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2014年底上市之1058家香港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公開資訊自行建置資料庫，追蹤最終控制者並分析公司之股權結構、董事會席次以及控制型態。統計結果為91%以上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擁有20%以上之股份控制權，且多數控制者持有約60至80%之控制權。同時，有近八成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或其家族成員在董事會中列有席位，顯示香港上市公司之控制型態主要為個人或家族掌權式型態，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本研究以OLS探討最終控制者持股、外部董事席次比率，以及家族型態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最終控制者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呈正相關；外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相關；而屬於家族或個人控制型態經營者，與公司營運績效呈正相關。

過去幾年學術界發現，多角化經營會減損公司績效，此結果有別於早期之實證研究。在此情況下，為何高階主管會進行多角化經營？其多角化動機為何？本研究於是從代理理論觀點，參考Aggarwal and Samwick(2003)之模型，探討主導公司管理階層多角化之動機。與過去研究最大之不同處在於：本文在推論過程中，同時納入代理理論兩個不同觀點－趨避風險及滿足私人利益，藉由控制多角化程度之變動，觀察高階主管誘因契約與公司績效連結性強弱，以此推論隱含之高階管理者多角化動機。 本研究認為：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多角化程度呈現負相關，同時在多角化程度變動下，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之連結性越強，則主導高階主管多角化之動機為趨避風險；反之，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多角化程度呈現正相關，同時在多角化程度變動下，高階主管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之連結性越弱，則主導高階主管多角化之動機為滿足私人利益。本研究以高階主管持股比率替代高階主管誘因契約，以Entropy指標衡量公司多角化程度，以Tobin’s Q衡量公司績效，在實證時，又將高階主管細分為經營團隊與董事長兩組。 實證結果顯示：在經營團隊組，並無明顯證據顯示其多角化動機由和因素所主導，可能原因為台灣公司家族企業比重高，使專業經理人難以進入權力核心，左右多角化決策，使得實證結果並不顯著；在董事長組，則明顯指出，其多角化動機為趨避風險。換句話說，由於董事長個人財富、職位及聲譽與公司績效關連性很大，因此希望藉由多角化經營降低本身暴露之非系統風險。本研究同時發現，在此情況下，董事長私人利益與公司利益較無衝突，使多角化經營造成公司績效減損之幅度較小。

