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國際經濟體系隨著金融、貿易與資訊的日益發展，相互開放性的提高，故各國總體經濟效果鮮有侷限於一國之內，多少都將波及他國。此時或可藉由央行最適外匯干預政策來降低國外干擾對國內經濟體系所造成的衝擊，減低調整過程中的福利損失和社會成本。 　　本文採用加入效率工資理論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探討當經濟衝擊來自於國外金融市場時，央行在不同政策目標下之最適外匯干預政策，進而分析勞動邊際生產效率與最適干預係數的關係。並利用民國74年1月至83年7月這一段期間的月資料，以共整合方法進行台灣地區外匯干預與匯率的實證研究。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1.效率工資理論對央行最適外匯干預政策的影響，會隨政策目標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當央行以穩定一般物價水準為政策目標，最適政策為逆勢干預且勞動邊際生產效率的上升會減緩外匯干預的幅度；反之，若偏重於穩定國內產出水準時，最適干預為順勢干預，但勞動邊際生產效率與央行干預行為無關。一旦政策目標是兩者兼顧，則最適外匯干預政策之採行需視央行是偏重何種政策目標(β)、進口商品價格占一般物價水準的權數(γ)與模型的其他結構參數而定，而勞動邊際生產效率的上升，對最適干預係數的影響是不確定。 　　2.央行在民國74年1月至83年7月是採行逆勢干預政策，且由共整合分析中發現，國外利率與國外物價對匯率長短期的影響方向是相同的，顯示長短期匯率呈同向調整的現象。而民國78年4月3日匯率制度的變革，使匯率較能反應外匯市場供需的變動，台幣呈現明顯的升值現象。

政策之信賴度意指預期宣告的政策被實行的可信度，其討論範疇著重於決策者是否應實行宣告的政策以提高信賴度。本文將Barro & Gordon(1983)之封閉經濟內的政策動態時間不一致性模型加以衍生，嘗試建立一以匯率為控制變數的開放總體模型，以重新詮釋Prescott & Kydland(1977)的動態時間不一致性命題，並比較不同政策下的政策信賴度及央行匯率政策對衝擊的應變能力。而後，再嘗試對此匯率政策的可性度問題提出若干解決辦法。

本研究利用公開的新聞資料做分析，探討近兩任央行總裁許遠東先生以及彭淮南先生在干預外匯市場的行為上有何不同，將干預新聞資料設虛擬變數利用最小平方法做迴歸分析。迴歸結果發現，彭淮南先生在外匯市場的干預是有即時的效果且對匯市的反應較為迅速。而許遠東先生在外匯市場的干預則是有遞延的效果，干預行為也相較溫和。 / This paper analyzes public news to examine different behaviors between Hsu Yuan-Tung and Peng Huai-Nan when they intervened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The paper uses intervention news as dummy variables and then performs regression analysis by Ordinal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ention behavior of Mr. Peng is instant effect and the reaction to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is quick. However, it is deferred and moderate for Mr. Hsu.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捲全球金融體系，解除資本管制為世界潮流，然而對於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特別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而言，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的優勢，央行干預外匯市場已成為一種經常性政策，因此本研究根據外資在股票市場淨買超金額、各幣別兌美元匯率及路透社關於台灣、南韓、印度與菲律賓央行干預匯市報導等資料，藉由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等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研究顯示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對央行干預、外資淨買超皆呈顯著負向影響，表示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上升(下降)，該國貨幣貶值(升值)時，在市場上可觀察到央行進行阻升(阻貶)的動作以及出現質疑央行阻升(阻貶)的訊息，同時，外資也會因而退出(進入)股市。除了菲律賓外，在台灣、南韓和印度，外資於股票市場淨買超增加對本幣匯率貶值幅度的影響效果皆落後三日，才反向顯著地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表示資本移入的增加會導致外匯供給增加，進而使該國匯率升值。對台灣與南韓而言，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雖正向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即央行阻升(阻貶)行為，能讓該國匯率貶值(升值)，但並不顯著；而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則顯著正向影響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而菲律賓則為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顯著正向影響其本幣匯率貶值幅度；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在印度，市場確定央行干預報導反向影響，而市場質疑央行干預報導正向影響本幣匯率貶值幅度，但皆不顯著。

