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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聯合國大會3379號決議之分析:兼論對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啟發 / This thesis attempted to identify possible causations that led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to repeal the “Zionism is racism” resolution (UNGA Resolution 3379)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Second, these finding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of repealing Resolution 2758 and its consequences to Taiwan’s meaningful involveme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U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revealed the limitation of legal or ideological power to propel irreconcilable parties in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 facilitator for the repeal was, rather,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 that might alter unacceptable status quo in Palestine – the root of the Zionism resoluti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level indicated that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Israeli lobby effectively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American sympathy toward Zionism,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defined by the executive leaders undermined the lobby’s influence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exploration of then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 who approved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effort for the repeal showed the revocation wa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Baker’s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While supports from all three levels appeared to be essential basis for the repeal, the timing becomes a crucial factor to determine the outcome. Taiwan’s UN membership question is as exclusively political as the Zionism resolution. In short, although it is practically feasible to repeal Resolution 2758 with a simple majority vote in the UNGA, the revocation of Resolution 2758 would not directly result in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本論文係採個案探討方式撰寫，全文計分七章三十餘節，共十萬餘字，合為一冊。 第壹章緒論，其內容分別就本論文之研究目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報告之結構， 及研究限制等分別加以說明。 第貳章乃以整體貿易系統之觀點，分別就系統之投入、系統之本體、系統之產出、系 統所處之環境及系統之回饋等方面分別比較分析中、韓、日三國之情勢。 第參章至第伍章逐章探討中、韓、日三國之主要貿易推廣機構之組織、使命、服務對 象及作業方式。 第陸章綜合前述三章之重點並就其間差異所在加以比較分析。 第柒章乃針對本論文之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事項，期能對今後我國貿易推廣之工作有 所裨益。

