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許多研究日本經濟援助，將重點放在日本援助體制──四省廳制 ，甚至直接分析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及外務省在對外援助方面的不同立場， 亦即研究主題是傾向於外交政策形成的層面進行分析。但事實上若單從政策面分析可能無法瞭解整個援助的全貌，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因此，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建立分析架構，而進一步分析日本經濟援助的演變。 第二章先由新現實主義為首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根據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論點，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受國際結構的因素所影響。而國際結構是由國家間不同的能力分配所促成，不同的國際結構及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共同決定該國的對外行為。 以此作為論述的基礎檢視日本在戰後的對外關係是否受到當時美蘇結構性對抗所影響，尤其日本在援外政策的執行上是否亦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換言之，即外壓因素在日本對中共的政策開發援助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國與國的互動受到國際結構的影響，不容易合作。新現實主義如何解釋現階段中各國間的合作現象呢？而國際社會的本質若依新現實主義者所述為一具有衝突的本質，但論述過程中似乎也不排斥國與國間合作的可能。因此，新現實主義是否有其適當的論點能說明合作之所以可能發生的原因呢？另外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囚犯們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自然而然會選擇背叛，尤其是加上安全困境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遊戲者不信任彼此。 因此，藉由合作之建立，增加彼此的信任方是遊戲規則中的大贏家。而如何防止背叛的發生等問題，依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仍無法提供一完善的解決。 冷戰結束後，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日本對中共的援助政策？日本的經濟援助政策是否有所轉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是否能對此轉變作一合理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在安全議題的合作受到國際體系影響的層面較大，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則是受到國內政治層面影響的程度較大。此是否可以解釋中日雙方儘管在安全議題雙方有所衝突，但郤在經濟議題方面多所合作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及的國際建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背叛的發生。 而中日雙方是否藉由援助而建立在經濟議題方面合作的機制。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說明日本在1979年後，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計劃的變與不變。 第三章則是論述日本與中共間正式開始援助關係的時空背景因素，並且檢視新現實主義的論點是否能夠說明雙方間援助關係。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否透露著雙方間經濟合作前景的不樂觀？亦或是雙方援助關係不受到天安門事件而能持續維繫？ 第四章則是論述冷戰後，國際環境結構的調整及日本國內因素是否影響日本對外援助理念的轉換？而以1992ODA援助四大綱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且說明中共核武試驗違背日本ODA援助理念後，日本政府的相關作法為何？日本國內對中ODA是否應該持續已出現不同的意見，是否會影響中日雙方的援助關係？而未來雙方間的ODA援助關係是否應有所調整或轉型？ 第五章為結論，將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問題作綜合整理，以新現實理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說明1979年中日開始ODA援助關係後的演變，並且試圖預測未來兩國間ODA援助關係可能的走向。

李登輝總統任內的務實外交是一項引起許多討論的重大政策，這項政策以增加邦交國數目、提升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為目標，並以高層出訪、經貿活動、參與聯合國為具體的工作項目，十二年間，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但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高層出訪加強了我國的國際能見度、突顯了我國的國家地位，但出訪非邦交國時，出訪的名義與出訪者的頭銜常需要彈性處理。我國雖與工業先進國家有龐大的雙邊貿易與投資，但這種經貿關係卻很難轉換為正式的外交關係。對外援助能維持一定的邦交國數量，但有些國家游走於兩岸之間，邦誼不甚穩固。參與國際組織是走向國際社會的重要步伐，但目前仍以經濟性的國際組織為限，參與聯合國或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至今只有國際宣傳的效果，尚未排入聯大議程。上述這一切的限制，最大的原因便是中共的打壓。 本論文以新現實主義為基礎，藉由結構、無政府、自助這些新現實主義的重要概念，並以國際體系、權力、國家利益與安全四個面向來探討中華民國務實外交的成果與限制，並評估其是否為一理性之政策，進而思考我國當前及未來可以努力的外交方向。 關鍵字：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務實外交、外交政策 / The Pragmatic Diplomacy during Lee Teng-hui's presidency was an important issue discussed by many people.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tried to buil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ore countries, or to strengthen substantial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tha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could not be built. In the twelve years, her efforts on the top leaders' visiting foreign countries, the economic operations, and the participating the United Nations were fruitful but restrictive. The top leaders' visiting foreign countries has lighted the ROC's visibility in the world, and clarified her statehood, but the top leaders' titles and the reasons of their visits usually needed to be changed to a resilient one. The ROC has kept huge amount in mutual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yet the economic ties could not be transformed into diplomatic ties. Foreign aids was helpfUl in keep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some of them were trying to benefit from both ROC and PRC, instead of keeping a resolute relation with either side. Joi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wever, the ROC has been accepted by econom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ly. Her effort on participating the United Nations or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was still a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instead of a discussion in General Assembly. What was the crucial reason of the restriction of the ROC's Pragmatic Diplomacy? The People's Repu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main ideas of neo-realism: structure, anarchy, and self-help, I have tried to interpret the fruits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ROC's Pragmatic Diplomacy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system,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and security. I have figured out that Pragmatic Diplomacy was a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diplomatic efforts has also been mentioned at the end of the dissertation.

