理性選擇論的假說－－演繹形式理論建構方法，並討論理性選擇論適用於 外交決策分析可能存在的研究限制。 第二章除釐清理性概念的定義外，另一個重點則在討論理性假說適用於集體選擇的可 能性，亦即亞羅（Kenneth J. Arrow）的「一般可能性定理」。 第三章分析外交政策的性質，以理性假說解釋外交決策該注意的問題，並嘗試劃分外 交決策類型，以找出理性選擇論適用的決策情境。 第四章主要介紹布爾諾的戰爭預效用理論，以及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對該理論的批評 。 第五章為結論，就研究結果予以歸納並提出個人心得。

李登輝總統主政（1988－2000）的十二年間，是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的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主憲政或外交關係，都展現迥異於前的風貌，奠定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規模的基礎。 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台灣擺脫堅持多年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以務實外交突破國際現實的限制，打開國際生存的空間，不僅在國際關係的運作上創造出另一種「台灣經驗」，也為台灣本身的外交政策釐訂譜寫了可資操作的模式。台灣外交的突破與發展，固然有許多國內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李登輝總統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論文從決策者的角色切入，以李登輝的個人成長經驗、教育背景與宗教信仰為基礎，探索李登輝的個人特質與理念，作為理解他施政風格的出發點。繼而，以對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四位哲人：康德、卡萊爾、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思想，建構起李登輝的思維體系，作為探討他政策理念的架構。然後，再從國家利益的界定、外交目標的擬具、外交工具的擇定與外交效益的評估等四方面，深入剖析李登輝的外交政策思想。最後，以1995年締造台灣外交新巔峰的訪問康乃爾之行，來印證李登輝外交政策背後的理念基礎與邏輯架構。

2012年9月，安倍晉三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在12月率自民黨於眾議院選舉中獲勝並重奪政權。二度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在對中政策上一改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執政時期的友好溫和的積極姿態，表現出頗為強硬的態度。 針對引起中日間巨大爭端的領土問題，安倍表示日本擁有釣魚臺主權是毫無爭議可言的；在靖國神社參拜的議題上，他一反首次執政時期模糊不明的態度甚至親自前去參拜；在歷史問題上，他針對「侵略」一詞的意涵與界線提出質疑。除此之外，安倍還與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在內的東南亞諸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提出「積極和平主義」的外交關鍵詞，並將其納入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等，這不僅是安倍為改變日本戰後負面形象、使日本民眾重新建立對日本以及日本政治信心的表現，同時也是間接防備與制衡中國的表現。 根據美國國際關係學者Allison所提出的國家對外決策理論，可知外交決策的結果隨三個因素而變。這三個因素分別為理性行為者模式、組織過程模式、政府政治模式。為探討與追究安倍兩次政權中究竟在對中外交上究竟做出了怎樣的決策，這些決策有何特徵以及為何會出現不同的特徵，本文將借用該分析模式來分析兩次安倍政權對中政策之轉變。

研究目的：透過對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變數之相關性的分析，以求了解： 1.中共對國際社會的反應能力 2.其外交決策過程中，政治體系對環境之負擔能力之界限。 3.中共外交政策的性格。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中共外效政策的背景及性格 第三章：中共與日本的政治與經濟關係 第四章：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中變數之相關性 第五章：評價 第六章：結論

本文題為俄羅斯與中國對伊朗核問題立場之比較研究。本文藉由「外交決策」理論，以及「政治系統論」和「層次分析法」，研究從俄羅斯的外交決策模式、國內外因素，探究俄羅斯對伊朗核問題之立場，以及，從中國的外交決策模式、國內外因素，探究中國對伊朗核問題之立場。最後，再比較俄羅斯與中國的外交決策模式、國內外因素，以及兩國的政策產出－伊朗核問題之立場，進行比較分析俄中對伊朗核問題立場和政策的異同之處為本文之研究目的。 在國際處理伊朗核問題的進程中，俄羅斯、中國對於伊朗核問題的立場可謂大致相同，他們皆主張「以外交手段進行和平談判」的立場。然而，不同的是俄中在決策過程中的背後動機與各自盤算的國家利益。俄羅斯採取「平衡政策」(balancing policy)，以伊朗為談判籌碼，換取美國釋出更多利多；而中國則是採取「拖延與削弱策略」(delay-and-weaken strategy)，以維護在伊朗的各項利益。 /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study about the positon of Russia and China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We use the approach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Russia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e stand of Russia and China toward the Iran’s nuclear issue, and finally, we compare the defference of those two countries. On the issue of Iran’s nuclear, Russia and China tak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ttitude.Both of them advocate that every one should take peace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sanctio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s that Russia trys to use the balancing policy, and takes advantage of Iran’s nuclear issue, making the U.S. to release more benefits for Russia,while China takes the delay-and-weaken strategy, making effort to protect their benefits in Iran.