今日農業生產仍為台灣經濟結構之重要環節，農業生產之增進，又有賴農業金融之輔助。是以農業金融制度之良窳，直接攸關農業生產之盛衰，間接亦影響國民經濟之榮枯。台灣農業生產能有今日之進步，農業金融輔助之功，實不可沒。然則本省農業金融制度是否已無改進之必要？農貸利率與期限之規定，是否與農家之債務負擔能力相適應？凡此諸端，尚有待廣泛之調查與週詳之檢討。本文擬對此一問題，試為初步之探索。 本文首先分析農家對於體債務之負擔能力，並以現行農貸利率、期限與農家債務負擔能力相對比，以估測兩者之適應程度。進而分析農貸機構之貸款成本，及其與現行農貸利率、期限之關係，以覘其是否有加以調整之需要與可能。然後將其分析結果，予以綜合說明，以尋求問題之癥結所在，從而提出解決方案。其大要如下： 首章緒論，旨在簡介台灣農貸與農業概況。台灣辦理農貸機構，可分三大類：第一類為專業農業金融機構，包括農銀、土銀、合庫及農會信用部；第二類為一般金融機關；第三類為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關。貸款金額，民國五十六年底餘額為一百一十六億元，其中第一類機構貸放額佔七八、七八％，第二類貸放額佔三、九五％，第三類佔一七、二七％。依期限分，則一年期以內者佔五○、○八％，一至五年期佔二二、九四％五年期以上佔二六、九八％。至於農業，其生產值在民國五十六年度，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二九、三六％。農業人口五九五萬人佔總人口的四四、七四％。農家有八六萬八仟戶，自耕農佔六八％，半自耕農佔二十％，佃農佔一二％。耕作面積在一公頃以下之農戶佔六○、九九％，一至二公頃者佔二四、一七％，二公頃以上者佔一四、八四％。 第二章分析農家之債務負擔能力。從分析中發現台灣農家之債務負擔能力，就全省平均言之，尚屬正常。惟倘按耕地面積分組分析之，則不容樂觀。蓋農家經濟情況之好壞，與其耕作面積大小成正比。耕地大的農戶情況尚佳。耕地在一公頃以下的小農，則不但所得低，凈利少，甚至無法靠農業收入以維持生活，其對債務負擔能力之薄弱，自在意中。無論從農家經濟之財務結構、收支損益或長期償債能力等方面分析，均得相同之結果。於此特別值得注意的乃是：目前耕地在一公頃以下的小農，竟佔全省農家總戶數百分之六十以上，問題之嚴重，不言而喻。 第三章就上述農家對債務負擔能力分析之結果，與現行農貸利率、期限，加以比較分析。顯示農家對長期投資性貸款之缺乏負擔能力，以及對現行農貸利率、期限之無法適應。揆其癥結，乃在於農家所得低，凈利少之故。當然，農貸利率過高，期限過短，亦不失為重要因素。至於農家對短期農業生產週轉金之貸款條件，尚屬勉可適應。惟是項貸款在制度上未曾考慮農場經營之全般性，且未能對實際需要為適時適量之供應，是其缺點。 第四章乃分析農貸機構之貸款成本，及其與現行農貸利率、期限之關係。指出台灣農貸機構大多以普通存款，充作農貸資金之主要來源，以致農貸成本，高達月率八□以上。除非農貸機構能另行設法獲得長期低率資金；否則在目前農貸成本之下，企求農貸利率與期限之調整，事實上縱有可能，其幅度亦必甚微。 第五章論問題之核心所在及其解決途徑，乃基於以上分析結果與農村之實際情況，認為解決問題之首要途徑，在於提高農民所得。並以促進農業機械化、經營企業化，從而降低生產成本，為達成提高農民所得之最佳方法。惟以目前農場面積細碎，長期資金缺乏，實有難於著手之感。為期有效改革，除了長期低利資金之籌集外，似應實施農貸輔導制度：一面勸導無耕作實益之小農轉業，使農業人口移向工商業過程中，能在實質上減少農家戶數；一面配合農業金融力量，使繼續經營農業者得以擴大農場面積。並以金融、技術等輔助，誘導農民改進經營方式與耕作技術，達到農業生產現代化。同時，為便利農民離村轉業工商計，應加強就業訓練；並與建平價住宅租與或售與轉業後之農民居住，以安定其生活。 第六章結論，說明台灣農業生產問題頗為復雜，本文僅就其中一部份提出檢討，以期發掘問題這所在，並探索其改革之方向。當然，改革並非一蹴可幾，今後對農業生產之任何改革，決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從國民經濟之全般性著眼，確立目標，端正方向，從而釐訂通盤計劃，次第付諸實施，方克有濟。

美商公司電子寵物產品台灣代理之營運企劃 /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a business project that serves as a blueprint for the principals and investors to carry the start-up company to success and profitability. The project concerns a business endeavor of distributing an American company’s entertainment robotic product in the Taiwan market. The business plan begins with a brief summary of the project and start-up company, followed by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plan then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and thereby, the sale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long with risk analysi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management plan and the financial summary.

