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家戶資料作為樣本，分析從1979年至2012年間台灣地區的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家庭酒品消費支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並探討當總體景氣指標處於繁榮期和衰退期，對於家庭酒品的消費支出影響是否不一致。 本文使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總體景氣波動與家庭酒品消費呈現正循環或逆循環關係，以及總體景氣波動繁榮期和衰退期間對家庭酒品消費支出的影響程度是否存在不對稱。主要結論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全體家庭及低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不顯著，而對於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呈現顯著正循環。同時，高所得家庭在景氣繁榮期與衰退期有顯著的不對稱性，亦即當景氣繁榮時，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增加幅度較景氣衰退減少的幅度明顯。

近二十年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隨著產業結構變遷，電子業已成為我國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其中半導體產業成長快速，已成為全球半導體代工重鎮。政府、企業管理當局及投資者實有必要了解該產業景氣波動及企業內部營運特質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14家半導體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為民國81年至民國87年，完整包含一個景氣循環。在研究中以迴歸方式對實證資料進行分析，以評估(1)產業景氣循環與企業經營績效的關係、(2)企業內部營運特質與其經營績效的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在產業景氣循環方面，不論採用當期或前期平均薪資指數或是工業生產指數或是合併採用此二種景氣指標，產業景氣循環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均呈顯著正向關係。 在企業內部營運特質方面，不論以資產報酬率或營業利益率做為企業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員工生產力及生產自動化程度與企業經營績效皆呈顯著正相關。銷貨成長率與企業經營績效亦呈正向的關係。本研究發現，我國半導體產業中，公司規模與經營績效呈反向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半導體企業應注意最適規模才不會因為規模過大而處於經濟不規模的狀況而降低企業的競爭力。整體來看企業營運特質對企業經營績效是有顯著的影響。尤以銷貨成長率、員工生產力及生產自動化程度最為明顯。

