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氣循環具有相當高度不確定性，企業面對景氣循環以採取不同的營運及財務的策略，以求因應不確定的景氣波動，本研究試以景氣對策燈號此一指標的數據來對財務決策的影響，試圖找出是否有較佳的財務決策方式，以維持企業的獲利性與成長性。 本研究資料期間，始自經建會公佈之台灣景氣循環之第七循環至目前之景氣循環，期間為1985年至2004年。本研究之對象為除金融業外之上市企業，曾經歷兩次以上景氣循環者，計共有210家上市企業，包括34家電子產業176家傳統產業公司，共計3018筆資料。 實證結果發現： 一、面對景氣好轉時，企業會選擇提高固定資產成長率、資產成長率、每股股利、每股現金股利，降低研發費用率、負債比率。 二、面對景氣好轉時，較佳的財務決策應是提高研發費用率、固定資產成長率，控制資產成長率，避免資產膨脹過快。提高負債的運用。並採取高股票股利低現金股利的股利政策。 三、產業變數僅在財務決策上略有差異，經營績效則無。 四、公司規模大的企業採用較高的投資、融資決策，相對較低的股利發放，然而規模大的企業經營績效，並不顯著較佳。 / Business cycle is highly uncertain and hard to predict. Firms only can respond to business cycle passively by taking appropriate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strategies. Our research aims to use monitoring indicator issu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better financial decisions in order to keep the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of the firms. Our data start from the 7th business cycle, 1985, to now cross over 3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Our research samples are companies listed on Taiwan exchange for longer than two business cycles, excluding financial industry. Therefore, total companies in our sample are 210 and the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lectronic industry with 34 compan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y with 176 companies, and the number of total data is 3018.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When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mproved, firms would increase fixed asset growth rate, asset growth rate, dividend per share, and cash dividend per share, but decrease R&D ratio, and debt ratio at the same time. 2. Our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firms should increase R&D ratio, fixed asset growth rate, financial leverage, and control the speed of asset growth rate as the optimal financial decis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3. The proxy variable of industry is insignificant to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irms. 4. Firms with larger scale will take higher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ecisions with relatively lower dividend payout ratio. However, their financial performances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經理人特質（如年齡、學歷、學術背景等）對於公司所採行之財務決策及公司績效有何影響？又會如何改變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本文使用投資決策與融資決策為財務決策之代理變數，以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與股價報酬率為公司績效代理變數，再加上經理人年齡、學歷及學術背景等資料，來探討1999年至2003年，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總經理有異動之情形下，這三大群變數彼此間之關係，以及經理人特質之不同會如何影響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結果發現，具MBA學位之經理人及具博士學位之經理人有顯著較高的負債比率；電子、電機本科系畢業之經理人與40-50歲的經理人，有顯著較好的公司績效；具MBA學位之經理人，股價報酬率顯著較低；投資比例越高，公司績效顯著越好；負債比率對於ROE及ROA則都為顯著的負向關係。 最後，發現經理人特質之不同，確實會改變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之關係。