無

鑑於國際經濟體系隨著金融、貿易與資訊的日益發展，相互開放性的提高，故各國總體經濟效果鮮有侷限於一國之內，多少都將波及他國。此時或可藉由央行最適外匯干預政策來降低國外干擾對國內經濟體系所造成的衝擊，減低調整過程中的福利損失和社會成本。 　　本文採用加入效率工資理論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探討當經濟衝擊來自於國外金融市場時，央行在不同政策目標下之最適外匯干預政策，進而分析勞動邊際生產效率與最適干預係數的關係。並利用民國74年1月至83年7月這一段期間的月資料，以共整合方法進行台灣地區外匯干預與匯率的實證研究。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效率工資理論對央行最適外匯干預政策的影響，會隨政策目標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當央行以穩定一般物價水準為政策目標，最適政策為逆勢干預且勞動邊際生產效率的上升會減緩外匯干預的幅度；反之，若偏重於穩定國內產出水準時，最適干預為順勢干預，但勞動邊際生產效率與央行干預行為無關。一旦政策目標是兩者兼顧，則最適外匯干預政策之採行需視央行是偏重何種政策目標(β)、進口商品價格占一般物價水準的權數(γ)與模型的其他結構參數而定，而勞動邊際生產效率的上升，對最適干預係數的影響是不確定。 　　2.央行在民國74年1月至83年7月是採行逆勢干預政策，且由共整合分析中發現，國外利率與國外物價對匯率長短期的影響方向是相同的，顯示長短期匯率呈同向調整的現象。而民國78年4月3日匯率制度的變革，使匯率較能反應外匯市場供需的變動，台幣呈現明顯的升值現象。

為了研究台灣集團的經營成本和效益,本研究計算超額價值發現台灣集團下的公司並沒有比非集團公司表現更好,本研究進而以五個假說和台灣區的聯貸案來檢視集團經營成本效益,集團下的公司經營成本會高於效益 / To examin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group and non-group firms in Taiwan we first calculated the excess vale of group firms. We find that group firms in Taiwan do not out-perform relative to non-group firms. To find out the reason behind their underperformance, we test five hypotheses, the profit stability hypothesis, the over-investment hypothesis, the cross-subsidization hypothesis, the co-insurance hypothesis, the bargaining power hypothesis, using data from 1998 to 2008. Our sample consists of 16950 firm samples, 208 group sample, and 3013 syndication deal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up overall borrowing costs are larger than non-group firms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 does not influence the spread margin in the syndication market significantly. We conclude that cost exceed benefits for firms to operate under group affiliations.

