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美國高階經理人的股票型酬勞與公司經營績效的關聯性，如何受到景氣循環與公司特性的影響。景氣循環二分為景氣繁榮與景氣衰退時期；公司特性則分為新經濟公司與舊經濟公司。新經濟公司指新興的高科技產業，而舊經濟公司則是一般所謂的傳統產業屬之。實證結果顯示，就整體樣本而言，在景氣繁榮與景氣衰退時，公司績效指標對CEO股票型酬勞的關係有顯著的差異。但這種情況只存在股票報酬率中，會計績效指標對於景氣循環的變化並未發現有顯著的差異性。新經濟公司在景氣繁榮時，公司的資產報酬率與股價報酬率對CEO股票型酬勞的相關性均會顯著異於景氣衰退的時期。舊經濟公司在景氣繁榮時，只有公司的每股盈餘對CEO股票型酬勞的相關性會有顯著異於景氣衰退的時期。在景氣繁榮時期，新經濟公司的資產報酬率較舊經濟公司的資產報酬率對於CEO股票型酬勞有顯著的相關性。在景氣衰退時期，新經濟公司的每股盈餘較舊經濟公司的每股盈餘對於CEO股票型酬勞有顯著的相關性。綜合而言，在不同的景氣循環與公司特性下，高階經理人的股票型酬勞與公司績效的相關性不同。 /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economic cycle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CEO’s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cycle is dichotomized as expansion and recession periods while the companies are categorized as new economy firms and old economy firms. The new economy firms are high-tech companies and the old economy firms refer to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ased on the entire s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CEO’s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in the expansion period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when the performance is measured as stock return, but not as accounting measures. In expansion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 and CEO’s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and that between stock return and the CEO’s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of new economy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In expansion perio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PS and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for old economy firm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recession period. In the expansion period, the association of ROA and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of new economy firm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ld economy firms.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the association of EPS and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of new economy firm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ld economy firms. According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s stock-based compensation and performance varies upon the change in economic cycle and the difference in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隨著金融市場的改革與開放，新金融商品的不斷推陳出新，財富管理與資產配置等相關學更成為顯學，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猶在現今的超級金融大海嘯下，不少投資人在理專之不當投資建議下，傾家盪產，血本無歸，也凸顯出順應景氣循環，與考量投資人風險屬性之最適資產配置的重要性。 本文以馬克維茲模型為資產配置之主軸，並嘗試加入投資人風險屬性、景氣循環等限制式，作為考量上述二者之最適資產實證模型。在投資人風險屬性分析方面，將投資人依其風險屬性，分為不同類別來作投資行為分析。探討在考慮不同投資人的風險承擔承度下，投資人對無風險資產、風險性資產的投資意願，及在風險性資產中的各種資產配置情形與權重比例，同時提供投資者或基金管理人對於考慮風險偏好下，資產配置之另一個評估方式。在經濟環境不確定下，透過考量風險承受下，可達成更有效率的資產配置決策。另在景氣循環方面，則探討投資人在不同景氣階段下，投資差異與最適投資標的，以作為將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如果股價反映的是市場對未來企業獲利的預期，那麼一般投資人應該可以因為對經濟數據的關注而使自己的投資報酬增加，因為若經濟數據的趨勢透露出景氣好的訊息，企業獲利就有成長的希望，股價上漲的機會就比較高，反之，景氣差，股市下跌的機會比較大，投資策略就要保守了。本研究將探討即使投資人無法預期景氣的轉折，但只要能夠及早確定景氣的轉折與趨勢的成形，應有助於投資人提升調整投資策略或資產配置的效率，從而趨吉避凶提升投資績效。 其次，由於各種產業的特性不同，各種產業在景氣循環中不同階段的獲利表現可能不盡相同，例如醫療製藥業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程度可能不如奢侈消費用品那麼明顯，因此景氣如果處於向下的趨勢，奢侈消費用品產業的獲利可能會比醫療製藥業差，從而導致醫療製藥業的股價表現會比奢侈消費用品產業好。本研究將探討如果能夠確認景氣是位於何種階段，那麼投資人選擇投資特定的產業 (類股) ，則有獲取較高報酬的機會。 簡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探討： 1. 研判景氣循環的變化是否有助於提升投資績效。 2. 在不同景氣循環階段下，哪些產業是最適合的投資標的。 本研究主要是以實證研究的方法來探討景氣循環與投資策略之間的關係，以美國股市為研究對象，在不考慮交易成本與股利發放的情況下，得到兩項主要結論如下： 1. 投資人利用自行研判景氣循環轉折以及自行畫分景氣循環階段的方式，有機會可以獲得優於大盤表現的投資報酬。 2. 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確實有特定類股之股價表現較為突出的情況，顯示類股存在所謂防禦型與景氣循環型的區別，因此投資人有機會在不同的景氣循環階段可以投資不同的類股來獲取較高的報酬。 然而儘管本研究發現投資人如果用功研究景氣趨勢的變化，並且順勢調整投資策略，將有機會擊敗大盤，不過由於受限於研究時間與資料不足，以及欠缺嚴謹的統計檢定，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與證據仍待進一步強化。