由於台灣公司因面臨有限的市場規模與資本市場發展程度不如歐美已開發國家，多角化可能是公司維持競爭力與增加獲利的一種主要方式。過去文獻主張多角化與代理問題有所關聯，著重探討多角化與績效的關係，但對於監理機制、多角化與績效的關係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本研究以代理理論為基礎，再以民國85年至90年的台灣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挑選在研究期間進行新多角化活動(產業部門變動)的公司共133筆作為研究樣本，探討監理機制、多角化與短期績效的關係。此外，經由7家上市公司的個案訪談發現，多角化為長期性行為，績效於長期才能完全顯現出來，故不同於過去國內外文獻，本研究探討監理機制、多角化策略以及短期績效(133筆樣本)，中期績效(99筆樣本)與長期績效(54筆樣本)的關係。 本研究使用敘述性統計、變數相關分析、t檢定、複迴歸分析，以及聯立方程式來探討監理機制、多角化以及短期與長期績效的關係，主要實證發現有: 1.民國85至90年期間，多數多角化變動的公司集中在紡織業、化學業，以及營建業等傳統性產業，可能反映出這些產業處於成熟期產業，獲利有限，公司希望藉由多角化帶來新契機，達到成長的目標。此外，發現紡織業公司與多角化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2.公司規模愈大、成立時間愈久，多角化程度愈高；此外，公司負債比率愈高、研發比率愈高，則多角化程度愈低。 3.管理者股權在多角化變動後的年度顯著地下降，可能反映出管理者對於多角化產業的前景並不樂觀的一種表現，故在進行多角化活動的年度，立即出脫部分持股。 4.管理者股權比例與多角化程度呈現先負後正的非線性關係，管理者股權比例的轉折點大約發生在50%，實證結果與部分文獻(Denis, et al., 1997)一致。 5.機構投資人持股率與多角化程度呈現負相關，證實Pound (1988)的效率監督假說，也與過去文獻(Wright, et al., 2002)一致。 6.多角化程度與短期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但與中期或長期績效，此種顯著正相關就逐漸消失，甚至轉為負相關(但不顯著)，即多角化效益有遞減的趨勢，實證發現與過去多數文獻結論(Berger與Ofek, 1995; Lang與Stulz, 1994；Lins與Servaes, 1999 )並不一致，本文試圖提出原因來詮釋實證發現。 7.非相關多角化程度愈高的公司有顯著較佳短期績效，但在中期或長期績效時，此種好績效就逐漸消失，甚至不再有較佳績效，結論與過去文獻(Jose, et al., 1986; Lubatkin與Rogers, 1989)不一致。 8.本文經由聯立方程式實證發現，管理者股權與多角化程度呈現顯著先負後正的非線性關係，且多角化程度也影響績效，即管理者股權可經由多角化來影響公司績效。 最後本研究針對上市公司與投資人提出建議，並提供後續研究的建議。 / Diversification is one major way for Taiwanese firms to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enhance profitability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limited local market share and are in a less developed capital market. Past studies have asserted that decisions related to diversification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agency problems. However, past studies have chiefly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less attention having been devoted to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aiwan obviously lacks ex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which are quite widespread in western countries. Hence, this paper explored whether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equity ownership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n be valid ways to alleviate agency problems. This paper uses agency theory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TSE-listed firms from 1996 to 2001. We respectively selected 133, 99, and 54 samp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ance mechanism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short-term, intermediate-term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The major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1.Most diversification activities occurr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g. textile, chemistry and building industries. This may reflect that these industries ar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industrial cycle. Therefore, they have to achieve growth by seeking diversific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2.Larger or older firms have higher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Moreover, firms with higher debt ratio or RD ratio have lower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3.Managerial equity ownership decli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year of diversification activity. This may indicate that managers were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ir industry’s future prospects. 4.Our results clearly showed an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equity ownership and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The threshold point was at 50%, similar to that in prior studies. Moreover, diversification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hort-term and intermediate-term performanc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has declined) and to b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performance. It showed that the benefits of diversification have decreased. Our finding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ost previous studies. Som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are discussed. 5.The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equity ownership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is was confirmed by the Efficiency Monitoring Hypothesis by Pound (1988) and is consistent with prior studies. 6.In contrast to prior studies, firms with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have superior short-term performance. However, in the long-term, firm performance gradually declined. 7.By us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s, we confirmed managerial equity ownership did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aiwanese-listed firms and investors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敝人在景氣波動劇烈的半導體產業工作逾十二年，除了對產業本身有一定的了解外，卻往往忽略了半導體產業的籌資工具對員工分紅暨投資理財的影響。畢竟，舉凡員工認購權證、股票股利政策、可轉換公司債、海外可轉債等看似公司的財務籌措手段之一，然而在此計算的背後，盡是與原始股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敝人想藉由此一主題的研究，搭起金融工具與電子產業特性的橋樑，不僅在個人的投資理財技術上能有所增進，也希望為大多數的”非核心”股東，一窺公司治理在財務操作上所引發的意涵。 故本研究目的包括：（1）資本市場融資與企業財務特性：為求穩健經營，企業籌資管道除了考慮本身的負債比率與股權結構外，也必須在面對不同生命周期時對資金需求迥異而選擇特定的籌資工具（2）DRAM產業背景介紹：之所以選擇DRAM作為研究的標的，除了與敝人多年的工作經驗有關外，更重要的是藉由此一波動幅度極大的產業來凸顯近來衍生出的金融工具—ECB的本質與市場波動的關聯性 ( 3 ) 個案討論：以南亞科技發行ECB為例，探討發行前後與股價之表現與關係，同時市場對景氣的預測以及定價模型的適切性給予投資人什麼樣的景氣符號 ( 4 ) 在文末的結論與建議，希望提出兩個構面的建議：一是對發行者而言，是否有其他更適切的籌資管道；二是對投資者而言，如何去解讀公司治理團隊所欲釋放的市場訊息。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僅以台灣DRAM產業中的代表性公司—南亞科技為例，以剖析ECB籌資工具與波動性大的DRAM製造商，是否如理論般地符合ECB特性的發行公司；尤有甚者，發行後公司表現是否也符合市場期待。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測度台灣電子產業廠商在經營時，企業所採行的公司策略是否會與其在市場導向的選擇發生關聯；另外本研究第二個目的是，國外研究文獻作出市場導向會對企業績效產生正面影響的結論，本研究嚐試去驗証此結論在台灣電子產業上是否也能成立；最後，本研究也想了解台灣電子產業會使用何種推廣活動，並進一步應証推廣活動與公司策略和績效表現之間是否也存在著某種特定關係。 透過研究問卷收集廠商資料之後，本研究事先針對資料進行因素分析以便找出台灣廠商的公司策略和推廣活動的型態，然後再把分析出來的公司策略型態、市場導向型態、推廣活動型態和績效表現進行路徑分析的工作，找出在這四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根據實証結果的主要發現如下： 　1、市場導向的三項分構念（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和部門功能整合導向）的確會替企業帶來較佳的績效表現。 　2、公司策略與市場導向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不同公司策略會影響企業的市場導向取向，其中，差異化策略對三個市場導向的分構念皆會產生影響，而且差異化策略對績效表現的影響效果必須透過其所關聯之市場導向才能顯現出來；另一方面，成本領導策略只能透過競爭者導向才能得到較好的績效表現，該策略與顧客導向和部門功能整合無關。 　3、差異化策略的廠商會十分注重推廣活動，而且，推廣活動也是差異化策略廠商用來影響績效表現的路徑之一；而成本領導策略廠商則不關心推廣活動。 因此，依據研究結果，建議廠商在經營時必須以市場導向為出發點，重新思考企業的經營作風，並慎選公司策略，配合適當的市場導向全力執行。