印花稅乃以證明財產權利之創設、移轉、變更及消減等經濟行為之憑證為征課對象，原可稱為「憑證稅」，惟因其征收方式，係以貼用政府發行的印花稅票代替繳納稅款，遂有「印花稅」之名。此稅首創於荷蘭，因購貼簡便，納稅人可目由零星繳納，政府復有積少成多，現時征繳之利；加以稅收能隨社會進步，經濟發達而自然增長，稽征成本又極低廉；故歐美各國相繼仿行，迄今世界各國仍多採用。我國創議於清末，民初始奠其基，嗣後歷經修正，才成現行印花稅制。 現行印花稅法，固有若干可資稱道之處，但印花稅本質上之不考慮納稅能力，違反租稅中性原則，重復課稅、易於偷漏……等缺點，依然存在，甚且其性能上原有之自由零星購貼，現時征繳之便利，自然增收及稽征成本低廉等優點，亦因總繳之採行及近年來印花稅占全國稅收比重的降低（由四十四及四十五會計年度占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四點五降至五十九、六十年度的百分之三點一及三點零）暨稽征成本之上升（五十八會計年度每百元尚為二點二二元，五十九年度起上升為二點四八元，六十年度更上升為二點五九元）而漸遭破壞或大不如前。尤有進者，現行印花稅法於民國四十七年最後一次修正頒佈，至今已歷十四載有餘，由於社會環境之變遷，若干規定似難適應現實情況，因而弊病日生弱點漸形暴露，改革之聲乃甚囂塵上。 吾上認為印花稅之改革，本係一相當繁重之工作，但不能因其繁重而即諱疾忌醫，憚於改革；亦不可因其牽連廣泛，遂致流於枝節修補的表面更張；似應從全盤加以觀察，以探求缺失之病源所在，再予徹底根治，同時更應擷取他國之所長，加以包容吸收，方能根本有效。 因此，吾人首先就現行印花稅制與近鄰各國加以比較，以尋求吾國印花稅立法之所不及，從比較中，發現各國有一共同之點，即大部份之國家，其課稅範圍僅限於經濟事項，且較我國為狹，此點似可供吾國日後改革稅制、簡化稅目之參考，再者日本對印花稅檢查權之強化，菲律賓明定憑證未貼花不生法律上之效力，以及泰國之低率定額課稅，暨納稅義務人與註銷義務人分立（在防弊上頗有成效），香港稅目之簡單明瞭、印度定額稅負之低廉，在在皆足吾國借鏡。 其次除上述橫向分析體認外，吾人擬再就現行印花稅制之演變，加以探討，從歷史沿革中，吾人發覺印花稅法每經一次修改，內容較前有所充實，故由粗淺之數條，演進至目前之四十四條規定，而三權分立征課制之實施，更使以往營私、舞弊、包征、勒派諸弊端，幾為之革除。惟現行印花稅制，仍有若干問題存在，例如民國三十七年簡化貼花條例採行後，總繳已漸有全面取代實貼印花稅票之勢（以台北市為例，從五十七會計年度起至五十九年度止，每年占印花稅收之比重，皆在百分之八十一左右），其中統一發票總繳採營業額計征，且隨營業稅按期自動報繳，已形同營業稅之附加，而娛樂票券印花稅總繳，亦與娛樂稅同稅基（娛樂收入），同期繳納，實有類於娛樂稅之重復；此二種總繳征起數，復占全部印花稅收之絕大比例（以台北市為例，從五十七會計年度起至五十九會計年度止，統一發票總繳每年占百分之六十九，娛樂票券總繳歷年皆占百分之三點三），印花稅至此殆已名存實亡。再者，總繳之採行，本有簡化貼花之良意，但施行至今，卻因稅額彙總定期計征，納稅人易感稅負過重，且稍逾期繳納，雖無漏稅企圖，仍須遭受重罰，不免使印花稅徒增復雜性，其原有之自由零星繳納的便利性，反而喪失殆盡；而抵繳的採行，有類於印花稅之退稅或退貼，致與本法之規定相抵觸，稽征機關則據以執行，似欠妥當。 此外，三權分立征課制，雖著成效，但金融機構之代售印花稅票，施行既久，難免發生人為之弊端，民國四十二年春發生之印花稅舞弊案，即其一顯例。復以社會日益進步，經濟行為漸形錯綜復雜，憑證書立之式樣漸趨龐雜，何者應稅，何者免稅，稅法自難悉予包羅列舉，從而憑證性質辨認不易之問題隨之發生，征納雙方觀點有時難趨一致，爭端遂起；加以印花稅之法規散見各項法規之中，（計有印花稅法及其附表、印花稅法施行細則、印花稅檢查規則，印花稅票簡化貼用辦法、獎勵投資條例，台省銀行業劃一貼用印花稅票須知、數以千條之解釋令、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法、公司法等），一般納稅人自無法一一熟習了解，更以稅法納稅時間之規定，失之含混，究係於開始使用抑或交付使用時繳納？納稅人難免發生困惑，以致誤蹈法網。尤有進者，部份稅率失之過高，而印花稅檢查章賦予檢查人員之檢查權又極為薄弱，不法之徒乘機而起，以消極的不合作方式（如會計人員不在，老闆攜銷外出）肆意逃漏，檢查人員亦莫可奈何，從而印花稅之逃漏（包括上述故意及非故意二種）乃在所難免無怪戴格能(J.C.Duignan)先生來華助我改革稅制期間，亦發現吾國自一九六○年度起至一九六七會計年度止，印花稅有逃漏增長之趨勢。 