本論文是依據每一行業之財務結構均有一最適財務結構存在的假設前提下, 進行對國 內一些行業財務結構長期目標與調整速率之實證研究 於此論文中, 我們從一行業的融資和股利政策之財務行為, 來探討一行業之規模與資 本市場之條件( 如利息率和股價 ), 對其調整速率是否有關? 而為了對一行業於其財 務結構之長期目標下, 其部分調整過程的現行驗證描述之方便, 我們做了兩個簡化假 設: 一、投資決策被視為外生變數; 二、其目標以賬面價值來表示之。 於此研究中, 我們得到一些結論: 一、財務結構中的各種財務決策是相互依賴影響的。 二、行業之規模, 融資利息率之條件股票價格都會影響各行業對其財務結構長期目標 之調整速率。

自民國九年完成台灣環島鐵路之初期路網起，鐵路的興建與地方都市的發展有著複雜的依存關係，在都市發展空間的結構上，鐵路車站已成為人潮往來聚集的重要地標，也漸漸形塑成為都市空間「門戶」的意象。在都市發展的歷程中，火車站也見證台灣城鎮的發展更替，尤其在都市化人口急遽增加的城市中，鐵路車站已成為都市蓬勃發展的催化劑與原動力。當車站周邊既有的街廓無法容納或滿足進出車站旅客的需求時，相關消費、就業、住宅等生活機能的用地需求即便以鐵路車站為核心，向四周蔓延擴散。當都市擴散的力量因鐵路軌道場站的區位切割產生前後站不同發展走向時，人潮聚集的效應多順勢集中到前站地區，而都市繁華的發展主力也因此在前站集中與擴展，形成鐵路車站前、後站都市發展不均的情形。另外軌道路線與街廓、道路系統以平交道交錯區隔的潛在危險與等待遲延的時間成本，也往往讓民眾怨聲載道。 　　為解決上述都市發展不均、潛在危險以及時間成本等問題，交通主管單位開始構思規劃鐵路立體化的可行性評估，而鐵路立體化方式分為高架化及地下化，目前台北縣、市（已通車營運）以及本研究範圍（高雄市）均採地下化方式施工，故本研究配合規劃階段資料與實際營運的調查分析，探討鐵路地下化工程對政府財政、都市發展所產生的相關問題，以了解重大交通建設與經營，必須配合整體都市發展與完善的土地使用規劃機制建立之重要性，作為永續經營車站的重要觀念。 　　由於鐵路地下化工程是政府重大交通建設計畫中，投資金額十分龐大的興建計畫，短短十餘公里隧道段及車站新建工程，其投資金額高達數百億元。此外，新穎車站面積多較舊式車站龐大數倍；且平面軌道路線移入地面下之後，其營運維護成本一年高達上億元。為避免整體興建、營運、維護成本造成國家財政負擔，必須在場站開發與經營方面，於公有建築物耐用年限內完成財務自償之目標。由於目前缺乏相關文獻針對台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建設進行實質性成本效益之研究與探討，故本研究利用現地調查與訪談方式，配合該建設規劃階段相關資料之蒐集，以獲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建設實質面成本分析與預測。另一方面，再利用現地調查與訪談等方式，進行高雄都會區整體商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商場開發計畫之調查與分析，據以瞭解整體開發市場之供需情況，作為本研究進行開發效益評估之重要參考依據。 　　惟其開發效益評估方面，首先必須面對鐵路用地變更為車站特定區使用之「增值利益回饋」與「外部衝擊內部化」等議題。由於鐵路車站的再生與再發展，仍基於維持大眾運輸機能與改善場站環境品質之前題下，進行場站更新與開發計畫，因此對於土地使用強度增加所衍生的新增旅次與活動人口之回饋機制，是否適用現有相關用地變更回饋之法令規定？誠有疑義。故本研究引用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以「開發影響費計徵機制」為基礎，建立一套適用鐵路用地變更都市計畫之回饋機制，並冀望未來修正「都市計畫法」或訂定「都市計畫審議規範」時，除了提供作為參考依據之外，亦能建立明確之法源依據。 　　此外，有關開發效益評估方面必須建立在依法有據的前題之下進行開發計畫，然而耗資數百億的建設計畫，卻沒有任何法令依據足資規範、監督及管理，且鐵路法已二十餘年未隨時局變化進行修正，導致台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通車後，萬華、板橋等車站一直無法由鐵路局進行招商暨開發計畫。諸如此類的問題，必須由相關主管機關積極研擬「鐵路立體化建設條例」或修正「鐵路法」，作為整體建設與開發計畫之法源依據。但由於法令研修時程與審議期程十分冗長，因此建議在法規面的修正同時，亦須進行一系列場站開發相關問題之探討與研擬解決方案，藉由雙管齊下的效率化作業模式，冀望在法規面修正完成同時，亦能順利進行場站開發計畫，讓整體計畫在最短期限內達成財務自償之目標。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時間切入點位在已完工通車之台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建設與即將施工之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之間，希望藉由案例的回顧與分析，歸納相關明顯缺失與急待解決問題，作為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及場站開發計畫能順利推動與經營之重要依據，並且避免相同的錯誤再度發生。除了前述法令規定之擬定或修正、用地變更回饋機制、整體成本效益分析等關鍵性的問題之外，由於整體建設計畫在不同規劃作業之時間點所涉及的公部門包括：決策、主管、主計、施工、規劃、營運管理、開發團隊以及地方政府等行政單位，在缺乏整體規劃作業機制建立的規範架構之下，產生行政單位之間各司其職、各自為政、各取所需的情況發生，造成計畫階段整體規劃構想與完工通車現況落差甚大。 　　最後本研究認為，經由台北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之案例分析與經驗借鏡，進一步深入探討即將動工興建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必須面臨之相關問題，其中最具關鍵性議題包括：回饋機制的建立、成本效益的嚴謹評估、規劃作業機制的建立等。為此，本研究引用「開發影響費」與「財務決策分析」等理論與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再依據分析過程中歸納關鍵性因素，配合現階段行政部門規劃作業模式，設計專屬鐵路立體化建設暨場站開發計畫之規劃作業機制，作為各級行政部門任務整合及橫向意見交流之參考依據。