鄉鎮市財政狀況不佳，多須仰賴上級政府補助的情形已存在許久，本研究的目的即以嘉義縣十八鄉鎮（市）為對象，探討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情形。影響一鄉鎮（市）補助收入的因素頗多，包括經濟性因素和政治性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討政治性因素中地方派系、縣長選舉、各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等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除了經濟性的考量之外，縣府補助鄉鎮（市）公所時有無政治性因素介入？ 　　二、鄉鎮市長與縣長派系屑性的異同對補助款的多寡有無影響？亦即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屬性相異的鄉鎮（市）公所？ 　　三、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有無增加？ 　　四、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與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不同的鄉鎮（市）的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五、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補助收入與鄉鎮（市）長首任時該鄉鎮（市）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六、對縣長支持度高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對縣長支持度低的鄉鎮（市）？ 　　再依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發展出本五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不同派系屬性的鄉鎮（市）。 　　假設二：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的補助款收入會增加。 　　假設三：選舉時封縣長支持度愈高的鄉鎮（市），選舉後的補助款入愈多。 　　假設四：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長，縣府補助收入少於鄉鎮（市）長首任的鄉鎮（市）。 　　假設五：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所獲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屆性不同的鄉鎮（市）。 　　本研究採用了補助款理論、地方派系理論及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來建構研究架構；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本研究採取三角定位法的觀點，兼採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以期對政治性因素影響鄉鎮（市）公所補助款收入的情形作更深入的瞭解。 　　研究結果發現，現行嘉義縣政府對轄十八鄉鎮（市）公所的補助中，除財政局有固定的補助標準之外，縣府其它局室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皆無一定的標準，而相對地，鄉鎮（市）公所方面對於縣府財政局的補助標準亦所知不多，因此政治性因素得以介入補助過程中。而政治性介入的情形叉如何呢？本研究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的政治性影響因素，支持度高低與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間是呈負相關，即支持度愈低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愈多，本研究的假設三無法成立。 　　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基於公共選擇理論的論點認為是因現任縣長為求下次選舉再度執政，對於一些對其支持度較低的鄉鎮（市）會增加補助，藉著補助款的撥給以換取該鄉鎮（市）的選票。 　　除一鄉鎮（市）封縣長支持度高低之外，其它政治性因素對一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情形，在本研究第六章中將有詳述，在此將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摘要於下。 　　一、在地方派系屬性封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屈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一得以成立。 　　二、在縣長選舉年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就十八鄉鎮（市）的總平均值而言，在第十、十一、十二屆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選舉前一年。 　　以上是由鄉鎮（市）公所的收入面進行分析的結果，若由縣府補助支出面的情況來加以分析，結果發現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款支出的額度大於非縣長選舉年時。因此由全體鄉鎮（市）公所的縣府補助收入總平均值及由縣政府補助支出面來看，本研究的假設二得以成立。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在第九屆及第十一屆縣長選舉後一年，各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平均值少於縣長選舉當年的平均值。如此的發現綜合上段所言就全體鄉鎮（市）公所總平均值來看，選舉年時鄉鎳（市）縣府補助收入會增加的情形，可證實除了第十屆縣長選舉年以外，整的而言嘉義縣各鄉鎮（市）在縣府補助收入層面「選舉景氣循環」的情形是存在的。 　　三、在鄉鎮（市）長連任與否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連任的鄉鎮（市）長任內該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首任時期該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本研究假設四無法成立。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認為是因在缺乏明確的補助標準的情形下，一鄉鎮（市）公所最常用以爭取補助的方法即為「透過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爭取」及「透過計畫申請」等二項方法〈見附錄四〉，連任的鄉鎮（市）長因已累積前任四年內的種種人脈及資源，較能拿捏有效的補助款爭取方法，因此在第二任任期內補助款收入會多於尚處於摸索階段的第一任任期內補助款的收入額。 　　四、在鄉鎮（市）長派系屆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情形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公所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並無增加，但此種結果是各瑯裝（市）平均值上的情形，本研究冉計算出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後再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長主政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五得以成工。 　　至於各項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依迴歸分析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決定因性，其次為鄉鎮（市）長派系屬性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至於縣長選舉年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則無如預期中地重要。 　　在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分別提出近程建議、遠程建議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在近程建議中，本研究建議宜訂定明確的補助標準，避免政治性因素太過介入補助過程，且根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財政狀況，分級要求鄉鎮（市）公所在爭取補助時提撥配合款；在遠程建議上，本研究認為鄉鎮（市）公所預算體系仍須保留，建議廢除省級機構，採行中央、縣、鄉鎮（市）三級制，並擴大縣及鄉鎮（市）的職權，切實落實地方自治乃為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

自1987年以來，台灣製造業就業比例開始大幅下降。這樣的情形，一般又稱為「去工業化」，引起了很多的討論與擔憂。許多人把台灣的「去工業化」歸咎於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然而本文發現，台灣早在1996年之後便停止「去工業化」。如此現象迥異於一般已開發國家的情形，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台灣為何發生「去工業化」以及為何停止。本文首先將製造業分為「三階段、三類別」，並比較台灣經貿之發展，進行對照分析，發現：台灣傳統產業受到全球化因素影響造成勞動需求萎縮，導致台灣1987年與1996年之間出現「去工業化」；然自1997年開始，技術密集產業之勞動需求隨著對外投資與貿易增加而成長，使得台灣停止「去工業化」；其次本文依照「Rowthorn 模型」，先將製造業就業比例分為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再將造成「去工業化」的因素分為三類：經濟發展、全球化、景氣循環，並以實證分析檢驗台灣案例後發現：景氣差、失業率高對於傳統與非傳統產業的就業比例都有負向影響，但經濟發展與全球化因素對於傳統產業就業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非傳統產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促使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被非傳統產業所吸收，因此台灣的製造業整體就業比例得以維持在27%左右，並未如西方國家般持續得「去工業化」。 / Since 1987, th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e in Taiwan had dropped dramatically for almost 10%. This situation, so called de-industrialization, has drown much attention and at many time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unlike cas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stopped since 1996.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why de-industrialization had once taken place in Taiwan and why it then got stopped. Firstly, we employ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categorized as “three sectors and three phases”. Results indica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o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positive impact on non-conventional on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Rowthorn Model”, we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or busyness cycle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e found out that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actors had caused the decrease of labor demand i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increase in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e declining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as the caus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87, while the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no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keep absorbing labors from conventional ones and therefore stopped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96.