本論文主要係以我國現行中央行政機關諮詢制度為研究對象，并參酌我國歷代及各國 諮詢制度之沿革發展運作情形，從結構與功能兩方面對現行諮詢制度作分析與檢討。 全文共一冊，分五章十九節，約十二萬餘言，各章要旨如次： 第一章緒論：首先在說明諮詢之需要及其意義，并對研究諮詢制度的理由略加闡述， 及指出本研究的範圍、架構、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沿革與發展：除探討嬗述我國歷代及現行諮詢制度的演進情形外，并兼論及各 國諮詢制度，相互比較以期對未來諮詢制度的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第三章結構分析：對諮詢制度的組織類型、地位、成員角色及其運作等方面，分從靜 態與動態的觀點，加以探述。 第四章功能探討：分別探討諮詢制度的主要功能及其產生的負功能。 第五章檢討與建議：乃綜合各章的分析和討論，對我國現行諮詢制度的缺失加以檢討 ，并提出嘗試性的建議，以期對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所助益。

本文主要以事件研究法驗證1994-2008年間，央行調整重貼現率對於市場長短期利率的影響。我們發現台灣利率市場面對央行調整重貼現率有顯著的反應，且利率市場的反應隨著期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弱。並將央行調整重貼現率的影響分為事前的預期、宣告日當天及事後學習的效果。在短期利率方面，宣告日的效果最為明顯，對於長期利率則是延遲反應的學習效果比較顯著。 另外再將台灣利率市場分為於隨機調整、連續15次升息及15次降息三個時間區間，發現隨機調整的期間預期效果最強，有可能是於這段期間央行多採用技術性的調整，而連續15次降息的總效果最強，表示央行降息政策於這一段時間區間內最有效，連續15次升息的區間則是完全不顯著，於這段區間內，因市場資金寬鬆，央行升息並不能帶動市場利率提升。 最後將事件研究法的區間由宣告日前後七天擴大為前後十五天，檢驗是否有未捕捉到的效果，我們發現十四天的區間與三十天的區間效果並沒有差異，顯示台灣利率市場面對央行調整重貼現率的反應多在前後七天內就反應完成。若與其他研究比較，國外利率市場事前的預期效果較為顯著，國內則是事後學習效果較為顯著，未來可以此為研究方向，繼續深入探討在各國市場機制不同下，市場利率面對央行調整重貼現率的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當央行的目標函數中對通膨和產出的權重有相關時，並且將央行的偏好納入模型之中，對央行其目標通膨機制下之通膨偏誤(inflationary bias)有何影響，最後再比較在不同的目標通膨機制下之通膨偏誤以及預期社會福利。相較於Walsh (1999)的結果，我們得到部份相同、部分不同的結論。以下為三點相異之發現：（1）當央行愈在乎通膨，對通膨有較高的權重，不論在何種目標通膨機制下，其通膨偏誤皆會變小。（2）相較於沒有考慮央行偏好下的政策結果，我們發現考慮央行的偏好後，對通膨偏誤和預期社會福利會有很大的影響。影響的結果則是決定於央行偏好的大小。（3）相較於權衡性政策(discretionary policy)下的通膨偏誤，在非任意政策和宣示政策的模型中加入央行的偏好後，未必有助於降低的通膨偏誤。同樣地，政策比較的結果也是決定於央行偏好的大小。 / In this paper, we extend the model of inflation targeting with a penalty borne by the central bank in Walsh (1999) and add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central bank’s preference in Muscatelli (1998) to study how the weight on inflation, the central bank’s preference affect the inflationary bias under a non-state-contingent policy and an announcement policy. Moreover, we investigate how the expected social welfare varies under a discretionary policy, a non-state-contingent policy, and an announcement policy. We obtain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contrast with those in Walsh (1999): First, for a non-state-contingent policy and an announcement policy, when the central bank more cares about inflation, the inflationary bias becomes smaller.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inflationary bias under a non-state-contingent policy and an announcement policy without the central bank’s preference, it has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the inflationary bias and the expected social welfare after considering the preference of the central bank into the models. The monetary policy effect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central bank’s preference. Third, adding the preference of the central bank is not definitely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inflationary bias and enhance the expected social welfare compared with under a discretionary policy. Similarly, the outcome is dependent on the degree of the central bank’s preference.