花旗集團(Citigroup)的跨業經營金控架構原為台灣各金融控股公司(以下簡稱金控公司)所追求的典範，但近來花旗的經營策略卻有重大轉變，如將旗下保險業務部門賣給大都會人壽(MetLife)，另以其資產管理公司交換投資業者雷格梅森公司(Legg Mason)的證券部門及股票，這其中策略的轉變對台灣金融業者有何啟示？ 台灣的金控公司經過近四年來的經營，歷經景氣循環由剝而復，究竟成效如何？有無類似花旗集團者，最後選擇以銀行業務為核心，而在諸多金控中脫穎而出者？此為本研究所擬探討課題之一。 Stern Steward & Co.財務顧問公司於1989年推出用於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後，許多知名企業開始採用EVA®進行績效評估，然而銀行業在採用時卻有諸多不同於一般製造業之處，本文試圖藉由以銀行為主體之金控公司個案研究比較來加以釐清，並以EVA®來檢視個案公司之財務決策品質。 本研究試圖以銀行為主體之金控公司在成立前後(2000年至2004年)之經營績效輔以EVA®等績效衡量工具，來驗證其在財務構面的價值。本研究獲得以下之結論及建議： 一、對投資人而言： 在成立金控的2002年度起至2004年度止，個案公司藉由併購及景氣復甦，以銀行業務為核心，充分展現營運績效，甚獲投資人肯定，股價亦隨之反映，並於2004年中創下新高。個案公司經營者所透露的財務決策信號與財務指標尚屬一致。 二、對企業經營者而言： 台灣的銀行家數過多，金融市場流於殺價競爭，致許多銀行業務拓展重於信用風險管理，終究面臨鉅額呆帳苦果而經營績效不彰，因此如能由營運績效良好的銀行藉由合併提升規模，複製獲利模式且兼顧風險管理下，將能迅速發揮合併綜效。 值得注意的為，近年由於金融同業前仆後繼地拓展消費金融業務，一窩蜂殺價競爭之景況重現，企業經營者宜運用Porter之五力分析作為業務拓展採煞車之預警。

本文主旨在探討台灣貨幣市場對企業的財務結構與理財、股資方式的影響，以確定貨 幣市場作為企業融通短期資金的中介功能。研究對象主畏為已發行一次以上的商業本 票的企業。 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方法，以及本論文的研 究限制。 第二章簡述台灣貨幣市場成立的經過及目前概況，俾對貨幣市場有全盤性的了解。 第三章：分析貨幣市場對公民營企業財務結構的影響。 第四章：探討貨幣市場對公民營企業的理財與投資方式的影響，並提出一個理想的財 務決策模式供企業財務經理參考。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文建立一公司稅、累進個人稅、非債稅盾和破產可能之不確定經濟模型，探討公司的投資理財決策行為。和以前文獻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公司風險債利率水準明顯且完全的內生化處理，此內生化利率不僅受公司舉債額度的財務決策影響，也會反應公司現行投資或資本存量的實質決策，模型中的財務和實質決策具有完全互動之特性。 累進個人稅下，只要存在一組投資人間的邊際稅率結構，能排除套稅資產配置，則市場無套稅價格和競爭均衡便存在。此一結果，使本文模型中的資產評價得以建立於競爭財務市場均衡的基礎。市場均衡下，公司債利率會隨公司舉債額度而同向、投資額度而反向調整，此時股東與債權人間的代理成本問題完全消失、市場具有公平保護債權人的機能。如果公司債利率外生而無法依市場均衡評價，則由於代理成本問題存在，使公司最適投資相對低於、舉債額度則高於利率內生之最適水準。另外，傳統一些稅制分析法的資本結構決定理論，只是本文之特例。 稅盾變化，如投資減免率或定額減免等，對公司最適投資和舉債的影響，除以前文獻之結果外，還包含一利率回饋效果，後者可能改變以前文獻之結論。例如，本文發現獎勵投資之折舊率或投資扣抵的政策美意，可能反而造成抑制投資的結果，本文這部分之結論，或可提供有關公司資本結構決定之實證研究新的詮釋，另外在稅制設計上亦具政策上的含意。

鋼鐵產業因其基礎工業的特性，而成為衡量一國工業生產的指標，與衡量國力強弱的一種象徵。因此，各國政府或多或少都對國內鋼鐵產業採取保護政策，而對市場的供需平衡造成影響，使鋼品價位易起伏不定，增加鋼鐵業者經營的困難度。本論文希望能找出業內廠商之合理股價區間，提供投資大眾與後續研究者一些參考。 鋼鐵產業依照產品處於供應鏈之不同位置與產品特性，可細分為棒線盤元、板鋼、型鋼、冷熱軋鋼捲等子產業。為便於論文中之產業分析與企業策略之分析，同時考慮各子產業上市、櫃公司之數量、年度，以及公司資料的可得性，故選擇棒線盤元產業之廠商，分別為燁興、春雨、嘉益、佳大、三星等五家公司，作為本論文研究之對象。以個案公司2000年至2004年之財務資料，作為推估未來評價數據之依據。並以現金流量折現評價模式之銷售導向與盈餘導向兩種方式，對個案公司未來股價進行樂觀、最可能、悲觀等三種情境，進行評價分析，找出合理股價區間，再透過敏感性分析以及龍捲風圖，找出影響股價變動的關鍵因子。最後推算出當前股價背後隱含的銷售成長率、邊際利潤率、投資率以及盈餘成長率，與實際財務數據比較，以瞭解公司目前股價是否有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形。 實證結果顯示，燁興、春雨、嘉益、佳大與三星等公司之合理股價區間分別為5.34~12.7元、10.83~17.15元、8.99~12.68元、5.01~13.52元、30.93~37.17元。敏感性分析顯示，五家個案公司影響股價變動之關鍵因子皆為邊際利潤率，當邊際利潤率變動1%，股價變動幅度從7%~37%不等，春雨之股價為最不易受影響者，而燁興的股價則為最敏感者。而由目前股價推算重要評價變數之數據，並與實際財務數據比較結果發現，除了燁興股價有被高估情形之外，春雨、嘉益與三星則是有被低估的情形。