本論文採用實證研究，以2001年至2004年高科技產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像，結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探討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薪酬與公司績效的影響。不同於過去研究僅偏重董事會單一功能，例如，以代理理論強調董事會內部的監督控制功能，或是資源依賴理論強調董事會外部的提供資源服務功能，本研究嘗試以內部治理與外在經營環境為出發點，整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視董事會同時具有監督控制與提供資源服務功能，瞭解董事會成員的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落實董事會功能的影響，主要在探討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個人薪酬的影響，以及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公司績效的影響，據以彌補以董事會為主的研究文獻缺口。 關於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與董監事現金基礎薪酬的關連性(個人層級)，本論文發現任職於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該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少；兼職工作於同產業的本公司關連董監事，該關連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較高；關連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多，以及獨立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水準較低，以上結果皆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 此外，有關董事會智慧資本與公司績效的關連性(公司層級)，本論文發現公司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規模的比重愈高，公司的當期市場績效表現愈差，研究結果支持代理理論，推翻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公司關連董監事在外兼職的平均數與公司績效無關，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公司獨立董監事比重愈高，公司在下期會計績效表現較差，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來自學術界的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最後，在外兼職工作為同產業的企業的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的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皆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且符合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公司以垂直分工的合作方式，相互支援所需資源與進行共同研發，以提升企業因應競爭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改善經營績效。然而，由本論文的二個研究主軸的實證結果發現，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公司未來(下一期)的會計績效有顯著貢獻，但領取的董監事薪酬卻較少，表示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所負責的權利與責任的關係不對稱，企業未能給予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合理的報酬。

員工持股信託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ESOPs）在美、日等國已行之多年，相關研究也相當多。反之，臺灣企業自實施員工持股信託計劃以來，少有專論持股信託之實證研究發表。本文即是想探討臺灣企業實施員工持股信託後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本文以在國內某家銀行承作持股信託二年以上的公司為樣本，探討企業實施員工持股信託計畫與公司績效的關連性，實證結果發現在企業實施員工持股信託計劃之後的前三年，其資產報酬率、淨利率及成長機會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其中員工持股信託對公司有短期的激勵效果，但其效果會隨著時間遞減，再進一步加入控制變數之結果顯示，員工分紅持股信託對公司績效表現具有較正面的影響，對員工之激勵效果較佳。 / In the US and Japa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ESOPs）have been practice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related empirical studies are also abundant . However, similar studies have seldom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at adopted ESOPs in Taiwan. We choose firms which have adopted ESOPs for two years or longer in a specific bank as our sample. We find that certain measures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such as ROA、PM、Tobin's Q, improve significantly with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after the plans went into effect. In general, ESOP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firms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this positive effect decreases graduall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adopting employee bonus trust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our sample.