長期以來兩岸關係，都是依附在美中關係權力結構下的結果，台灣政權輪替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起伏動盪，應以深層的國際體系下權力結構宏觀觀察，始能獲致較完整清晰客觀的看法。新現實主義認為分析一個國家的行為，必須從結構去觀察，而國際結構由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權力的分配所組成，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是運作的基本形式，屬於不變項，權力的分配才是真正決定國際結構的重要變項，不同的國際權力分配型態產生不同的國際結構，而不同的國際結構和國家所處的地位會決定國家的行為，結構與單元之間互為影響，從此互動過程可以分析國家行為的原因與後果。 　　　　　　　　　　　　　　　　　　　　 從新現實主義觀察小布希時期美中台三角關係，可以以九一一事件做為區分，九一一事件之前，小布希的對華政策有向台灣傾斜的趨向，而台灣也積極接攏與美國的關係，使兩岸關係維持對立僵持的局面，九一一事件之後，由於美國全球反恐戰略布局的考量，積極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而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階層也順勢改善與美國之關係，使美中朝「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小布希的對華政策向中國大陸傾斜，此一政策的調整，係基於美中雙方在全球及亞太權力平衡的考量的結果，另外中國大陸藉由社會化融入國際社會，提昇其地位並增強影響力，美中關係在小布希第一任任期期間變化，至少在一部分驗證了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合理性。 台灣2003年台灣的相關作為似乎在尋求自己的能動性，以擺脫美中兩強的束縛，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亦間接證明新現實主義理論結構的限制－過分強調結構的自主性存在，強調其對系統變化及單元行為的強大約束力而忽視了單元的能動性，但這種溢出新現實主義的結果是台灣陷入美中兩強間的雙緩衝國的困境，似乎反而證明了新現實主義結構理論的合理性，即在國際體系結構中小國僅能依附於大國的結構體系，任何溢出此一概念的作為將危及小國的生存安全。

美國可稱為新現實主義的實踐者。在1970年代美國藉由透過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形成戰略三角來維持國家安全的最佳位置。蘇聯解體後，中共成為威脅美國的新興強權。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於1990年代提出了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米氏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制下，權力極大化才能確保國家安全，中共勢必也將會為了國家安全，擴張其軍事實力，成為具區域影響力的強權，掌握亞太區域事務的主導權。 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在2009年順利執政後，其任命的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Foreign Policy發表了一篇《America’s Pacific Century》，文中定調亞太地區為未來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經營以及全球戰略的核心，為歐巴馬的亞太政策鋪路，隨後歐巴馬在2012年公佈《維繫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的戰略報告，正式宣告將全球戰略佈局重心移至亞太地區，即是現今國際間熟知的亞太再平衡(Asia Pacific Rebalancing)戰略，而此一戰略的目標就是對中共在亞太地區進行新世紀的區域圍堵。中共與美國競合的過程中，中華民國(臺灣)扮演著關鍵第三者，臺灣執政當局在歐巴馬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期間所扮演的角色與立場，也將會影響兩岸關係的現狀與未來發展。 /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called Neo-Realism practitioners, and in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best place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by forming a strategic triangl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PRC became an emerging power threatening the United States. John J. Mearsheimer, who introduced Offensive Realism in the 1990s, argues that state’s power should be maximized, in order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narchist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PRC is also seeking its own safety positio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vel. Therefore, PRC has to expand its military strength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influence regional affairs. The end state of PRC, is to mast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affairs of the initiative. After the Barack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n 2009, hi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published an article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on Foreign Policy websit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center of gravity of U.S.’s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lobal strategy in the near futur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an announcement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in 2012. And it became a well-known strategy “Asia-Pacific Rebalance”, and the goal of this strategy is to create a strategic containment for PRC in a new era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lays a key role during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Roles and behaviors of Taiwan's administration will affect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when Obama’s administration execute the strategy of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美國對華政策長久以來影響我國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利益甚鉅，相關政策密切牽動著美中、美臺、美中臺關係，以及臺海兩岸安全情勢之走向。