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總統主政（1988－2000）的十二年間，是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的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主憲政或外交關係，都展現迥異於前的風貌，奠定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規模的基礎。 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台灣擺脫堅持多年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以務實外交突破國際現實的限制，打開國際生存的空間，不僅在國際關係的運作上創造出另一種「台灣經驗」，也為台灣本身的外交政策釐訂譜寫了可資操作的模式。台灣外交的突破與發展，固然有許多國內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李登輝總統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論文從決策者的角色切入，以李登輝的個人成長經驗、教育背景與宗教信仰為基礎，探索李登輝的個人特質與理念，作為理解他施政風格的出發點。繼而，以對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四位哲人：康德、卡萊爾、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思想，建構起李登輝的思維體系，作為探討他政策理念的架構。然後，再從國家利益的界定、外交目標的擬具、外交工具的擇定與外交效益的評估等四方面，深入剖析李登輝的外交政策思想。最後，以1995年締造台灣外交新巔峰的訪問康乃爾之行，來印證李登輝外交政策背後的理念基礎與邏輯架構。

李登輝總統任內的務實外交是一項引起許多討論的重大政策，這項政策以增加邦交國數目、提升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為目標，並以高層出訪、經貿活動、參與聯合國為具體的工作項目，十二年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但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高層出訪加強了我國的國際能見度、突顯了我國的國家地位，但出訪非邦交國時，出訪的名義與出訪者的頭銜常需要彈性處理。我國雖與工業先進國家有龐大的雙邊貿易與投資，但這種經貿關係卻很難轉換為正式的外交關係。對外援助能維持一定的邦交國數量，但有些國家游走於兩岸之間，邦誼不甚穩固。參與國際組織是走向國際社會的重要步伐，但目前仍以經濟性的國際組織為限，參與聯合國或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至今只有國際宣傳的效果，尚未排入聯大議程。上述這一切的限制，最大的原因便是中共的打壓。 本論文以新現實主義為基礎，藉由結構、無政府、自助這些新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並以國際體系、權力、國家利益與安全四個面向來探討中華民國務實外交的成果與限制，並評估其是否為一理性之政策，進而思考我國當前及未來可以努力的外交方向。 關鍵字：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務實外交、外交政策 / The Pragmatic Diplomacy during Lee Teng-hui's presidency was an important issue discussed by many peopl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tried to buil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ore countries, or to strengthen substantial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could not be built. In the twelve years, her efforts on the top leaders' visiting foreign countries, the economic opera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ng the United Nations were fruitful but restrictive. The top leaders' visiting foreign countries has lighted the ROC's visibility in the world, and clarified her statehood, but the top leaders' titles and the reasons of their visits usually needed to be changed to a resilient one. The ROC has kept huge amount in mutu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yet the economic ties could not be transformed into diplomatic ties. Foreign aids was helpfUl in kee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some of them were trying to benefit from both ROC and PRC, instead of keeping a resolute relation with either side. Jo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wever, the ROC has been accepted by econom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ly. Her effort on participating the United Nations or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was still a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instead of a discussion in General Assembly. What was the crucial reason of the restriction of the ROC's Pragmatic Diplomacy? The People's Repu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main ideas of neo-realism: structure, anarchy, and self-help, I hav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fruits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ROC's Pragmatic Diplomacy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system,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and security. I have figured out that Pragmatic Diplomacy was a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diplomatic efforts has also been mentioned at the end of the dissertation.

