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異於其它國家的股權結構型態，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由國家所持有的比例將近50%，這種特殊的股權結構對公司的經營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研究的焦點旨在探討中國特殊的股權結構型態所引發的代理問題是否會影響到公司的創新活動。實證結果指出，國家持有股份比例與公司創新活動呈負相關，可能係由於國家持股愈高的公司，其經營團隊通常係由政府單位所指派，由於管理者需對公司盈餘向主管機關負責，而與公司之成長機會並無直接利害關係，故本研究認為管理階層可能為避免高額創新費用而放棄長期成長機會，故國家持股比例將與創新活動呈負相關。其次，法人機構的股權比例對創新活動為正面的影響，結果亦同樣證實Shleifer and Vishny (1997)的論點，顯示法人股東對於公司監督的力量相對較其它股東大，因此法人股東對公司關鍵性策略具影響力，且對公司創新活動之績效呈正向的影響。接著，公眾股東股權比例與創新活動呈負向關係，因為中國境內公眾股東受制於委託代理的限制，再加上平均持有股權比例較低(Xu and Wang, 1999)，故公眾股股東對於公司管理當局監督的能力較為薄弱。最後，實證結果亦支持境外股股權比例對於創新活動的影響是正面的假說，本研究認為境外股份受到發行當地國家較多的規定限制，因此管理當局受到的制約較大，且能夠境外發行股票的公司其公司治理結構較好。

本研究以2014年底上市之1058家香港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公開資訊自行建置資料庫，追蹤最終控制者並分析公司之股權結構、董事會席次以及控制型態。統計結果為91%以上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擁有20%以上之股份控制權，且多數控制者持有約60至80%之控制權。同時，有近八成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或其家族成員在董事會中列有席位，顯示香港上市公司之控制型態主要為個人或家族掌權式型態，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本研究以OLS探討最終控制者持股、外部董事席次比率，以及家族型態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最終控制者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呈正相關；外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相關；而屬於家族或個人控制型態經營者，與公司營運績效呈正相關。

本研究首先由文獻人得知新上市股票具有短期超額報酬之現象，亦獲知此現象之成因 可能為承銷價低估所致。一般而言，股票之價格即為公司價值之代表變數(Proxy) ； 而於承銷價可能低估之情形下，應以那一個價格為公司價值，此為另外之研究課題， 本研究於是使用多個價格來為公司價值之代表變變(Proxy) 。 於「公司價值與股權結構」相關之文獻中，與依據代理理論，得知股權結構會影響公 司價值，據此，建立研究假說。以民國75年至81年6 月15日，115 家新上市公司為研 究樣本，採用橫斷面實驗設計(Cross Sectonal)，針對研究假說以複迴歸分析予以測 試、分析，達成下列結論： 1.在以財務績效指標為公司價值變數時，股權結構、負債╱權益比例、公司成長機會 皆與假設符合。股權結構，負債╱權益比例皆支持代理理論，即股權結構集中，代理 成本低，公司價值高；負債╱權益比例高，代理成本高，公司價值愈低。 2.在以股票市場表現方面，以承銷價及蜜月終價格為公司價值之代表變數。此時，負 價╱權益比例，公司成長機會，公司規模大致上皆與假設相符。而股權結構與假設相 左。即股權愈集中，公司價值愈低。其原因可能為代理理論在此非適當的理論，亦即 代理或監督成本並不重要。臺灣地區之公司其經理人員即為股東，因此代理成本非為 重要理論依據。究為何因，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是從代理理論的觀點，來探討股權結構和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代理理 論主張企業資源的各方投入者，由於股權的提高，增加其與企業之間的利害關係， 從而會善盡職責，或執行決策管理，或執行決策控制、或加強監督諮詢的功能，以 提高企業績效，分享企業利益成果。而股權結構指企業股權分佈於董事會、管理當 局、機構投資者及其他成員的情形。 本研究根據上述目的，共建立了十二個假設，其中較重要者為董事會持股比率、管 理當局持股比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資本密度等和企業績效呈正相關。從上市 公司中篩選98個樣本，採相關分析和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搜集78年及79年資料， 進行實證研究。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除機構投資者持股比率和企業績效之關係外，其餘都不獲支持 ，在本研究之資料期間內，樣本公司股權結構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並非顯著。