本論文探討大躍進時期中共外交決策的內容以及中蘇關係的發展。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莫斯科外交策略的雙重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蘇聯一方面高談援助革命，另一方面越來越重視國家利益。中蘇關係因而擺盪在這兩項決策因素之間，中共並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第三章「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建立政權後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外交上如何面對「輸出革命」的難題，以及它們分歧根源所在。第四章「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嘗試分析「和平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中蘇分歧論點。第五章「大躍進與蘇聯模式潛在較勁下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大躍進的發動因素以及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涉及了意識型態、國家利益與領導權爭奪三個方面。結論則探討了中蘇關係中「顯性」與「隱性」衝突的概念。

本論文旨在論述中國大陸學術界在中共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聚焦在值得外界特別關注的個案─中國大陸的歐洲研究學界與中共的歐盟政策。在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外交關係環境下，無論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層面，有更多外圍組織或人員被納入中共的外交決策結構之中，其中最貼切的例子就是學術界。隨著中國大陸地區外交相關科系或研究機構的演變、多元性和優質化的發展，其對外交政策之決策過程與範圍的潛在影響力正在增長。學者與其相關的研究機構透過各種可能影響的途徑、層次和來源，來鞏固其研究的影響力。中國大陸歐洲研究的領域目前正蓬勃發展，有些傑出的專家經常被約見來提供建言或評論。除此之外，2003年中國政府公布了中共的歐盟政策官方文件，這是中共有史以來唯一宣布過的外交政策文件，其展現中歐關係的重要性。本研究除了將論文中所界定的學術影響力框架應用於該歐洲研究的個案之外，也提供學界對此一領域主要研究範圍和學術論述的一個初步調查，以及其對中共的歐盟政策決策上實務性的關聯。 /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ole of academia in foreign policy-decision mak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sidering in particular the case of European Studies academia and China’s European Union policy, which merits greater scrutiny by outside observers. Faced with ever more complex foreign relation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is incorporating a growing number of external actors at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levels. Academic circles are a case in point; a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s evolve, diversify and optimise, their potential influence within policy making processes and circles is expanding in scope, and academics and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es are able to consolidate the impact of their research through a range of pathways, levels, and sources of influence. The European Studies field in China is robust and certain noteworthy experts are regularly called upon for advice and comment. What’s more, China’s only ever foreign policy paper in 2003 dealt with European Union policy,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the framework of academic influence identified herein to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Studies field, this thesis also provid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some of the field’s key research issue areas and current academic discourse, as well as connections with China’s European Union policy decisions in practice.

本論文在探究日本對中外交政策決策模式的體制變革，過去日本外交主要是受到美國外壓影響，外務省相對保持獨立性，而內閣官邸則受限於人員編制與派閥牽制，使得功能受限。2001年橋本行改實施後，大幅擴增了內閣府的人員編制，使得官邸主導外交成為可能，小泉純一郎善用了體制變革，形成以內閣府為中心展開對中外交的同時，日中關係卻因為其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陷入了僵局，2005年正值日中關係低盪時，小泉與胡錦濤開啟了第一次總合政策對話(戰略對話)，2006年安倍晉三上任後便以此平台為基礎，成功訪問中國，呼籲日中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強化兩國在政治、經濟層面的合作，雙方並在2008年福田時代簽訂了確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政治文件，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架構也延續到民主黨政權的對中外交政策。本文以外交政策分析為出發點，嘗試藉由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案例，來了解日本外交決策模式中各行為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