經理人特質（如年齡、學歷、學術背景等）對於公司所採行之財務決策及公司績效有何影響？又會如何改變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本文使用投資決策與融資決策為財務決策之代理變數，以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與股價報酬率為公司績效代理變數，再加上經理人年齡、學歷及學術背景等資料，來探討1999年至2003年，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總經理有異動之情形下，這三大群變數彼此間之關係，以及經理人特質之不同會如何影響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結果發現，具MBA學位之經理人及具博士學位之經理人有顯著較高的負債比率；電子、電機本科系畢業之經理人與40-50歲的經理人，有顯著較好的公司績效；具MBA學位之經理人，股價報酬率顯著較低；投資比例越高，公司績效顯著越好；負債比率對於ROE及ROA則都為顯著的負向關係。 最後，發現經理人特質之不同，確實會改變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

在2004年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企業應於Form 8-K或股東會說明書揭露高階經理人所得之裁紅利金額，並明確劃分公式型紅利與裁量性紅利之定義，前者為依契約設定之績效衡量指標所發放之金額，後者為薪酬委員會利用主觀性指標裁決發放之金額。 企業成長機會屬於公司特性之一，不同的公司面臨不同成長機會，成長機會較大的公司其價值來自於未來的投資計畫，依賴高階經理人的決策程度高，因此會給予高較大的報酬。而相對地，成長機會較小的公司由於其現有資產較大，高階經理人重在監督現有資產而少有投資決策的功能，因此其獎酬較小。有別於過去研究對企業成長機會與高階經理人之薪酬，本研究將針對裁量性紅利是否會受到企業成長機會之影響。 本研究針對2006至2010年標準普爾前五百(S&P 500)之公司，進行高階經理人裁量性紅利與企業成長機會之探討。以企業成長機會大小及企業績效，分別探討與高階經理人所得之裁量性紅利之關聯。實證結果發現，企業成長機會大時，越會發放高階經理人之裁量性紅利；本研究亦發現，公司成長機會愈大且獎酬委員會依照主觀性指標衡量高階經理人之表現加以發放裁量性紅利，具有激勵高階經理人之效果，進而正面影響公司績效。

摘要 近來公司治理議題廣受注目。而所謂的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的管理與監控機制，其目標在於健全公司營運，追求公司最大的利益並使公司股東、員工、債權人等利益關係人，能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分析、迴歸分析，選取民國九十年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00家樣本公司，探討在我國公司治理機制下，董事、監察人特性與公司績效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 （一）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監察人規模與公司績效則大 致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獨立董事的比例除了與公司績效變數的每股經常利益外，其餘皆達到10%的正向顯著水準。而獨立監察人與公司績效雖呈現正向關係，卻未達顯著水準。不過，若將獨立監察人和獨立董事合併來看，實證結果是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都呈現5%的顯著正相關。 （三）法人董事比例與公司績效各變數分別呈現5%與10%的顯著負相關，此結果可能和我國企業偏好的交叉持股有關，。法人監察人比例亦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關係，然而卻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如果將法人董事與法人監察人比例合併觀之，則其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皆達1%的負相關。 （四）董、監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至少皆達5%的顯著正向關係，證實 董、監持股比率越高，因其自身財富與公司財務牽連越深，監督管理者的動機越強進而使公司績效表現較佳。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董事長是否兼任高階經理人，與公司績效之間並無顯著的關係。 / Abstract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a firm, is one of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ttempt to achieve the maximum profit of a company, and to treat shareholders, employees, and debtors, etc. fairly and reasonably. This thesis tries to find if there a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supervis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under the rel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aiwan. The 500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ublic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in 2001. Here are the main findings: 1. The scale of the board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number of supervisors seems to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it. 2.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y probably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3. The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institute directors and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the ratio of institute supervisors and the firm’s value do not have so strong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4. The ratio of the stock held by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rm’s value. Besides, whether the president serves as the general manager at the same time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