過去幾年學術界發現，多角化經營會減損公司績效，此結果有別於早期之實證研究。在此情況下，為何高階主管會進行多角化經營？其多角化動機為何？本研究於是從代理理論觀點，參考Aggarwal and Samwick(2003)之模型，探討主導公司管理階層多角化之動機。與過去研究最大之不同處在於：本文在推論過程中，同時納入代理理論兩個不同觀點－趨避風險及滿足私人利益，藉由控制多角化程度之變動，觀察高階主管誘因契約與公司績效連結性強弱，以此推論隱含之高階管理者多角化動機。 本研究認為：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多角化程度呈現負相關，同時在多角化程度變動下，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之連結性越強，則主導高階主管多角化之動機為趨避風險；反之，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多角化程度呈現正相關，同時在多角化程度變動下，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之連結性越弱，則主導高階主管多角化之動機為滿足私人利益。本研究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替代高階主管誘因契約，以Entropy指標衡量公司多角化程度，以Tobin’s Q衡量公司績效，在實證時，又將高階主管細分為經營團隊與董事長兩組。 實證結果顯示：在經營團隊組，並無明顯證據顯示其多角化動機由和因素所主導，可能原因為台灣公司家族企業比重高，使專業經理人難以進入權力核心，左右多角化決策，使得實證結果並不顯著；在董事長組，則明顯指出，其多角化動機為趨避風險。換句話說，由於董事長個人財富、職位及聲譽與公司績效關連性很大，因此希望藉由多角化經營降低本身暴露之非系統風險。本研究同時發現，在此情況下，董事長私人利益與公司利益較無衝突，使多角化經營造成公司績效減損之幅度較小。

在2001年年底美國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舞弊案件“安隆”事件，安隆案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公司高層竟然能長期地運用會計原則的漏洞作假帳掩飾虧損而未被察覺外，自安隆案後美國商業界知名企業的財務醜聞如同瘟疫一般紛紛浮上檯面也引發了美國投資人的信心崩潰，成為葛 林斯潘口中的“傳染性貪婪”，也因為這件舞弊案件，全球第五大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on面臨倒閉命運。越演越烈的情勢演變令人不得不質疑公司內外部監督機制所扮演的角色，經過事後的調查發現驚人的事實：這些爆發醜聞的問題企業從內部稽核、董事會到會計師事務所各自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大多早已成為整個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不只是美國企業，在公司治理成效評等中屬於落後程度的台灣企業，更早在民國8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期起，「地雷股」企業陸續地爆發財務危機與舞弊情事，國內外專家與專業研究機構推論，在台灣企業普遍具有家族化特性下，公司內外部監理機制並未善盡監督職責，因而讓內部高層有機可趁，為圖利自己不惜進行傷害公司價值之行為，也埋下日後財務危機等情事發生的主因。 因此，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標的，根據1999年世界銀行所提出的公司治理架構，擇取內外部治理機制的三個主要構面：公司股權結構、董事會組成結構以及公司財務政策，來探討這些機制對於代理問題與隨之而來的代理成本的減輕以及公司價值的提昇之間的關聯性。 茲針對民國90年台灣上市公司，經刪除金融股與資料不全的樣本公司後，共得451家樣本公司，分別作敘述性統計分析、相關性分析、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 (一)董事會股權結構及組成特性方面：本研究發現董事會與內部董事持股比重與公司經營績效間大致上呈現正向的關係，其中董事會持股比重與績效間更同時存在利益收斂與利益掠奪假說之關係。另外，獨立董事與創投董事席次多寡與公司績效間並非如預期為正向關聯性，而是無顯著關係；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職位重疊現象與績效表現不佳有密切的關聯性。 (二)在公司股權結構方面：本研究發現機構法人持股比重越高，公司的經營績效越好；此外，研究也發現金融機構法人持股未達8%前，與公司績效間有符合利益收斂假說的正向關係；持股超過8%，則轉為利益掠奪假說之負向關聯性。 (三)在財務政策方面：本研究發現負債比率所能產生的控制效果遠不如隨舉債幅度增加隨之而來負債代理成本以及財務危機成本，負債比率越高，經營績效也呈現越差的表現。