景象循環是指總合經濟活動盛衰升降交替的變動形式，代表了諸如產出、就業、物價 、消費投資等經濟變數的時間序列行為。實證的發掘引導了理論發展，在景氣循環分 析中，它所表現的並非問題的改變，而是我們看它的方式改變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嘗試由時間序列晚近提出的一些方法來了解台灣景氣循環的特性。 傳統分解非平穩（NON-STATIOHARY）之時間序列，認為循環部分係沿著確定趨勢而波 動。自BEVERIDGE 及NELSON（１９８１）發現經濟序列的長期特性可以隨機趨勢而描 述，即恆常和臨時成分均是隨機（STOCHASTIC）。所以本文首先以UC和ARIMA 做單根 檢定及以COCHRANE之無母數法估計對各序列改變其相對貢獻。 總體計量分析常假設時序變數由一線性固定係數的過程所獲得，但其描述所用的時間 常是固定的日曆時距，它模型化經濟時距雖然方便，但可能未掌握重要的非線性情況 。在景氣循環的分析□，個別的循環被視為經濟時間的區分單位，即經濟變數被視為 與由一循環階段至下一階段的規律型式有關。所以本文第二部分以時間變形法重新審 視總體變數牽涉到循環時距的可能性。 在前面單變數方法排除了潛在有用的訊息，額外的序列可能擁有共同隨機趨勢，能較 清楚地解釋趨勢和循環成分。在本文最後部分以失累積理論處理多變數過程。並在最 後一章作結論。

我國基於市場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潮流，自1983年起逐步開放海外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市場，證期會自1990年12月28日起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投資我國股市，並且自1996年3月1日起，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我國股市。 吸引外資至我國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相當的助益，而維持股市與匯市的穩定亦是相當重要的目標，外資投入我國股市的金額與比重，預計逐年攀升，其交易策略與交易行為造成我國股市何種的衝擊與影響，是否與我國景氣循環有相關，引起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期間為1995年8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之日資料，主要以VAR模型及GARCH模型分析外資、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及其與股價指數日報酬率之關係，並且配合景氣循環指標判斷當繁榮或蕭條時，探討兩者之關聯性。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外資在股票市場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可能因為外資對於資訊的判斷與收集較國內法人精準且充足，所以國內法人有跟隨外資的現象。 2.前期外資買賣超對當期股票指數報酬率具有顯著的正向衝擊，可見外資進出股市的確具有資訊內涵，可作為投資時的參考指標。 3.在加入景氣循環變數進行討論時，可發現當景氣蕭條時外資買賣超對股市報酬率的衝擊比景氣繁榮時衝擊劇烈。 4.股票報酬率的波動性亦顯著受前期外資買賣超波動衝擊的影響，且為正向效果，但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對股票報酬率波動的影響並不顯著。 5.不論景氣的好壞，外資買賣超的波動度會增加我國股市報酬率的波動，且為正向的影響，由此可推論外資的買賣超行為會對台灣股市的短期走勢有助長或助跌的效果，增加股市報酬率波動度。

本研究探討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是否受到景氣循環的影響。首先以美國股市大盤指數的漲跌趨勢判定景氣循環的高峰時點，並藉此區分景氣循環由上往下反轉與否之依據。其次，探討當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偏差程度是否有明顯增加的現象。最後，探討預測該公司之分析師人數、公司盈餘變動程度、公司發生損失及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分散程度與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之相關性，於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期與景氣穩定成長時期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實證結果顯示：(1)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的確會受到景氣循環的影響。當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分析師未能掌握景氣循環的脈動，立即修正其盈餘預測，而是傾向發佈具樂觀性偏差的盈餘預測。(2)處於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期，預測該公司之分析師人數、公司發生損失及分析師預測盈餘分散程度對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偏差程度之影響會產生強化效果。然而，本研究並無充足證據顯示，公司盈餘變動程度與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之相關性會受到景氣由上往下反轉而有所不同。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business cycle affects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Based on NASDAQ market index, an economic sudden slump is selected for examining whether the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s more obviou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conomic slump. On top of th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and some 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number of analysts following, change in earnings, firm loss and forecast dispersion i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is also explor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usiness cycle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ndeed influences bias. Whe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happens, analysts are not aware of business cycle’s fluctuation in time to revise their earnings forecasts; instead they trend to issue optimistic bias in earnings forecasts. I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the number of analysts following, firm loss and forecast dispersion deeply affect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However, this study does not find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 in earnings and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s more obvious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sudden slump.

