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了臺灣改制前25個縣市，搜集自2001年至2005年地區別的時間追蹤資料，分別以隨機效果模型及固定效果模型分析，實證結果發現不論是隨機效果模型與固定效果模型的檢驗，人口結構數並非全然對房屋市場交易量造成影響，例如人口老化指數、結婚率、淨遷率對房屋交易量影響皆呈不顯著，由此可知人口紅利消失是否真的會造成未來房屋市場的崩盤，仍有待商榷，然而人口密度對房地市場交易量影響方面，不論是隨機效果模型或固定效果模型均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此結果代表人口不斷擁入勢必增加房地需求量，此將進一步造成當地房價居高不下問題的，因此對於這些人口過度集中的縣市，當地政府可以透過一些政策的擬訂，例如配合新市鎮建設、興建連結至郊區之交通系統，來緩解都會區房價居高不下的問題，更進一步帶動郊區的繁榮。 另從兩個模型均顯示失業率與房屋交易量呈1%水準下的負相關，證明經濟因素確實會影響房屋市場的榮枯，建議政府可透過失業率的降低來促進偏遠縣市的房地市場的發展並帶動其他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就個別的區域固定效果而言，新北市、桃園縣、臺中縣、高雄縣等有較高發展潛力的城市，具有極顯著的區域固定效果，且北部的區域效果明顯高於中南部，可能與北中南工商發展程度高低有關，至於新竹縣及花蓮縣呈顯著正向區域特定效果，推測新竹縣本身政策及較低失業率有關，而花蓮縣則與近年來交通越來越便捷有關，至於嘉義市則呈現顯著負向的固定效效原因可能與當地人口大量外流有密切相關，另外其他20個縣市，則均呈現區域效果不顯著的情況，再由時間固定效果分析中得知，近年來從2001年起受到各方面急劇變化的情況致使買賣契稅交易量受時間的特質出現劇烈波動的情形。

結構型商品透過財務工程技術的包裝下，呈現愈來愈趨多樣化與複雜化，但投資人面對結構型商品大多一知半解，無法窺其堂奧。本研究乃針對目前銀行所發行連結利率、匯率、股價、商品等類型的結構型商品進行拆解，並分析其風險與報酬所在。 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一、從前述個案分析中，發行機構每檔產品的年化收益率普遍低於1%，若每 月發行金額低於五百萬美元，勢必不敷成本。 二、發行機構的收益率視個案而不同，有時保本型商品的發行收益高於非保 本型商品，因此發行機構收益率高低與商品是否保本並無直接關聯。 三、愈富有的投資人反而對保本的重視程度愈高，將迫使發行機構拉長產品 的存續期間或僅以少數高利率的貨幣作為設計標的。 四、由於結構型商品具有容易被複製的特性，在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下，將 壓縮發行機構的獲利空間，不利於該項業務之發展。

儘管實證研究發現高結構面談工具能有效提升面談的信度與效度，但目前探討影響面試官對於高結構面談使用意圖的前因研究仍相對缺乏。本研究以Big Five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親和性及勤勉審慎性為主要變數，討論面試官人格特質對於高結構面談使用意願的影響。同時，根據Siegel-Jacobs與Yates (2006)研究建議將知覺責任感進一步細分為知覺程序責任與知覺結果責任，分別釐清其是否會影響面試官對於高結構面談的偏好，並檢視此兩個變數是否會干擾面試官人格特質與對高結構面談使用意圖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的樣本收集自342位直線主管與人資專員，結果顯示具備高勤勉審慎性特質、以及知覺程序責任與知覺結果責任程度高的面試官會增加對高結構面談的使用意願。此外，在面試官人格特質與知覺責任感之交互作用上，本研究發現當面試官知覺結果責任程度愈高時，會加強高勤勉審慎性的面試官與對高結構面談使用意圖之正向關係。另外，本研究也意外發現具高親和性特質之面試官會傾向使用高結構面談；並且當面試官知覺結果責任程度愈高時，會強化外向性與對高結構面談使用意願之負向關係。 / Although empirical studies have found hi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HSI) have higher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than those of low 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issue of interviewer intentions to use HSI remains largely unexamined so far.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interviewer personality traits, including Big Five-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on interviewer intentions to use HSI. In addition, felt accountabilit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crucial factor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process. According to Siegel-Jacobs and Yates (2006), there are two distinct types of accountability: procedural accountability (PA) and outcome accountability (OA). Therefore, we further examine how these two variables influence interviewer intentions to use HSI, and see if they will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view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terviewer intentions to use HSI. Using a sample of 342 line managers and HR speciali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terviewers with high conscientiousness and perceived high PA and OA tended to use HSI. Moreover,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acting effects of interviewe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elt accountability,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when highly conscientious interviewers perceived higher OA, they would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to conduct HSI. Unexpectedly, we found interviewers’ high agreeablenes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intentions to use HSI. Besides, it was surprising that high OA would strengthen negative main effects of extraversion and interviewer intentions to adopt HSI.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無