證期會於2002年開始實施「自結損益制度」，要求已公開財務預測的上市公司，應於年度終了後1個月內公告上年度財務預測達成情形相關資訊，以期藉由強制揭露改善資訊空窗期現象，並讓投資人提早得知公司上年度的營運成果。 故本研究的樣本為從2001年已公開財務預測的公司開始探討。後來「公開財測處理準則」於2004年12月修正，改採自願公開財務預測。雖然公布財務預測之公司應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公布自結盈餘之規定並未更改，然財務預測由強制性改為自願性，使得研究基礎不一致，所以將研究期間分割為兩段，第一段為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第二段為2005年1月至2005年12月。 本研究的主題分為三個部分，主要在探討股權結構對公司自結盈餘行為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之數值愈小，即偏離程度愈大，公司更新財務預測之幅度愈大。控制股東之股份控制權與公司公布自結盈餘時間早晚呈正相關，即股份控制權愈高的公司，愈晚發布自結盈餘；從董監事質押比例觀之，2001年到2004年之間，董監事質押比例愈高的公司，發布自結盈餘的時間點愈晚，但依照2005年之資料顯示，董監事質押比例愈高的公司，發布自結盈餘的時間愈早，由於董監事質押比例在不同研究期間呈相反的結果，因此該變數對對公司公布自結盈餘的時間早晚之影響尚無定論。董監事質押比率愈大，其公布的自結損益準確性愈差，與公告盈餘之差異愈大。 / In November 2002,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nounced a new measure requiring listed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their financial forecast to the public to release within a month after the year end their income statements (hereafter called “self-assessed earnings”) and explain the discrepancy from the forecasted earnings. This new measure requires that the above listed companies release their earnings information earlier than the deadline for filing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ereafter called “audited earnings”) by three months, aiming to ask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provide more timely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The sample consists of firms releasing their financial forecasts from 2001 to 2005. According the time the rules changed, the sample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ffects the way a company release its self-assessed income.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the ratio of cash flow rights over voting rights of the largest ultimate owner is lower, and the company updates its financial forecasts greatly. The voting rights level of the largest ultimate owner is related positively with the time making self-assessed income to the public. Moreover, directors and controls mortgage ratio is larger,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self-assessed income is lower.

保險業由於其產業特性之故，不論收入或支出多以現金之型態處理，因此其現金管理工作相較於其他產業來說更形重要。而良好的現金管理應針對其公司之特性來訂定，所以在進行現金管理工作前，應對影響其現金持有量的因素有所了解，如此才能針對公司本身的經營特質，作到最佳的現金管理，決定最適之現金餘額。故本研究之目的便是針對影響保險公司現金持有量之因素深入探討，以了解保險公司之經營持質和現金持有量間的關係，期望能有助於保險公司進行其現金管理之工作。 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為二大類，包括（1）一般經營特質，與（2）股權結構兩方面之變數，並分別以1994-1999，以及1996-1999年之產壽險資料針對此兩類變數進行研究。一般經營特質方面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僅產險與壽險之現金持有量影響因素不同，外商公司與本土公司的影響因素亦有所差異，不論產險或壽險公司皆如此；且外商公司之現金持有量平均而言高於本土公司。此外，研究結果還發現公司的個體因素效果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是顯著的。 股權結構方面的研究結果亦顯示產險公司與壽險公司的影響因素有所不同，對壽險公司來說，股權集中度與董監事持股比率為其影響因素；而對產險公司而言，則只有主要經理人持股比率為現金持有量之影響因素。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cash holdings by life insurers and by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s during the 1994-1999 perio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determinants of cash holdings are examined, including the agency conflict problem. The methodologie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 t-test,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variable-intercept mod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eterminants of cash holding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domestic insurers and the branches of foreign insurer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insurance compan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gency conflict problem in their cash management. Another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the firm-specific character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cash holdings not only for life insurers, but also for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s.