小布希政府上臺後，其具有單邊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強硬風格，高度強調美國國家利益至上與美國權力和實力之重要性，積極維護與確保美國霸權地位的穩固。小布希從競選總統活動開始，就將中共定調為戰略競爭者，尤其是具有新保守主義色彩的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茨等安全決策核心與相關重要幕僚的結合，在新政府執政後迅即形塑出以亞太地區為重點的安全政策，不顧國際反對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加速興建「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將中共列入核武打擊名單，戰略競爭目標直指崛起中之中國大陸，並且加大對於中共的防範與戰略圍堵，與前朝柯林頓政府發展美中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路線迥然不同。 小布希政府對臺政策，上臺之初即對臺出售歷來最大筆之軍售案，表示不計代價協助臺灣防衛言論，給予臺灣總統過境規格提升，同意臺灣國防部長在美臺斷交後首次訪美，視臺灣為「主要非北約盟邦」，加強雙邊軍售諮商與軍事交流，以及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等友好作為，被視為是尼克森政府以來，對臺灣最為友好的美國總統。惟臺北一連串制憲、正名、防禦性公投、終止國統會、入聯公投等傾向臺灣獨立的政策，加以中共施壓華府處理臺灣議題等情，形成了所謂美國與中共共同抑制臺獨的默契。小布希第二任期開始，新現實主義觀點的國務卿萊斯主導調整對中政策，展現務實與建設性的作法，與中共進行接觸、對話、交往，走向外交、安全與經貿等議題的諮商、談判與合作，美中關係趨向穩定發展。在此美中臺三邊關係之變動下，臺灣的偏鋒路線，致使美臺友好信任關係產生質變且步入不穩與惡化，臺灣與中共的關係更加敵對，惟美國與中共之間因諸多現實利益因素傾向合作，臺灣令美國意外之舉措頻傳，加強了美中對於防阻與抑制臺獨之共識。 本文研究之重點，在於觀察小布希政府八年期間以新保守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觀點下的對華政策，其發展走向、聯結與關鍵之因素。包括美國對於中共安全、外交政策與戰略部署，國際反恐與北韓核武問題競衡，雙邊經貿摩擦與匯率爭議等面向，綜合性分析美國對中共政策之本質與特色。在美臺關係上回顧臺灣的傾獨言行活動，瞭解美國在臺海的利益與政策立場，以及如何回應與反制臺灣領導人的舉措。最後歸納分析新保守主義人士與新現實主義人士，彼等對於美國對華政策關注焦點，決策優勢與限制因素，影響時間長短與消長變化，轉折原因與關鍵為何，尋求適切之說明與解釋。

一、本論文針對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夥伴關係發展的現況予以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具體言之是「中國以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邁入二十一世紀，大國外交與戰略夥伴外交的關係。而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種類區分、現況為何？中國想藉「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實際的成效以及面臨的侷限與挑戰」。論文研究途徑嘗試從「新現實主義」角度，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思考冷戰後中國如何在國家利益前提下產生外交政策的轉變與運用，並遂行國家外交戰略的制定，如何在國際上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布局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大國外交關係以及分析「戰略夥伴外交關係」面臨的侷限與挑戰。 二、後冷戰時代的開展，國際情勢中不確定的因素增加，惟國際社會主角仍是具有實力的大國。鄧小平首先確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使中國對其國家利益的內涵以及各項利益的優先順序產生反思作用，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安全利益重心從生存安全轉向以「經濟安全」。中國認為兩極格局已經被大國構建的國際新秩序和世界新格局取代，中國對世界格局尚未建構完成的看法，驅使其在國際提倡多極化的概念，謀求建立國際體系地位和影響力。藉由大國外交，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並從而透過「夥伴關係」的推展，建構外在的和平環境，維護國家利益及促進國家的發展，追求自身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壯大。 三、中國的確是想成為大國的，中國欲成為大國，有影響力的大國，國際格局中的一極，首先就必須讓自己有實力。因此，中國選擇建立安全的國內與國際環境，全力發展經濟儲備實力，實力完備後自然能夠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以及獲取應有的大國地位。中國具有龐大的需求市場與價廉的勞工，在此條件下中國因勢利導將其戰略夥伴外交關係區分多種層次與類別，結合經濟活動與外交關係的推展，形成有相輔相成與互補作用的環節。可以說經貿關係的發展，為戰略夥伴關係提供了基礎與活力。戰略夥伴關係親密發展，則對經貿關係提供了保障。至於在國家領土完整上，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推展發揮相當的力量，其中又以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最為關注。中國國台辦的資料中即指出，「夥伴關係」對抑制台灣當局的務實外交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須要致力於推動大國外交，藉由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外交手法，提升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與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由其夥伴國家數量的增加顯示夥伴關係是持續在擴展的，而夥伴關係的提升與深化，表示其他大國重視與中國所建立的關係形式與內容，對國際的影響力確實隨著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擴展漸漸在增加。 四、中國國力的強大稱之為區域的強權國家已無疑問，在未來有可能成為美國新對手的國家似乎就是中國了，反之中國未來發展最可能的對手亦為美國。中國從國家根本戰略利益出發，在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建立過程中逐步構築有利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避免受制於美國所建構的結構力量。前後與三十個國家建立了夥伴關係，除了擴大交往範圍外，亦不斷深化現有的夥伴關係實質內容。其涵蓋範圍可說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其中又以經貿的承諾或同時簽定的經貿協議最具實質性。然除了歐盟、拉丁美洲等國家，中國與周邊其他國家在以往都存在大小不同的衝突，甚至曾經發生過戰爭。中國推展各種夥伴關係的關鍵確係植基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因此，必須存有共同利益才能維繫雙方關係的持續，否則雙方關係就將會面臨侷限與挑戰。 五、中國推展戰略夥伴外交關係的戰略利益，就是希望透過經濟與外交的兩手策略，一面利用戰略夥伴關係外交手段為經濟發展服務與確保戰略能源的來源，同時又藉由國內市場及經濟實力不斷的提高，增加外交的籌碼維護其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同樣的，其他國家亦必然是在有利於其國家利益條件下才會選擇與中國發展關係。因此歸結中國與其戰略夥伴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建立於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唯有雙方的「共同利益」大於甚至遠大於彼此間現存的矛盾與分歧，則「求同存異」的模式方可能奏效。可是欲維持共同利益的持續存在，先決條件就是中國必須繼續保持其經濟的發展優勢，不論是在國內市場需求或是人力市場的供需，都能提供他國相當的利益。可是中國的發展與需求，到一定限度後自然會達到飽和，則各國所能獲利的機會自然降低，當各國對預期的利益無法獲得回饋與滿足時，求同存異的現實狀況－矛盾與歧異－將會再度高於共同利益。屆時即使求同存異可能還能夠繼續維持，可是難保不會發生擦槍走火的情形，雙方基於共同利益建立的互信基礎就會立刻面臨考驗。 關鍵字：新現實主義 戰略夥伴外交關係 夥伴關係 大國外交 中俄戰略協作關係