臺灣結構債問題的發生，縱有其歷史背景與眾多因素，而其引爆 點為利率從低檔反轉時，結構債收益因而逐步下滑，尤以反浮動債影 響為最，投資人因債券型基金收益下滑而贖回，並導致基金發生流動 性風險；進而主管機關的強力介入，要求在最短時間內處份結構債， 讓投資人權益獲得保障，並要求處分損失須由業者承擔；縱使主管機 關於處分結構債過程中提供業者協助，並將處分損失控制在最小，但 是在整個處理過程中亦衍生若干問題值得研究探討。 本文共分為六章，分別為：第一章，係針對本文研究背景和動機， 並就研究方法與架構加以說明。第二章及第三章，係針對結構債券設 計概念討論，並分析其市場風險。第四章及第五章，透過信用連結式 債券及實施分割公司債將結構債重包裝；並透過債權抵押受益憑證 -CBO、債權抵押受益憑證-ABCP之金融資產證券化方式處理。第六章， 針對上述方案衍生之問題逐一回顧，並對未來臺灣金融市場的制度健 全提出建言。

本研究以2014年底上市之1058家香港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公開資訊自行建置資料庫，追蹤最終控制者並分析公司之股權結構、董事會席次以及控制型態。統計結果為91%以上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擁有20%以上之股份控制權，且多數控制者持有約60至80%之控制權。同時，有近八成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或其家族成員在董事會中列有席位，顯示香港上市公司之控制型態主要為個人或家族掌權式型態，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本研究以OLS探討最終控制者持股、外部董事席次比率，以及家族型態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最終控制者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呈正相關；外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相關；而屬於家族或個人控制型態經營者，與公司營運績效呈正相關。

抵押貸款提前清償對金融機構及不動抵押擔保證券的投資人是一種風險，其會使得抵押擔保擔保證券的現金流量及存續期間的影響最不確定。國內在學術研究上，關於銀行與壽險公司在提前清償方面之比較的文獻仍是少數，因此，本論文主要是探討銀行與壽險公司之借款人抵押貸款提前清償的個別行為模式，進而比較兩行為模式的差異性，希望未來金融機構在評估不動產抵押擔保證券的價值時，必須考慮對不同的金融機構有不同的評估標準。 本研究利用某銀行與某壽險公司的個人住宅抵押貸款資料，將資料分成個人條件、貸款契約條件、地區經濟三大面共十個變數，探討造成提前清償的可能因素及分析銀行與壽險公司在提前清償的行為有何不同，使用的計量方法為Logit模型、CHOW Test、及Testing for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Regression Model（Gujarati，1995），實證結果顯示，不管是銀行或壽險公司，性別、年齡、攤還期間、契約利率、貸款成數、屋齡對提前清償有一致的行為，其中契約利率對兩者尤其顯著；而所得、貸款金額、所在地則會因償還的對象而有不同的提前償還行為。

我國財政狀況在1980年代初期尚稱穩健，然自1988年起，陸續進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及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後，赤字急遽惡化，加以頻繁的減稅措施陸續推出，財政產生基本失衡。由於政府財政問題，基本上可區分為由於景氣循環、短期事件或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等所造成，世界主要國際組織，大多以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後之結構性財政餘額，做為評估政府財政狀況之指標，因此本文透過文獻整理，歸納出EU及OECD國家剖析結構性財政狀況之方法，並試圖運用該分析架構，欲探討我國近30年來財政赤字之根本問題。結果發現，我國在1981-2009年間，近半數年度之財政餘額，藉由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之影響，掩飾了結構性財政赤字更為嚴重的事實，進一步排除利息支出之影響後，顯示我國超過6成以上年度之主要結構性財政餘額亦為赤字。 再者，我國在1981-2009年間結構性賦稅收入占GDP比重減少5.79個百分點，進一步按Kremer et al.（2006）所提出之分析架構進行探討後，結果發現，結構性賦稅收入減少主要係為立法改變所造成，其影響所及，占GDP比重減少達7.78個百分點，可知造成我國租稅負擔率較世界主要國家明顯為低，財政赤字日漸擴大，而債務餘額持續攀升之主因，在於租稅減免法規繁多，造成稅基流失，而賦稅收入無法隨經濟成長增加所致。