本研究藉由日本央行及財務省的官員談話，探討日本貨幣當局的干預行為，以及口頭干預和實際干預對於日圓匯率的影響。樣本期間為2000年1月3日到2011年3月1日。日本的口頭干預行為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阻止日圓繼續升值，第二種是在日圓升值期間對日圓表達關注。故本文以日圓兌美元的匯率變動率做為被解釋變數，以口頭干預的新聞做為解釋變數，探討日本貨幣當局的干預行為是否有效。 分析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分析口頭干預是否顯著有使日圓貶值的效果，除了當天的口頭干預外，亦加入前一天及前兩天的口頭干預的虛擬變數做為解釋變數，以及實際干預量做為被解釋變數，以比較不同的時間點的口頭干預以及實際干預的效果。 第二個部分則分析口頭干預是否會因為發表談話的官員身分不同，而對日圓兌美元匯率有不同的影響，結果顯示主掌國際事務的財務省副大臣對匯率發表談話最能產生使日圓貶值的效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藉由央行干預新聞來探討央行干預對新台幣匯率的影響。實證資料期間為1997年1月3日至2009年6月8日，首先將蒐集來的央行干預新聞日資料歸納分類後，作初步的敘述統計分析並探討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行為，接著再進一步將不同分類的新聞資料設虛擬變數作為解釋變數，分別以新聞當日、下一日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率以及匯率變動率波動度作為被解釋變數，以最小平方法並利用Newey-West HAC調整進行實證迴歸分析。 由央行干預新聞的敘述統計分析發現，不分類的央行阻升新聞筆數多於央行阻貶新聞筆數，而市場傳言央行阻升新聞筆數亦多於市場傳言央行阻貶新聞筆數，顯示央行可能較常對外匯市場進行阻升干預，但由於官員發言之新聞多出現在當新台幣有受到不正常的政經情勢干擾之虞的時候，而此時新台幣通常呈現貶值走勢，因此造成官員阻貶發言新聞多於官員阻升發言新聞。 而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傳言央行阻升會使當日及下一日新台幣呈現顯著升值，會有此種結果可能是因新聞出現時新台幣升值走勢較強和央行採取緩升的干預行動所造成的。在官員發言方面，官員阻升和阻貶新聞對當日匯率變動率分別有顯著的負向以及正向影響，但由於此類新聞可能受到新聞歸納方法的影響，雖然有顯著的結果，但無法確定官方發言對匯率的影響。

摘 要 本文係以Obstfeld (1996) 所發展的第二代匯率制度模型為基礎，探討央行官員在不同薪資設計之下，提高他們的薪資懲罰，對匯率制度變革有何影響。再者，我們也探討了央行官員對自身薪資的關心程度，在提高薪資懲罰的過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 經由本文的解析，我們可以得到：不論是以通貨膨脹或產出差距做為懲罰央行官員薪資的標準，提高他們的薪資懲罰程度皆可降低經濟體系中複數均衡解存在的可能性；此外，就匯率制度變革的機率而言，我們發現，相較於以通貨膨脹來懲罰央行官員的薪資制度，提高央行官員因產出差距受到的懲罰，能夠較大幅度降低民眾的預期匯率變動率，進而降低匯率制度變革的機率；同時，也大幅提高經濟體系對負面干擾的承受度；最後，央行官員如果愈關心自身的薪資，則提高他們的薪資懲罰所得到的效果將愈大。