第一個目標是檢視中國為了增強政治實力而建立對外政策—和平發展計畫2.0。第二個目標是試圖釐清中國是否可以藉由『Emily Goh』的理論轉化成實質影響。以中國於柬埔寨建設的水力工程為考察目標。除此之外，調查結果是以一些新現實主義的論點來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結論證明了中國對柬埔寨確實有相當的影響力，且此樣的外交政策是有效用的。此外，現實主義者也藉此證明了自己的價值；然而，也彰顯了中國與柬埔寨雙方互動的缺點。 / The thesis seeks to evaluate China’s influences in Cambodia by relying on the neorealist account. The first goal is to examine the China’s foreign policy of ‘Peaceful Rise 2.0.’, as the tool of gaining political power. The second target is to find out whether China is capable of transferring such power into actual influence by adopting the theory of influence by Emily Goh. Research on such ability is tested in the case study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construction of hydro-power facilities in Cambodia. In addition, findings are examined through the optics of several neorealist theories, to find out the relevancy of this discourse on this topic. The results prove the existence of China’s effective leverage on Cambodia, and also the capability to yield this kind of impact from the outcomes of the China’s foreign policy. Also, realist accounts proved their merits; however, also their shortcomings regard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Cambodian interaction.

二十一世紀，水資源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它不僅關係到地球生態系統的維繫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還對當代國際關係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水資源匱乏地區，水資源問題已成為影響該地區國家間關係的重要因素，甚至對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穩定構成威脅。 受地理因素影響，中亞地區的水資源多為跨境水體，造成了該地區水資源開發主體的多樣性。各國對水資源長期不合理的開發利用，產生了一系列的浪費及污染問題，引發了許多國際爭端。為此，中亞各國簽訂一系列雙邊、多邊協議，試圖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跨境水資源問題，然而卻無法形成一個長期有效的合作機制。圍繞國際水資源的利用、開發、管理而產生的爭端依然困擾著中亞。 本文首先是闡述中亞水資源概況及開發歷程，探索中亞水資源問題產生的根源。其次，從中亞各國之間採取的政策互動入手，分析探討中亞在國際水資源開發中的「合作困境」。最後借鑒國際跨境水資源利用現狀與趨勢，分析構建有助於目標實現的制度安排，從而提出中亞國際水資源合作的解決途徑。通過構建切實發揮效能的區域水資源合作機制，推動中亞各國內部實現更好發展，同時促進整個中亞及鄰國、周邊地區的穩定發展。 /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ssue of 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mmon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arth's ecosystem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also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water-scarce areas, water resour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even poses a threat to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Due to geographical factors, water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re mostly transboundary water bodies, resulting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The un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waste and pollution problems, which has caused many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o this en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igned a series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trying to solve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cross-border issues, but can not form a long-term effective cooperation mechanism. Disputes over the us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continue to haunt Central Asia. This paper firstly elaborat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ater resources in Central Asia, and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water resources problems in Central Asia.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dilemma of Central Asia in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from the policy interaction among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Finally, it draws lesson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alyzes and construct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will help the target to achieve, and then proposes the sol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mechanism, it can promote better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stimula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entral Asia,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ven the surrounding areas.