本篇論文欲探討之議題為，根據文獻之研究結果，說明美國企業採取避險之策略可以提升公司之舉債能量，進而有更多稅盾之效益來增加公司價值。而台灣有優惠稅賦之情況，主要可能造成之影響為，申請核准之公司實課稅率降低、有更大動機從事研發，那麼如此影響是否將與其他論文所提到之結果有所衝突，在有稅賦減免之下會不會有相左之結果產生，並檢視這樣的政策對於台灣公司之避險程度與負債結構之影響，若政策會使有稅賦抵減之公司，也就是需要投入研發、人力培養等有成長潛力的公司，能有誘因促使該類型公司維持低負債比率以及高避險程度，那麼對公司的研究與經營能有更永續發展且穩健的影響。 根據本篇論文實證之結果，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實施下，不但使符合資格之公司有稅賦優惠之效益外，這些具有稅賦抵減之公司，和無稅賦抵減公司相比，有較低之稅盾誘因而維持低負債比率；以及因研發費用有誘因提升，伴隨之風險程度提高，而有較高之避險程度，使得這類型具有研發密集且屬於政策實行期間台灣重點之成長產業，在政策之實行下，仍對於公司之穩定發展上與永續經營有正向之影響。

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台灣地區有關中共政、經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加，但對大 陸整體稅制的探討卻較少；中共四十餘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皆有多次重大變革 ，其對租稅面的影響為何？租稅結構的演變又為何？在改革開放下其採行的稅制又 為何？深值研究。 由於中共改革開放前財政資料的缺乏，及大陸資料取得之不易，僅能就所蒐集到大 陸已出版的書籍予以整理分析。在統計資料方面，一方面由於中共所公布的資料有 限，另方面由於其多項名詞定義與一般國家不同，使得分析上有所限制，也無法作 國際間的比較；就中共本身而言，亦因其在一九五三年至十九八四年間對國營企業 採盈餘上繳方式，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起則改為課稅方式，使得財政收入結構或 租稅結構上之分析皆產生年度比較的難題。 本文研究發現中共租稅政策及租稅制度受政治及經濟面的影響很大，中共為達成經 濟政策目標會採取不同之租稅政策。在經濟恢復時期以支應財政支出為原則；第一 個五年計畫時期利用稅制來完成其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時期忽視稅收的功能，稅 制上實行簡化政策；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再度重視稅收，在原有稅制上採行若干措施 以調整經濟；文化大革命初期「稅收無用論」主張抬頭，並對已簡化的稅制再度簡 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再度重視稅收的功用，將原先簡化的稅制重新檢討，並對 涉外課稅訂定相關稅法。 就財政收入原則而言，由於中共近年來的財政赤字並非採行赤字財政政策而產生， 是以顯見其未達成財政收入原則；若分析其稅收彈性，無論就稅收的國民收入彈性 或稅收的社會產值彈性而言，近年來的彈性值皆小於一，表示其稅收成長幅度較社 會產值成長幅度為小。 就經濟發展原則而言，中共的租稅政策在原則上與其政、經政策配合；就租稅負擔 面而言，工業的負擔過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從稅收結構來看，消費稅 比重頗高；就租稅中性原則而言，由於其租稅主要是對產品生產階段課徵，以及部 分產品採毛額課稅方式，也違背租稅中性原則。 從公平原則而言，由於中共對租稅公平性定義與一般國家不同，所主張之稅收的社 會公平，是藉由租稅調節天賦和勞動貢獻以外的收益；採取差別對待的原則，對產 業或企業間不均等之利潤利用稅制使其相當。但由於其租稅收入以消費稅所占比重 量大，故其稅制深具累退性質而違反公平原則。 就稅務行政而言，由於其租稅隨政、經政策變化而改變，且未能依循「依法行政」 原則，故在課稅應具「確定性」有所違背；稅務行政成本方面並無數據可予以推估 ，但由於其稅制之繁複，亦見其稽徵成本及納稅成本之不低。 就整體觀之，中共目前之稅制過於繁複；稅負太偏重於消費稅，又未在最終消費階 段課徵；稅收彈性偏低；未依法行政皆為較顯著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