1990年代，台灣經歷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雙重洗禮─一方面藉由「本土意識」的形塑以打造台灣國族，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台灣在世界中突出的經貿實力建立「新興民族」的意識。在一片「愛台灣」的呼聲中，右翼民粹主義在李登輝手中重生，台灣本土資本家階級在經歷卅餘年的孕育之後，也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成熟茁壯，對內藉由自由化政策擴充經營版圖，對外則是進行資本輸出，成為依賴美日核心技術支援，同時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半邊陲帝國」。 　　台灣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身分成為資本輸出國並不是一純經濟過程。198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台灣因對美保持鉅額貿易順差而列入貿易報復名單，當時經濟部即鼓勵國內勞力密集型中小企業外移以繼續保有競爭優勢。但眼見移往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的企業與日俱增，以及希望加入東亞集體安全體系因應中共威脅，同時宣揚「中華民國」主權，李登輝遂於1994年啟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並藉機拉攏東南亞國家元首；同時，為維持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李登輝繼續推動對中南美邦交國的民間投資以及官方開發援助（ODA），以期每年聯合國大會中這些國家能夠提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1995年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吸引外資與台資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大陸，達成「外資保台」的實質效果。李登輝時期的經貿政策，蘊含著異常濃厚的外交與安全考量，同樣地在對外政策中，也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兒，無論是黑箱作業的機密帳戶，還是擺明著大方送的官方開發援助，抑或是在開發中國家設立海外加工出口區（EPZs）皆然。 　　暫先不論政府推動產業對外投資造成國內多少工人失業，李登輝時期政府在東南亞、中南美洲國家主導設立許多大型加工出口區，美其名是幫助解決當地民眾就業問題，實則是創造台商剝削廉價勞動力的條件。一般而言，加工出口區形同「國中之國」，區內一切事務由加工出口區管理局處理，當地的經濟、勞動相關法令在區內排除適用。台商對工會向來仇視，不僅直接打壓獨立工會的成立，並對當地政府施加嚴禁工會成立的壓力，打壓勞動人權莫此為甚，也是對「台灣民主化成就」的一大反諷。縱使負責外援作業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因海外加工出口區設置成效不彰而不再主導設立，但是相關業務分別由全國工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台灣大資本家籌設的「中南美投資公司」以及「海外投資開發公司」承接，顯見「資本」與「國家」並非如古典自由主義視為利益相互衝突的兩造，反倒是資本主義國家透過與私人資本合作以達成政策目的，私人資本則是依靠政府的先前投資以及政治力量打開對外投資的版圖，資本輸出地區以及輸入地區的勞動人民，前者面臨失業以及勞動條件下降的命運，後者則是鎮日在「血汗工廠」中勞碌，成為全球廉價勞動力經濟的組成部份。

國際間的互動頻繁，使得國家間的交往成為國家政策目標之一。因此 身為國際社會成員的我國，自不能孤立於國際社會而存在。我國由於國情 特殊，尤其是面對中共的刻意打壓與封鎖，因此對於參與國際社會，宣示 自己為國際社會的成員，一向是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所在。為突破外交孤 立的困境，「務實外交」政策便因應而生了！但是中共不願意我國在外交 與國際交往上有所突破，因此對我國之抨擊、打壓與封殺實乃愈加強烈。 在國際交往工具的選擇上，我國由於此種國際環境使然，因此很難運用一 般在正常情形下所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因此「對外援助」政策便成為我 國拓展對外關係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因為不僅可以運用發展與人道等特 質以避開敏感的政治限制，以達到國際交往的實質目的；再者，由於我國 經濟等方面之發展經驗實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發展之楷模；亦符合「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之固有明訓。故正當我國擁有適當的經濟力量以作為推行 對外援助的籌 碼，而國際社會又正逢需求之際，因此便可以以此種較為 積極並較具影響力的方式進行國際交往。再者，它亦是我國參與國際事務 、善盡國際責任、提升國際形象與增加國際影響力的 表現。 我國 的對外援助政策始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應越南政府之邀，組派經濟考察 團至越南考察。隔年，我國駐越技術團成立，為我國農技援外之始。民國 七十七年十月成立的「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Fund,IECDF）並在經濟部下設立基 金管理委員會開展基金業務，展開對外援助事宜。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成立，整合及統籌我國對外援助事宜 。以使我國的對外援助工作能達到透明化、專業化與效率化。並量力而行 ，認清自己的力量。未來的工作方 向則包括雙邊或多邊技術合作、直 接或間接貸款、直接或間接參與投資、投資或貸款之保證與捐款或實物贈 與、以及其它可行方式。而合作對象則是外國政府、國際組織或國際機構 或其指定的機關或團體。以達我國回饋國際社會、善盡國際責任、重返國 際社會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