論文摘要 本文主要之研究在於檢驗東協區域論壇是否具有影響亞太區域安全之效能。首先藉由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安全」的闡述，筆者運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安全觀與對國際建制的看法，來評析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tional Forum, ARF）對亞太安全的影響力。隨著國際關係理論的檢視過程中得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皆認為東協區域論壇在穩定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效用不大。 其次，透過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與Volker Rittberger在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文章中所提出關於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評定的指標，其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就（1）建制的「效率」（Effectiveness）指標－建制達成目標與貫徹意志的能力、對成員的影響力，以及決議的拘束力等方面；兼以（2）建制的「彈性－堅實」（Resilience / Robustness）指標－東協區域論壇對於現實事件、衝突的解決能力與成效，藉由國際建制的角度來分析東協區域論壇在建制上的完備與否，來評價東協區域論壇是否合乎所謂區域性「安全」機制的標準。 經由國際建制指標的檢視結果得知，不論在「效率」指標或「彈性－堅實」指標，皆驗證出東協區域論壇是個不健全的國際建制，並非所謂的區域性安全機制，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力也有限。 再者，經由對於亞太地區的主要衝突點－朝鮮半島核武問題、台海危機以及南海主權爭議等事件的討論，檢視東協區域論壇對於事件的處理、事件所做出的決議以及針對事件所發表的聲明，來評析論壇是否具有解決亞太衝突事件之功能。研究發現，東協區域論壇僅能對於衝突事件做出宣示性質的聲明，不具拘束力的決議，無法要求成員國自制，也使得論壇無法做出有效的解決，更失去了處理亞太區域安全事務的能力。 最終，歸結出東協區域論壇的缺失，以及無法有效發揮其安全建制的原因，筆者認為東協區域論壇最主要的缺失在於「制度化程度太低」以及「決議拘束力不足」，因而導致論壇缺乏安全建制的功能、議題無法被普遍討論、對衝突事件缺乏解決能力以及信心建立措施無法順利推展等問題。透過上述之討論，找出提升東協區域論壇解決事件效能之辦法，俾使其發揮安全建制之功能。 關鍵字詞：東協區域論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建制

自2009年起，美國透過一系列政策宣示、外交行動施行重返亞洲政策，在涉及七個聲索方的南海主權爭端之中，美國的介入將會為難解的南海爭端增添更加複雜的因子。南海爭端的動態之所以受到關注，除了中共持續增長的綜合國力、美國將焦點投注至亞洲區域、防止潛在競爭對手產生的策略，南海爭端實際上為中、美角力的縮影。未來南海問題的發展，將可能影響區域、乃至國際的和平，必須持續關注。 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正在轉變，此將影響其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與選擇，本文將以新現實與新自由主義的論爭，檢視近年美國重返亞洲後造成南海爭端再起的案例，並探討中共參與國際建制的利益認知、瞭解中共在冷戰後的多極化國際社會中的相對定位。 本文將分文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國際關係理論與概念分析，將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建制的探討，到中共參與國際安全建制的理論與概況，再進一步聚焦於中共的南海政策與主張；第二部分介紹南海爭端中其他聲索方之主張，以及各聲索方與中共在南海互動歷程，並探討為處理南海爭端而建立的安全建制演變與成效；第三部分將探討國際情勢的變化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南海爭端為例，說明美國因素對中共外交利益視角造成的影響。 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為：第一、中共為何願意採取相較溫和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政策？又，在中共積極塑造負責任大國及營造友好周邊環境的目標下，為何「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度遲滯？第二、從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南海問題，探討兩新學派之中何者較具解釋力？第三、國際建制是否有助於國際合作？最後，針對南海爭端對我國的啟示，也將在本文末章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