景氣循環的擴張、收縮期的認定，以及轉折點的預測，向來是經濟學家、政府機構、企業及一般大眾所關注的焦點。越能掌握經濟發展的狀況，而適切的提早做出反應，越能充分利用經濟情勢的不同，以達成獲利的目標，或是減少企業的虧損。 本文即嘗試以票券、債券、股票、外匯及金融機構等金融變數，透過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1998)用以建構銀行危機預警綜合指標之訊號法（Signal Extraction Approach），以及可以解釋logit模型係數之發生比率（odds ratio），分別結合二元 logit 模型，建構預測景氣循環轉折點之金融綜合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於1990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間，金融指標對景氣循環轉折點的確有預測能力，且不論是預測景氣谷底或是高峰，表現最優良之綜合指標正確率皆高達九成以上，且不論是預測景氣之高峰或谷底，以發生比率建構之二元logit模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 / To confirm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usiness cycle, and to forecast the turning point, has always been economist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cared about. The more control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 more they could response appropriately, and furthermore this could maximize their profit or reduce business los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financi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dicators about bills, bonds, equities, foreign exchan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use signal approach which was created by 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in 1998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ex warning the banking crisis early. I also try to use odds ratio combine with binary logit model in order to predict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January 1990 to June 2009,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does have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index over ninety percent. The result also show tha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s combination of odds ratio and binary logit method.

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有普遍不足的現象，且稅收會隨景氣波動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從土地稅租稅努力角度切入，來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租稅努力是否具有不對稱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建立迴歸計量模型，配合1982年到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來驗證總體經濟變數以及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租稅努力的影響，是呈現正向或反向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波動對租稅努力是否有不對稱影響。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兩點，第一點可由迴歸結果中證明，無論是單獨探討景氣波動的影響效果，或是放入其他總體變數所建構較完整的模型之下，都顯示總體景氣衰退期間的失業率，和全國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負向關係，而實證結果也證明我國總體經濟景氣波動與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正循環，也就是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景氣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租的努力程度較低，而在景氣繁榮期間的土地稅租稅努力則較高。本文的第二發現，乃是若將景氣波動分為繁榮與衰退期間，可發現景氣衰退期間影響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這也表示總體景氣於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稅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效果較大。且經由Wald test的檢測結果中可看出總體景氣的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土地稅租稅努力有不對稱影響，故可推論景氣好壞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行為。據此，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加之後，地方政府需要更有目地的提升自我租稅努力程度，若地方政府能夠判斷景氣波動對財政造成的影響，或許可制定輔合時宜的租稅政策。