本研究有興趣的是台灣自民國70年至民國89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二者之間的關係。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皆著墨於代理問題下的股利政策，公司由於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內部人和外部股東二者間存在顯著的代理問題。就代理理論而言，認為公司的股利政策和內部人持股比率二者具抵換關係。另外，Ross(1977)提出公司內部管理者和外部股東二者所擁有的資訊是不相同的，有許學者以此觀點發展出股利訊號理論，認為股利是內部管理者對公司未來表現情形的一種訊號(Signal)。Bhattacharya(1979)認為股利發放是有成本的訊號，也就是對於內部管理者而言，做出現金股利發放的決策對內部人可控制的資源減少了，對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既然現金股利發放對於內部人而言是有成本的，為何內部人還要發放現金股利？本研究也試圖就訊號理論而言，說明當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而現金股利發放愈多時，現金股利發放的愈多對內部人而言成本愈大，代表內部人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給予外界公司未來營運樂觀的訊息，且此訊號效果會和內部人持股比率呈現正向關係。因此就訊號理論，內部人持股比率愈高的公司會因現金股利的發放給外界的訊號效果來建立公司聲譽為目的而發放愈多的現金股利。 本研究的特色是就代理理論和訊號理論交互影響下，觀察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二者的關係，並且加入資本市場發展情形，投資人保護的程度等不同的外在環境是否也影響公司股利政策的決定，研究是否因資本市場的發展使得公司愈可能透過股利政策釋放訊息以建立公司的聲譽，這些皆是過去文獻鮮少探討的部分。另外，過去文獻大多只選取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之關係進行研究，並未針對其他內部股權和現金股利的關係作探討，本文將針對股權結構(董監事持股比率、董事持股比率、監事持股比率、經理人持股比率和大股東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的關係進行實証研究，這也是本研究特色之一。 實証結果皆顯示出股權結構是影響台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司的股利政策皆由內部管理者決定，主導公司當年股利發放型態及發放的額度。本研究發現在民國70年至80年間，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發放情形呈現不顯著的負向關係，而在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和現金股利率的關係為顯著正向，這和支持代理理論的學者Jensen and Meckling(1976)、Rozeff(1982)、Easterbrook(1984)所述內部人持股和現金股利率二者呈抵換關係不一致。再者，民國81年至89年內部人持股比率對現金股利宣告的累積異常報酬是具正向顯著的影響，這支持本研究認為內部人持股比率比較高的公司愈可能透過現金股利的發放建立自己公司的聲譽，釋放公司內部管理對未來公司前景佳的預期，給予外部股東一個正向訊號，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公司須要建立聲譽以順利自資本市場取得資金的時候這種訊號效果愈強愈明顯，現金股利發放對股權結構愈高的公司愈形重要。

我國有價證券的配售方式主要有詢價圈購及公開申購配售常見方式，自從八十四年詢價圈購方式日益普及，因此兩種不同配售方式之間的差異，對發行公司而言，是在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重要的考量。 國內舉學界目前關於詢價圈購的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針對企業在決定股票配售方式時，會列入考慮的因素，包括發行公司本身的變數，如股權結構，現金增資本身的變數，如發行規模，以統計方式進行分析，想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另外也針對現金增資事件日前後之股價進行事件研究效果分析，希望能找出現金增資過程中某些時點是否存在一定的股價行為，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再實際訪問證券商，配合制度面的研究，對業者及主管機關提出相關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現金增資發行公司在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最重要考量的因素是股權結構，持股比例越低之發行公司越偏好詢價圈購方式，並非如制度面設計所得到的推論，因此透過實地訪談券商的了解，發現係因為發行公司可以要求承銷商將詢價圈購之股票配售給關係人，藉著這種方式持股比例低的公司經營者反而要可以用較市價為低價格取得股票，因此雖然無法由表面上的股權數據看到這種運作，但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即可推論而得。 另外關於現金增資之事件日對股價之影響，以除權日對公開申購配售方式之現金增資案之股價模式最為明顯，在除權日二天前股價呈現下跌的狀況，可能反應棄權賣壓的存在，而在除權日前後則有正向的報酬，顯示在八十五至八十六年除權行情普遍存在。至於其他事件日的影響，則較不顯著。 本研究建議發行公司選擇股票配售方式時，就現行承銷制度，應從資金成本、籌資速度、及股權結構進行考量，做出有利於公司之決策。在承銷商方面，新制公開抽籤制度對承銷商的收入會產生不利影響，承銷商應加強自己在承銷配售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另外主管機關在訂定承銷制度時，宜考量對詢價圈購之配售進行一定程度之規範，以免公司圖利大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