本論文主要由兩篇文章所組成，探討有關跨國購併活動中目標公司的選擇，以及聯貸市場中參貸銀行的選擇。第一部份旨在分析市場集中程度與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議題。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建立一般均衡寡佔模型，連結當地國的市場競爭力和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論點。他們模型認為當地國家的垂直整合程度會改變國外主併者策略優勢。我們使用1990年至2012年涵蓋86個國家，之全球購併活動案件，我們衡量當地國家的市場競爭與垂直整合程度，呈現當地國家前期的市場競爭力將會誘發國外市場主併者進入，以垂直購併的方式購併當地國家之目標公司。本研究結果提供了實證性的結果來支持過去理論之發現，認為產業的集中程度會影響跨國購併。 本論文的第二部份，在研究知識技能互補和銀行商譽在參貸銀行的選擇，觀察主貸銀行該如何選擇參貸銀行之決策分析。延伸Diamond (1991)的商譽建立假說，透過主貸銀行本身的特性因子與工作經驗，來探討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誘因動機。研究結果發現，當主貸銀行具有較高的自身商譽佳、經營及投資具效率性、內部監理機制較佳、且市場經驗較為豐富時，會誘使主貸銀行減少對高商譽參貸銀行的需求。呈現知識技能互補的現象於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決策。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我們對聯貸銀行團商譽互補現象及分析。 / Two essays are compri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to study on choices of target firms in cross-border M&As and choices of participant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In the first essay,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cross-border M&A. 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 present an oligopol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identify the linkages between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ross-border mergers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Their model predicts that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t home change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for foreign acquirers.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86 countries between 1990 and 2012, we calculate proxies for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how that lower (higher) pre-merger local competition at home country will increase (decrease) mergers between a foreign firm and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home firm.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s for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 on the decisions of cross-border M&A. In the second essay,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ies and bank reputation on participant banks choices, we focus on the decision of lead arrangers on participant bank choice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We extend reputation building theory (Diamond, 1991) and model the lead arranger’s partner choice problem through the effect of self-related and task-related factors. Our paper show that when lead arrangers have higher reputation,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market experience, lead arrangers tend to choose less reputable partners. These results help to explain how lead arrangers, through their partner selection decisions, manage the reputation pool among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