在民主意識高的社會，各政黨高喊「福利國家」，作為競選策略。曾幾何時，已演變成「福利國家」到「政策買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挾帶出一張又一張的競選支票，各項社會福利猶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各政黨競相以社會福利政策為訴求，各候選人為討好選民，往往以從操控財政政策、政府預算上著手。此種這種伴隨著選舉使得政府財政隨之波動的現象成為「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在這樣的選舉洗禮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本文針對台灣地區民國87年至民國95年間23縣市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說明政治景氣循環對臺灣地方社會福利之衝擊。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首先驗證臺灣地區社會福利發展確實隨著選舉循環波動，符合呼應著投機派政治理論循環的推論及Schulats(1995)、Clark、Reichert、Lomas and Parker(1998)提出的政府藉由選舉政策操控地方經濟的論點。其次，我國地方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明顯的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實證分析闡明社會福利支出確實存在嚴重的地區間的差距，產生水平不平衡的情形。以新竹縣、台北市、基隆市相對於其他轄區社會福利支出較多，推估可能為人文地理與經濟發展情況均較其他轄區進步的地方無法量化之特質所影響。再以透過時間效果分析顯示社會福利支出易受政策的變動與總體景氣之影響。 最後，本文採用三項政事別支出等統計模型證明在大舉擴張社會福利支出之際，嚴重排擠他項重要政經支出。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影響效果，並且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捐贈的影響是否一致，共建立三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除了探討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不對稱性效果外，本研究亦將整體資料依所得與捐贈佔所得比率分組，探討所得低中高組別、捐贈佔所得比率低中高組別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不對稱性影響。主要結論分為以下三個，第一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進行對稱性分析，發現於景氣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於捐贈具有不對稱性效果。換句話說，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第二，在依所得分組方面，在不同所得族群中，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分析對稱性發現，對中所得族群具有不對稱性影響效果。最後，依捐贈比率分組的資料方面，不同捐贈比率族群下，其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我們亦分析其對稱性，結果發現，對於低、中捐贈比率族群具有不對稱性，表示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的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

景氣循環一直是許多經濟學者企圖釐清的現象，長久以來各國採用各種貨幣與財政政策，試圖迴避景氣衰退，對於景氣循環轉折點的認定或預測並沒有單一解答，適逢近年來油價與金價一路飆漲，可能影響到景氣波動。因此本文探討杜拜原油價格是否與景氣波動有關，而國際黃金現貨成長率如何受到景氣波動影響，以Hamilton(1989)提出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將兩資料區分為高與低成長狀態，對照國發會所公布的景氣收縮與擴張期間，發現原油價格在景氣收縮轉為擴張後會呈現高成長狀態，而黃金並無明顯現象，考慮到兩資料可能有結構改變情形，以Andrews(1993)提出的Quandt-Andrew結構改變檢定，找出結構改變轉折點，發現兩資料各有一個結構改變時點，相較於捕捉數個轉折點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前者表現較為遜色，最後將資料以此結構改變時點分割並配飾分期馬可夫轉換模型，發現分期後的結果與一般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差異不大，而原油與黃金價格容易受到突發事件影響，故不適合用在認定景氣循環的轉折點。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總體景氣對於我國稅收的影響，與其影響效果是否具有不對稱性，並檢驗景氣繁榮時政府的稅收是否能夠顯著增加。在資料處理方面，我們分別利用QA檢定與ADF檢定確認稅收資料是否具有結構性變動與穩定的資料狀態。針對不穩定的資料我們以H-P過濾器計算出該資料的趨勢值，將各變數以偏離比率表示來去除時間趨勢與單根的問題後，配合我國1959年至2011年的其他總體變數資料，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發現政府各項租稅皆不存在結構性變動，且所有稅收資料皆不屬於穩定的資料型態，在去除時間趨勢與單根的問題後，我們發現景氣確實影響政府總稅課收入，人口成長率與貿易開放程度皆對總稅收正面的貢獻，亦符合文獻的結論。除此之外，我們證實景氣對稅課收入有不對稱的影響，而且在景氣衰退期間對總稅收的影響程度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除總稅收的分析外，本文將賦稅收入細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同時我們也將稅課收入中的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納入模型，結果發現景氣波動皆對所有的稅收資料有不對稱的影響。但在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分析中，我們無法確認景氣榮、枯對收入的影響效果大小。而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的實證分析指出，在景氣衰退期間所得稅與財產稅皆呈現顯著短收的現象。景氣繁榮時，只有消費稅將因景氣好轉而增加收入。但美中不足的是，部分係數未達10％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無法透過係數絕對值的比較，判斷景氣衰退與繁榮期間對於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的影響效果何者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