本文建構一個兩國並結合銀行之 DSGE 模型，旨在瞭解銀行資本與放款利差於國際景氣傳遞過程的機制。中間財廠商必須向銀行融通資金以購買資本財。本文假設廠商償還資金時存在違約衝擊，即銀行不一定能完全回收貸放總額。銀行資本水準又會影響放款利差的高低，進而改變廠商生產決策。本文以此機制連結金融與實質部門探討當違約衝擊發生時，除了對本國的影響之外，又會如何衝擊外國經濟體系。本文發現，本國違約衝擊的確會導致兩國景氣同時步入衰退，成功地捕捉兩國之產出、投資與放款呈現下降的現象。此外，本國若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外國經濟體系也會遭受威脅。 /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banking sector. We propose a Dynamic Stochastic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 two-country two-bank world with nominal rigidity. Bank lends funds to entrepreneurs to purchase capital. The banking capital position has influence on loan rate spreads which can affect the real economic activities. Financial impact is originated from entrepreneur defaulting on their borrowings. The calib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country-specific financial shock causes international crisis. Furthermore, a negative monetary policy shock also drives simultaneous recession across countries.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台灣能否持續提昇在全球經濟的既有地位，更攸關未來的生存發展。尤其目前台灣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關係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因此，未來在維持國內經濟金融穩定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中央銀行都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研究係採用1998～2005年間的時間序列月資料，以計量方法中的有限時間落差分配（Finite Distributed Lag, FDL）模型，推估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等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以瞭解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有別於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於實證模型中加入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以探討首次政黨輪替前後，選舉因素是否會對台灣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分別就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而言，中央銀行採取降低法定準備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促進經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等四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的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短期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平衡國際收支等三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 　　此外，關於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對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四項台灣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並不會受到選舉因素或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亦獲致支持台灣中央銀行係在政治中立的基礎上，擬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結論。因此，針對媒體評述，台灣每逢重要選舉，執政黨偏好選前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以贏得選舉，因而貨幣政策很有可能受到選舉因素的影響，但在對照本研究實證結果後，證明該項說法並不正確。 綜上所述，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中央銀行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係，不但符合理論面的要求，且在統計上亦多屬顯著，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係為實現其最終目標。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論之發展在面對19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解釋困境，但對於非民主、封閉的中共政體卻仍有著高度適用性──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每五年換屆為一輪之固定循環現象。惟，該理論過度將央地政治菁英分割為兩個獨立群體，忽略央地政治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影響，以致無法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為何能有高經濟發展之特例地區存在。 本文結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錦標賽與政治關係等理論，以1992-2011年之景氣循環緊縮年（1994、1999、2004、2009）為觀察對象，分析政治局常委與省（市）委書記間之非正式政治關係對於地方GDP成長率表現的影響。迴歸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央地領導人間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存在與否與強烈程度，對於當地GDP成長率之表現具有高度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此外，透過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型亦發現，政治局常委對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會另外給予經濟支援，且支援手段會隨常委換屆有所不同，例如江澤民傾向使用中央貸款、胡錦濤使用專項支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

鄉鎮市公所是我國政治體制最基層之地方自治團體，與民眾第一線接觸之政府層級。其所擁有之財政預算權是重要權力之一，但隨著民主政治的邁進，形成以選票為導向之地方自治。行政首長背負著選票與連任壓力，為實現其選舉支票或取悅選民，或許會產生以有限之資源實現其無限之願景，漠視其財政責任。 本文以台北縣之29個鄉鎮市公所，取用自89年至97年之預算資料，以單變數檢定之實證分析加以探討地方選舉對地方政府預算分配的影響，作為地方政府治理之參考依據。 實證結果顯示，台北縣29個鄉鎮市公所的預算分配於選舉年時整體預算規模並未大幅增加，但某些政事別支出卻明顯高於非選舉年。表示為刺激選情、替選舉加温，會有以加重某些政事別支出而排擠某些資本門建設經費之政策操作。 當只考慮政黨因素時，分立政府之總歲出較一致政府明顯偏高，顯示在分立政府之府會關係下，為化解僵局、使政策推動順遂，在雙方妥協、談判下，有不斷增加各部門預算的現象。 當選舉因素與政黨因素同時考量時，分立政府與一致政府之預算分配並無太明顯差異，在總預算規模不擴增情況下，以調動資本門經費用以增加可刺激選情之經常門經費，並以增加交通支出之資本門經費以突顯其建設地方、促進經濟發展之政績。 關鍵詞：預算分配、分配理論、政治景氣循環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lection and government structure factors on municipal budget behavior. For the purpose of empirical analysis, we have obtained 29 townships of Taipei County during a nine-year period from 2000 to 2009, with Univariate tests for each selective budget expenditure variable affect by selective political factor. Empirical evidence is found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local budget to manipulate the economy at election year. When consider the political party factor, the divided governmen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otal expenditure than unified government. When consider both election and political party factor, budget distribution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vided government and unified government. The total budget scale does not increase but transfer capital expenditure to general expenditure and increase the capital expenditure of traffic topic for stand out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o construct the place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Budget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Theories,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