再者，上述印花稅逃漏之處罰規定，並不以故意者為限，且其裁罰又常視情節輕重，可有不同之裁定，不免具有相當彈性，其間失出失入，易滋弊端。 綜上所述，印花稅施行至今，已屬弊病叢生，非予改絃更張，徹底根治，不足挽救沉□。然而改絃更張，牽連殊廣，必須各方面條件配合，始克達成，並非一蹴可幾，否則操之過急，不但未蒙其利，反而滋長弊端，故管見以為不若採行穩健的改革之道，較為妥當。此即先就目前發生之缺失加以改進；第一，將印花稅有關之法規加以整理統一，去蕪存菁，同時在解釋規定上力求簡明使納稅人能一目了然；其次，課稅範圍應僅及於經濟事項之憑證，取消所有非經濟事項憑證之課征（此類憑證計有七目，稅收極為有限，且不符合租稅原則及世界潮流）。再者，除統一發票及娛樂票券之總繳外，其餘總繳憑證改為購貼印花稅票，並將全部課稅憑證之稅率改為定額（統一發票及娛樂票券暫不予更動），且仿日本稅制，規定於課稅文書作成前貼足印花稅票，以杜貼花時間之困惑。又採行若干硬性而有力之規定，俾加強檢查人員之職權，而提高其效能；凡課稅憑證未經貼花，各級行政、金融機關應不予受理，並採輕稅重罰之原則，以防杜逃漏，對代銷稅票之人員則採定期輪調，且由品德操守良好者為之。必如是，現行印花稅之弊端，始克大部清除。 上述舉措，僅為短期（預計三年）治標的過渡辦法，待其一切就緒後，始進行治本的徹底解決之方。其法乃將統一發票印花稅總繳部分劃入營業加值稅之範疇（如決定將現行營工農業稅等改制為加值稅），娛樂票券併入娛樂稅；而其餘經濟憑證仍維持不變，繼採定額稅率。 前面之改絃更張具有如下之優點，第一統一發票印花稅總繳與營業稅之計征併行有年。一般納稅人已養成習慣，如將之合併於營業加值稅內，因無須印製印花稅票，並能減少此類憑證之檢查工作，自可節省稽征費用，且因僅就加值部份課征，重復課稅之缺點將可避免，而且既經劃入營業加值稅之範圍，則前述本質上之不倫不類現象，也可消除。此外，娛樂票券之併入娛樂稅亦有類似之優點。惟此處應考慮者，乃為營業加值稅及娛樂稅之稅率應作適度調整，統一發票及娛樂票券須採有效之控制管理，俾稅收不致因而有所短損，再者印花稅原為國稅，營業稅及娛樂稅為地方稅，若併入營業加值稅及娛樂稅徵收，則財政收支劃分法之重行改訂及台北市稅捐機關之調整，似亦有其必要，因非本文研究範圍，不擬 贅述。

台灣半導體代工業，隨著龍頭廠商台積電與聯電相繼宣佈投資四千億與五千億新台幣，帶動台灣將成為代工業的重鎮，隨著矽時代的來臨，台灣半導體終於有機會佔上世界的舞臺，誠如李仁芳（民84）指出半導體是台灣進入知譏經濟鋒芒的展現，動態能耐的蓄積，將構成競爭優勢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以「組織動態能耐」的觀點從單一公司（經營成效良好）做深入長期的記錄，嘗試研究台灣半導體代工業動態能耐的演化。 本研究對技術知識的累積與擴散，將採用Leonard-Barton(1995)知識所定義的「核心能力」採用的知識基礎觀點，將核心能力視為可能認公司取得競爭優勢的知識集合，其模式將配對應觀察公司的組織運作活動，模式如下：實體系統：機器設備、專利、製程能力、公司營運政策。管理制度：教育訓練系統(TIS)、員工分紅入股、方針展開。技能與知識：文件知識庫、Turnkey Service整體服務，LAYOUT改善、生產管理系統、多能工養成與認證。價值與規範：CEO領導風格、公司管理風格及營運政策。研究結果如下： 1.半導體代工業新知識的輸入，可從設備供應商設備引進內建的知識與技術移轉客戶的品質稽核認證、技術協助與共同研發，責任事業（同業）新技術與管理的移轉，高階經理人中層經理／技術人員，透明化的移轉，亦帶來新的知識交流。 2.台灣半導體人員素質平均高且整齊，教育訓練完備，能快速有效帶動組織吸收能耐。 3.藉由頻繁的操兵演練，如CIM系統的建立與pilot run的活動，經由問題的解決、實作與整合、實驗以及輸入知識，來演化與蓄積公司專質性的核心能耐。 4.面對半導體代工業激烈競爭下，以製造功能建構成獨特的能耐模式，難以模仿。 5.工作設計與技術環境配套，讓工作能力增大，員工分紅讓工作意願與動機增強，競爭力＝工作能力*工作意願，工作能力與意願配套，使競爭力隨之增強。 6.半導體CEO的領導風格，深深影響公司發展的方向與生存 7.台灣半導體代工業，建構成台灣在知識經濟世紀的lean productio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